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文强从许多渠道得来的情报中，担心日本会将战争扩大到太平洋，租界将再难保其“孤岛”地位。

于是，他将有关情报及他自己的分析报告给重庆，但却遭到批评，认为他轻信流言蜚语。

经过多次电报往返，重庆这才有所注意，但仍未敢全信。就连文强身边的参谋长沈忠毅也说：

“难道小日本想吞大象吗？历史上哪有这样的事！”

就在这时，更大的灾难在骤然间降临在他身边。

1941年11月初的一天下午，再过几天就要立冬，天气已经转寒。文强在西装外套上了一件夹大衣，拿上礼帽，准备去巨籁达路曹汝梁工程师家。

曹汝梁是文强黄埔军校同期同科同学曹勤余之弟。

曹勤余原来也是中共党员，北伐时，他与黄克诚在一个团里，同任营指导员，后来脱离中共，一度参加了秘密反蒋的第三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克诚奉命回家乡秘密从事农运工作。1928年初参加湘南起义，组织农民暴动并攻占永兴县城，任永兴红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对湘南特委的“左”倾盲动政策进行过坚决抵制，并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受到排挤。

后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第35团团长。不久，改任湘南农军第2路游击司令，率部返回湘南活动。

但途中队伍失散，黄克诚在家乡隐蔽了一段时间后，辗转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在法租界，他来到曹家，与曹勤余见过一面。

在《黄克诚自述》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我劝曹勤余回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他沉默了一阵子，向我表示，他不愿再干共产党了，但保证不会出卖我，他的家可继续做我的通信地址使用。”

文强来到上海后，曹勤余又将他的家作为抗日地下工作的联络点使用。

其弟曹汝梁是一个建筑工程师，不问政治。他不知道文强的身份，只因其是哥哥的同学加好友，而给予热情接待。

文强除了将他家当作一处转信地点外，还与军统局上海区长陈恭澍定期在这里接头，交换情况，协调行动。

这天文强刚要出门，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鞋跟声，接着跑进来一个年轻女子，神情紧张，气喘吁吁，一冲进屋，就瘫倒在客厅的沙发上，面色苍白，晕厥过去。

文强一看，原来是军统上海中央会计室的会计蒋志云，也是临澧训练班毕业的学生，他忙叫人倒来开水，将她救醒过来。

蒋志云惶恐万状，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文强说：

“不好了，苏固叛变，一网打尽，中央会计室也完了。我逃出来，外舅下落不明……”

文强大惊！苏固即陈恭澍的化名，外舅是指中央会计室负责人郑肇武，他是戴笠的亲信。

文强马上想到，陈恭澍的叛变，必将给军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造成极大破坏，幸好蒋志云来得及时，否则他也将落入汪伪特工的网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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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他忽然又警觉起来：

蒋志云的仓皇前来，不知是否身后跟了尾巴？她是否真的是逃脱而不是被有意放出？

这时，情况已经非常紧急，文强顾不得多想，急令副官李锡年将蒋志云立即送到浦东乡间秘密据点隐蔽起来（以后，又为她购好船票安全送离上海返回大后方）。

随后，又派出两个警卫人员，在跑马厅寓所周围巡视警戒，其他人马上连同所有文件一齐转移。

因为平时文强已经布置好了应变措施，几分钟后，这里便只剩下了一处空房……

事后，文强回想起来，才感到十分后怕。那天，蒋志云之所以跑来报信，是因为刚好她曾来此地送过一次钱款，这是她唯一能找到的地方，而文强平时“狡兔三窟”居无定所，恰好那天就住在此处。

否则，蒋志云不可能找到他，后果可想而知。

为此，他和蒋志云就有了一种互救互助的特殊关系，以后彼此都以“恩人”相称。

——80年代中期文强赴美探亲时，与侨居美国的蒋志云等老友再度相见，谈及那次惊险遭遇，真有隔世之感。

后来才知道，10月29日，军统在上海的各个据点遭到日本宪兵队、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突击抓捕。

