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太平天国北方余部系列第六部分，在僧格林沁败亡后，清廷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负责剿捻。面对不一样的对手，曾国藩拿出与围剿太平天国不一样的方针，也吸取僧格林沁的教训，然而最终结果却相当不理想，导致被清廷果断撤换。
一前述曾国藩接过负责征伐新捻军的钦差大臣一职，必须拿出自己的作战方案。曾国藩以“结硬寨，打呆仗”的方针消灭太平天国，现在面对的敌人完全不一样，新捻军的特点是高机动性，来去如风，清军不能重蹈僧格林沁在后边穷追被围歼的覆辙。
曾国藩提出的作战方案主要有两点，分别在军事层面与地方层面。军事层面是在重点区域布防，“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
淮河流域安徽、山东、河南、江苏四省交界处的十三个府州，由曾国藩负责，四省其余地区由各自的总督、巡抚负责。这十三个府州中，以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安徽临淮（今凤阳县临淮关镇）、河南周家口（今河南周口市）为重中之重，必须派驻重兵。以上统称“四镇十三区”，尤以临淮为关键。曾国藩本人驻扎徐州，以此地为枢纽兼前方粮台，再以江宁为后方粮台。
曾国藩设想是“四镇十三区”内，一省有事三省呼应，新捻军去到何处都专门有清军负责拦头迎击，阻止捻军流动。
另外曾国藩还提出建立马队“以马制马”，加强装备洋枪洋炮，以火力优势压倒新捻军。
地方层面主要依据曾国藩专门发出的《剿捻告示四条》，可以合称为“坚壁连坐”，这四条分别是：
坚壁清野，在新捻军活跃地区，命令当地乡绅地主修筑圩寨，组织团练，要求墙高壕深，能至少坚实半个月。人丁、牲畜、米粮、柴草全部搬入圩内，新捻军来到时无人无粮可得。
分别“良莠”，就是将居民分类登记。每个圩寨居民以“莠民”“良民”分类，前者是参与新捻军或者与新捻军有联系的人，实行追剿。其他人编入良民册，编入良民册也不安身，必须五家具保，有事则五家连坐。
发给执照，委任各圩的“圩主”“寨主”。这些人对各自圩寨负责，维持圩寨秩序，发现有新捻军潜伏，则送官正法。“送匪最多者，奏明请奖。匿匪不报者，将圩长革去究惩。”
最后一条是“询访英贤”，也就是寻访民间可以协助围剿新捻军的人才。
曾国藩专门派员下乡巡查各个圩寨，察看四条的执行情况，话说得很直白：
昨已颁发令箭，生杀予夺，委员俱得自由。本部堂但患该员等之姑息，不患该员等之专擅也。
下乡巡查的官员手上有生杀大权，曾国藩不怕他们枉杀冤杀，只怕他们杀得少！“曾剃头”岂是浪得虚名。
地方层面这几项十分毒辣，目的就是彻断新捻军与老百姓之间的联系，从源头进行遏制
清末民不聊生，到处都有民变发生——电影《投名状》剧照
二然而曾国藩也面临种种不利局面，主要还不是来自新捻军，是拖后腿的清军内部派系倾轧。
曾国藩之前多次上书请辞钦差大臣一职，除有意显示自己不恋军权，也有部分原因是感觉剿捻清兵关系复杂，害怕自己指挥不动。
剿捻的清军主要由几部分组成：淮军、湘军、僧格林沁残军与各省地方军。
先说僧格林沁残军，僧格林沁兵败后，残军主要由陈国瑞、郭宝昌两人统率。清廷惩罚了很多抛弃僧格林沁跑路的将领，包括翼长成保与常星阿等等，却没有动陈国瑞，“以俱受重伤……如免置议。”郭宝昌则是革职留任，仍然带兵。
陈国瑞本身就是一流氓，因打仗得力，时人称僧军内部，骑数恒龄，步数陈国瑞，甚得僧格林沁喜爱。现在僧死了，更加没人管得了，所部兵痞骄暴成性，难以驯服。在僧死后不久，就与北上的淮军刘铭传部发生火并（下文会提到）。
就算是僧格林沁残军内部也有矛盾，前述安徽按察使英翰密告陈国瑞暗通捻军，即是与郭宝昌一起联名，因此陈、郭之间缝隙也很深。
淮军是曾国藩属意的攻捻主力，问题这是李鸿章的私人武装，虽说曾李两人是师徒关系，那是以前的事。李鸿章在清廷多次下旨催促下，才交出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张树珊、潘鼎新与其幼弟李昭庆等部分淮军，共22000人，交换条件是署理两江总督。这部分淮军，曾国藩指挥起来到处受制。
淮军指挥不太动，曾国藩一手带出来的湘军总行了吧?
