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在聂荣臻司令员的领导下,建立了晋察冀军区,同年12月5日,在阜平县城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筹备处”。
1938年1月10日至15日,召开的晋察冀边区军政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边区为统制与建设经济得设立银行,发行钞票”的决议案。当时边区,除法币、伪币外,各种地方小票杂钞充斥市场,为统一边区币制,保证经济发展,解决边区军、政经费,在晋察冀边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筹建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政处印刷局,冀中行政公署也建立了印刷分局。同年2月18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省五台县石咀镇宣告成立。首批发行自己设计印制的壹圆券和伍圆券,有力地开展了对敌经济斗争,维护了边区人民的利益,促进了生产发展。
从1938年至1947年,晋察边区银行先后发行了不同面额及版别的货币50多种(见表2)。晋察冀边区第七行政区、冀中第五行政区、冀中各县、河北宝坻县以“合作社”“银钱局”或县的名义都发行过流通券。
一、人民自卫军军需处印刷所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中共地下党员吕正操率领的国民党五十三军一三〇师六九一团,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国民党当局不抵抗主义的不满,毅然拒绝了上级南撤的命令,脱离了国民党军队,于1937年10月14日,在河北省晋县东北的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北上抗日,进抵河北省高阳、安国,创建抗日根据地。吕正操与聂荣臻司令员联系,聂荣臻谈了在冀中建立平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还谈了筹建晋察冀边区银行问题。吕正操回冀中后,即指定人民自卫军军需官关学文负责晋察冀边区银行的筹建工作。
要建立银行,就要发行货币,筹建印钞厂则是首要任务。1937年12月中旬关学文带着上级的指示到河北省安国县。
安国是中药材集散地,有不少的商号药行,他们都需要印商标、广告、包装纸等,因而该县的印刷业比较发达,有不少私人开设的印刷局和具有一定水平的技术工人。关学文在当地较有声望的进步人士冯国俊等人的协助下,找到安国县鸿记、义文斋、美玉、玉麟阁、瑞兴斋、义文等小印刷局的掌柜和工人,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经过协商,很快集中了十余台小石印机、手打号码机及辅助设备、材料和近20名技术工人,在安国县城南关药王庙的一座大院子里,建立了人民自卫军军需处印刷所。暂时先印一些人民自卫军的布告、八路军的徽章、军用地图等。
为加快筹备工作,关学文选派有设计制版能力的赵毅林、李德义,在一个既安全又保密的地方制作票版。要求钞票图案设计上要突出抗日,赵、李两人设计了壹圆券的票样。主景是黑色壮马耕地图案,票券为横式(143x73毫米),于1937年底制作完成,打出了样张。
二 边区银行印刷部
(一) 建部
1938年1月中旬，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的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建立银行。从此,边区银行的筹建工作,就纳入边区政府的重要工作日程。
这时,日寇沿铁路线向两边扩张,侵占了保定一带的平原地区。筹建中的边区银行及军需处印刷所,奉令携带印刷器材,从冀中转移到冀西抗日根据地的阜平县。新设计的晋察冀边区第一张钞票样张——红色壹圆券送到军区,经聂荣臻审查批准，在阜平县城西法华村一个小学校里,安装七八台小石印机开始印制晋察冀边区银行“小马耕地”壹圆券。军需处印刷所改称边区银行印刷部。
印出的第一批钞票,裁切后,送到阜平县城里的银行,经过加印“经理章”“签字”,并打号码、检查、包封等工序,最后完成。
(二)迁驻古佛寺
1938年3月初,由于日本侵略军进攻阜平,印刷部随军区司令部和边区政府,向山西省五台山转移,边区银行筹备处和加印部驻在石嘴镇,银行印刷部驻古佛寺。继续印刷壹圆券。同时又设计制作了伍圆券版，上机印刷。为了提高钞票防伪能力,伍圆券印好后,还在背面加盖“骑缝印”“骑缝印”就是将登记本和号码相同的钞票对在一起,盖上“晋察冀边区银行”的印章,起到防伪作用。
随着边区银行的成立和边币的发行,印刷部原有的设备和人员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加印部分。3月下旬,关学文、冯国俊等人又到冀中的皮毛集散地——辛集、旧城招工。找了八家小印刷局掌柜,经过做工作,招收王尚明、郭明显等十几人。从旧城兴业、文记印刷局招来孟冠洲、傅发永等。在安平县城外的一个小村集中,由关、冯带领沿着五仁桥、寨西店、燕赵、曲阳、阜平、龙泉关,经过20天的徒步行走,到达古佛寺。
