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爱德华四世、亨利七世与亨利八世都决心加强自身在威尔士的权威，不过，这些君主的具体动机并不一致。玫瑰战争中，威尔士充当着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争夺王位的重要战场，双方威尔士各家族，加剧了威尔士势力的分裂。

爱德华四世虽一度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但威尔士势力仍然错综复杂，尤其是势力强大的边区领主仍在威尔士占据一席之地，王权对威尔士的控制力受到严重削弱，如继续放任威尔士会给约克王朝的敌对势力提供可乘之机，有必要收回的边区领主特许权，建立能够有效统治威尔士的机构。

相比于爱德华四世的考量，本不是王位继承人的亨利七世更注重通过争取威尔士的支持来为自身提供合法性，因此对威尔士投以关注。亨利七世登位后，在王室旗帜上增加了威尔士红龙元素，欢迎威尔士贵族进入王室宫廷，并专门派人前往威尔士调查亨利·都铎来自安格尔西彭米尼德家族的血统，希望在具备英格兰王室血统之余，以“受祝福者卡德瓦拉德后裔”的身份提高血统正统性，构建王朝神话来达到安慰威尔士人的目的。在长子的命名上，亨利七世也选择用威尔士民族英雄亚瑟王的名字为其子命名，以此表示对威尔士的关心。

亨利八世统治时期是英格兰君主个人权力走向鼎盛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宗教改革是英格兰加强威尔士治理改革的关键推力。亨利八世虽试图将世俗力量的范围扩展到宗教领域，但原本不愿与罗马教皇决裂，在统治早期一度表现出对天主教的虔诚、宗教理想与责任感。然而时间推移，亨利八世与西班牙阿拉贡的凯瑟琳生育的孩子中只有玛丽公主幸存，王朝面临失去男性继承人进而导致王朝再次动荡的困境，亨利八世决意与凯瑟琳离婚。

亨利八世之所以能实现和凯瑟琳合法婚姻与罗马教廷有密切的关系，对于亨利八世的离婚要求，罗马教廷迟迟没有明确接受。为了摆脱罗马教廷的影响与干涉，亨利八世单方面宣布与凯瑟琳的婚姻不合法，引发宗教改革，最终走向建立有力王权与强大国家的道路。

宗教改革归根结底是由过去王权—教权的二元权力结构，转向王权单一权力的需求。然而，如何在事实上建立王权在整个不列颠王国的权威，克服宗教改革可能带来的意识形态危机与分裂危机，排除外来干涉，以及妥善处置威尔士教会成为英格兰必须面对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势必将世俗化的推进到威尔士。

面对亨利八世带来的宗教改革，威尔士教会态度冷漠。威尔士教会最初受凯尔特体系影响较大，罗马统治结束后，威尔士的凯尔特教会与坎特伯雷教廷的冲突愈发明显，最终导致威尔士的4个教区被并入英格兰南部。随着英格兰对威尔士征服活动的推进，威尔士教会越发受到拉丁文化的影响，威尔士教会的神职人员从威尔士亲王或领主手中获取土地，建立了大量宗教场所，教区制度逐渐在威尔士公国和边区确立下来。这时起，威尔士的教会已于英格兰十分接近，深受天主教的影响。

到亨利二世至亨利七世统治期间，威尔士教会主教均由英王任命，虽然威尔士教会中时常使用威尔士语，但承认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至高地位，英格兰教区法庭所使用的法律也适用于威尔士教区。到16世纪初，威尔士主要有班戈、圣亚萨、圣大卫、兰达夫4个教区，每个教区有各自的主教、法庭和官僚机构，不仅能够自行任命管家、治安警官等官员，还拥有骑士团与大量财产，在城堡和城市都有驻军，甚至为罪犯提供庇护。可以说，威尔士教会实际上具备了发起叛乱的能力，其维护天主教、开脱罪犯的态度更是坚定了英王控制威尔士的决心。

尽管14—15世纪的战争、叛乱与黑死病破坏了威尔士教会的秩序与纪律，但这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威尔士教会的地位，英格兰圣公会的信徒在威尔士仅极少数。多数民众抵触宗教改革，认为英格兰破坏了威尔士原本的习俗。

民众对威尔士传统的怀念与天主教的信仰结合起来，凯瑟琳和玛丽公主的遭遇进一步加深了民众对安立甘宗的抵触与谴责，威尔士教会同英格兰教会的差别凸显到人们面前，由此出现大量反对宗教改革的抗议活动，人们对爱尔兰反抗英格兰的活动表达同情。经过英格兰与罗马教廷的彻底决裂，威尔士也与外来入侵联系到一起。

如放任威尔士，可能将为外界干涉英格兰宗教改革、煽动威尔士叛乱和入侵英格兰提供机会，法国支援杜尔格林叛乱便是先例。除官方行为外，法国还曾以私人形式屡次骚扰威尔士海岸劫掠英格兰商船，或在威尔士陆上偷羊。

考虑到宗教改革将对公众造成的思想混乱与可能引发的动荡叛乱，势必要求王权加强对威尔士的控制，改变过去英格兰治理威尔士不力的局面，稳定威尔士社会秩序与治安，以此配合宗教改革在威尔士的推广。1533年12月，枢密院在会议中指出“改革威尔士管理，以维护和平并伸张正义”，将改善威尔士治理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纳入日程。

除英格兰君主制的发展外，经过近两百年的合并，威尔士与英格兰的融合程度明显提升，双方对彼此的态度有了较为明显的转变，这也成为加强治理的有利因素。纵观威尔士合并以来的历史，少有稳定安全的时期，威尔士民众在动荡社会中承受着不平等对待，并将不满情绪指向英格兰，15世纪中，吟游诗人的作品中诗歌中充斥着恐英和复仇的词汇和情绪。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英格兰制度的积极作用，试图向英格兰靠拢，希望英格兰帮助威尔士重塑秩序。

面对社会动荡，民众将希望寄托于许多能力杰出、可能为其带来和平的人，将其视为传说中能复兴威尔士的“预言之子”，这其中不仅有早期的格林杜尔，也包括后来的爱德华四世、亨利七世与亨利八世。当亨利七世最终在玫瑰战争中取胜后，威尔士人感到极大振奋，都铎家族的威尔士血统使威尔士人将玫瑰战争视作历史上威尔士与英格兰长期冲突的延续，都铎家族在玫瑰战争的胜利因而也成为“威尔士的胜利”。

1471—1485年间，威尔士吟游诗人为亨利七世和贾斯珀撰写大量预言诗，呼吁威尔士人团结起来迎接预言实现之日。随着都铎王朝的建立，威尔士人愈发认可英格兰王权在威尔士的合法性，并倾向于接受威尔士是都铎王朝的一部分。随着对英格兰认同程度的加深，16世纪上半叶，大量威尔士人进入伦敦担任宫廷职务，或从事商人、律师、医生、士兵等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