1936年9月5日，人生尽头的最后一个月，病中的鲁迅写了一篇关于死亡的文章——《死》。

在文章中，鲁迅一如既往的用幽默明快而又不失辛辣讽刺的文字剖析了人们对死亡的态度及其心理状态。

与大多数人临死前都会宽恕别人，当然也希望别人宽恕自己不同，他说：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毛泽东说，鲁迅是近代中国骨头最硬的人，他身上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一生都在战斗，都在批判。

诚哉斯言，鲁迅人是一个战士，一个英勇的铁血战士，但是再英勇的战士也是人，也会有缺点。

因此，鲁迅在战斗，在批判的过程中，也会遭到怨敌们的反击，遭到怨敌们的批判。

比如在鲁迅生前就对鲁迅颇有研究和微词的胡适的弟子苏雪林，在鲁迅死后不到一个月，就写信给胡适对鲁迅大加批判。

苏雪林为什么要给胡适写信呢？

因为无论是在他人还是鲁迅自己眼中，胡适都是鲁迅最不可宽恕的怨敌。

觉醒年代｜鲁迅

众所周知，1917年胡适以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仅一年多后，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以一篇白话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因此，胡适和鲁迅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和主将，但是后来随着《新青年》阵营的分化乃至分裂，两个人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作家鲁迅依旧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探寻着革命道路，而胡适在意识到某些问题后则走到了新文化的另一面，开始整理国故。

对胡适之极力鼓吹的“整理国故”运动，鲁迅是嗤之以鼻的。

1921年12月，在自己小说《阿Q正传》的自序中，也不忘对胡适之及其倡导的运动数落一番：

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至于其余，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只希望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能寻出许多新端绪，但是我这书到那时却又怕早已经消失了。

《新青年》迁回上海后，主要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这在胡适看来，基本上成为“苏俄社会”的汉译本。

所以，他自己创办了一个新刊物《努力周报》，继续宣传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1922年5月，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刊登了由胡适撰写，蔡元培、梁启超、李大钊等多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

胡适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陷入分裂，陷入军阀混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好人”（专家知识分子）自命清高，不愿意参与政治，才让于国家民族和社会民生一窍不通的坏人当权，使得政治败坏，国家分裂。他们宣称: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者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

我们以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间隔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基于这个目标和要求，胡适提出了，即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三项原则和召开旧国会、制宪、裁兵等六项主张。

对此，鲁迅颇不以为然。

鲁迅

1930年5月，鲁迅在《萌芽月刊》发表《“好政府主义”》一文反驳梁实秋的文学观点连带着胡适好政府主义也一起批判。

他认为梁实秋、胡适等人的“好政府主义”，就如同医生在给病人开的药方上只写了“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其他的无关紧要的一些唠叨和主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谁也不能说一病应该用坏药料。但这张药方是不必医生才配摇头，谁也会将他贬得一文不值的。

1929年6月，胡适针对1918年孙中山提出的“知难行易”提出反驳，他在《新月》第2卷第4号发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

文章直接否定孙中山的“行先知后”“不知也能行”，提出“专家政治”，呼吁蒋介石充分请教专家。胡适认为:

今日最大的危险是当国的人不明白他们的事是一件绝大烦难的事，以一般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天下的事有比这更烦难的吗？要这样子，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

针对胡适的这个观点，鲁迅写了一篇《知难行难》说，中国向来的传统就是皇帝习惯向文人们请教……这种情况说的直白一点，就是《红楼梦》中所谓的病急乱投医。鲁迅不无讽刺地写道: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但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胡适津津乐道的专家政治，在鲁迅看来不过是重弹中国古代皇帝依靠士大夫来治国平天下的老调而已。

鲁迅

1929年4月，国民政府发布了一道保障人权的法令，他们对这一法令既表示欣喜，又不免很是失望。

因为胡适认为，这道法令承认人权，但却没有给予人权任何具体的保障措施，所以他希望蒋介石能够完善这一法令。

所以梁实秋、罗隆基和胡适等人纷纷在保刊上发表文章，试图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和舆论来督促国民政府，发挥自己“诤臣”的作用。

但是胡适的这一主张，依旧遭到鲁迅无情的嘲讽。

他在《王道诗话》中说，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一套秘诀，不但骗人，还骗自己，所谓人权，不过是对统治者统治的一种粉饰。

最后，还写了一首诗讽刺“胡博士人权抛却说王权”。

1933年3月，《申报》刊登了一位记者就日本问题关于胡适的采访，采访中胡适曾说：

“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根据这一则采访，鲁迅写了一篇《出卖灵魂的秘诀》说胡适真不愧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报纸上所谓的这段采访，是否真实，目前已经无从查考，这段采访中所记录的只言片语，是不是胡适的原本原意，我们也不得而知。

从实际情况来看，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只是主张，在中日两国各方面实力都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能轻易地诉诸武力，而应该先尽力通过外交手段进行斡旋。

但这并不代表胡适主张不抵抗或者投降，当亲日派图谋华北五省自治的时候，他和傅斯年等人猛烈抨击有些人的险恶用心，并为抗日殉国的战士撰写碑文。

而且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胡适以一介书生的身份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利用自己在美国的影响，争取到了许多美国对中国的声援和实际支持。

胡适

因此，鲁迅说胡适是帝国主义的军师，未免就有些草率和冲动了。

面对鲁迅的反驳、指责和批评，胡适不见不闻，非但没有心存芥蒂，反而在鲁迅死后为他说公道话。

当他看到苏雪林那一封义愤填膺的信，不仅没有表示认可和赞赏，反而心平气和地批评她说：

我很同情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也就是说，虽然在他者和鲁迅本人眼中，胡适是鲁迅不可宽恕的一生之敌，但在胡适眼中，鲁迅却是他随时都可以赞赏的一生之友。

他在给鲁迅之弟周作人的回信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自述：

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于周作人和鲁迅，确实是一片真情，因为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胡适和鲁迅，已经不是所谓的相去甚远，而是决裂交恶。

在这种情况下，胡适还能和鲁迅之地保持长久联系，并且还能在信中流露真情，足可见其风度。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鲁迅死后，其夫人许广平想出版《鲁迅全集》，胡适听说后，不辞辛苦，忙碌奔走。

有人问他：“难道你忘了鲁迅曾经对你的挖苦吗？”

胡适说：“先生已经作古，我为何还要去计较过去那点事情呢？”

直到1958年，年逾花甲的胡适在回忆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仍然津津乐道地说:

我们那时代有个同事，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笔名是鲁迅，他是新文化的健将、大将。

这个时候，距离鲁迅去世，已经二十二个年头！

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