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黎玉功不可没。

黎玉，1906年出生于山西崞县(今山西原平)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崞县中学求学期间，他就已经走上了革命道路。

"五卅惨案"发生后，黎玉积极组织领导崞中学生参加示威游行、下乡宣传等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成立了“读书会”等团体，发表进步言论。

1926年9月，20岁的黎玉经刘保粹、冯汉瑛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崞县中学党支部书记。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为方便开展工作，黎玉曾在上级指示下加入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黎玉就遭到了特务分子告密，被逮捕入狱。

在太原第一监狱里面，黎玉组织成立了一个地下党支部，领导难友一起斗争。

1928年黎玉最终被转送到自新院，后来将他释放。这期间，他跟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有了这次牢狱之灾，黎玉的父亲十分担心，逼迫他回家学做生意，他在家庭和革命间的抉择中，最终还是选择了革命。

这是黎玉青年时代唯一的一张照片。上面的九个人都是黎玉的山西老乡，他们几个人因志趣相投走到一起，组成了一个“北大考学团”，立志要考北大到北平上学。因为是九个学生，他们便自嘲般给自己的这个小团体起名为“九穷”。

1929年，黎玉率先考入北平大学法政学院，入学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寻找上级党组织。

因为山西省的党组织被破坏，他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跟党接头，于是他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要寻找自己失散多年的“母亲”。

不久之后，他找到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向心力，成功跟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以北平法政学院学生的身份作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

此后，他先后辗转北平、天津、河北、唐山和冀鲁豫边区等地，为党组织的恢复，以及工、农运动的开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为他日后主政山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30年8月1日，黎玉率领北平市洋车夫参加反军阀示威游行，带着众人高呼，庆祝红军攻占长沙，遭到了数百军警的镇压，黎玉第二次被捕入狱。

不过幸运的是，当时战场一片混乱，军阀阎锡山也是无心多顾，黎玉很快被组织救了出来。

1932年，黎玉在石家庄第三次被逮捕。不过，被逮捕的原因居然怀疑他走私毒品，结果发现他的口袋里面都是手抄宣传品。

当时，窝藏共产党的宣传品比贩卖毒品的罪过更重，因此，军警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可黎玉始终没有交待，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将其继续收监。

直到1933年，黎玉的朋友托关系找到东北军中要人进行担保，他这才重见天日。

有过这三次被逮捕的经历，黎玉不仅向人们证明了他的革命意志，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他的斗争性。很快，他就得到了组织的重用，被河北省委派往唐山矿区发动群众。

1934年初，黎玉担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组织领导了爆发的“开滦五矿总同盟3万余人反帝大罢工”。

当时我党很多领导人都是年轻人，当地矿工饱受歧视，不太认同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黎玉二话不说，来到车站亲自去当装卸工。

当时，矿工们还说：你个白面书生，干什么不好，非要来受这份罪，你干得了吗？

黎玉却坚定的告诉他们：我和你们一样，为了挣口饭吃。

根据资料记载，黎玉从早拼到晚，一天下来，满手血泡泡被磨破，疼的钻心，工作的时候，他不停的发冷汗，连衣服都汗湿，他手里的工具把手也被血染红。

但他却还是坚持了下来，很快从原先的白面书生变成了矿工。正是这样深入群众，黎玉以顽强的毅力，使大家开始信服这位年轻书生。

在他的带领下，开滦五矿总同盟反帝大罢工持续了整整50多天，有3万多工人参与，声势浩大，影响深刻。

1934年5月，我党左倾路线抬头，要求地方干部不分敌我力量悬殊，进行不成熟的武装斗争，结果给党的力量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面对这一现象，黎玉表示出了坚决的抵制，因此，他受到了当时中共河北省委的批评和撤职处分。

面对上级的指责，黎玉本应该据理力争，但他没有向组织申辩，默默的继续工作，领导了几次群众分粮斗争，积极恢复发展当地党组织。伴随着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黎玉的错误批评得到了纠正。

1935年冬，在中共河北省委担任巡视员的黎玉来到濮县，领导农民运动。

在古云集的徐庄，他接待了自山东来河北寻找党的上级组织的中共党员赵健民，听取了赵健民关于中共山东组织屡遭破坏的汇报。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之下，加上“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共山东组织曾多次遭到破坏。

