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西捻突破黄河防线,杀奔京师,左宗棠“忧愤欲死”

风雪太平史 2025-03-21 21:22:49

前言:本文为太平天国南方余部系列第十二篇,第十一篇《一代名臣左宗棠,为何被西捻军搞得须发为白愁恨无比》涉及敏感内容,多次修改仍不获通过,各位想阅读请移步《风雪太平路》同名公众号,谢谢。

收到东捻求救信后,张宗禹率部趁黄河结冰强渡,左宗棠防线被破,自言“忧愤欲死”。

西捻一个多月时间内越过山西、河南两省,进入直隶境内,狂飙疾进,前锋直抵卢沟桥,意图围魏救赵调走围攻东捻的清军。这是自15年前太平天国扫北军后,再有反清武装,逼近京师,京师大骇戒严,并急忙召集周边各省勤王。

在得知东捻已经覆灭后,张宗禹掉头南下,清廷趁机布置防线,计划在直隶境内歼灭西捻。

西捻驻扎在陕西宜川县云岩镇,计划等待黄河结冰后东进山西,跳出左宗棠包围圈。至于假若成功后的动向,一开始未多加考虑,毕竟脱出重围就是胜利。

约在1867年11月底,一封蜡丸信的到来,令到张宗禹、张禹爵、邱远才等领军者紧张不已——东捻赖文光、任化邦在山东困于李鸿章河墙防线,形势危急,请求西捻尽快支援。

东捻在当年10月、11月,多次派人向西捻求救,由于路途遥远、清军层层搜查拦截等种种原因,足足近2个月时间才到达张宗禹手上。

张宗禹等人急于救援,开始时决定不顾一切,从潼关处突破东进,这样将撞进左宗棠精心布置的防线。

这时候,有位老者站了出来,劝说张宗禹:

(西捻)得蜡书,将东出潼关以救任柱。老翁曰:“不可。官兵聚山左,河北必虚;吾引兵出彰(河南彰德府,治所今安阳市)、怀(河南怀庆府,治所今焦作市代管沁阳市),逾大名(直隶大名府,治所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犯畿辅,官军必回军宿卫,则东围不战自解矣”。宗禹从之。

是不是真有老者不得而知,这一策略核心就是围魏救赵,直攻清廷心脏,逼迫围攻东捻的部队回京解围,存在一定可行性。最大的问题,就是西捻本身会变成清廷重点打击的目标,孤军深入险地,局势相当凶险。

如果张宗禹等人不重视“誓同生死,万死不辞”的诺言,是绝对不会去实行的。从中可见东西捻因为矛盾分兵,与西捻过黄河是单纯为打粮的说法,实在经不起推敲。

按照这个计划,西捻必须东渡黄河,时值隆冬,离黄河冰封已经不远。

张宗禹制订一个严密的渡河方案,核心还是“围魏救赵”。

西捻北上到延川、绥德一带活动,佯攻吴堡(今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做出要在吴堡附近渡过黄河的迹象,吸引清军北上追击。左宗棠派遣刘松山、郭宝昌、刘厚基等人率兵北上,同时通知陈湜,陈湜也派山西清军北上。这样一来,西捻计划中的突破口——山西吉州(今山西省临汾市吉县)防守兵力大为减少。

单说吉县,可能读者朋友没有概念,著名的黄河壶口瀑布风景区就在吉县境内。

12月17日,当天北风强劲,明显有强冷空气到达,吉州七郎窝(壶口瀑布上游约4、5公里处)附近黄河结冰桥20余里,最合适的渡河时机终于来临。

西捻军转战路线图(可点击放大),出自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

张禹爵亲自带短刀队500人担任突击队,在枪炮掩护下成功过河,拔除清军防御工事,焚毁营垒,掩护己方过河。

张宗禹令将领袁大魁率5000人断后,自己亲自指挥西捻大队,分成数路渡河。

陈湜留在吉州的是总兵陈必友,手下只有四营约2000人,根本守不住。陈必友据称“冲围而出,仅以身免”也不知是不是见势不妙第一个跑了,手下副将、参将战死了几个,西捻成功突破黄河防线。

