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潜至上海法租界领导国民党地下抗日斗争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在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
“汪逆恐怖政策，日益加厉”，因此请求中央“速派妥员来沪主持肃反工作，鼓励民气，坚强阵线。否则阻碍甚多，工作不易开展。”
不料，就在这前后，专门在上海“孤岛”主持这种“肃反工作”的军统局高级骨干、即将与戴笠结成儿女亲家的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竟也投降了汪伪，不久还当上了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和平救国军”总指挥！
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鉴于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潜伏于上海租界中的抗日地下机构人员不断被汪伪汉奸拉下水，他严令戴笠尽快扭转局面，并且要实行有力反击，对汪伪汉奸队伍进行策反。
结果，戴笠又选中了文强。
于是，文强临危受命，被调离忠义救国军总部，到上海租界担任军统局策反委员会少将主任委员，专门进行对汪伪头目的策反工作。
同时，他还奉命作为戴笠的代表，出席刚建立起来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并兼任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处长。
临行前，文强应他的堂叔、时任驻广德的忠义救国军支队（团）政训室主任的文科世之请，为他们举行的军民联欢会题写了一副对联：
痛此际河山破碎，傀儡登场，助寇逞横行，禽兽衣冠能几日？
喜今朝盛会联欢，军民合作，犁庭操左券，中华旦复有千秋！
7月里的一天，文强装扮成从事黄金交易的商人，带着装扮成随从的副官李锡年、装扮成家眷的女译电员程秀华，从当时迁驻于浙西孝丰县的忠义救国军总部出发，经金华、温州，由水路去上海。
为了旅途安全，文强特地选乘了一艘意大利轮船公司的客轮，他认为，德、意、日三国是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法西斯轴心国，日本人对这艘船会客气一些，检查不会那么严。
不料，此举反而使他们陷入了危险境地。轮船从温州刚出海不久，就出乎意外地被日本军舰拦截，日军上船检查后，竟将船长逮捕，并把轮船押到定海海面停泊下来。
1930年代温州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时值盛夏三伏，船上载有生牛皮，几天就爬出许多黑色蛆虫，臭气四溢，叫人难以忍受。满船乘客怨声载道，哭啼吵闹，惶惶不可终日。
而文强他们更为焦急，因为不知道轮船被扣的原因，担心被日军发现自己真实身份，更担心被日军搜出藏在行李中的密电码本……
在焦急中苦熬了十多天，终于得到消息：
原来这个船长是个白俄，他假冒意大利人，被日军发现遭到扣押，轮船也被没收。
文强探明情况后，一方面以商人身份向日军检查人员交涉，一方面暗中串联鼓动乘客集资向日军检查人员及翻译行贿。
众人送上500元左右的贿赂后，日军检查人员这才同意将全船乘客用一艘日本商船转送，经过一番折腾，文强他们到上海时，已是秋末冬初了。
实际上，在未得到文强一行如期抵达上海的消息前，重庆及上海方面的军统人员自然引起一片恐慌。直到文强以“万里安”的化名，给重庆发去了平安电报，戴笠等人才松了一口气。
此时的上海租界，已成为“孤岛”，日伪宵小之徒仗着军事上的进展，在租界里横冲直撞，嚣张已极，租界当局则畏敌如虎，有的甚至为虎作伥，治安状况十分糟糕。
况且，对于中共和国民党派往租界从事情报、锄奸、策反等抗日地下工作的机构、人员，当局不但不予支持，反而视为招灾惹祸的赘疣，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在租界进行抗日活动，犹如腹背受敌，举步维艰。