湘军也有问题，在攻下天京后，湘军开始裁撤，部分将领解甲归田。经过十多年征战，加上严重缺饷，湘军厌战情绪高涨，攻破天京后的大规模抢掠也令到军队腐化，每个人都想回乡享福，“人人思归，不愿北征”。
曾国藩一开始只能带自己亲兵3000人上路，后来勉强增加到9000人，也难以与新捻军抗衡。
至于其他地方军，主要是河南、山东、安徽的军队，都是团练起家，平素都受过捻军打击，战斗力很是一般，而且听命于各省巡抚，在本省内作战可能还会卖力，要出省？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懒得动。
另外，前述崇厚所率1500人洋枪队，任务是保卫京师，不愿离开直隶，曾国藩无法指挥。
清军作战中使用的火炮——《伦敦新闻画报》绘图
三新捻军在高楼寨之战后，捻军于1865年6月初兵分两路，赖文光、任化邦、牛洛红、李蕴泰、陈大喜为一路，约三、四万人，向济宁、济南方向攻来，围攻济宁门户嘉祥县（现济宁市嘉祥县）。
在济宁的国瑞连忙调动陈国瑞、郭宝昌、詹启纶，与北上赶到的淮军刘铭传一起应战。6月11日赖、任解嘉祥之围南下。
在新捻军南下之后不久，6月12日，嘉祥城下的陈国瑞、刘铭传两军发生一次严重火并。
事情起因双方各执一词，刘铭传称陈国瑞率军忽然闯入自己营地抢夺，见洋枪就拿，逢人便砍。刘部一名值日都司出来喝止，反被陈国瑞部下所杀，激起刘铭传部下愤怒，双方在营中开杀。
陈国瑞则称当天与新捻军交战后，找地方休息。陈国瑞看中一个圩寨，却被刘铭传抢先一步，当时陈国瑞亲兵已经入圩，双方混在一起，陈国瑞恐怕双方闹事，马上也入圩内查看，两边勇丁很快闹事火并。
刘铭传称将陈国瑞逼入民居围住，陈则称是被刘邀请进入公馆，然后被困住一天一夜。
济宁城中的国瑞得报连忙派人前来处理，将陈国瑞带出，再派兵将两营人隔开，防止再发生火并。
这场火并双方共死兵勇一百多名，受伤二百人，刘铭传称丢失洋枪二百多杆，陈国瑞则称不见了九十多匹马。
陈国瑞、刘铭传两人都不是什么善茬，陈国瑞劣迹尤多，是个典型的无赖之徒“性桀骜，喜私斗”，四处寻衅斗杀，国瑞在所提交的事件报告中也提到其“素好与同营打仗”。
这种严重火并，清廷处理只有三个字“和稀泥”，毕竟眼前剿捻才是要务，对于统军大员的骄纵不法，也管不了太多，回复上谕如下：
乃刘铭传陈国瑞勇丁互相械斗，杀伤多人，实属不成事体。该员等均系提镇大员，不思乘贼势新挫之后奋力追击，而于勇丁互相斗杀不能禁止，且各执一词，殊失大员体度，本当从重治罪。姑念该员等均曾立功，免其深究。
这件事之后，曾国藩专门告诫陈国瑞，要求其一不扰民，二不私斗，三不梗命，同时命令陈国瑞将所部从8000人裁减至3000人，陈国瑞根本不听。
类似的内部火并，之后清军还发生过多起，将领之间龃龉摩擦不断，围剿新捻军自是难以一条心。
清军内部派系复杂，矛盾冲突不断——电视剧《魂断太平》剧照
四在赖、任率军围攻嘉祥时，另外一部分新捻军一万多人，由张宗禹率领南下，于6月10日开始围攻当年捻军兴起地与会盟地雉河集。
捻军返回雉河集，有说法是回到昔日根据地寻求群众支持，也有说法是受安土重迁、恢复家园的狭隘保守思想影响，只是雉河集已经今非昔比。
雉河集之前被僧格林沁与苗沛霖两军烧杀抢掠，受到严重破坏，一片破败景象。南面也没有太平军可以配合，当地原先的反清武装都被剿灭。
为方便剿捻，清廷于亳州、蒙城及附近的阜阳、宿州四县，各自分出部分土地成立涡阳县，以雉河集为治所，结束这里三县交界三不管状态。当时负责守卫雉河集的正是英翰，面对新捻军忽然南下围攻，只得固守。
赖文光、任化邦等从嘉祥撤围后，也南下会合张宗禹，合兵一起猛攻雉河集。
新捻军兵分三路，分别从亳州、颖州、阜阳三个方向进攻雉河集。
新捻军擅长野战，却不擅攻坚，清军死守城外各个阵地，新捻军进展不大。尤其是亳州与雉河集之间的要冲义门集，是清军粮道与河南援军的交通线，新捻军始终无法攻破。
