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闯过了“丁锡山绑架”这一险关之后，在孤岛的地下活动中，又接连遇到危险。

一次，他接到一个湖南籍医生的电话，约其前往四马路湖南餐馆吃饭。

湖南餐馆是文强常去的地方，他喜欢在那里同湖南籍的黄埔同学或同乡会面。可是，那天刚好他有另一个重要约会，他便打去电话，告之不能赴约。

后来，他才知道，原来那天汪伪特工已经设下了埋伏，要在那里抓他，幸好他没有去。

又有一次，文强应策反委员、洪帮大佬龚春圃之邀，去法租界大世界附近八仙桥有名的锦江川菜馆共进晚餐，龚春圃要给他谈谈最近了解的一些南京汪伪动态。

一同吃饭的还有高汉声和龚春圃的一个侄子。

他们坐在二楼特设被女老板董竹君称作“特别间”的雅座里，室内灯光柔和，陈设雅致，专供文人雅士、各界名流用餐。

国、共两党的抗日地下工作者常以此处作为谈话场所。这一天，文强坐在正对过道的窗口一方。

当时，正是川菜馆生意红火的晚餐时间。但是，二、三楼雅座人少，比较安静。

文强等人正在边吃边谈，忽然听见外面过道上，传来店伙计的急呼追问声：

“请问先生……”

文强一听声音，感觉到有些反常，下意识地有了几分警觉。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人影从窗外闪过，顿时响起一声震耳的枪声！

枪响之时，文强已经闪身躲到桌下，在外边店伙计的惊呼声中，脚步声跑远了，文强拾起身来，看了看其他几位，无一人中弹受伤，才松了一口气。

枪声惊动了外边的巡捕，鸣笛跑来捉拿凶手，引起一片惊慌，结果一无所得，文强等人避入女老板董竹君的办公室。

董竹君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董竹君是上海商界名人，与国共两党、三教九流都有来往，文强与她同为沪上风云人物，在八一三抗战的时候就已相识。

约半小时后，外边风声平息，他们才分头离开。从此，文强再也不敢去餐馆就餐。

后来，文强才知道，那天店伙计凭着对来往人员的观察经验判断，打黑枪的家伙是日本人，幸好每当“特别间”有特殊客人用餐时，女老板董竹君都要派店伙计在过道上巡视，加以关照。

否则，文强很可能早已倒在日本间谍的枪口之下。

这位热心而又细心的女老板，为革命和进步事业暗中做了多少工作，连她自己也记不清——在她晚年所著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中只字未提此事。

还有一次，文强得到副官报告，说是军统上海区长陈恭澍来电话，约他到英租界沧州饭店见面。

文强感到有些蹊跷。因为，一般情况下，陈恭澍与他会面是在法租界巨籁达路曹汝梁工程师家里，并且有固定日期，而那天既不是例行会面日期，地点也不对。

但是，副官说电话里面，确是陈恭澍的声音。

于是，文强如约去了。为防不测，文强并没有直接到约定的房间，而是先请饭店的一个女招待，替他去那房间里问“苏先生到了没有”。

结果，女招待进去后，只听屋里的人厉声反问她：

“谁叫你来的？武先生怎么没来？”

文强在外面听到这里，已经明白这是汪伪特工设的圈套，赶紧逃离饭店，身后传来了是那个女招待的申辩声：

“我不知道什么武先生文先生，是一个客人叫我来问的……”

对于这件事，文强始终没有弄明白，如果是日伪间谍假冒陈恭澍给他打的电话，他们是怎么会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及双方代号（苏先生、武先生）的？

如果是陈恭澍本人打的电话，那么，难道说陈恭澍在叛变投敌之前，就已打算加害于他？而这又是为了什么？

对文强来说，这是一个难解之谜。

1940年夏秋之际，上海“孤岛”形势越来越严峻。6月23日，潜伏于上海“孤岛”进行抗日活动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马元放在召开省第二、三区县书记长会议时，因内部叛徒出卖而被日伪会同租界巡捕房逮捕，后经部下疏通，7月15日，准释南京感化院就医。