当时记载西捻渡江时,可能人太多,冰桥不堪重负断裂,有数千人掉入黄河中溺死。

可见当时天气刚刚转寒,冰桥还没完全冻结,西捻急于出陕西才冒险过河,是为尽早救援东捻。

负责断后的袁大魁因为清军援军赶到黄河对岸封锁,只能留在陕西,一直坚持到1869年,比张宗禹坚持时间还要长,在本系列最后会专门讲述。

西捻过河后,17日夜间迅速扑向吉州城,知州见势不妙,早带家眷跑了。西捻占据吉州,马上兵分三路打粮,分别向蒲县(今临汾市蒲县)、乡宁(今临汾市乡宁县)、河津(今运城市代管河津市)三地前进。

其中北路从蒲县越洪洞县到达霍州(今临汾市代管霍州市),作出要攻向省城太原的迹象,明显要引开追兵。

据说张宗禹在进入山西后,曾经激励部众:

戊辰(1868年)正月初五日破京城,御太极殿受贺。

如果属实,可证西捻过黄河的目标就是京师。

西捻渡过黄河的消息传来,左宗棠、陈湜等一众大臣大为震惊。陈湜听到消息时,人在太原,离开自己应该负责的防区有数百里,连忙上马奔去前线,到达赵城(今临汾市洪洞县赵城镇),可能长途骑马,再加上惊惧,在城外“堕马不能进”,碰到西捻逼近赵城,马上闭门不出。陕西巡抚乔松年乘机弹劾陈湜“专河防三年,糜饷巨万,敢于要挟及所部淫掠状”。

左宗棠收到消息也是又气又急,他已经料到西捻最终目标是入京,只得上奏自请处分:

捻逆窜入山西,臣调度无方,罪实难逭。应请旨将臣先行从重治罪,以肃军政。

同时将陕甘任务交给刘典、高连升、黄鼎负责,派遣刘松山、郭宝昌二人过黄河紧追西捻,自己亲率5000人从潼关入晋,同时调动河南与安徽清军入晋堵防。

在与其子左孝威的信中,左宗棠提到:

我因捻逆渡河忧愤欲死,故匆遽率五千步队前来。……亦料逆贼过晋、豫后必入犯畿甸。晋、豫无足当之,直隶亦然,不忍不来,不敢不速也。此行必前驱杀贼,以求心之所安,利钝举非所计。

这是两父子之间的家书,“忧愤欲死”一语是真情流露,可见西捻过黄河,对左宗棠造成十分大的打击。为挽回局面与名声,不顾一切带兵向前“利钝举非所计”。

鉴于情况严重,清廷处分诏旨很快到来,山西巡抚赵长龄、陈湜均交部严加议处,陈必友为首的河防将领全部革职治罪。左宗棠“所请从重治罪之处,着暂行宽免。该大臣当思奋勉立功,力图自赎。倘再仍前贻误,宽典岂能再邀?”

山西省内防御十分空虚,除尾追的刘松山与郭宝昌,西捻在山西省内未逢对手,有一些团练均是一击即溃。刘湜在赵城闭门不出,赵长龄堂堂一省巡抚,居然只凑了300名标兵,这300人从太原南下到达介休县(今晋中市代管介休市)就不走!

或者赵巡抚猜出西捻不会在山西多停留,所以做个样应付一下就算。

西捻在山西境内时间确实不长,约半个月,却大有收获,人数从三万人发展到四万人,最重要的是获得万余匹马,“乃令步兵悉为骑,老弱妇女也乘马助战”。

(关于这万余匹马的来历,相关资料语焉不详,也有说是原本打算交给左宗棠用于围剿西捻,却被西捻先一步缴获,姑妄记之。)

左宗棠在奏稿中写道:

抑更有虑者,捻逆自绛县(今运城市绛县)东窜,委弃辎重,步贼悉骑骡马,意在狂奔,闻其中有宋景诗之党,难保不径趋大名,纠合宋景诗余党教匪,以图并力抗拒官军。

西捻放弃辎重,所有人均骑马骡,以求行军迅速,很明显是为尽快到达京师,调开围攻东捻的清军。

西捻三路军在曲沃(今临汾市曲沃县)会师,原本打算向南渡过黄河进入河南,河南清兵严防,遂于1868年1月3日占领垣曲县城(今运城市垣曲县),同一天离开山西从封门口进入河南济源县(今济源市境内)。

封门口即当年太平天国扫北军从河南进入山西之地,现在西捻反其道而行,清军却同样没有任何戒备。

老电影《宋景诗》中的反清武装骑兵

西捻进入河南也不多加停留,马不停蹄向着直隶南部前进。

就在1月5日,东捻在扬州附近的瓦窑铺全军覆灭,遵王赖文光被俘,当时张宗禹等西捻领导层尚未得知。

面对西捻疾进,清廷惶恐不安,连忙调派军队堵截。

除了尾追的刘松山与郭宝昌,刚刚剿完东捻的清军马上投入到围追西捻,包括湘、淮军与河南清军张曜、宋庆部,这些军队全交由左宗棠指挥,作为“追蹑之师”“进剿之师”。

清廷又安排“备御之师”,以署理直隶总督官文负责,包括统领天津洋枪队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副都统春寿与头等侍卫陈国瑞等部。

这位陈国瑞,就是前述那位骄暴成性的兵痞头子、原僧格林沁部总兵,与刘铭传发生过火并。曾国藩曾写信劝诫其收敛,陈国瑞根本不听,曾国藩遂以钦差大臣权力收缴其所领军队,革去黄马褂,陈见势不妙,称病告假。

陈国瑞劣性难改,其养子陈振邦也官至总兵,激起陈国瑞嫉妒,居然要杀之!陈振邦为活命,跑到漕运总督吴棠衙门处躲藏。

(关于吴棠,有当县令时遇叶赫那拉氏两姐妹扶亡父灵柩乘船还乡,正值困顿,吴棠送赙仪,也有说仆人送错船只得将错就错,两姐妹感谢涕零。后姐姐得势成为慈禧太后,吴棠自此官运亨通。这只是民间故事,不足信。)

陈国瑞多次索人不成,居然带二百多亲兵在二更天攻打漕运总督衙门,足见其骄暴到何种程度!衙门关门抵抗,吴棠亲信在署内不断怒斥陈国瑞带兵造反,陈一时急怒攻心,晕倒在地。

干出这种攻打总督衙门的举动,判个斩首也理所当然,跷蹊的是,被攻衙门的吴棠居然以陈国瑞患上疯病为由上奏,为其开脱,最后判一个革职回原籍。

陈国端在原籍开始运动,也即“跑部钱进”,打通京城关节,这次他选择的目标来头可不小——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也不知陈国瑞通过何种手段,或者是人品差劣但确有勇名,获二王重视,被重新起用,授予头等侍卫(头等侍卫原本只授上三旗,可见晚清到此时满汉之防已经防不起来),奕谡专门拨给30000两白银,令其招旧部,镇压捻军。

言归正传,清廷调集部队虽多,对西捻却起不了多大作用。刘松山、郭宝昌尚在后面,刚剿完东捻的湘、淮军不愿动,刘铭传以伤病骤发、不能乘骑为理由告假三个月回家,实际上是所部厌战,同时听闻陈国瑞被起用,并得恭、醇两王倚重,之前刘、陈火并有仇,恐被其中伤,干脆走人。

其他一些将领也因“出征十余年,疲病思归,久无斗志”不愿北上。河南清兵张曜、宋庆战斗力较强,以疲惫为借口不肯出省作战。其余安徽与山东清军实力较弱,直隶境内也缺乏重兵驻守,西捻有了绝佳进入直隶的机会。

电影《投名状》中持长矛冲锋的太平天国骑兵,西捻骑兵在作战时也有类似战术

西捻1月3日进入河南,1月27日渡过漳河进入直隶磁州(今属河北省邯郸市磁县)境内,时间比在山西长一些,原因是河南清军战斗力较强,西捻在河南境内打了几仗,损失比较多。尤其1月25日于汤阴与张曜、宋庆打了一场,损失较大,有数百人被俘,也未能妨碍西捻继续北上。西捻在河南境内再获多股反清武装加入,人力物力加强。

进入直隶后的西捻,径直开始北上,地方团练武装根本不敢对抗。2月1日在束鹿县(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代管辛集市)境内过滹沱河,束鹿县志称“马步队纵横百余里,大小七十二营,戈矛旗帜遮蔽天日”。

2月3日,西捻越过直隶首府保定,向易州(今保定市易县)进发,派出的前锋2月6日直抵房山县(今北京市房山区),最远到达京师城外卢沟桥!