不过，每次被破坏后，在中共中央、中央北方局的关怀和山东广大共产党员的努力下，很快便恢复了组织，继续领导山东人民坚持革命斗争。

但是，1933年2月，中共山东组织又一次遭到破坏后，同中央失去了联系，中共中央派来山东的省委书记任作民等主要领导干部大多数被捕。

为了继续领导山东的革命斗争，幸免遇难的原省委秘书长张恩堂等人，自动组建了临时省委，由张恩堂任书记。

可是，同年7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临时省委又遭破坏。这一次，临时省委被破坏后，中共山东各级组织完全陷于独立分散活动的状态。

虽然中共青岛市委于当年9月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并由中央派张晔来山东，11月下旬，在青岛组成了中共山东工委，但是，他们所能联系的下属组织只有青岛市委和胶东、鲁东几个县级组织。

而且，这届工委也只工作了1个多月，到同年12月底，又由于交通员徐元沛叛变，张晔等主要领导多人被捕。

省工委遭破坏后，山东党组织不但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而且长期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各地基层组织及广大党员，只能以高度的自觉性，独立地同敌人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千方百计地寻找上级党的关系，赵健民就是其中一个。

黎玉让赵健民把山东党恢复发展的情况写一份书面报告，由他转交中央北方局，以便在北方局领导下恢复山东党的工作。

不久，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派黎玉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恢复和重建山东党的组织。

1936年春，黎玉只身一人，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从河北磁县来到山东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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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在济南四里山北边一块长满松柏的坟地里，正在召开重建中共山东省委的第一次会议。

参加会议的除省委书记黎玉外，还有省委宣传部部长林浩和省委组织部部长赵健民。

为了便于工作，避免暴露，会议决定暂时不用省委的名称，而是以山东省工委的名义领导全省工作。

1937年4月，黎玉接到中共北方局的通知，到延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苏区代表会和白区代表会议）。

在延安开会期间，黎玉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派直南特委的张霖之来山东省委工作。中央同意，并指示今后对外不要用 “省工委”名义，就称中共山东省委。

7月中旬，黎玉回到济南立即召开了省委会议，传达了中共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精神。

此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省工委正式称中共山东省委，黎玉任书记，张霖之任组织部部长，林浩任宣传部部长，景晓村任秘书长。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继平津沦陷之后，日军又沿津浦铁路南下，10月间，兵临山东边界。

11月16日，日军沿津浦线进犯到黄河北岸。中共山东省委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在济南秘密开会，制定了分区发动武装起义计划，要求各地党组织抓紧日寇入侵，国民党逃跑，人民抗日情绪高昂的时机，迅速及时地领导人民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12月27日，日军侵占济南。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兼三路军指挥)携款逃跑，国民党的十万大军，连同各县县长、警备 队，昼夜南溃。三千八百万山东父老，遭受敌寇的屠杀蹂躏，陷入呼援无应的状态之中。

当时，山东省委机关已转移至泰安与泰安县委汇合。黎玉和林浩等人，经过周密的考虑，选择日军开抵大汶口，国民党军队一泻千里的溃退之际，在徂徕山南麓的山阳村程煦轩同志的家里研究了起义方案，并派赵杰等同志到良庄一带进行组织工作，洪涛同志临起义前到省委汇报。

徂徕山位于泰安东南部，北依泰山，东邻沂蒙山区，西靠津浦铁路，各主干公路分布其周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同时，徂徕山地处山东腹地，在这里举行武装起义，便于与全省其他地区的抗日武装取得联系。

另外，徂徕山周围的泰安、新泰、莱芜、泗水等地有共产党员200多人，中共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和较大的影响，工作基础好，有利于抗日武装的发动。

组织抗日游击队，急需大批军政干部，中共山东省委一面报请中共中央向山东增派干部，一面积极营救当时被国民党关押的共产党员。

这时，中共中央已派张经武来山东，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与韩复榘谈判，迫使对方同意释放在押的约400名共产党政治犯。

这批出狱的共产党员大多数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被陆续分派到山东各地，成为发动各地抗日武装起义的领导骨干。

12月28日，黎玉来到泰安山阳庄。此时，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2月31日上午，黎玉主持召开会议，研究了起义的地点、起义部队的番号，起义部队领导人、起义誓师大会议程以及起义后部队的军政工作和行动方向……。

