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为了扩大抗日斗争的战局，年方23岁的肖华接受调令，担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
带领着抗日挺进纵队，跨越津浦线，进入冀鲁平原，打击日伪军，成功地建立了冀鲁边的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在挺进山东的战役中，成功地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兵力，极大地减轻了山东国军在正面战场上的艰难压力。
1939年，中日两国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缓过一口气的蒋介石又开始了反共计划。
这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由此国民党的战略重心由抗日转向了反共，随之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2月5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返鲁后立即召开了军政要员会议，将国民政府的反共政策传达下去。
在此次会议上，沈鸿烈喊出的口号极其疯狂，比如：“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完全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1939年3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奉中共山东分局之命，选派了62名干部、战士，去鲁南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学习的同志计划先到沂水县王庄山东分局所在地，然后再分赴各校。
为了确保这些同志沿途的安全，第三支队决定派第十团政委罗文华率领二、三营护送受训学员越过胶济铁路至淄川县佛村，再抽二营的四连和三营的七连组成护送营(约210余人)，由三营营长吕乙亭带领，继续护送到山东分局驻地。
这支队伍的总指挥就是去延安汇报工作的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
27日晚，学员和护送部队从长山县的卫固镇启程，28日拂晓分别进驻淄川县的佛村和井筒西村。
这时，坚持淄河流域抗日游击战争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冯毅之营已撤离太河，这一带已被国民党别动总队第5纵队第4梯队王尚志部占据。
为了能顺利通过不发生冲突，鲍辉事先已经派人前去与王尚志联系，说明从此路过的意图，出于诚意，还将枪支人数都如实相告。
王尚志明面上表示同意八路军经过，但暗中却请示了秦启荣，开始部署军事行动。
秦启荣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秦启荣（1903—1943），字向村，山东省邹县城关镇北关人。毕业于山东工业学校和黄埔军校第六期，深受蒋介石宠信，在1929年被派回山东，先后任国民政府山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书记长，国民军训练处副主任。“七七事变”后，任冀鲁边区游击司令，旋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
3月30日，护送营到达了太河镇外，却发现镇子已经被完全封闭起来，王尚志拒不出面，只让一名副官模样的人出面讲话，要求八路军从围墙下绕镇而过，不可以从镇内穿越。
当时，鲍辉等人没有多想，坚信大家都是中国人，只要不是日寇的走狗，断然不会狠下毒手。
八路军绕行通过的道路位于太河镇围墙与淄河之间，是一条仅三米宽、长的狭窄通道，非常适合伏击。部队正在通过时，围墙上的王尚志所部突然开火，营长吕乙亭和一个通讯员当即身亡。
随后，太河镇西门大开，镇内敌人和埋伏在南山、西山、北山上的顽军同时从四面向八路军包抄而来。
面对顽军的突然袭击，鲍辉怀着民族团结大义，一面命令部队“不要还枪”，一面向顽军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不要对内”。
但是，国民党军早有准备，冲出后将八路军全部缴械，仅有数十名士兵成功突围。
接着，一百多名八路军被押进了太河镇，王尚志假惺惺地说道：
这是个误会，今早我接到一个情报，说有一支四五百人的汉奸队朝这个方向来了，等把情况弄清楚就放你们走。
然而，这时已经投靠沈鸿烈的原八路军第3支队人员宋雨田和李萌亭随即进来指认干部，这个举动让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一场有预谋的陷害。
鲍辉和潘建军当即与国民党发生争吵，即被带走，于当夜在太河镇东北外，他们二人及三支队宣传科长邓甫晨被国民党军杀害。
第二天，11名八路军连以上干部遭到百般折磨，唯有赵华川趁看守不备，磨断了绳索越墙逃出外，其他10人不幸遇难。
被扣留的一百多名八路军，还包括了十余名儿童和三名女学员，结果都是遣散、活埋，山东八路军得知消息后来救，国民党军在逃窜的路上还不忘枪杀，真是令人发指。
这件事对山东八路军打击很大，据一位幸存者回忆说：
太河惨案的损失是难以用数字来计算的。那是1939年的春天，我们丢掉了两个战斗力最强的武装连队，损失有多大，实在难以估量。
“太河惨案”发生后，秦启荣遭到中共的严厉谴责和军事上的反击，在山东国民党内部也普遍受到批评和指责。
4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对一切顽固分子的无理进攻，要进行坚决反击。
17日，张经武、黎玉通电全国，揭露秦启荣坚决反共、破坏抗战，制造太河惨案的罪行，呼吁全围主持正义，严惩祸首。