这支队伍中,许多人是从事铅印、裁切工作的,这为银行单独成立加印部奠定了基础。银行领导为使加印工序更好地与印刷工序相适应,正式成立加印部,由解奇霄负责。安上机器后,三班生产,每台机两人,一人印刷,一人擦滑石粉,每班印1万张,代替了许多人的手工劳动,效率高,质量好,大大提高了合格品率。
三、边区行政委员会财政处印刷局
(一)成立
1938年6月,中共北方局、边区政府派吕东来到古佛寺,决定将原银行印刷部与银行分开,成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政处印刷局”吕东任局长(当时边区政府直属单位均为首长负责制),兼任银行监督,统管银行和印刷局党的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
6月底,原银行印刷部和从辛集、旧城招来的从事小石印机生产的工人,全部迁到门限石村,召开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政处印刷局成立大会。
印刷局下设两个印刷队,一队由安国县招来的技术工人组成,二队由辛集、旧城招来的技术工人组成。
1938年7月,中共晋察冀区党委为了加强党对印刷局的领导,又派罗琪来到印刷局任工务主任,主要是协助吕东开展工作。开始准备建立党组织。
当时,印刷局的成员大都是农民出身的小印刷局的工人和一些小手工业作坊的掌柜,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头脑中小农意识、地区观念、帮派思想较为浓厚。互相之间不太团结,搞“家礼”活动,每天下班,要磕头拜香堂。思想混乱,生产上不去。北方局指示:“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好,使之成为一支真正的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提高生产能力,满足日益增长的抗战需要。”
局领导针对职工队伍的情况,紧紧抓住思想教育这一环节开展工作。他们和工人干在一起,拉家常,谈思想,给工人讲什么叫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是什么?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我们应当做些什么?讲社会发展史等等。并讲“家礼”活动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组织工人上政治课,唱抗日救国歌曲。这些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在此基础上,组织上发展了印刷局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佟维明、徐瑞秋、程茂山、侯益三、赵锁茂等人。随后又发展张惠忠、冯景长入党,成立了工人中的第一个党小组,在生产、战斗中起着模范带头作用。
(二)转战冀中
1938年9月，日寇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边区政府决定,银行、印刷局从五台山转移到冀中。
印刷局从门限石村转移石嘴镇、过龙泉关,经东下关绕道阜平北到大白山的炭灰铺煤矿,从大白山南麓到走马驿,顺着唐河到完县,从完县到望都北面,过平汉铁路(现京广线)到任丘县青塔镇,又转移到蠡县的大百尺村。
由于印刷局和银行加印部工人、干部大都是从冀中去的,且战争年代交通不便,书信来往极少,许多人要求回家看望。领导考虑到冀中大部分地区在我军的控制之中,小工业、商业也比较发达,有一定的技术力量和设备,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发展壮大印刷局的力量,因此批准大家的探亲请求,并希望大家在探亲的同时动员自己的亲属、熟人来参加印刷局的工作。印刷局一些负责人亲自到博野县、安新县、蠡县等地征集设备、招收人员。并派刘英、张业建到武强县“经城印刷局”买下第一台大石印机,并招募了一些技术工人。在安新县又买下一台大石印机,都运到大百尺村。
探亲的工人陆续返回,又招收了抗日青年十余人。设备、人员的增加使生产能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印刷局在大百尺村安装的小石印机刚开机四五天,大石印机刚刚打上底座,在冀西扑空的敌人,又调回头又疯狂地对冀中进行残酷的“扫荡”。印刷局及银行加印部不得不继续转移到肃宁县的东青口村,机器就安在一个地主家里,上面搭上大棚,开工生产。对外称“干部营第二大队”。局下设三个队,一队是小石印,队长刘英；二队也是小石印,队长王尚明:三队是大石印,队长刘英(兼)。全局有大石印机2台,小石印机20余台。银行加印部驻肃宁县泽城,对外称“干部营第一大队”,有签号、裁切、检查、封包等工序,共200多人。
小石印机印壹角、贰角券,大石印机印伍角券。就在加紧生产时,日寇对冀中的“扫荡”更加疯狂,离肃宁县越来越近,为保证前方需要,工人们在隆隆的炮声中坚持昼夜三班连续生产,并随时作好转移的准备。11月,日军对中围攻“扫荡”形势越来越紧张,局领导决定迅速转移,一声令下,几百名工人有条不紊地拆机器装产品。一台大石印机原地坚壁,另一台大石印机和20余台小石印机及成品、半成品、印刷材料、附属设备全部装上大车,转移到河间县河西村。在河西村还是站不住脚,该局奉上级指示,留部分人员组建冀中分局的冀中分行加印部,大部分人员返回冀西。