晚上，他又到部队的驻地看望官兵，嘱咐他们吃饭要吃好，临睡前要烧水洗洗脚，夜里要好好睡觉。他还告诉随行的干部：要实行查铺查哨制度，要关心体贴战士。

1938年1月1日，参加武装起义的共产党员、平津流亡学生、热血青年，遵照省委指示，聚集在徂徕山明光寺，举行了隆重的起义誓师大会。

黎玉代表中共山东省委讲话，宣布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成立，由洪涛任队长，黎玉兼任政委，赵杰任副支队长。

此后，各地不断有人陆续赶来参加起义队伍，仅仅几天，起义队伍就扩大到400多人，支队司令部把起义队伍编成3个中队。

1月下旬，省委领导成员和支队司令部率队下山。26日，在良庄以东的寺岭村伏击了经大汶口开向新泰的日军，首次打击了嚣张的敌人。

2月18日，又在新泰境内的四槐树附近公路上，以伏击手段用地雷轰炸了日军运输车队，炸死炸伤日军大佐以下40余人，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胜利。同时，4支队声威不断壮大，队伍又扩编了四、五两个中队。

2月底，黎玉在新泰县刘杜镇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总结全省的抗日工作，决定四支队兵分南北两路开展活动，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

北路以第1、第3、第4中队组成第1大队，由洪涛、林浩率领，北上莱芜，向淄川、博山发展；

南路以第2、第5中队组成第二大队，由赵杰、程照轩率领，向费县、蒙阴等地发展。

会后，第4支队南北两路分头行动，黎玉准备去延安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由林浩代理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4支队政委。

这时，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统一部署，抗日武装起义已在全省各地开花结果：

胶东天福山起义部队与其他起义部队汇合成立第5支队；

鲁东北长山、黑铁山起义部队与其他起义部队汇合成立了第3支队；

鲁东牛头镇起义部队和周围起义部队汇合成立了第8支队；还成立了泰西人民抗敌自卫团……

前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起义部队已迅猛发展到几万人，连续作战百余次，成为山东抗日战场的主要武装力量，为山东八路军正规部队的创建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八路军第115师入鲁作战创造了条件。

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接见了专程前往汇报山东工作的黎玉。他一边认真地听取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情况，一边在地图上不断地点点画画，并不时地问到一些细节。

黎玉汇报完后，毛泽东指着地图，对山东抗日武装的发展战略和根据地的建设问题作了许多重要指示。黎玉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干部问题和电台问题，毛泽东笑着答应了。

几天之后，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形势报告。当他讲到山东形势时，指着黎玉，用洪亮的声音说：“你站起来，大家认识认识。”

接着，他向高级干部讲了山东省委白手起家建立抗日武装的情况，号召各地向山东学习。并指出：

“要派兵到山东去。”

1938年9月，黎玉和张经武率领由老红军、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党员干部、抗大和陕公毕业的学员等160余人，回到山东。

前排左起：黎玉、刘少奇、萧华、罗荣桓；后排左起：周长胜、陈光、梁兴初、杜明。

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逐渐转移其兵力，回师华北敌后，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

1938年底至1939年5月，日军在华北的总兵力达到15个师团、9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旅团，占其侵华兵力30个师团的半数以上。

其中，驻济南的日军第12军所辖4个师团、3个独立混成旅团共约6万人，部署于山东全境和苏皖北部；山东的伪军主力有华北治安军第八集团军的两个团，其余均系各县伪警备队，总数约8万人；日军占据了山东大部分县城，并开始向重要乡镇入侵。

这时期，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相对来说还比较弱小，总兵力不足6万人，且分散在全省各地，处于各自为战状态。

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就是为了对分散在各地的抗日武装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1938年11月，黎玉和张经武等人到达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驻地，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山东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12月27日，正式公布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总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副总指挥王建安，政治部主任江华，参谋长王影。山东纵队下辖9个支队、1个总队及两个团、1个干部队，共24500人。

山东纵队的正式诞生，标志着山东抗日武装正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成为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

由于八路军不断杀敌制胜，日军被初步控制在城镇据点之内，不敢轻易以少数兵力出外活动。

上述情况，使国民党反动当局慌了手脚，先后派石友三及于学忠、沈鸿烈、秦启荣等率部进入鲁南、鲁中地区。

这时，国民党溃散的军队及各地的地主武装、土匪相继在不同地区拉起了队伍，抢占地盘，自委官职。他们向群众逼粮逼款，拉壮丁，抽民伕。

在外强入侵的灾难中，加上当地这些地头蛇的蹂躏，加重了人民的苦难，破坏了团结抗战的局面。

为了有效地打击日伪顽势力，稳定山东抗日民主局面，省委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报告中央。