当晚，陈恭澍接到军统最重要的内线、公共租界督察刘俊卿的电话，告知其日本宪兵队、76号会同公共租界两个捕房大举出动，抓了十几个人，会计陈贤荣、助理孙国昌全都被抓，还搜走了好几箱帐本……”

陈恭澍听后大吃一惊，没等刘俊卿说完便挂断电话，跳起身来，迅速穿上衣服，顾不得关门，冲出亲自驾车赶到了新闸路一个秘密电台处。

陈恭澍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来到这里，他定了一下神，将要发的电文内容告诉了发报员，让其等着回电后，又冲出门外，急急地向区书记齐庆斌的住处驶去。

一路飞驰，陈恭澍火急火燎地赶往齐庆斌的住处，顾不得松一口气，急忙敲门门。可是，门内久久没有回应，作为一个杀手，他警觉地竖起双耳，直觉告诉他，危险来临。

果然，还未待陈恭澍转身，身后就突然亮起十几道亮光，随后，两个人影飞速靠近，他一只手遮住刺眼的光亮，腾身飞跃，右脚带着一股狠辣的风声踢向右边，左手掌凌厉地切向左边，下意识的两个动作，行云流水，又狠又准，顺利击中向他扑来的两个杀手。

但是，陈恭澍自知已经难以逃出重围，只能打一个算一个，刚一落地，十几个人影已经围拢，用手枪指着他的脑门。

这时，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拍着手，走出来，笑着说：“陈兄好功夫，令李某大开眼界！”

灯光下，陈恭澍认出，来人正是李士群，身后是被反手扣押的齐庆斌。

“劳动李兄大驾，陈某惶恐不安！”陈恭澍讥讽地一笑，无奈地伸出双手，让人把手铐铐上。事已至此，他已经毫无办法。

陈恭澍被捕后，很快投敌。第二天，日本人在报刊上登出军统上海区所属12个部门、10个行动大队、8个情报组的全部人员名单，一时间，浊浪滔天。

陈恭澍叛变后，李士群得意已极，他利用军统上海区电台，给戴笠发去了一封讽刺性的电报，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并表示欢迎戴笠“反正”投汪。

戴笠被气得在重庆郊外杨家山住处一言不发闷了几天，最后决定对军统人事制度和外勤单位体制进行一次较大的改革。

陈恭澍原是与文强同期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后因考试不及格留级到五期毕业，他原本也是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投向国民党，成为戴笠在北方从事情报、行动工作的“四大金刚”之一，战绩斐然:

在北平六国饭店，陈恭澍制裁了与日本军方勾结图谋不轨的前湖南督军张敬尧；

在天津法租界，刺杀所谓“对抗中央政府”的抗日名将吉鸿昌（未遂）；

在天津日租界毒杀与日本军方勾结的老军阀石友三（未遂）；

在河北通县，刺杀投敌叛国的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首脑殷汝耕（未遂）；

在北平煤渣胡同，刺杀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未遂）……

1939年年初的时候，他还被派赴越南河内，对叛逃至河内正与日本密商卖国交易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进行制裁，行动失败后，被调回重庆受训。

7月，因军统局上海区前任区长王天木和主管人事的助理书记陈第容（陈明楚）相继叛变投敌，代理区长赵理君因病住院，并且遭到汪伪缉捕而难以开展工作。

此时，军统局上海区14个秘密机关被日本宪兵队派出的便衣会同租界当局搜查，陷於瘫痪。（由于租界巡捕房内线事先报信，而未遭受损失）。

所以，陈恭澍被调任上海区区长，重新整顿队伍。

上海区是军统外勤单位中最大的一个，下属22个交通联络站，一个技术研究室，5个情报组，8个行动大队，此外，还有专门从事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等工作的单位。

在两年时间里，军统上海区进行了100多起暗杀汉奸的活动，汪伪特工总部第三行动大队队长赵刚毅、机要室副主任钱人龙、勾结日本的上海帮会头目俞叶封、汪伪上海特别市长傅筱庵等人，都死于他们之手。另外，还有数十名日本现役军官也被暗杀。