吕东带领一队人员和设备材料,从河间县经安平县到安国县的大伍女村,转移到定县的李亲顾镇,绕道定县,过平汉路到曲阳县,从曲阳县到阜平县的城南庄。从城南庄往西经横岭、木厂到达平山县的杨家庄,准备组织生产。罗琪带领三队(大石印机)的工人和几十辆大车行动,十分不便,为了不暴露目标,晚间行动,一些民工不知队伍的去向,有的弃鞭丢车,领导决定将大石印机坚壁在安国县大伍女村一个老乡家的猪圈里,由刘英、张业建带领工人及其它设备、材料先走。罗琪带几个工人负责转移大石印机。刘英、张业建率领三队工人和大车,在聂荣臻司令员派来的一营八路军保护下,从定县清风店越过平汉铁路,到曲阳县燕赵镇。再经过平阳、阜平县城龙泉关,奔山西五台县石嘴镇,再往南到门限石,翻过一座大山,到达平山县杨家庄,与一队汇合。
罗琪带着几位工人负责大石印机的转移运输,冀中九分区派来一个连战士保护,由罗琪直接指挥,不久,敌人就占据大伍女,建筑炮楼,驻上军队。安国、定县一带常常是枪炮声不断。罗琪决定将机器刨出来,运到根据地,他一面指挥部队将敌人炮楼包围起来,一面请老乡帮助把机器零件刨出来,在部队的掩护下,终于把大石印机的全部机件运出村外,装上大车,赶到铁路边。天黑之后,敌人的巡逻装甲车在铁路上来回走动,探照灯照一段路,敌人的机关炮就打一阵,他们利用装甲车巡逻的空隙,在部队的掩护下通过了铁路,回到了平山县杨家庄。在这次行动中我军一位战士被敌人的冷枪打中,光荣牺牲。
从肃宁县东青口停产到杨家庄恢复生产,前后达三月之久,此时,战局急剧变化,对边币需要也更急切了。人员设备到达杨家庄后,立即组织安装机器,继续生产壹角、贰角券。工人们经过这次转移的锻炼,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全体人员支援小石印,分成两班,每班十小时。大石印机运回后,印制壹圆券、伍圆券。
该局在转战冀中、撤回冀西时,边区银行加印部就在敌人攻打肃宁县那天,从肃宁县泽城撤出,一分为二,由解奇霄带人员设备转移到文安、河间县,经铙阳县、安国县、定县,过平汉铁路,返回冀西,到达平山县距杨家庄仅有三、四里地的王家坪开工生产。
(三)在油盆地区
1.恢复生产
由于河北石家庄市和山西五台县都被敌人占领,杨家庄距这两地较近,中共北方局决定将印刷局往山里转移。1939年七八月间,印刷局和银行加印部从杨家庄、王家坪迁到阜平、灵寿县交界的油盆地区。加印部划归印刷局领导,形成从制版到完成的生产流水线。局改称总局,总局局长吕东、副局长罗琪、解奇霄。全局职工600多人,下设庶务科、会计科、材料科、采购站、产品收发科、检查科、警卫队、卫生所等,约200人左右。-分局局长由罗琪兼任,局址在黄土台村,职工100人左右,有小石印机10余台。二分局局长刘竹溪,局址在大东沟,职工100人左右,有小石印机七八台。三分局局长何纪云,局址大西沟,职工70余人,有1台大石印机及机器修理部门。裁切队签号队、号码队约140多人,运输队八九十人,有上百头驮骡,地点在油盆村。
在此期间,该局的生产发展很快,除续印原来的票券外,还代冀南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印制钞票。
生产操作:大石印机,每机5人操作,领机1人续纸2人、揭纸1人、管数1人。对开印刷,每小时生产800-900张,班产7000张左右。三班连续生产。主要流程:上版、换墨、找色、找规矩、续纸、印刷、揭纸、晾干、完成。小石印机,每机2人操作,6开印刷,每小时产量100张左右,班产700-800张。
主要流程:上版、上墨、铺纸、上压力、摇大轮、印刷、完成。
2.开展劳动竞赛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边区政府对钞票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该局职工响应中央号召,开展劳动竞赛,大家为了提高产量穡垌膣蓟中酢潮做覌荚乱章徹晦较输衽噍照的登翼舅傷擾硅蓰的建设。一些老工人吃住在工房,随时处理印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大石印机班产量是7000多张,常常是印到八九千张,甚至10000张。印码工人改革号码机,由原来一次只印两张小票,提高到一次能印四张、八张。裁切工人改装机器把裁切刀固定起来,使得产品作废率大大降低。
3.加强党的建设1940年,经中共北方局批准,印刷局成立党总支,局长吕东任总支书记,分局长罗琪、解奇霄、刘竹溪、何纪云等任总支委员,兼所在分局党支部书记。为了加强印刷局的领导力量,中共北方分局先后从延安抗大、华北联大调来有较高文化的干部廖苏、白岩、马化民等。他们来局后,分别主管党的组织、思想政治、文化教育、文艺宣传等工作。
4.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印刷局党支部成立后,工会改为印刷局总工会,第一任工会主任郭明显,第二任穆其彬,各分局成立分会。工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组织职工学习文化,开展文体活动、生产竞赛等。
为提高工人的政治文化素质,各分局都配有专职政治和文化教员。工人在八小时工作以后,都积极参加文化学习,许多人参加革命以前都识字不多,通过一段补习后,许多人都能看书、看报。在此基础上,领导上开始组织工人学习《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唯物主义》等理论书籍。