从此，山东地区国民党在整体上日趋反共，国共关系以“太河惨案”为转折点由合作走向对立。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日益严峻复杂，1939年6月初，徐向前和朱瑞奉命前往山东。
徐向前一行从威县北东大成出发，于6月29日到达沂蒙山区的代庄，与党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和山东纵队政治委员黎玉等人会合。
沂蒙山区位于山东中南部，因沂山、蒙山、沂河而得名，在徐向前到山东之前，黎玉和张经武领导的山东纵队有25000多人，开辟了沂蒙山区和胶东等根据地。
此时，罗荣桓和陈光率领的第115师一部，创建了泰西根据地，后又进入新泰、宁阳、费县、泗水带，接着向鲁南抱犊崮山区发展，肖华率领的挺进纵队，也在冀鲁边一带活动。
这些根据地和游击区，是山东人民和共产党领导的山东境内各部队进行抗日战争的主要依托。徐向前虽是初到山东，但在一年以前，他已参与了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在冀南工作期间，他曾两次邀见聊城专员范筑先，与其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并指挥津浦支队活动在高唐、夏津一带，与范筑先相互配合，坚持鲁西北的抗日斗争。
8月1日，经党中央批准，正式组成八路军第1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各部队。
当时，山东纵队司令部驻在孙祖南面的东高庄，《大众日报》社驻西高庄，党的山东分局党校驻铁峪。
孙祖是一个二三百户的大村，四面环山，村边有一条河，村北有一个山口，两边是悬崖峭壁，中间一条大道，村西南有一座二三百米高的独山，名叫九子峰，是个制高点。
1940年3月中旬，日军300余人、伪军100多人，向孙祖一带扑来，其矛头指向我军政领导机关，用心可谓极其险恶。
面对日军的险恶进攻，徐向前、朱瑞决心利用孙祖一带的有利地形，伏击来犯之敌，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3月15日，徐向前司令员在东高庄召开了紧急战斗动员会议，令第1纵队第2支队为战斗主力、警卫团及地方武装等配合作战。
徐向前在会议对大家说：
“敌人正气势汹汹地向孙祖一带前进，我们要抓紧有利时间，歼灭这伙来犯的敌人。”
孙继先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接着，他走到第2支队司令员孙继先身旁，说：
“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第二支队怎么样？”
孙继先立即表示：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徐向前又说：
“敌人这次行动路线是过荆山、经孙祖、穿九子峰，然后继续往南。你们要把主力放在九子峰，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敌人受挫后必然强攻，你们要坚守阵地，给以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之后，会退守孙祖，你们要集中优势兵力乘胜追击。”
最后，徐向前并指着地图上的孙祖说：
“一定要把敌人彻底消灭在这里！”
接受任务之后，孙继先带领第2支队迅速抵达孙祖，在孙祖两侧的荆山、九子峰高地，隐蔽待敌。
3月16日拂晓，日军在抢劫了岱庄、太平一带后，大约9时，大队人马钻了过来。
图片来自网络
他们刚到九子峰下，埋伏在此的第2支队9连官兵迅速运动到山下，与周围山岭上的部队一齐开火，日军被打得措手不及，被迫就地组织进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突然遭遇攻击，日军死伤惨重，尸骨遍地，随后迅速收拢队伍，妄图从西南方向逃窜。
这时，第2支队1连从南山脚下迂回到敌后，2连迅速占领北面的小山，以堵住敌人退路。走投无路的日军不得不再次抢夺九子峰。
守卫在九子峰西面的9连官兵沉着应战，等日军进到离阵地只有30米时，曲连长喊了一声“打！”
随即枪声、炮声和战士的怒吼声交织在了一起，在烟雾弥漫中，日军纷纷倒地，留下了一具具尸体。
紧接着，不甘心失败的日军接二连三地向我军发动进攻，曲连长带领9连官兵，连续击退了7次。
至下午13时，日军集中所有兵力发起了更加疯狂的进攻，密集的炮弹不停地在我阵地上爆炸，同时，借着浓烟烈火冲上山顶，与我军战士展开肉搏战。
黄昏时分，孙继先下达了全歼敌人的命令，战士们如猛虎下山一样向敌人冲去。守卫在九子峰西山头的3连1排排长李前仁，带着几个战士，迂回到壕沟左侧，沿着山坡摸下去，只看到一伙日军正在逃窜。
八路军作战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李前仁立即扔过去一枚手榴弹，随着一声巨响，日军士兵发出了一阵惨叫。
17日夜，我军兵分几路，向孙祖发起攻击，日军开始大肆放火，烧民房20多间，将沿途抢掠的粮食、财物全部销毁后，拼命向北逃窜。
与此同时，我军趁铜井敌伪据点空虚，将其付之一炬。18日晨，战斗胜利结束。
孙祖伏击战共击毙击伤日军200余人，缴获小车50余辆，战马5匹、大盖枪20余支，钢盔、大衣、刺刀及其他军用品甚多，还乘胜收复铜井等敌伪外围据点。
在孙祖战斗中，附近的民众自发地组织起来，有的直接参加战斗，和八路军并肩作战；有的参加了担架队、运输队、情报队，帮助我军抬送伤员，送茶送饭，侦察敌情。战斗的胜利，使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鲁中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
至1940年上半年，山东纵队由25000人猛增至第500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