此外，他们还进行了破坏日本军事设施、焚毁军需物资等行动。一时间，上海滩的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

军统局上海区的行动对震慑敌胆、鼓舞沦陷区民心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轰轰烈烈干了两年后，不料突然之间被日伪破获。

陈恭澍被捕后，为保全性命，叛变投敌，出卖了他所知道的其他军统局秘密机关和人员，并写了一本揭露军统局内幕的小册子《蓝衣社内幕》作为赎命的献礼。

据罗君强回忆中称，据说此书为同在狱中的王天木替陈恭澍代写。

尽管文强领导的策反委员会与陈恭澍领导的军统上海区是相互独立的单位，但是，文强与陈恭澍定期每十天在法租界巨籁达路曹汝梁家碰头。

此外，陈恭澍遇到手下的行动人员与杜月笙手下帮会人员发生矛盾时，也要找文强从中调解。

同时，军统供应上海区的武器，一般是经宁波、温州运到浦东后，通过文强手下的秘密交通站，运入租界后再转交给他们。

所以，陈恭澍叛变后，国民党在上海的抗日地下机关所剩无几，文强领导的策反委员会便成了汪伪特工总部的最大心病。

上海跑马场旧照，文强潜伏上海时的的一个住址就在附近。图片来自网络

为了捉拿文强邀功请赏，陈恭澍想尽办法，亲自带着汪伪特务到曹汝梁工程师家，将其全家老小捕去，严刑逼供，追问文强下落，但因曹汝梁根本不知文强身份，故毫无结果，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获得自由。

叛变之后，陈恭澍望着辉煌无比的76号大门，却迟迟不肯全身心踏入，

他看出汪伪一党气数将尽，作为叛徒也再无希望回到军统，只好抱紧日本人的大腿，办了一个“东亚政治研究所”，表面是个学术团体，实际上专搞国际战略情报。

抗战胜利后，陈恭澍因为汉奸罪被关进监狱，企图以过去与戴笠的私交而求得宽恕。

戴笠坠机身亡后，军统局由郑介民代理局长，他与陈恭澍私交甚好。为了结党营私，招降纳叛。

1946年5月，军统在南京召开大会时，郑介民起草了向蒋介石求情的信，授意当时任军统局外勤最大单位东北办事处处长的文强“以德报怨”，领衔署名，发动黄埔学生50余人联名上书，请求保释陈恭澍，准其戴罪图功。

蒋介石顺水推舟批示：“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陈恭澍于是得以免受惩罚。以后，他便戴汉奸之罪，立反共之功，得到蒋介石、蒋经国的赏识。

在上海，文强在获知曹汝梁全家被捕后，又得知另一交通站包缠虹家也被搜查，包家女儿被捕。

此处地点，陈恭澍并不知道，但其手下的直属交通员萧淑英——萧焕文之女，曾送过一次重庆发来的电报，到该处转交文强，据此判断，萧淑英也已叛变。

陈恭澍被捕叛变约半月后的一天，文强忽然收到已被汪伪逮捕三个月的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处长萧焕文投于一处无内部组织关系的转信地点的信，称他已被汪伪释放，有紧急情况面告，约文强在锦江茶室会面。

萧在信中，还向文强表白，被捕后只是假投降，忠心报国之心并未改变。并且，提出要继续以前工作，要求文强补发给他这段时间的活动经费5万元。

文强与参谋长沈忠毅和副官李锡年商量，沈、李二人都听文强谈起过萧的为人，加上刚发生了陈恭澍叛变一事，此时再去见面，实在是太危险了，两人都力劝文强不要赴约。

但是，文强却认为，不去见面，就无法知道萧焕文是否真的是假投降，是否真的有什么重要情况面告。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何况锦江茶室是在法租界，不是在沪西日伪势力范围，只要安排得好，不会有损于我。