为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印刷局办了小报《工人战旗》。主要刊登党在各时期的方针、政策、抗日战争的形势与发展,厂和工会组织的活动,职工生产、生活,学习情况等内容。小报办得生动活泼,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很受职工喜爱。同时,工人墙报紧跟形势,1941年1月17日“皖南事变”后,王子旗等利用墙报宣传，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实质,给予抨击和揭露,并积极宣传我党中央的政策,穆其彬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搞大型木刻版画,揭露国民党背叛统一战线的卑劣行径。
局领导针对青年人多的特点,很重视开展文体活动。领导干部积极参加,热情支持,在文化娱乐干事马化民的具体指导下,组织一批文艺骨干,成立了总局“火光剧团”。各分局也成立了自己的剧团。有的团有舞蹈队、合唱队、秧歌队、乐队、口琴队。
当时该局在边区是个大单位,文化娱乐活动搞的比较好。以周巍峙为团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和以汪洋为团长的冀中抗敌剧社,先后到印刷局为工人演出,苏联著名话剧《母亲》《复活》和中国的话剧《雷雨》、《放下你的鞭子》,受到职工的热烈欢迎。崔嵬、王昆、丁玲、田间等著名的演员、作家、诗人,都到印刷局热情地辅导工人业余剧团排练话剧、歌舞,和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周巍峙为印刷局谱写了《印刷局局歌》。
在他们离开印刷局时,特将团员鲁前留下来,协助印刷局开展文艺活动。此后,西北战地服务团和印刷局工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经常为工人剧团提供演出的资料。在他们的热情帮助下,印刷局的文艺活动出现了一个高潮,几个剧团先后排练了《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向法西斯进军》等节目。在纪念“三·八”妇女节时““火光剧团”话剧组排演了卜芳洲等人创作的《伟大女性》。纪念建局三周年时,又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台话剧。
5.培养干部的大学校
该局的领导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把印刷局既办成一个大工厂,又要办成一个大学校。既生产钞票,又要出人才。首先帮助干部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及时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吕东局长从理论到实践,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怎样做领导工作的问题,向各级负责人做报告,提高对做好领导工作的认识。
其次,注意检查了解干部的工作,干部在工作中有了成绩就及时表扬,发现问题及时帮助纠正。当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才能时,及时把们选拔到领导岗位上,发挥他们的才能,防止干部长期滞留在一个岗位上。领导有意识地给干部压担子,交任务,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第三,给干部以学习提高的机会,选拔一些有培养条件的职工去学习,进行系统的培训提高。分期分批选送到北方分局党校、抗大二分校、华北联合大学、白求恩医校,学习文化、政治、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专业知识。
1940年下半年,我党为了打开东北工作的局面,决定从各抗日根据地抽调骨干力量去开展工作。根据北方分局指示,该局选派了共产党员佟维明、徐瑞秋、张国增、卜芳洲等人,集训之后,化装出关(山海关),在东北的各条战线上发挥着作用,为东北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四)迁移苍蝇沟
1.反“扫荡”
1941年秋,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得知敌人要对阜平、灵寿一带进行“扫荡”。根据敌情,指示该局,将全部人员、设备、材料等转移到平山县北部深山区。
该局转移北苍蝇沟村后,将局部和加印部设在这里,一分局(小石印)设在柏山村,二分局(小石印)设在南滚龙沟村,三分局(大石印)设在后沟村。队伍刚刚落脚,还未来得及组织生产,敌人就从小觉镇进逼到两三公里以外的平山县蛟潭庄镇。为免受损失,迅速将机器、设备、材料就地坚壁,派一部分人留守,其余的人全部投入反“扫荡”的斗争。
根据晋察冀分局指示,印刷局在反“扫荡”中的主要任务是避免损失,保存实力。按军事编制印刷局改称“晋察冀边区独立团”,各分局称“一、二、三营”,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整个印刷局分为三部分:由李凤岐带领二分局到平山县小觉镇上、下龙窝一带活动;加印部、三分局人员分散到阜平县附近,利用亲属关系进行隐蔽。还有一部分人员回到油盆村,利用人熟、地形熟的有利条件打游击。
