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文波
楚溪春,字晴波,1895年出生于河北省蠡县北高晃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蠡县是冀中有名的富庶之区,楚出生时,其家境乃为小康。他幼年在村塾就读,结业后,于1912年考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1915年,又以学习成绩优良被保送进保定军官学校受教,和傅作义、陈长捷等同为第五期生,私交甚厚。1918年,溪春保定军校毕业,以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官。
1921年,陈诚考入保定军校第八期,因楚溪春担任着第八期及第九期学员的区队长。楚和陈相互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建立了较深的感情。
1924年,国共两党进行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以培养军事干部。由于陈诚与蒋介石是同乡,被校长蒋介石请到黄埔军校任教官。黄埔军校创建伊始,正是用人之际,陈诚乃致楚溪春函，邀其到黄埔任教,并答应给楚官升一级。怡逢此时,楚溪春也接到晋军方面傅作义,张荫梧的来信,邀其赴晋到阎锡山部下任职,楚溪春考虑山西离家乡近、有地理之便和人和之利,而广东山高路远,人生地疏,生活习惯与北方迥异,不便甚多,乃决定入晋去阎锡山部下供职。此时,张荫梧在晋军第五旅第十团任团长,楚赴晋后,在该团担任了副团长。
在阎锡山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吴佩孚、国民军冯玉祥等多次作战中,楚溪春屡立战功,逐渐得到阎锡山的器重,职位也不断擢升。1926年,阎锡山成立军官教导团,轮训部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委楚溪春为教育长,因楚工作有方,成绩昭著,不久,又被阎委任为晋军二十五师师长，
1927年6月,阎锡山悬挂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合流，1928年3月;蒋介石向各集团军下令,进行所谓“二次北伐”,盘踞在华北的张作霖受到各集团军的夹攻,鉴于形势不利,张作霖乘京奉路火车退回奉天,车到离沈阳不远的皇姑屯时,被日军特务河东大佐派人预埋的地雷炸毙,奉军大乱,纷纷退回山海关外。在所谓“二次北伐”中,楚溪春率师出娘子关,在保定方顺桥一带和奉军张学良部展开阵地攻防战,因楚指挥有方,勇猛善战,终将奉军防线突破,与张荫梧部会合,于1928年6月8日,率先进占北京。从此，蒋介石和阎锡山在北京取代了张作霖。6月9日,锡山进京,自任京津卫戍总司令;委张荫梧为北京警备司令兼北京市市长;委楚溪春为宪兵司令。
1929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军阀对蒋介石剪除异己的《编遣方案》极为不满,因而又酿变成 1930 年的蒋、阎、冯新军阀中原大混战。
大战开始前,阎锡山命张荫梧为第四路总指挥,开赴津蒲路作战,命楚溪春又兼任北京警备司令。楚在北京任职期间,恰逢学生们不断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军阀混战,楚溪春指挥警宪，对游行示威学生进行了镇压,有30多名大学生被关进警备司令部。
新军阀的中原大战,由于西北军内部的反叛和张学良态度的转变,以蒋介石的胜利和阎冯的失败而告终。蒋介石的胜利，无疑得力于张学良的挥兵入关,战后,蒋介石责任张学良统一节制。张学良将晋绥军原有的十四个军缩编为五个军，这样,就有3000多名军官被裁下来编为晋绥军军官教导团。楚溪春担任了军官教导团的教育长。
由于阎锡山倒蒋失败，山西军政诸方面都混乱不堪，楚溪春精明干练,手腕圆滑,把军官教导团管理得井然有序,避免了大乱子的出现。