最后，文强决定如约前去会面。为了确保安全，他们作了周密的部署……

锦江茶室是上海著名女实业家董竹君在抗战爆发前开设锦江川菜馆之后，增设的一处分店，位于上海华龙路法国公园附近。

这天晚上，“十里洋场”华灯初上之后，锦江茶室大门上的霓虹灯招牌在夜色里闪着醒目的红光。

上海锦江茶室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到了约定时间，一辆小汽车在茶室门口停下，走下一个英武青年。他就是文强的副官李锡年。

李锡年与文强同年出生，年长文强三个月，原籍江苏丕县，识字不多，但精通武艺，机敏干练。本是上海一纱厂工人，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从军。

当年，文强在祁门历口整训部队时，一次看到李锡年在为士兵们表演少林拳，功夫极好，文强十分赞赏，特地将其从士兵中选拔出来，留在身边，先后作勤务兵、卫士、副官，两人还经常切磋武术技艺，亲如兄弟。他不仅忠心耿耿，任劳任怨，还多次帮助文强转危为安。

李锡年走进茶室后，机警的目光四下一扫，瞥见萧焕文一人坐在约定位置的茶桌边等候，在他的附近，也没有发现其他可疑人物。

接着，李锡年从容不迫往他旁边走去，走过萧焕文身边时，突然靠过去抓住他的手臂，低声道：

“是萧先生吗？请跟我走，去见文先生！”

说话间，一个硬东西已顶到了萧焕文的腰部。

萧焕文猝不及防，只得乖乖地跟着李锡年走出茶室，上了小汽车，一上车就被人蒙上了眼睛。

汽车飞驶而去。为防止被人跟踪，中途转了几个弯，换了两次车牌照，才到达法租界吕班路东方药物研究所，这是文强的又一处秘密据点。

萧焕文被带到一个房间里，取掉蒙眼布后，见到正气凛然的文强，顿时如瘫痪一般，不由自主跪倒在地。

文强这时完全掌握了主动权，软中带硬，连劝带逼，桌上摆着准备好的5万元钱，说明是要补发给萧焕文的三个月活动经费，但是，要他交代日伪阴谋，否则即将他就地制裁。

萧焕文只得将他如何向日伪献计，放出他来“招鸾引凤”捉拿文强的阴谋全部招供，并谈到陈恭澍也参与策划了这一阴谋。

萧焕文说完后，痛哭流涕，一再叩头请求恕罪，赌咒发誓要重新做人，文强对其教育一番后，将其释放。

在这之后不久，文强又得到一张神秘字条，他一直以为，这又是金浪涯写来的，但是，后来据金浪涯回忆，他并未写过这张字条。

这张字条究竟是何人所写？已成为难解之谜。

字条上写着：

汪伪特工总部派出已叛变的萧焕文及其长女萧淑英，前往安徽广德忠义救国军总部，图谋利用萧淑英与忠义救国军代理总指挥周伟龙的旧情，策动其投敌。

文强得报后，急电通知了重庆军统局本部，重庆立即派人在萧氏父女二人刚入境时，将其扣押起来，周伟龙对此事毫不知情。

后来，文强只知道萧焕文被带到重庆关押。直到抗战胜利后，戴笠坠机身亡，文强到重庆参加追悼会时，意外地在军统局本部走廊上隔着窗户玻璃看到萧焕文在一间屋里做清洁。

有人告诉他，萧早已由周伟龙保释出狱，并在军统局当上了第八处（总务处）副处长。不久，萧焕文居然还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大约就在处理萧焕文事件前后，文强曾约金浪涯与曾铁如两人见过一面。这件事，文强本人已经没有一点印象了，而金浪涯却记忆犹新。

据金浪涯回忆:

那天，他和曾铁如一起如约在国泰电影院门口等候。不一会儿，文强坐一辆出租车驶来停下，叫他俩上车，然后，开到八仙桥黄金大戏院后面桃源路一家湖南菜馆共进午餐。

与文强一起来的还有他的秘书兼译电员程秀华，她也是当年忠义救国军政工队同事，大家都是熟人。

那次见面中，金浪涯向文强汇报了他从韩志强等人那里了解到的一些汪伪特工情况，谈到韩志强、张兴雄等人作恶时，文强提出应设法对这伙败类进行制裁。

金浪涯则建议，可以将韩等诱至内地再逮捕处置，这样会更有收获。因为，此前韩志强曾向他说起过想回浙江绍兴老家活动，他认为此计可能成功。

文强听后，深表赞同，并告知其到浙江金华后与军统浙江站联系的方法，还给了他们50元钱作为用费。

金浪涯所定之计果然成功，他与曾铁如（曾也借机脱离了日伪监视）一起，佯称随同去玩，将韩志强、张兴雄及韩的姘妇等三个汪伪特工骗至浙江金华，然后，即按文强的吩咐，打电话通知军统浙江站站长童襄，将韩志强等三人逮捕。

此后，文强即失去了金浪涯的音信。直到抗战胜利后，文强才在东北意外见到，两人之间又有一段颇为曲折的交道。

对陈恭澍叛变后策反委员会所面临的险境，文强电告重庆，戴笠回电称：

“吾兄忠诚体国，已报校座嘉奖。盼一日一电报告平安。”

文强接电后，亲拟回电，算是写下了自己的遗嘱：

“某电谨悉。万一不幸，为国牺牲，义无反顾。”

此电发出三天后，忽接戴笠急电：

“已内定吾兄为财政部稽私总署湖南稽私处处长。请指定资深可靠同学一人代行职权，限一周内取道金华或香港来渝报到。”

文强接电后，决定让参谋长沈忠毅代行他的职务，沈忠毅是黄埔三期生，又是与他同在浙江警官学校任政治指导员的同事，彼此很了解，工作也很默契。

——不幸的是，文强离开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各个租界，沈忠毅与策反委员会终于落入日伪之手……

离开上海“孤岛”之前，文强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绕道经香港去重庆，但因所需费用甚巨，还得留下足够的经费给沈忠毅使用。

最后，由杜月笙留驻上海的代理人徐采丞垫借两万元给沈忠毅作活动准备金，文强的另一位好友，国民党江苏省地下党部委员王艮仲资助了5000元法币给文强作旅费。

——不久，王艮仲受江苏省农民银行总行委托，主持将其上海分行资金秘密调往后方，职工遣资疏散，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进入租界之前将银行停业，免遭日伪控制。

次年春，王艮仲逃脱日伪搜捕，从浦东渡海至对岸余姚，经上饶去到重庆。

离开杀机四伏的上海“孤岛”，文强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马上就会脱离虎穴狼窟，到战时首都去呼吸自由空气。忧的是此后上海“孤岛”抗日地下斗争将会更加艰难，战友们将如何应付局面？

副官李锡年给文强订好了荷兰芝丹沙妮皇后号船票，将装扮成小商人的文强送到了码头。

汪伪《中华日报》旧照

上船安顿好之后，李锡年忽然从衣袋里掏出一份当天出版的报纸递给文强，这是汪伪在上海办的发行量最大的《中华日报》。

李锡年悄声道：

“上面有通缉你的消息，千万小心！”

文强打开报纸一看，果见有关于悬赏缉拿他的消息，还刊登了陈恭澍写的《蓝衣社内幕》一书连载部分，文强的大名赫然列于军统局驻沪地下抗日人员之首。

文强见了，怒火中烧。他想，一定要把这张报纸作为陈恭澍叛变和汪伪卖国的铁证带到重庆。

想到这里，他感到肩头又增添了分量，郑重地将报纸折好，插进西服的左胸内袋里，表面上若无其事地与李锡年握手话别。

文强看到，李锡年眼里闪出了泪光，这时，他自己已经热泪盈眶，汽笛声中，轮船离开了上海港。

回望吴淞口外，冻云晦暗，浊浪滔天，文强不由得吟诗一首：

故国兴悲海上天，排空浊浪又年年。

此行归去能无感？誓扫胡尘更著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