在反“扫荡”中,工人每日转移、隐蔽,与敌人周旋,或钻进山洞,或爬上人迹罕见的山峰。一次转移途中老雕刻技师冯纪元失足滚下山坡掉进了阜平北面深山谷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加强领导,调整机构
1941年深秋,反“扫荡”结束,工人们返回到苍鹰沟。晋察冀分局为充实印刷局的领导力量,先后派朱泽民、朱克刚、黄岭松、方炎军等到局作党政工作。该局的领导人员及机构设置作了进一步调整。
总局局长罗琪;局部下设总务部,朱爱臣和张文秀负责;工务部吴子钧负责;会计科科长王尧卿;材料科科长王鸿义,还有警卫连、医务所、运输队等。
总局下属四个分局改成四个分厂:一分厂(小石印),厂长谢汉坡,地点柏山村:二分厂(小石印),厂长李凤岐,地点在南苍鹰沟;三分厂(大石印)厂长董文兴,地点在后沟;加印部改为四分厂,厂长朱克刚,地点北苍鹰沟。
不久,印刷局将大石印三厂,改为一厂,地点在后沟。1942年夏,李凤歧任厂长。是年冬,刘英任厂长,原小石印一厂、二厂合并为二厂,地点柏山村,厂长张建民,后是王尚明。四厂改为三厂,厂长朱克刚,地点在北苍鹰沟。下设三队一室:-队裁切,二队签号,三队检查,一个刻字室。
1942年2月,边区政府派王文焕来印刷局任秘书主任。9月中共晋察冀分局派贺晓初来局任党的分总支书记。成立新的分总支委员会,由委员王文焕、李一平、朱克刚等4人组成。年底,罗琪到边区党校参加整风,王文焕任代理局长,1943年初,王文焕任局长。这时全局有600多人。
随着领导力量的充实,机构的调整,印刷局的管理不断趋于合理、成熟,生产也有进一步发展。这期间印制的钞票主要是晋察冀边区币拾圆券,正面是牧羊图。伍拾圆券,正面图景是农民抬石头、牛耕地。
3.精兵简政
1942年,是抗战以来最困难的一年。经过敌人的疯狂“扫荡”“蚕食”,根据地大大缩小,又遇上华北地区几十年不遇的荒年。党中央号召边区人民克服困难度过难关,实行“精兵简政”。精简原则是,保留技术力量,保持生产能力,精简机构，大力压缩行政人员。总局撤销工务、总务两个部,由局长直接领导各科、室。分厂的科室撤销,由厂长直接领导工务员和管理员。精简的人员,有的送到学校学习深造;有的输送到农村做教师;有的支持地方建设;还有的到敌占区开展敌工工作。
附近县、区职工,暂时回家。全局“精简”近百人。“精简”后,物质生活仍十分困难。边区的干部、群众都以黑豆、高粱、萝卜干充饥。边区政府千方百计地供给印刷局职工一些小米、玉米,只让工人吃一顿花料或萝卜干。后来困难更大了,职工吃了三个月花料,春节时病号只能喝点粥。由于环境恶劣,长时期艰苦的生活,许多人染上了痢疾、疟疾和夜盲病症,但工人们没有被病魔吓倒,克服了病号多的困难,力争减人不减产,按期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
1943年初,总局迁到北苍鹰沟以西的上观音堂,三厂搬到观音堂东南方向的虎塔梁,运输队、医务所等搬到下观音堂村,一厂、二厂仍在后沟村和柏山村。
4.又一次反“扫荡”
1943年,边区人民蒙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军民生活十分艰难。日寇乘此时机纠集了比以往更多的兵力和汉奸队,倾巢而出。从四面八方,向我北岳区铁壁合围,发动了猖狂的秋季大“扫荡”,这次“扫荡”更残酷,边区印刷局再次投入更加艰难的反“扫荡”战斗,经过两天两夜紧张的战斗,将机器、材料,半成品坚壁在山洞里、河滩上、庄稼地、粪坑里,行动前,全局职工都分别举行了宣誓仪式,坚持党的原则,不屈服,不投降。尔后,由王子旗带领一部分人善后留守;由谢汉波、黄岭松等人带领一支 20多人的重病号队,由王鸿义、张世东带领一支五六十人的轻病号队,留在内线,在原地周旋、活动。其余 三百多人,由王文焕、贺晓初等带领,到山西雁北地区打游击。
留守人员,在观音堂、虎塔梁、柏山附近活动,负责各地点坚壁物资的安全。这个地区是日、伪军“扫荡”的重点,终日漫山遍野搜查,探寻印刷局的地址和人员去向。但由于印刷局撤退时工作细致,对各种设备和物资,坚壁得隐蔽,没有给敌人留下一点痕迹,敌人失望地走了。但敌人并不罢休,他们来到原一厂驻地后山沟口黄家湾,抓住贫苦农民李大爷父子三人,逼问:“印刷局在哪?”李大爷和两个儿子回答敌人说:“不知道,没有听说有什么印刷局”。敌人再三逼问,他们誓死不透露印刷局的情况,日军恼羞成怒,残忍地杀害了李大爷和他的大儿子,将他的小儿子扔在水塘里。乡亲们怀着对敌人的仇恨,流着泪水,把李大爷的小儿子从水塘里救出,掩埋了李大爷和他的大儿子。
叛徒赵桂林向敌人告发了印刷局坚壁在胡桃沟的一个洞,里面的半成品被敌人刨出来,一共有七驮子,日军把半成品挂在村头的树枝上,以显示他们“扫荡”的“战绩”。
这次敌人“扫荡”的特点是,白天飞机轰炸,晚上长距离奔袭,并在一块地方反复穿越,几乎村村是断壁残垣,家家都披麻戴孝。根据这一特点,王鸿义、张世东带领轻病号队,分成了几个小队。一个小队由张惠忠带领在油盆一带大山中隐蔽,一个小队由傅发永带领,在苍鹰沟附近敌人包围圈里活动,冯景长本身是病号,担任病号队的小队长,带一部分人到泊山村一带活动,化整为零。少数麻痹大意的工人遭遇不幸。
以谢汉波、黄岭松为正副队长的重病号队,先在灵寿县石村活动,后又转移到车见沟一带活动。重病号队连日的转移奔波,加上饥饿、疾病的折磨,老修理工王振江病逝在米汤沟村。第二天黎明,重病号队转移到碾盘村的山梁时,被敌人发现,敌人用机枪扫射,队伍被打散了。当队伍在另一个村子集合时,发现文化教员胡小泽和炊事员老边没有冲出来。情况危急,他们又继续转移到偏僻的颖斗村,这时已到黄昏时分,整整十几个小时的奔波,使得这些本来就重病缠身的人倒在地上。经稍事休息,接着又转移到核桃村,碰上敌人的哨兵,老工人谷瑞生被敌人抓住,其余的人只得分散隐蔽,迂回前进,到古石村时,除被敌人打伤的炊事员老边回到队伍外,文化教员胡小泽、炊事员贾文生失踪被敌人抓走的谷瑞生没有音讯。