1931年“9·18”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阎锡山以决不再反对蒋介石为誓言,得到蒋的谅解,蒋、阎再度合作。阎锡山出任了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委楚溪春为太原绥靖公署参谋处长。蒋介石拨巨款给阎锡山,作为修筑国防工事之费用。溪春率国防工事组赴天镇、阳高、大同,雁门关、平型关及黄河沿线视察地形并设计施工方案,后因阎锡山将国防工事费之一部分挪作他用,致使工事未能全部完成。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日寇大举侵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开始。蒋介石委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楚溪春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
1937年9月,楚溪春率第二战区长官部及太原绥靖公署两机关人员,由太原转移到临汾,收容整编部队,组织抗战力量。
1938年2月16日，，阎锡山在临汾西南温泉村召集军政民高级干部举行“第二战区抗战工作检讨会议”,并做出了抗战工作检讨决议案，由参加会议的军政民高级干部108人签名,发起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楚溪春被指派为十三高干之一。
1938年3月,日寇清水师团进攻临汾,临汾失陷,楚率长官部,绥署和山西省府机关,经吉县小船窝渡黄河往陕北部的宜川县之秋林镇,安署就绪后,他仍返回黄河以东前线。
1939年1月9日,在二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楚溪春拟定程序后,阎锡山在吉县五龙宫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开了九天，决议有“建立现代化有基础的三十万团力的铁军”等七项。五龙官会议后,楚溪春和阎锡山经吉县小船窝渡过黄河，于1月29日回到陕北秋林。
在共产党领导下,早在1937年秋,薄一波、雷任民、戎伍胜、张文昂等同志先后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四个纵队和一个工人武装自卫总队。决死队中不少干部为共产党员,他们在八路军的帮助和指导下,组成了一支有政治觉悟的坚强的敌后抗日部队，由于决死队思想作风、体制、训练与旧军迴然不同,所以,一般被称之为新军。沦陷区的青年,纷纷参加,新军实力很快强大。阎锡山出自守土抗战的需要,开始对新军是很支持的,因而,使新军得以很快发展壮大。
这支新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和日寇的不断作战中,到1939年扩大到48个团。楚溪存和赵承绶、王靖国等旧军高级军官,视新军为眼中钉，肉中刺,竭力鼓动阎锡山改编新军,阎锡山本来就恐惧新军壮大后自己难以控制,在楚溪春等人的蛊惑下,他决心撤掉薄一波等新军领导人,换以旧军官。
1939年12月,阎锡山命令新军向日寇发起冬季攻势,同时密令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骑兵司令赵承绶,第三十三军军长郭宗汾、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等督率所部,由背后向各地新军发起大规模袭击，企图一举将新军缴械改编。是谓“十二月事变”。
薄一波等各部新军正向日寇发动进攻,突然背后遭到旧军猛烈射击,腹背受敌,由于薄一波等同志早有察觉,预作了应变准备,故决死队损失不大。事变后,决死队乃转移敌后。在晋东南,晋西北等地区继续对日作战,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十二月事变”是国民党第一次反共之潮在山西的表现,楚溪春是“十二月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1940年夏,日寇对中条山发动大规模进攻、陆空配合、五路奇袭,并首次使用空降部队,防守中条山的是第一战区卫立煌的军队,在日寇凌厉攻势下,各军奋勇抵抗,浴血奋战。军长唐淮源、武廷麟阵亡,庞炳勋,孙殿英等被俘,军队损失惨重。日寇进攻中条山时，阎锡山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将所辖的第四十三军的大部由晋东南的沁水,阳城一带撤到晋西吕梁山,留第七十师石作衡部于晋东南。
阎锡山担扰第七十师被中央军吃掉,即把楚溪春调往八集团军任副总司令，另组司令部,让楚把部队由晋西开赴晋东南,一方面控制住第七十师,一方面占住晋东南这块地盘。无奈同蒲线日寇封锁甚严,楚溪春只得变更行军路线。是年秋天,溪春率第八集团军副总部,绕道陕北,经洛川至河南省,拟渡黄河到中条山。这时,第七十师已被日寇击溃,师长石作衡阵亡,该部团长赵世铃率残部逃回晋西。在此形势下,楚溪春已没有必要渡河去中条山了,便驻在河南阌乡县,与中条山隔河相望,既无军队可指挥,又无任务可执行，十分悠闲。