就在文强赴上海租界投入抗日地下斗争的路途中，1939年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沪西公共租界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原安徽省主席、老牌军阀陈调元的废弃宅院内，召开了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9月初，汪伪特务头子丁默邨、李士群在这里设立了特工总部。到1940年3月，汪伪政权在南京举行所谓“国民政府还都典礼”仪式粉墨登场时，“76号”已发展成一个功能完备的庞大特务机构。
他们采取收买、敲诈、绑架、暗杀等各种手段，拉拢和发展汉奸势力，重点打击国民党的地下抗日机构，镇压一切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
据当时在汪伪集团内部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副秘书长和汪伪政府边疆委员会委员长、司法行政部部长的罗君强于1969年病故前写于上海市监狱中的回忆称：
76号特工总部主要是“对蒋帮特务中统、军统进行残酷的斗争，当然，对中共方面也不会客气的。”
他曾亲闻李士群在一次会议上高呼：“左手消灭蓝衣社！右手打倒CC团！”
由此可见，汪伪特工对国民党特工和地下抗日人员的不共戴天之恨！
比如，国民党上海市地下党部张小通被汪伪特工逮捕后，就被十分残忍地肢解几大块处死，并以硝酸毁尸。
因为汪伪特工总部的各种暴行劣迹，其所在地区当时被人们称为“歹土”，“76号”被称为“歹窟”“魔窟”，汪伪特工则被称为“沪西歹徒”。
汪伪特工总部头子丁默邨、李士群，以前都是中共党员，后来投向了国民党，此时又成了汉奸。
而前来与他们进行殊死斗争的文强，以前也是中共党员，现在却代表着国民党方面的抗日力量。
文强到达上海后，先到设于法租界的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接上了头。
上海英租界里弄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办事处设在弄堂里的一幢普通民房，这里是原忠义救国军交通站负责人萧焕文世居的老家，长期作为忠义救国军在上海的交通站。
萧焕文是湖南湘乡人，他与忠义救国军代理总指挥（前军统局上海区长兼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处长）周伟龙是同乡。
此人警察出身，当过警官、小店主，三子二女都是忠义救国军成员，女儿作了军统局上海区的交通员，一个儿子作了上海区行动人员，还有一个，是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秘书。
文强与萧老头早就认识，但对此人素无好感，看不惯他那种阿谀奉迎、阴一套阳一套的市侩嘴脸。
见面没谈上几句话，萧老头就又吹嘘起他与忠义救国军代总指挥周伟龙的同乡关系，并向文强表示，希望能给他和子女在策反委员会里安排位置。
文强想到，这种唯利是图之辈，太不可靠，在私利驱使下，随时有叛变投敌的危险。为了稳住他，文强干脆说要向上级报告，推荐其担任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处长。
萧老头闻言，眉开眼笑，对文强分外殷勤。接着，文强向他打听葛世明的情况，才知道就在他到达上海之前不久，葛世明因重庆特工报务员身份暴露，已被驱逐出境。
文强安排好向重庆方面发电报后，当晚即离开萧家，住到了另一处医院中。
以后，他致电重庆军统局本部，提出不再兼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处长，保荐萧焕文担任此职。同时，要求不与忠义救国军办事处合用电台，而另外单独设台，这些都得到批准。
从此，他与萧家很少再发生横的联系，他的住处及行踪也对萧家保密，幸好有此警惕，以后使他免掉了一场劫难。
接着，文强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跑马厅另外租了一幢两楼一底房屋，以杜月笙开设的黄金交易所为掩护，作为策反委员会办公处，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但是，危险很快就降临。这年年底的一天，文强因常戴的一顶灰色呢帽已戴了多时，不利于变换装束，决定再买一顶。
他想到，附近南京路上就有卖帽子的商店，没有多远，不用乘车，也不需带保镖。于是，冒着寒风，独自走了出去，很快就买好了帽子。