向外线转移的大队,在军区部队的护送下,分几路由王文焕、贺晓初、董文兴带领,向北急行军两天两夜,途经秋卜洞,翻过漫山岭,路过油麦洞,在山西省雁北地区的娘子城汇合。在娘子城休整,由董文兴带领一厂的工人到五台山北台顶西侧的二茄兰村一带活动,由王文焕、贺晓初带领二厂、三厂的青年组成的警卫连和印刷局警卫连及制版的技术骨干等二三百人到文溪附近活动。
在频繁的转移中,印刷局还要重点保护好原版和技术人员,以保证日后能够正常生产。但是,队伍里许多人病倒了。有两名工人不幸病逝。一些体弱有病的工人和一部分女工,无力承受连日的警报、集合、翻山越岭的疲劳,只得留在老乡的家中,隐蔽下来。
1943年12月15日,历时三个月的反“扫荡”结束了,印刷局奉命返回原地。这次反“扫荡”中,该局有三名职工病故,三名工人牺牲或失踪,有二人被捕。这是该局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但这支队伍在政治上却受到极大的磨炼。
(五) 再迁水磨湾
由于原厂址在反“扫荡”中全部暴露,该局奉命将局部迁到平山县秋卜洞南面的水磨湾,一厂迁到罗湾村,二厂迁到陈卜沟,三厂迁到车见沟,运输队在车见岭卫生队迁到秋卜洞。该局经过整风学习,每个党员干部在学习文件、对照检查中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党性。在局级领导干部中,对过去工作中存在的几个有分歧的问题,自觉检查,总结经验,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在此基础上,经上级批准,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由王文焕局长兼任党的分总支书记,副局长贺哓初兼任党的分总支副书记,分总支委员有郭明显、穆其彬等。为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按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任命了一批干部,工务科长吴子钧,总务科长王大伟,材料科长李川,运输队长王用章,卫生队长王军,卫生队政治指导员谢汉波。一厂厂长刘英,后张欣;二厂厂长王尚明:三厂厂长郭明显。
该局的广大干部职工,以最大的毅力克服生活上的困难,以最快的速度重新装好机器,很快恢复生产。继续印制了1943年版伍圆券、伍拾圆券(主景为儿童收割图)、壹佰圆券(主景是插秧图)壹仟圆券(正面主景为城楼图)伍仟圆券(正面主景为打场图)。
该局初创时,主要靠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搞好生产,到达油盆后,逐步在生产上建立了数字管理制度。王文焕任局长后,不仅重视思想工作,而且注重生产管理数字管理制度就更趋完善和健全了。从白纸投入,到成品票出厂,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数字管理,做到经手必数,双人交核数字,经过几十道手续,保证做到数字不差。还逐步制定了“生产定额”、“工艺操作规程”“质量标准”及各道工序的责任制等。
当时绝大多数职工素质较好,发现数字差错,或丢失产品,不出几小时就能弄清楚也曾出现过偷盗产品的案件。对偷产品者以破坏生产论处,处理严厉,1940年在阜平县城南庄,1945年在平山县秋卜洞,先后经政府批准枪毙过两名盗窃产品者。
该局职工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掀起学习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赵占魁的热潮,开展大生产运动。积极发展副业生产,由于职工大部分来自农村,有勤劳的美德,有种植庄稼的经验,大生产运动开展得蓬蓬勃勃。从领导干部到家属,都投身到大生产运动中来。种粮、种菜、养鸡、养猪、纺线等。后来发展到结合生产,组织背脚。
为改善职工的生活,局领导指派王大伟到阜平,与地方联营办了一个供销社。供销社在高街又办了一个卷烟厂,局派周有旭任烟厂副经理。1945年后刘务本接任。周有旭等六人在灵寿县慈峪镇开了一个商店“益兴号”,从阜平县收购土布,到曲阳、张家口等地出卖,利用地区差价,赚了二百多万斤小米。1946年,“益兴号解散,阜平县城的供销社和烟厂先后移交冀晋分局。
(六)物资供应
1938年晋察冀边区财政处印刷局建立后,生产上所需的纸张、油墨、工具、药品等物资,先在冀中安国县,辛集石印局技术人员集中时征购一部分,在各县城采购一部分,满足小批量生产的需要。1939年以后,印制边区票任务加大,生产能力发展,管理也逐步健全,即建立了物资采购、物资运输,物资保管等专职机构。这支物资供应队伍,随着敌后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经受了艰苦的工作环境的考验,圆满地完成上级交给的艰巨任务,为印制边区货币作出特殊贡献。
1939年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巩固发展的时期,局领导根据边区政府的指示,抓紧暂时的相对稳定时期建立了专职物资采购机构。为满足生产需要以及坚持持久的抗日战争,预先做了准备。