1943年,楚溪春被阎锡山召回吉县克难坡,随即派他去孝义担任北区作战军总司令,指挥驻孝义境内的骑兵军沈瑞部。这时的骑兵军已没有骑兵，只是三个步兵师,但仍称之为骑兵。骑一师师长韩春生、骑二师师长卢鸿恩,骑四师师长燕登榜。
1945年上8月9日，日本天皇对其全国军民宣布接受盟国无条件投降办法。阎锡山闻讯后,立即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1、令楚溪春率骑兵军沈瑞诸部于8月10日由孝义沿汾河两岸迅速向太原挺进;2、电召彭毓斌率第二十三军许鸿林部、暂编第四十师武世权部、暂编四十六师郭溶部、暂编四十七师程云峰部,暂编四十九师张宏部、暂编五十师樊德鸿部、第八十三军孙福麟部第六十六师李佩膺部,由乡宁连夜赶往孝义,随楚溪春梯队续进3.电令赵承绶,从临汾即乘火车赴太原,与汉奸王骧、苏体仁及日军军长澄田徕四郎联络会商,准备阎锡山回太原事宜。
楚溪春是8月12日夜率领军队由孝义出发的。于15日到达太原。彭毓斌也率部于15日到达太原以南的小店镇一带。接着阎锡山又电令楚溪春即率韩步洲的暂编三十八师、迅速乘北同蒲路火车开赴大同,阎锡山于8月30日回到太原,面示了楚溪春,楚即于9月1日乘日军飞机飞抵大同,指挥韩师布防，以狙击八路受降。
楚溪春来同后,成立了大同领导组,由溪春负责,孟祥祉、刘效曾辅之,领导组负军、政、财、教之全责。9月1日,楚溪春在大同召开军政高级干部会议,宣布阎锡山的命令,由他以北区作战军总司令的名义负责大同地区一切军、政财、教事宜并组成三人领导组。领导组下设军事、政治、组织三个组。李应麟担任了军事组组长。
次日,楚溪春召集日伪军政人员开会,勉励他们,在没有“接受”之前.要安心各自岗位克尽职责;日军伪军原驻的各军事驻地需保持警觉,加强戒备,如有八路军或地方抗日武装进攻,坚决予以猛击,务必坚守,不得有失。
接着,溪春又召见大同伪军头目安钦,着手研究收编伪皇协军、警备队等汉奸部队等事宜。将雁同地区伪军、警察编为山西省防第五军,由韩步洲任军长,军下设三个师,第十三师师长王元龄,第十四师师长张佐汉、第十五师师长安钦、又将接收过来的日军一个坦克车队编为坦克营,以孙玉藻为营长,并把日俘八百人编成一个特种兵大队。不久,马占山所属的东北挺进军第五、六两个骑兵旅由绥东开到大同,也暂归楚溪春指挥。
楚溪春派省防五军第十三师王元龄部抢占阳高、天镇,企图从大同向外扩展；令安钦部占左云及山阴等地，并派去县长，其中，被阎锡山称之为铁汉的王灵秀(守华灵庙的连长)被派到浑源当县长。楚在抢占地盘的同时,大肆备战、准备和八路军较量。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从上海派出了由朱庚扬率领的一个交警中队,于11月从上海乘飞机到大同。
楚溪春一时得意洋洋，大宴小宴,夜夜春宵,准备大干一场。但好景不常,侵犯阳高、天镇的王元龄部被八路军驱逐回来,其余各地、除应县的乔日成负隅顽抗之外,都纷纷逃回大同。大同陷于八路军的包围之中。
1946年1月10日，楚溪春接到阎山转发中央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报说:南京的三人小组国方代表张治中、共方代表周恩来,美方代表马歇尔已商定于元月十三日午夜零时起,实行全面停火。务须于停火生效之间控制有利形势。阎意思很明显，要利用停战前的时间，用袭击的手段多抢占地盘。
楚溪春接电后立即四面出击,命令韩步洲、王元龄,田尚志等编组突击八路军据点和要地,务必在元月十二日前一举攻占,并命令朔县县长张文龙(兼爱国乡团长),必须把朔县辖段的同蒲铁路沿线八路军地方武装击退到三十里以外,保障通车无阻
但是,楚溪春策划的一切袭击抢攻，分别遭到八路军的迎头痛击，一路一路地都龟缩回来。在南京二人小组指导下，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军调部的三人小组是:国民党方面代表郑介民、共产党方面代表叶剑英、美方代表罗伯逊，秘书长是国民党的蔡文治。
一月中旬,北平军调部派出军调小组到大同,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共产党方面代表是李波,国民党方面是温天和,美方代表是和礼。楚溪春对军调三人小组说，大同地区，不存在国共两军冲突问题,军调小组没有必要到大同来,企图把军调小组顶回去。