西捻进展之神速,超过15年前的太平天国扫北军,京畿大骇,城内慌乱不堪。“张捻犯保定,游氛及房山,京师城防未及布置。”

清廷于2月8日下令京师戒严,城内八旗兵按地段驻扎,抓紧查夜。以恭亲王奕䜣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办理巡防事务。

除了守城,清廷还对各失职官员严加处分:

官文、左宗棠均以失职革职留任。李鸿章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世职。河南巡抚李鹤年革去头品顶带,并摘去顶带。

清廷死命催促各路援军,原本互有矛盾的地方督抚与踌躇不前的领军将领,深知事关重大,也暂时放下个人间的摩擦对立,齐齐奔赴京畿。

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的信中写道:

求诸侯莫如勤王,此等大节,我辈岂不力争;或以偃蹇推诿见疑,何不学无术至此!

原本“退志已坚”的众将领,都把握这次机会“忽皆投袂而起”。

左宗棠、李鸿章、丁宝桢、李鹤年、英翰、官文、崇厚等纷纷率兵前往京师(其中丁宝桢去得最快,获清廷多次嘉奖,被其他督抚骂为小人),满洲贵族组成的“神机营”也出京会剿,就连守卫圆明园的马队500人也奉调南下。直鲁豫三省集中了十几万清军。

就在此时,约2月6日之后,西捻开始放弃北上,转头南下。除了清军云集,还有一个原因,有可能是收到东捻兵败覆灭的消息。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连环画《捻军故事之五—壮烈千秋》中西捻逼近京师,京师慌乱不堪图画。

西捻具体何时收到东捻兵败消息,并无明确记载,罗尔纲先生在《太平天国史》中写道:

西捻军进入直隶后,就获得遵王赖文光所部东捻军兵败的讯息。张宗禹便召集诸将计议道:“遵王既军败升天,赶救不及,现在应急回陕北,与回军相依,以免被妖围困,再蹈遵王覆辙。”于是,他率军南下。

罗先生并未指出张宗禹这段话的出处,“进入直隶后”时间很笼统,“与回军相依”恐怕也与陕西实际情况有出入。收到东捻覆灭消息后掉头南下,符合当时情况,毕竟此时再攻京师,已经毫无意义,而且容易陷入重围。

西捻前锋逼近房山掉头南下安肃县(今保定市徐水县),这次南撤,刚好碰上各路前来“勤王”的清军,搞不好就会陷入重围。

清廷确有如此打算,2月19日,以左宗棠统领直隶境内所有清军。左宗棠将清军分为三部分,即“近防之军”,负责拱卫京师;“且防且剿之军”负责保定、河间、天津一线,困住西捻,看情况参与进攻或防守;“进剿之军”负责与西捻开战。

2月27日,因为前线有左宗棠与李鸿章两个钦差大臣,清廷再以恭亲王奕䜣负责节制,奕䜣划分战区,以保定为中心,左宗棠、官文负责保定西北面,李鸿章、丁宝桢、崇厚负责保定东北面。两人分驻保定、河间。直隶南部及河南北部,交由李鹤年、英翰负责。同时令京师南面地方官绅修筑城堡、坚壁清野。

清廷的目标是要将西捻围歼在直隶境内,看上去兵多将广,实际上绝非易事。

首先西捻领军者张宗禹能力甚强,论智谋,在捻军众多首领中当数第一。很多人都知道李鸿章将任化邦比作项羽,其实李的原话是:

(张宗禹)其僄猾过于任柱。任好战犹项,张则似刘,习三国演义者多诡智,虽不足乱天下,久延气候亦搅局也。

李鸿章以项刘对比任、张,任化邦是项羽,张宗禹就是刘邦,这个评价还在任化邦之上。张传说幼时经常读《三国演义》,所以李鸿章称其“多诡智”。

在与陈鼐(李鸿章同年进士,当时负责后路粮台)的信中,李进一步写道:

张总愚马数万,横驱畿南,每谓任柱无识,官军能战,应不与战,专以走疲之,则可常活,乃天下至无赖子,老亮绝非敌手。

李鸿章直说“老亮”,即左宗棠非张宗禹对手,虽源于两人矛盾,从剿捻前后发展分析,有夸大,也相差不远。左宗棠的战术对西捻针对性不强,后来清廷换成以李鸿章淮军主导剿西捻,西捻又撞入山东,李鸿章再以河墙防线困死。

张宗禹的能力,左宗棠也深有体会,在奏稿里提到西捻战术:

臣维捻逆惯技在飙忽驰骋,避实乘虚。始犹马步夹杂,近则掠马最多,即步贼亦均乘马。临阵则步贼下马挺矛钻刺,而骑贼分抄官军之后。……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引,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折回旋,亟肄以疲我。其欲东也,必先西趋,其欲北也必先南下,多方以误我。贼马而我步,贼轻捷而我重赘;贼恣掠而驰,官军必待粮而走;贼专用长矛,官军则必兼用枪炮;贼之辎重少,官军之辎重多。故贼速而官军迟,尾追之战多,迎头之战少,盘绕之日多,相持之日少。

张宗禹领导西捻利用高机动性,飘忽不定,令到清军疲于奔命,根本找不到可以迎头截击的机会。

其次,十余万清军云集直隶,粮饷根本供应不上,清军发动祖传技能,开始就地抢劫。

朱学勤(时为内阁侍读学士、军机章京领班,晚清著名藏书家)在与曾国藩的信中,提到清军军纪之烂:

“化鹤生”(即山东巡抚丁宝桢)所部王心安一军,名曰毛勇,官民俱畏之,其淫掠甚于贼。饶阳之挫,民团屠戮几尽,而“化鹤生”以捷闻,大为三辅人士所痛恨。

王心安即前述两次让东捻从自己的防区过河,李鸿章想砍头却被丁宝桢保下的山东总兵,这次也来到直隶,沿途坏事做尽。

在西捻南撤途中的2月11日,攻占饶阳(今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王心安率军攻城,毫无意外地大败,却以大捷上报。

不单地方老百姓,就连当地地主团练都对这些乱兵十分愤恨,原本组织起来对付西捻的乡勇团练,先与抢粮的清兵展开厮杀。

左宗棠在与左孝威的信中写道:

……各处民团凶悍异常,专与兵勇为仇,见则必杀,杀则必毒。……据现在情形事势而论,非严禁游勇,严行军令,不足以杜百姓之口;非严治痞棍,严办团总,不足以服将士之心。

在与夏献云(时任湖南督粮道,左家姻亲)的信中,左宗棠更加写道:

各军侦卒及往来将弁,非结队不敢行走,即十数人、数十人同行,亦往往被百姓屠戮一尽。

直隶境内本来就有盐运军、马军等反清武装,前任直隶总督刘长佑就因为围剿不利而被解职。现在清军再施以种种胡作非为,直隶民众反意更决,民变蜂起,西捻得到他们配合,或为向导或充后勤,清军更难围堵。

再次,清军诸位统帅间矛盾仍存,尤其左宗棠与李鸿章,李鸿章与丁宝桢之间,清廷虽然由奕䜣负责节制,同时曾国藩居中尽力调和,仍然是面和心不和。下边不同系统各位将领,也是互相推诿拖后腿。清廷专门下谕申明军法、破除已私,实际上收效甚微。

面对有利局面,张宗禹打算领导西捻南下回到河南,继续西进。却为何最终选择重新北上,直捣天津?是基于何种考虑?接下来征战过程又会如何?请期待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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