1939年3月成立冀中区第一办事处,主任为任祖望,专为局采购纸张、油墨石版等,采购工作利用天津商人,以根据地出产的粮食、棉花、鱼、虾、小枣、水果换回所需的物资。采购人员只是在冀中一带跑关系,联系商人,组织货源,对采购回的物资,按照市价办理支付款项。由办事处直接到专署财务科办理报销手续。对采购的物资,平时要通过敌工人员搜集的市场价格情报和伪币、边币兑换比率掌握价格变化,避免商人要高价,又要让他们有利可赚。
这种采购方式从1939年一直到1942年5月延续了三年多,1942年初,冀中区第一办事处撤销,印刷局的采购任务转由中贸易局采购总处领导。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采购工作随之停顿。
1944年冀中形势好转,行署恢复,冀中分行恢复组建。中印刷分局筹建就绪后,在鄚州选定冀中行署公安局开办的永济商店为联系工作的基点,采购员长驻永济商店,掌握敌占区采购物资经济情报,组织采购渠道,由冀中行署隆昌、庆隆元兴等国营商店承担固定的采购任务。冀中行署还介绍大城县桃子村的农会,成立以买卖鸡鸭为业,经常出入天津的自行车队,利用和敌人岗卜关系较熟,检查不严的机会,布置采购任务,分期分批完成。这支农民采购队,给印刷局的采购工作很大帮助。
阜平县城设立的采购站,负责人吕生海,行唐县口头镇采购站负责人刘振耀采购站领导下的采购员,一部分是由印刷局派出的骨干,还有一部分是天津、北平保定等地有“关系”的商人,20多人,同他们合作,在经济上让他们有利可赚,在工作上让他们为印刷局服务。这部分采购人员往往冒着危险,深入敌占区,采购模造纸、油墨、汽灯零件、各种工具、裁切刀、墨铲等约 2000 种。
在油盆期间,印刷局购买储存了大量的纸张、油墨。因此,1942年、1943年战争最紧张、材料供应最困难时,该局仍能坚持生产。当年储存的材料有的使用到1944年。
1.运输
这是又一项重要艰巨的任务,它要保证生产物资、生活必须品的供应,还要负责运送印制完成的票券。1938年到1940年期间,由各分厂组织自己的运输队伍，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依靠当地政府组织民工协助完成,紧急情况下,则要把全局职工组织起来,投入运输工作。1942年精兵简政以后,总局决定把原来分散在各厂的运输力量集中起来,成立总局运输队,负责人王大伟、王用章,全队共有干部、队员90余人,驮骡100余头。运输队设在大队部,有正副队长、正副指导员、技术员管理员。大队下设三个小队,设有小队长和政治干事。小队下设三个班。运输队配有少数枪支武器。
这支运输队在频繁的战斗环境下,在根据地内运输,常常遇到敌情。运输的路线,大多是在高山峻岭之中,山路崎岖险要,用驴骡驮运更加困难。为防止暴露目标,运输多在夜间进行,夏季遇到暴风雨,只好停在山坡上,待雨停后再赶路。
一次,在我军反“扫荡”胜利后为尽快恢复生产,要从外地把生产需用的原材料运回来,运输队的共产党员带头突击运输,路上正赶上下大雪,雪下得膝盖深,踏进雪里拔脚都困难,河沟和山坡的冰层被雪盖上看不清,一不留心就会滑倒,如果滚坡掉崖就会发生伤亡。张宝山为完成任务把牲口两边驮的物资一部分放在中间减少摆动,上高坡时,就卸下一部分物资自己背上,遇到山坡上有冰层时,就把自己的棉大衣脱下,垫在冰上,让人和驮骡踏在棉衣上通过。
一次,在敌人“扫荡”的地方,存着我们的西药,上级派刘小位(现名刘荣新)连夜抢运,他刚把药品抢出村子,敌人就到了。一天一夜没吃饭,紧急转移才突出敌人的合围圈。又一次,刘小位一个人赶着两头牲口驮运物资,在路上物资被石头碰掉了。附近无村舍无行人,他把牲口拉到坡坎处拴住,一个人就把240斤重的物资驮起来,准备放在牲口背上,哪知物资刚挨着牲口,牲口一走动物资又跌落下来,连数次再也放不上去了。这时他干脆把驮子拆开,一件一件地拿,一件一件地码终于把物资放到了牲口背上,继续前进。
还有一次,王用章等人带几十头牲口去井陉县井光沟运粮食。白天走了百余里路,本想到了张村找点水喝,稍作休息,忽然听到有敌情,只好赶紧装好粮食连夜赶路,但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其间只有一条狭窄的黄土小道,两边是山沟,不论是人还是牲口,掉下去就有死无救。他们采取一人在前边牵着牲口引路,其他人拽着牲口的尾巴跟着走,经过一夜奔波,终于安全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和危险区。
2.保管
保管更是影响生产发展,保证边区货币供应的大事。局领导为保证物资的安全,以山洞作为仓库,充分利用天然屏障,保护物资的安全。这种山洞合库位于南滚龙沟一带,天然石洞只有少数,多数是保管员选择易于隐蔽的地形,自己动手挖洞,分散在离局远近数十公里的几条大山沟里,一共挖了30多个山洞,保管的材料约 3000多个品种。
分散坚壁保管的材料,需要保管员精心负责。要熟悉地形,在哪个山有几个洞,在哪个洞存放着几个木箱,几口大缸,里面放的是什么材料,什么规格,都要了如指掌。遇到湿潮天气,对一些需要防潮的材料还要轮流晾晒,由保管员把一个洞里的材料倒出来,晒上一天再装回去。为防止暴露目标,保管员取料送料,一般都在早晨或傍晚,秘密地进出山沟。无论刮风下雪,阴雨晴天,保管员都要按时取、送,既保证材料安全,又保证不误生产。由于保管员不怕艰苦,严守秘密,精心负责,不仅平常保管得很好,就是1943年日寇发动几次“扫荡”时,也未暴露目标,物资没有遭到损失。