根据南京三人小组的协定,不来是可以解决国共双方冲突的，但蒋介石并无停战诚意,楚溪春也是想借助三人小组美力代表的支持,控制共产党方面代表以便形势有利于国民党,本没有解决冲突的诚意。因此,经三人小组定下来的协议，马上就被民党军队破坏,而且冲突不断升级。致使调处小组无法执行任务,终于在炮声隆隆的六月间,继李波、周同后的共产党代表钟师统撤出了大同。
1946年7月20日至9月15日,解放军第一次围攻大同，双方在大同近郊展开激烈战斗。很快，城外据点均被解放军占领，大同岌岌可危。蒋介石急电十二战区司令傅作义，由归绥向东出兵，增援大同。傅作义亲率孙兰峰等部,疾驰卓资山、集宁等地。解放军处于腹背受敌态势，主动撤去对大同的包围。
1945年10月,阎锡山部队在上党战役中,损失极为惨重。总指挥彭毓斌被击毙,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炮兵司令胡三余及师职军官四十余人被俘,官兵35000余人被歼,各种炮百余门及轻重机枪,步枪、手枪两万余支被缴。阎锡山几年来亲自训练的精锐部队，在上党损失过半,阎锡山心痛不迭。
两相对照，楚溪春守住了大同,蒋、阎都非常高兴,誉楚溪春为反共英雄,纷纷来电嘉勉慰问。蒋介石特别电告阎锡山,着楚溪春亲赴重庆面述“大同保卫战"经过。楚溪春闻讯更是满面春风，他赴渝前先到太原谒见阎锡山,面聆机宜。阎问他:“你能守住大同的主要因素是啥?”楚面带笑容回答::“得成在于人和。”
楚溪春到了重庆,受到蒋介石的特殊优遇,又是颁发勋章，又是设宴款待,蒋的高级官员何应钦、陈诚等相陪欢饮。此时的陈诚已是蒋介石嫡系三块红牌之一(另二块是汤恩伯,胡宗南)比何应钦还吃得开,蒋介石的一贯手法是利用机会,消灭异己，瓦解地方势力。他看到楚溪春颇为干练,有意把他留下，以釜底抽薪,削弱阎锡山的力量,陈诚也助蒋相劝。楚溪春当时考虑,在山西,自己已到了尽头,无法再向前迈进一步了,没多少发展的前途了，自己很愿意投靠蒋介石。但是,他和阎锡山相处多年,对阎的脾性揣摸得一清二楚.如果就此留重庆不归,阎必不允,弄得画虎不成。因此与陈诚密议仍回大同,侍机而动。
楚溪春在重庆住了一个星期,即返回大同。
1946年秋,陈诚到沈阳,接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楚溪春投靠蒋介石,陈诚的机会来了。陈诚给阎锡山打电报,商议暂借用楚溪春到沈阳，筹划设计沈阳城防工事,以利巩固东北形势,而利全国性的对共作战。陈当时正是红得发紫的人物，而且师出有名,阎锡山乃允楚溪春赴沈阳,改派于镇河去大同,接任楚溪春。楚溪春一到沈阳,陈诚便委他以沈阳城防司令要职,并着手勘查地形,设计城防工程。
1947年春,傅作义出任华北总司令,总揽军政大权，总部设于北平。傅作义深感责任重大，人手不足,乃电请蒋介石,调楚溪春出任河北省主席;与此同时,傅作义又电阎锡山恳切陈词,求阎准楚到北平。阎锡山考有傅,楚在北平,对太原来说是有力的屏障,有利无害,于是同意傅调楚到北平。
傅任华北总司令前,在北平任十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孙连仲,兼任河北省主席,省府设在保定。楚溪春接任河北省主席时,保定四周均被解放军控制，政权命令出不了城,傅调楚到北平,本是想要楚为他出谋划策,有事随时商议。所以,鉴于主客观原因,傅作义决定把河北省政府由保定迁到北平，这样他二人便可朝夕相处,议事十分方便了,河北省府设在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原北洋政府陆军部。
楚溪春是傅作义的智囊。他建议,第一步是扩军,增大反共力量。初步计划在河北省府所控制的各县成立人民自卫总队，成立保安团,然后再改编,抽其精锐编成正规军。这第一步的实施可以给傅作义增加三个军的力量。
河北省设有保安司令部,楚溪春兼任保安司令。日常工作由副司令处理。河北省保安副司令陈光斗(耀三)是傅作义委派的。但陈光斗原来也在山西任职,与楚早已非常熟悉,因此,相互配合极为默契。楚溪春选派了一批专员和专区保安副司令、县长等,这些人一到任,便开始征拔壮丁,编组训练地方团队,有计划地大力扩军。原在山西的楚溪春的旧部和同乡，从山西纷纷逃来北平,谋求一官半职。
刘维濂,河北蠡县人,楚的同乡,被楚委派为天津县县长;李应麟,河北蠡县人,楚的同乡,被楚委任为保安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李思文,县人,被楚委派为保定专区保安付司令;肖健行;天津人,楚的旧部,被楚委派为沧州专区保安付司令;孙锡沧,河北钜鹿人,楚的旧部,被楚委派为塘大警察局局长。楚溪春还收编了王凤岗部,由傅作义给王以快速部队司令头衔,该部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往返袭击革命地方武装,鱼肉乡里,民怨沸腾。