不料，刚走出商店，突然被两个大汉扑上来，一左一右夹住了胳膊，旁边还跟着两个人。
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一刹那间，文强还未叫出声来，便已被几个人塞进了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里。
坐定后，文强定神一看，才认出绑架者中的一人，是八一三抗战时他参与组建的抗日别动队何天风支队的参谋主任李燮宇。
李燮宇此时横眉怒目，对文强狠狠地说：
“想不到今天遇到了将军，有仇报仇……”
文强听了一愣，没有吭声，紧张地琢磨着他这句话的意思，盘算着摆脱困境的办法。汽车飞快地向沪西开去，不一会儿，到了百乐门酒店。
随后，文强被带进一个房间，他一眼便看见一个凶神恶煞般的汉子坐在沙发上，原来是丁锡山。
丁錫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丁锡山就是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时，被文强等人提议保释出狱的那个已判死刑的绑匪。
在1938年春夏间，丁錫山受到日伪南桥维持会长李天民引诱，率队投降日伪，编为浦东保安队。
但是，他很快又设计诱杀了李天民及日军代表，率部反正归来，编为忠义救国军驻浦东地区的第八支队，他任队长。
文强曾代表忠义救国军总部到浦东巡视时，与他见过面。
以后，丁锡山领导的八支队又与南汇县长于陶生领导的忠义救国军第四支队、川沙县长李子明领导的忠义救国军第三支队发生火并。
因忠义救国军是原别动队改编而成，他们之间的内斗被当地群众讥为“别吃别（鳖吃鳖）”。况且，队伍时常骚扰民众，匪气较重，又被当地群众称为“十一军”（“十一”二字即拆开的土匪的土字）。
1939年10月，丁锡山被已降日的原别动队上司何天风骗至上海，在日伪威逼利诱下，再次率队降日，编为日伪和平反共建国军第12路军，丁锡山任中将司令。
文强到上海后，已将丁锡山列为策反对象，这时还尚未来得及与之接触展开工作。
在屋子里，丁锡山满脸杀气，怒目圆睁，他掏出一支手枪，“啪”地放到面前茶几上，对文强厉声嚷道：
“文将军，你来得好，没想到会撞到我的手上。老子今天要为天风大哥报仇！杀不了蒋介石、戴笠，杀了你文强也可解心头之恨！”
丁锡山所说的天风大哥，是指他的红帮拜把大哥何行健，号天风。
八一三抗战时，何天风是别动队第一支队队长，后来作了忠义救国军第二支队队长、淞沪指挥部指挥，叛变投敌后，当上了汪伪反共救国军第二路司令。
就在文强被绑架前的12月25日圣诞节前夕，汪伪特工总部大宴群丑，酒醉饭饱之余，汉奸特务们纷纷到夜总会去跳舞作乐。
玩乐至圣诞节凌晨，何天风与原军统局上海区助理书记、叛变投敌后当上了汪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的陈第容（陈明楚）一起，步出沪西愚园路惠尔登舞厅时，在门前突遭军统局行动人员开枪制裁。
枪声一响，当时正走在何、陈二人后面的王天木，立即转身往舞厅内奔逃，情急之下逃入女厕所里躲藏，才侥幸脱险。
事后，王天木引起李士群等人怀疑，将其逮捕下狱关了一段时间，后由周佛海保释出狱。
这一制裁行动是由陈恭澍领导的军统局上海区负责的，与文强的策反委员会无关，但因都是军统，丁锡山就把账算到文强头上了。
文强见事已至此，只得靠自己随机应变扭转危局，他急中生智，大喝一声：
“且慢，看你后面！”
趁丁锡山犹疑后顾的一瞬，文强飞步上前，将那支手枪夺到自己手中，并将枪口抵着丁锡山的头部， 丁锡山吓得倒在了沙发上。
文强举目一扫，只见丁锡山的手下喽啰在房间门口以四五支枪正对准了他，文强大声吼道：
“谁敢动手，我先制裁了他！”
丁锡山的喽啰们谁也不敢妄动，僵持了一会儿以后，文强缓和语气，既对丁锡山，也对其他人朗声说道：
“丁锡山啦丁锡山，你真是忘恩负义！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你脱下汉奸皮，你反而不知好歹。
何天风就是因为当了汉奸，卖国求荣，我中华儿女人人得而诛之，你想过没有，你今天要杀了我为汉奸报仇，明天为我报仇的中国人何止千万！……”
一席话说得丁锡山等人泄了气，丁锡山一下子跪倒在文强面前，连声求饶。文强不知其是否有诈，正在为难时，房门外闻声走来两个长衫马褂老人。
这两个老人，一个是龚春圃，湖南平江人，曾任吴佩孚手下的盐务统领；另一个是高汉声，湖北人，曾任民国初年国会议员。
他们都是上海红帮头领，均已被文强举荐为策反委员会委员。