马元放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马元放被日伪关押了三年零两个月，拒不答应参加所谓的“和平运动”，后他脱险回到大后方后，在重庆出版了记叙被捕以后经历的《归汉记》。

在这部回忆录的第六章《雨花台畔吊忠魂》里，他含泪记述了几位被日伪杀害的国民党抗日地下工作者的英勇事迹。

一是陈三才，他是清华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抛弃在上海当公司副经理的优越地位和即将研究完成的冷气装置新设计，毅然参加暗杀汪精卫行动，不幸于1940年7月9日被捕，被押赴南京，从容留下遗嘱，于10月2日在雨花台就义。

这是第一个被汪伪当局公开杀害的国民党特工人员（在他之前，都是秘密杀害）。

二是奉命打入汪伪中央任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的陆庆顒（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地下党部委员）和打入汪伪南京市党部的陈觉吾（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地下党部书记长），他俩于这年8月8日事泄被捕，于11月19日在雨花台从容就义。

三是1940年11月7日，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在上海被捕，叛变投敌后，出卖了下属数十位地下工作人员，并亲自带着汪伪特工，前去逮捕了两位“要犯”邵明贤和黄逸光。

邵明贤是军统南京区地下电台主任，他在汪伪政权任首都警察厅督察处长和中央组织部第四处处长；

黄逸光是华侨，成都轰炸总队队员，曾因徒步环球旅行六年而闻名于世，为刺杀汪精卫而打入汪伪航空署。

两人于这年11月9日前后被捕，12月17日，在雨花台从容就义。

黄逸光受审讯时，钱新民竟然还在隔壁房间里故作惨叫之声，诱逼黄逸光供出真实身份。不过，钱新民仍然没有得到汪伪方面信任，不久即被处决。

黄逸光就义前，为与他同牢的马元放题词留念：

美丽的中华，我爱你，我为你而狂歌，我更愿为你而死。

据马元放回忆：

这些烈士就义时，“没有一位不是很从容的。这种壮烈的精神，就是一般汉奸也无不为之赞服……”

十分幸运的是，文强与钱新民没有发生横的关系。因此，他的叛变对文强及其领导的策反委员会没有带来威胁。

钱新民叛变后，因汪伪方面将消息封锁得紧，文强只听说他是“失踪”，但陆续传来的军统南京区遭受破坏的消息，使他提高了警惕。

他深知，自己已时时面临着被捕、“成仁”的危险，不得不经常变换住处，采取“狡兔三窟”的策略，在英租界跑马厅路、法租界拉都路、法租界霞飞路、英租界静安寺路一百弄及静安寺路统一里等地，均安排了秘密住处。

文强从不进舞场，也从不大宴宾客，以免引起注意。对于身边工作人员，甚至临时雇佣来做家务的“娘姨”佣人，他经常以先祖文天祥的《正气歌》《过零丁洋》等诗篇中的名句，进行民族气节教育。

尽管形势如此险恶，文强仍然千方百计开展了一系列的策反工作，先后对汪伪“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参军处参军长、和平建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唐蟒，汪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郁芬，武汉绥靖公署参谋长罗子实、驻苏州伪军军长徐文达、驻无锡伪军师长苏晋康、驻浦东伪军师长丁锡山等人进行了策反攻心，冒险同这些人物秘密约谈，晓以利害，申明大义。

曾在八一三抗战中，与文强在别动队共事，叛变投敌后当上了汪伪军委会委员、苏皖绥靖总司令和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杨仲华，因伪军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回头也与文强建立了秘密联系。

1940年冬，文强在紧张的地下工作中，忽然收到军统自重庆转发来他的老朋友廖宗泽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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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内容，他大惊失色，泪如泉涌。原来，他的妻子周敦琬，这年秋因患子宫瘤，需动手术治疗。