四、冀中印刷分局
(一)成立
1938年5月9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冀中分行成立,对外挂牌营业。冀中分行行址在安平县北街路东。分行经理由安平县北街一家文具店的经理担任。1938年12月1日,八路军三纵队调陈尚孔任经理,冯国俊为副经理。为了弥补冀中市场边区票的不足,加快边区票的印制,1938年7月,冀中分行成立了加印部。加印部是冀中分行的一个组成部分,负责人郭明显。加印部的任务是,对边区银行运到安平县的新边区票,加印号码和字头。边区票有壹圆券、伍圆券两种。使用的工具是手打号码机,有6位号码,字头用铅字“A”字。在新的边区票上先打号码,再打A字头,经检查质量,裁切小张,登记入库完成,收入帐户作为银行资金。以后经边区银行批准,加印部自行设计印制了壹角、贰角、伍角小面额的辅币。
1938年9月,日军进攻五台县,边区银行和边区印刷局转移到中区,11月回师冀西。边区政府考虑到冀中地区供应边区票的需要,将边区印刷局留下的部分设备和人员成立冀中印刷分局。用边区印刷局制好的边区票底版印制边区票。由冀中分行加印部再印刷签章、号码,交冀中分行发行。冀中印刷分局驻河间县武家庄村,冀中分行加印部驻河间县泽城。
冀中印刷分局成立后,冀中区党委派刘竹溪任局长。设有工务科、会计科、总务科、材料采购和运输科。
(二) 生产组织
印刷分局设有印刷队,队长王尚明,印刷队下设制版分队,小石印一分队,小石印二分队,每个分队有技工10名左右。有小石印机15台、脚铅印机4台、裁切机2台。
1939年春,日伪军对冀中区发动“扫荡”。在反“扫荡”中,分局随军队转移。用马车拉着机器、钞纸、器材行军,住下就开箱安装机器生产。印出的成品,送到中分行加印部,印制签章、号码后交到银行。印刷分局经常保持有十几辆马车,处在战备之中,遇有敌情,马上拆机装车,进行转移。
冀中印刷分局在武家庄生产一个月,敌情紧张后,3月奉命向文安县转移。队伍进入文安县境内,与敌人遭遇,被敌人冲散,职工又陆续返回武家庄,集合后,又向南转移到饶阳县北齐村,与敌人拉开了距离,抓紧空隙时间安装机器突击生产，在北齐村生产了半个月,敌人进攻河间、肃宁,又危及饶阳,分局又奉命撤退到冀西地区。由于在游击战争中,带着机器、工人行动不便,冀中分行报请边区政府批准，决定把冀中印刷分局和冀中分行加印部移交给边区印刷局。
1939年4月,由解奇雪带队把冀中分行加印部大部分职工及机器设备,移交住灵寿县油盆村的边区印刷局。第二批人员及机器、材料,于9月由陈尚孔护送移交边区印刷局。冀中印刷分局结束。
(三)再建印钞厂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冀中一带的城镇,不断被我抗日军民收复,解放区日益扩大,但市面上流通的主要还是伪“联合准备银行”的钞票,对解放区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为了适应冀中地区军费政费开支,加强新区经济建设,冀中区党委报请上级领导批准,开始筹建冀中印钞厂。筹建工作在冀中行署及财政局的领导下,由中分行副行长张平之等人具体负责。
冀中行署印钞厂的厂址,选在冀中分行所在地献县,在张庄天主教堂内借平房一排,约20间,安装上调来的机器,开始为冀中行署印制粮票、料票等。为保密起见,印钞厂对外挂牌叫“裕民工厂”。厂长由张平之兼任。印钞厂由行署调配一个武装排上岗放哨值勤保卫。在开始印刷钞票时,制版技术跟不上,没有会制票版的技术人才,只得请天主教堂的一名姓木的技术人员带领几名助手绘图制版。图版制成后,经试印图形不清楚,又重新制作。第一次印制贰角券,经过五次反复试印，才由上级领导批准。大约在10月底印制成第一批钞票。
五、地方流通券
1938年1月15日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后,4月中平原建立了中行政主任公署,先后有5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34个县级政权,形成统一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7月,冀中发生洪灾,普遍建立合作社组织实行生产救灾,并以各县农村合作社名义发行流通券。共有26个县发行过流通券,发行总额约400万元,面值为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其中伍角券最多。流通券多为直型,只有高阳县为横式票面图案除风景外,有不少带有抗日标志,如写有“抗战建国”、“抗战必胜”“用我们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等。印刷年份为1936年到1941年,现已知的有65种。
边区第七行政区合作社流通券。第七行政区1940年8月1日设立,包括深南、束冀、宁晋、赵藁栾、北、晋县、藁城、正获八个县。1941年至1942年共发行5种流通券,其中:壹角2种,贰角1种,伍角2 种。
冀中第五行政区合作社流通券。冀中第五行政区包括雄县、固安新城、永清、霸县、安次静海7个县,这些县临近北京、天津和铁路线,未以县发行流通券,而以银钱局名称,有利于群众接受。1939年共发行4种:伍分、壹角、贰角、伍角。
河北宝坻县流通券。1946年,河北宝坻县发行了县的流通券,由于资料少,仅发现伍拾圆1种,直型,正面为火车图景。
河北宝坻县流通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