两人是听到文强的声音走过来的，探头一看这屋里情景，忙推开堵在门口的几个喽啰进门，问明缘由后，高汉声狠狠打了丁锡山几下耳光，骂他不是东西。
丁锡山赶紧双膝跪行到两位老人面前，求两位大哥救命。
两位老人指着丁锡山的鼻子将其臭骂了一通，丁锡山痛哭流弟表示悔过，其他喽啰见状，也纷纷跪下求两位大哥宽恕。
文强将缴到手的那支手枪交给了高汉声，又对丁锡山作了一番规劝，最后，高汉声与龚春圃两人护送文强安全离开了百乐门酒店。
回到住处，文强才发觉自己背心已被冷汗湿透。
以后，文强又通过各方渠道对丁锡山继续进行策反。遗憾的是，尚未见到成效时，就发生了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于1941年10月底被捕叛变事件，陈恭澍出卖了文强和其他许多军统局潜伏人员，文强无法立足，奉命撤离了上海。
丁锡山所部在此之前已被改编为汪伪和平建国军暂编陆军第13师，丁任中将师长，就在这年10月调防浙江嘉兴地区。
次年夏移驻绍兴后，丁锡山终于在年底抓住机会，率部弃暗投明。但其反正计划却被副师长李燮宇和第26旅旅长宋立志向日军告密，部队遭到日军拦截。
结果，该师除第25旅李启蒙部突围投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外，丁锡山与第26旅和师部教导团均被日军缴械。
经汪伪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丁锡山被判处无期徒刑，先监禁于南京，后移解镇江模范监狱。
1944年3月18日傍晚，丁锡山旧部周士熊等12人在苏南地区新四军支持下，潜入镇江，武装劫狱，将丁锡山等十余名被汪伪当局判处15年以上徒刑的政治犯，全部成功救出。
在群众帮助下，他们经新四军控制的丹阳，由丹北抗日民主政府派新四军部队护送到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
经数月学习参观后，新四军出于维护国共合作抗日大局的考虑，由苏中分区派人将他们护送回到浦东，重归忠义救国军建制，丁锡山与马柏生合组忠义救国军马丁行动总队，丁任少将副总队长。
抗战胜利前后，丁部先后被编为别动军12纵队2支队、交警总队第2大队。
1946年6月，丁部奉命开赴胶东打内战，丁锡山因不愿参加内战，被免去职务，只留了少将专员空衔。
丁锡山回到家乡，将他在抗战胜利前夕私自购买的一批武器弹药暗中售与中共军队，并与中共取得联系，于1947年8月，率亲信20余人投奔苏中解放区。
次年2月初，经中共华中工委批准，丁锡山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并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化名丁旭文），率60余名指战员，由海路到奉贤县秘密登陆，准备在家乡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迎接解放。
不幸的是，由于先遣人员被捕，无人接应，加上丁锡山的旧部告密和外甥叛变，他们于2月13日深夜，在奉贤县钱桥西南石桥头外胡家码头登陆时，遭到国民党大军的围剿。
激战数日，左冲右突后，丁錫山被围于今青浦县沈巷乡安庄地区龙浜村一独圩内，苦战数小时后，丁锡山等14人壮烈牺牲，副司令兼政委汤景延（即曾奉命率新四军通海县地方自卫团以“诈降”策略挫败日伪清乡计划的著名“汤团事件”负责人）等42人被俘。
汤景延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汤景延于1948年5月14日壮烈牺牲。
——人生道路往往会出现令人意料不到的曲折起伏。当年在上海“孤岛”，文强对丁锡山进行策反时，他俩谁也想不到后来的命运会有如此戏剧性的变化。
当丁锡山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时，文强却在淮海战役中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当丁锡山壮烈牺牲成为革命烈士时，文强却作为国民党战犯被关进了战犯管理所。
不过，当时在上海“孤岛”，他们谁都不可能知道，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会有这样出生入死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