文强得知后，曾去信劝她到上海或到香港做手术。但是，她觉得路途太远，用费太多，没有同意。

后经亲友劝告，她决定离开频遭日机轰炸、医院人满为患的重庆，到成都去做手术。在成都，她落脚于廖宗泽家。

当时，廖宗泽刚从贵州省会警察局督察任上调到成都，任四川禁烟公署纠察室主任。

廖妻劳雅文，在杭州时就与周敦琬十分友好。她原是杭州一古董商之女，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靠母亲开一小餐馆谋生，劳雅文就在餐馆当招待。

嫁与廖宗泽后，两人经常不和，吵闹不休，周敦琬常从中进行调解。劳雅文很听得进周敦琬的意见，十分尊重她，视她为大姐，甚至跑到江津乡下与周敦琬同住了一段时间。

得知周敦琬要手术后，她就一直力劝其到成都住她家中，姐妹俩好趁机再度相聚。不料，这时日军对成都展开了大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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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1940年10月，正是日军轰炸频繁的月份：

4日，日军重型轰炸机27架，以26架驱逐机为掩护空袭成都，由北较场炸至东门城墙以南菜地，投弹93枚，炸毁西蜀小学及民房160余间，炸死百余人，伤220余人；

5日，日机36架空袭成都，投弹100余枚，炸毁房屋539间，死伤90余人；

12日，日机29架空袭成都，投弹96枚，炸毁法国圣修医院、天主教堂及民房588间，死伤301人；

27日，日机36架分两批空袭成都，在少城公园及皇城一带投弹94枚，炸毁市立民众教育馆、甫澄（刘湘）纪念医院及民房440间，死伤数十人……

就是这些空袭中的一次，正当她躺在手术台上时，突然发生，医护人员陷于忙乱与惊慌之中，手术失败，周敦琬在痛苦中病逝。

廖宗泽闻讯后，大为悲痛，亲拟报告呈请国民政府将周敦琬按抗日将领家属待遇安葬，料理完后事，才发电报来向文强报丧。

在那样的险恶形势下，文强没有时间沉浸在个人的悲痛中，他将爱妻之死记在日本侵略军的账上，更加忘我地投身于出生入死的抗日地下工作中。

工作越是努力，危险也就越大。文强感觉到危险在一步步向他逼近，已有两处秘密交通站遭到了突袭搜查。

这时，他身边的会计主任马仁湛和一位上校科长左券相继失踪。一时间，策反委员会人心惶惶，风声鹤唳。文强经常早上出门时，也不知晚上能否平安归来。

一天，译电员程秀华从设于法租界霞飞路的国泰照相馆取回一封信。因为，程秀华与那家照相馆老板夫妇是浙江同乡，所以，文强将该处当作了一个转信地点。

程秀华取回的这封信中，是一张奇怪的字条。字条上密密麻麻写了一段话，大意为：

“老师，你在上海负着救国策反重任，我早已知道。如今，在76号总部万里浪手下，受命暗算你，必欲置之死地的败类，有不下三十多个，都是认识你的。

而且，你可能都不认识他们。你的手下也有人落入了网罗，他们被逼着招供你的下落。但是，他们宁死不屈，一位被打断了腿，另一位被活活打死。

现在，这些败类已限令重金悬赏于本年双十节前，将你的策反委员会一网打尽。他们已派出认识你的人在进出租界主要路口岗哨附近便装守候，你千万不要外出。望速离险境！”

字条没有署名，程秀华拿给文强的副官李锡年和参谋长沈忠毅看，看了半天，都无法判断是谁所写，甚至怀疑会不会是日伪特工故意制造混乱的恐吓信。

文强拿到字条一看，却认出这是一个名叫金浪涯的青年的笔迹。

文强问程秀华是否记得金浪涯其人。一听这个名字，程也想起来了，她与金浪涯曾是忠义救国军总部政工队同事。

文强高兴道：

“好了，救命符来了！”

原来，金浪涯是“八一三”抗战时参加别动队的爱国学生，那时就给文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以后，他又在忠义救国军总部政工队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是个活跃分子，在抗战戏剧演出中担任过导演，与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文强常有来往。