赖文光、张宗禹决定改变策略，留下少量军队继续攻打义门集，会合任化邦、李蕴泰，率主力围攻雉河集东北方的门户龙山。
英翰只得率十七营去到龙山与新捻军决战，战斗十分激烈，历经三个多时辰，英翰无法抗击任化邦所率的新捻军骑兵，惨败带着十几骑狼狈逃回雉河集。新捻军直到雉河集城下“见万马脱衔辔趋饮于涡滨者皆长发兵也”，将城池重重包围。
之后半个月时间，一直到7月上旬，新捻军数万人围攻雉河集，守军粮道被断，危如累卵。
为求救兵，英翰令知府史念祖等死守待援，自己亲自率领二十多人出城，去到蒙城县向曾国藩求援。
曾国藩于6月底闻讯，马上调动周边清军反攻新捻军。在清廷严旨下，漕运总督吴棠、河南巡抚吴昌寿、安徽巡抚乔松年也分别派兵救援。
湘军将领易开俊先率3000到达蒙城，与英翰会合。7月19日，总兵黄秉忠与张得胜收复蒙城附近的高炉集，打通雉河集粮道。
河南方面，总兵张曜、宋庆于7月15日解义门集之围，7月22日逼近雉河集。刘铭传也从东北面进抵龙山。
7月25日，援军就位后，清军发动解围战。英翰等从涡河南岸，周盛波等从涡河北岸，城内副将程文炳从城南，史念祖从城北冲出，内外夹攻，当时新捻军弹药将尽，只得兵分两路，从雉河集城下撤退，围攻战宣布失败。
此后新捻军照旧兵分两路，一路由张宗禹率领，一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从8月开始，重新游动作战。
清时期安徽雉河集（涡阳县）附近地图（可点击放大）——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
五之后颇长一段时间，新捻军在河南、山东、湖北、江苏四省境内不断转移，时分时合，这期间多是在城镇野外奔驰，也发生过多场战斗，互有胜负，要逐一纪录比较琐碎。
曾国藩“四镇十三区”策略，清军确实不需要疲于奔命追击，却也没办法阻止新捻军移动。新捻军凭借高机动性，在清军围剿间不断脱离。曾国藩非但没有剿灭捻军，捻军队伍还不断壮大。
曾国藩安排六路游击之师，负责追剿新捻军，却是步兵为主，难以追上骑兵为主的新捻军。所练马队只有二千多人马，还是僧格林沁旧部，无力与新捻军抗衡。
李鸿章幼弟李昭庆也作为一路游击之师，李鸿章深恐其重蹈僧格林沁被合围的覆辙，寄信曾国藩请求改为防河之师。曾国藩断然拒绝，并称“君家昆仲开府，中外环目相视，必须有一人常在前敌担惊受苦，乃足以折服远近之心。”李鸿章作声不得，李、曾矛盾加剧。
清军的内部积怨也帮助了新捻军，1866年初，新捻军进入湖北，打败提督成大吉，成大吉部本来就缺粮缺饷，战败后发生大规模哗变，大量清兵烧营投入新捻军，成大吉本人仅以身免。
另外，曾国藩的那套“坚壁连坐”策略，也因为查圩官员的贪暴不法，激起更多的民变。
清军经常以查圩名义，到处抢劫滥杀，就连刘铭传本人的《大潜山房诗钞》也有反映：
今夏贼去后，大兵过此乡。贼至俱先备，兵来未及防。村内掳衣物，村外牵牛羊。人多不敢阻，势凶如虎狼。老妻受惊死，一子复斫伤。骨断不能行，至今犹在床……
刘铭传看见此等惨状，也不得不叹息“问彼统兵者，曾否有肝肠！灭贼自为贼，何颜答上苍！”
正因为各种倒行逆施，“坚壁连坐”收不到预期效果，曾国藩在与李鸿章的信件中也承认：
而以贼匪之日集日多，愈击愈悍，穷民圩破从之如归。
综上所述，曾国藩的策略失效，清廷方面开始按捺不住，专门下谕：
兵贵在神速，不可为一隅牵掣……着即赶紧趱程，星速驰往陈郡，亲临各营就近调度以期呼应较灵，并著督饬湘准各营，视贼所向，尽力穷追，不得专恃防守，任贼纵横。
曾国藩画像——清·吴友如《将臣图》
六在朝廷催促下，曾国藩开始调整策略，不再拘泥于“四镇十三区”，并且听从刘铭传建议，采用“聚兵防河”战术。