这个计划的中心，是创建蒙山中枢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和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审阅了报告以后，回电同意。

1939年4月底，党中央派徐向前来山东工作。徐向前与朱瑞同志于6月间到达鲁中地区，成立了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山东部队。

6月21日，中央军委及18集团军总部又电令第115师师部、686团及肖华一部进驻鲁南。

1939 年 11 月，黎玉同志与五支队部分负责人合影，从左至右：赵一萍、宋澄、黎玉、高锦纯、张铎

在发展壮大我党领导下武装力量的同时，黎玉等人即着手创建抗日民主政权和民众团体，开始建立各级民意与行政领导系统，开展村、乡、区、县、专署的选举运动，改善行政机构。

至1940年上半年，东起日照、莒南、莒县，西至费县、平邑，南到临沂，北达沂南、沂水等地，由一村一乡一区的民主政权、发展成为县、专员区及行政区(高于专署一级)等比较完整的民主政权区域。

1940年8月初，黎玉主持筹建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

为加强各根据地工作的领导，总结各地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经验教训，使山东民主政权工作更加发展与巩固，9月13日开始，在沂南县的青驼寺召开了全省行政会议，集各地贤能，共商省政。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地抗日民主政权主要负责人、鲁西行政主任公署肖华主任、泰山区行政专员赵笃、胶东北海区行政专员曹漫之、清河区行政专员李人凤、沂南行署主任何方宏、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议长范明枢、副议长马保三、刘民生以及博山、莱芜、日照、蒙阴、沂水等县的县长。

会议进行了两个月的时间，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十四项重大任务。并特别强调了各级政府人员，要深入民众，虚心听取民意，贯彻民主作风，纠正任何包办代替的现象。

会后，全省各抗日政权迅速得到发展，而且兴起了作风紧张、学习刻苦、调查研究与群众商量的良好风气。

并且，在各级政权机构中，大量吸收进步的知识分子，用人唯才唯能，提高行政效率。对抗日有功者赏，有罪者罚，确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威信，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抗日政权的信赖，增强了抗战的信念。

遵照党中央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群众工作的指示，根据地普遍实行国民教育，村村建立民众夜校及妇女识字班，青年妇女还学习射击、投弹等本领，参加民兵游击小组，打击日军。

同时，黎玉认真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其他坚持团结抗战的党派及无党无派抗日人士各占三分之一。

当时，被人们称赞为抗战寿星的范明枢先生，在“一·二八”事变时，曾同进步青年一起因从事救亡运动被捕入狱，饱尝反动派所给予的铁窗之苦。

抗战后，他来到沂蒙山区，已年近八旬，仍不顾高山路陡，为抗战四处奔忙，虽酷暑寒冬，亦不稍怠。作家白刃、画家王绍洛、木刻家那逖、经济学家薛暮桥等，也都曾在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从事过战斗和文化经济建设，并且培养造就了大批宣传、文化、教育及经济建设等方面的人才。

在根据地还创办了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每期招收学员五百多名。毕业后，派赴山东各抗日根据地。随后，抗大一分校来到山东，在沂蒙、胶东等地创建了分校。

1939年5月，又创建了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分绘画、戏剧、文学、音乐各系，培养造就了大批文艺人才为抗战服务。

进入1940年，根据地建立了全省最高行政领导机关——省 临时参议会与省战工会，制定了全省的施政纲领与各种单行法规，召开了全省第一次行政会议与财政文教会议，确定了全省的行政方针，统一了各级行政组织。

7月26日到8月26日，在青驼寺还召开了包括山东国大代表复选大会、山东省总动员委员会、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山东省工农青妇文各救代表联合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各界代表共300名。

从1939年3月起，黎玉还协助来到山东的徐向前等，对山东纵队所属部队进行了5次整军，不仅加强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促进了部队的迅速发展。

至1940年9月，山东纵队由2.4万余人发展到5万余人，编为4个旅、3个支队和两个特务团。同时，还为新四军补充了5000多人，为八路军第115师先后补充了3万多人。

据不完全统计，到1940年底，山东纵队作战3000次，毙伤日伪军2万余人，曾先后攻克包括烟台在内3000多个战略城镇，并一度攻入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