当时，忠义救国军总部政工队是第三战区最大的一个政工队，人数最多时达500余人，他们大都是来自上海、香港、重庆的爱国知识青年，甚至还有海外归来报效祖国的华侨青年。

文强常去给他们讲解抗日形势，组织抗敌宣传演出。在他的记忆中，金浪涯个子不高，脸上有些麻点，写得一手漂亮的行书。

由于十分欣赏，因此，文强对他的字迹比较熟悉。

字条中提到的万里浪，本是上海一大学生，四川合川人，原名张杰，自发的抗日组织“铁血锄奸团”成员。

编入抗日别动队后，他当了中队长，时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长的文强自然认识此人，但没有什么交道，只记得此人是个瘦小个子，形容猥琐，戴着眼镜，嘴里老是叼着一支烟。

后来，万里浪在军统上海区八个行动大队中的第四大队任副队长，与大队长常闹矛盾。1939年11月，他自动上门叛变投敌，当上了汪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

1941年8月，汪伪政权依照国民党军统局模式，设立了汪记“国民政府军委会调查统计部”——以“部”字替换了“局”字，以便与重庆的国民政府军统局相区别，万里浪担任上海区区长。

以后，汪伪政权撤销军统部，另外成立军委会政治部，万里浪又成为政治部下设的政治保卫局局长。

金浪涯的这张字条，不仅使文强知道了失踪的马、左二人的情况，而且得悉了有关汪伪特工总部的下一步阴谋。

文强据此对秘密交通站和有关人事安排都作了调整，一切以安全为重。在继续苦斗中，他们都更加增添了信心和勇气。

金浪涯怎么会得知汪伪特工总部要加害于文强？文强以为，他是潜伏于特工总部内的抗日分子，后来又以为他是中共地下党员。

其实，这些推测都不对。

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的2000年夏，文强才与苦寻多年、不知下落的金浪涯重新取得了联系。这时，已改名为金乐一的他，才把当时的一些情况告诉了文强。

金浪涯是于1940年7月去到上海的，因他所在的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第二大队流动演出队被要求集体加入国民党，时任队长的金浪涯征求大家意见，除一人外，包括金浪涯在内的其他人都表示不愿加入国民党，演出队遂被宣布解散。

金浪涯独自去了上海后，打算通过在《上海译报》工作的一位朋友张启明（寄寒）联系投奔新四军。

不料，当他投信到马思南路邮局张启明租用的邮箱后，立即遭到日本宪兵队会同法租界捕房的逮捕。

原来，张启明已被列入公开通缉的83人名单之中，那个邮箱已被控制，金浪涯此举成了自投罗网。

由于金浪涯无党无派，况且刚到上海，也没有什么活动，关了50多天后获得释放。

在狱中，金浪涯见到了当年在忠义救国军第一支队政训处同事的曾铁如（又名曾刚），知道他曾受过电刑折磨，但仍坚持抗日立场不变。

出狱后，金浪涯借住于亲友家。一天，他碰见了原在忠义救国军第一支队第三大队任军需的韩志强，老熟人相逢于乱世中的“孤岛”，自然十分亲热。

言谈中，金浪涯方得知韩志强、张兴雄等一伙人已投靠了汪伪特工总部，在万里浪手下作恶，便有意与韩志强等人接近，打探情况。韩志强又引了比金浪涯早几天出狱的曾铁如来见面。

以后经过交谈，金浪涯与曾铁如彼此了解了立场，建立了信任，金浪涯得知，曾铁如原在“孤岛”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被捕出狱后，日本人逼迫他就范，专门派了汉奸监视其行动，但他对日伪阳奉阴违，虚与委蛇，暗中继续帮助抗日力量，并与文强的系统有联系。

经多次与韩志强一伙周旋，金浪涯得悉，他们正打算加害于文强以向日本人邀功。

韩、张过去是招商局轮船公司船员，抗战中参加忠义救国军（韩志强是上海八一三抗战时的别动队青训班学员，张兴雄是后来在浦东参加的忠义救国军），都认识文强。

金浪涯便向曾铁如提出，必须帮助文强躲过汪伪特工的毒手，他写给文强的报警信，就是通过曾铁如设法投递的。

1939年冬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这两年左右时间，是文强在上海“孤岛”出生入死与日伪进行较量的艰难时期。