此时,张荫梧也在北平,傅、楚和张都是阎锡山的老部下,他们共事时间很久。抗战胜利时,张荫梧正在重庆,蒋介石给他以三青团河北省支团部书记兼三青团北平市支团部书记之官衔,张感到很不得志。楚溪春向傅作义建议请张出山，担任傅作义的训练总监,统一督训傅的军队和河北省保安团、队。
张荫梧一向对傅不满，傅出任华北总司令,张荫梧更是牢骚满腹,当楚征求他的意见时，张表示不屑于在傅之下干事,断然拒绝傅、楚之邀。张乃集中精力,搞其四存学校,以独立自形成一支青年武装力量,侍机而动。
扩充军队需要大量钱币，楚溪春便想法控制河北省银行。该行总行设在天津,楚想按照阎锡山的办法大印省钞,但蒋中央不准，未成。天津是我国北方第一大商埠，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工商业很是发达,物资条件充裕。设在天津的河北省银行代营中、中、交、农四大国家银行业务并囤积外汇和金银,资金相当雄厚。为了把河北省银行抓到手,楚溪春派他的亲信,同乡刘泮池到该行任总嵇核，并规定,凡是银行的存、放、兑、汇等业务,都必须由总嵇核最后审核签署才能生效。这样,河北省银行便牢牢地掌握在楚溪春的手里。
楚溪春在北平南长街买了一座相当气派的私人住宅,代价是四十根黄金大条子。
傅作义调在兰州任第八补给区司令的陈长捷为天津警备司令,因傅、楚、陈都是保定军校五期同学,又都在山西同事多年,相互间私人交情也深,让陈坐镇天津,傅、楚都很放心，
形势的发展出乎楚溪春的意料。很快,傅作义的嫡系精锐部队先后被解放军歼灭:涞水战役,第三十五军军长鲁应麟自杀,三十二师师长李鼎铭阵亡,第一〇四军安春山部、第一〇五军袁庆荣部在柴沟堡,新保安等地也全军覆灭。
1948 年秋,楚溪春见势不妙,忙把家属送到台湾。他的女婿是蒋军澎马守备司令赵家骧,他的儿子楚剑藩赴美国留学,楚溪春在北平解除了“后顾之忧”。
是年12月,北平被解放军包围，在北平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李文部的石觉第十三军及袁朴的第十六军纷纷撤至城内,强占平房强征食品、物资,北平城内大乱、商民闭门罢市。
楚溪春为安定城防,维持社会秩序,把省府和保定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分别编成若干个协助守城工作队，具体工作一是解决军民纠纷，二是保护古都文物古迹。收到一些效果，北平城内秩序也得以维持下来。
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傅作义开始和共产党谈判和平解放，北平在和谈中,楚溪春发挥了积极作用。傅作义当时是一面和谈,一面观望时局的发展。到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天津解放,傅作义才同意和平解放北平,把军队撤出城外,接受改编。
楚溪春随傅作义起义后,曾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全国政协委员。不久,民革在北京成立,楚溪春任民革中央委员、组织部长。他把南长街的豪华私人往宅卖掉,另在南河沿购置住宅一所。
解放初,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明文告示,民间存有的抢支弹药,一律交公,私人团体不得持有。张荫梧拒绝把四存中学的武器、弹药交出来,而且张荫梧有严重罪恶,抗战初期,他在河北省中部,任民军总司令,和共产党闹磨擦,他打响了反共第一枪，由于种种罪行,张荫梧被拘捕。张性情残暴,窥机服毒自杀。之后，张家的人已乌兽散尽,楚溪春奔前跑后,料理了张荫梧的后事。
楚溪春在党的教育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在政协，在民革,做了一些有利于统一战线的工作,思想觉悟不断提高。
1966年,发生“文 化 大 革 命”楚溪春受极左路线迫害,于1966年9月12日逝世,享年七十一岁。1980年1月31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为楚溪春等五位民革中央委员开了追悼会,追悼会由王首道主持,屈武致了悼词,对楚溪春等五位民革中央委员给予很高评价
(陈连茂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