“聚兵防河”也即重兵防守黄河与大运河沿岸，包括新捻军行经路线上的沙河、贾鲁河等中小型河流，挖深河床，在河岸上构造长墙与堡垒，阻遏新捻军流动，逐步缩小作战区域，形成包围圈消灭新捻军。
为此，1866年5月至7月，当时新捻军均在河南境内。曾国藩先后与阎敬铭、刘长佑、李鹤年（新任河南巡抚）商议，将黄河与大运河、沙河、贾鲁河分段派兵防守，主要是淮军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与各省地方军负责。再以在广东剿灭汪海洋余部后率军北上的鲍超以及刘秉璋、杨秉勋等为机动力量，负责从后追击。
曾国藩整个计划如果顺利实施，对新捻军确实会带来极大的影响，问题是，清军内部矛盾重重，整个计划最终破产，曾国藩也因剿捻不力被清廷果断撤换。
刘铭传部作为防河主力，被派去河南周家口主持沙河河防，沙河防线直接面对新捻军进攻，李鸿章感觉危险性太大，这次居然也不写信沟通，直接出面替刘铭传讨假回乡休养，曾国藩大怒加以拒绝。
地方军队方面，河南上下官员更不看好曾国藩的策略，加以抵制，李鹤年虽然是一省巡抚，受制于下边反对声音太多，也变得消极。
9月12日，一直分开作战的张宗禹与赖文光两部新捻军于河南禹州县（今禹州市）、许州（今许昌市）一带会师。他们侦知曾国藩的计划，决定趁朱仙镇以北的河墙还没有完工，迅速突破防线进入山东。
当时朱仙镇以北的河墙工程因为泥沙壅积，工期大大落后，守军也只有三千。新捻军把握机会，9月18日开始，全军经尉氏县、中牟县北上，24日到达开封以北黄河南岸的黑冈口，作出要强渡黄河的姿势。
清军连忙调动，新捻军趁机全体急行军南下，来到开封南面的芦花冈。
这里豫军已经筑起长墙，新捻军早有准备，用钩镢破坏土墙，再填平壕沟，击溃防守豫军，飞越而过。迅速再经陈留、兰阳、仪封、考城（后三地今合称兰考）诸地，9月27日进入山东境内，将河防清军甩在身后。
曾国藩曾夸下海口，称“设两河防务不能办成，或有损于大局，臣愿独当其咎”，现在河防防线宣布失败，运河、黄河同时告警，截击困住新捻军又再变成跟尾穷追，他为自己找理由，辨称：
臣查河防陆路七百余里，水路九百余里，地段太长。自张市朱仙镇直至黄河，浮沙壅塞，即使竭数月之力，认真修防犹未敢谓百无一失。……今一处疏失，功败垂成，半由于人力未周，半由于贼势过重。闻信之余，实深焦愤。
为挽回败局，曾国藩不得不调淮军进入山东追击。
可惜清廷方面在新捻军突破河防防线后，终于对曾国藩失望，不再给机会，决定换帅。
12月7日，圣旨下达，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任上，以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诸军，专事剿捻。
曾国藩自灭亡太平天国获得的巨大名声至此受到惨重打击，一开始还心有不甘，不肯交出钦差大臣关防。后来又打定主意，不回两江总督职位上，要求留营效力。
据说李鸿章为逼走曾国藩，当面说出：
以公之望，虽违旨勿行可也；九帅之师屡失利，不惧朝廷谴责欤？
九帅即曾国荃，当时曾国荃获起用为湖北巡抚，对付捻军，却是败多胜少。李鸿章意思很明白，你曾国藩可以恃功劳不走，但你弟弟屡败屡战，不怕其他人专门上奏本弹劾？
这对话如果是真事，李鸿章算是报了之前求调走李昭庆而不得的一箭之仇。
曾国藩只得垂头丧气上路返回江宁，自称“我是打捻无功之人”“自是绝口不提剿捻军事”。
清廷将剿捻重任交到李鸿章身上，率领以淮军为主力的剿捻军，李鸿章是否更加得心应手？又有何新的战略？在突破河防后不久，新捻军即分为东、西两部，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次分兵？是配合作战，还是内部分裂？北方余部系列将会在后文继续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