由于日伪特务机关的疯狂活动，国民党派驻上海租界的各秘密机关，如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中统东南督导区及所属上海分区机关、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和行动大队、第三战区驻沪办事处等，都相继遭到破坏，有的被一网打尽，有的（如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被迫撤出上海。

尚在“孤岛”坚持斗争的，除去军统中央会计机关外，只剩下文强领导的军统局策反委员会、陈恭澍领导的军统上海区和吴开先领导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

不过，1942年3月，上海敌后统一委员会也遭到破坏，吴开先等被捕。

吴开先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吴开先是江苏青蒲县人，上海法科大学经济科第一期毕业，曾任松江中学教员，后至上海创办“君毅中学”，自任校长。

1922年，吴开先加入中国国民党，北伐前，任上海市党部交通科干事，后转任青浦县政府秘书，由于县长高尔松为共产党员，吴开先曾策动群众运动，以打倒土豪劣绅名义，展开斗争，使地方秩序一时陷入混乱之中。

1927年，国民党实行清党，吴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反共文章，又回到上海市党部，担任组织部秘书一段时期，此后至抗战前，吴步步高升，自1929年始，出任市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多年。

抗战爆发后，吴开先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第一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跃身为一中央高级党务工作人员。

在汪精卫等人脱离重庆，出河内转抵上海，开展筹组“和平政权”关头，吴开先奉派潜伏上海，从事破坏活动，成为潜伏沧陷区的重要人物之一，日伪视之为眼中钉，必欲获之而后快。

1939年8月28日，吴开先赴抵上海，潜伏法租界，任务为重振趋于衰败的党务与地下工作，主持地下抗日活动，成立“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以吴开先、杜月笙、蒋伯诚、戴笠、吴绍澍五人为常务委员，并任杜月笙为主任委员，吴开先为书记长。

此时，杜月笙和戴笠都不在上海，所以，委员会工作实际由吴开先、蒋伯诚、吴绍澍负责。

1939年11月起，适值汪、日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秘约谈判之际，吴开先等人即奉渝方指示，采取严厉举动加以制裁。但是，日伪布下天罗地网，锲而不舍，于1942年3月20日将其抓获。

10月29日，吴开先出狱，移居上海寓所，乘监视稍松弛时，于11月28日撰写一份被捕系狱经过报告，密交可靠之人送到重庆，呈给朱家骅。

据吴开先报告，其行踪所以暴露，主要是由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上海情形激变，切均成动乱状态。

中央欠各单位经费既多，而各方面需款孔急，他背负中央重责，自不容坐视，只好四出设法筹款应急。致为敌人侦知。

加之与重庆通讯之电信密码本，被敌方检查台研破，故他筹款情形也为其掌握，遂加紧查导致被捕。

1943年3月15日，朱家骅接到吴开先电告，其已获全部自由，一切不复受限制，正作离开上海之准备，约月底启程返渝。

但实际启程日期在4月6日，由曾任暨南大学日文教授袁文彰陪同搭机离沪，取道广州湾经廉江，至桂林返渝。

渝方饬令各有关人员沿途照应，或提供汽车代步，或差人引导随行，或预购机票，俾能顺利返回重庆。是月下旬，吴开先安抵桂林，再转返重庆，脱离黑暗中的地下工作，继续投入抗战行列。

在上海，从1941年初开始，汪伪特工总部与日本宪兵队联手，对潜伏在上海的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展开了“地毯式”大搜捕。

文强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日夜捉迷藏一样与日伪特工周旋。

汪伪76号为了破获文强的策反委员会，动员全部特工，以重金悬赏，从50万元增加到150万元，限在1941年双十节前解决，暗杀、绑架均可。

由于文强曾参与组建别动队和别动队改组后的忠义救国军，又曾任忠义救国军总部政治部主任，认识他的汉奸特务很多。凡认识文强的76号特工，都被派出密布于各国租界交通要道，监视来往车辆，跟踪可疑行人。

“魔窟”之网正在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