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俊儒
(昨天写了献县手枪队智取豆闫庄岗楼的故事,豆闫庄地处献县、肃宁、饶阳三县交界处,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很多,本文原载《共产党员》2016年1月上)
肃宁县万里镇豆阎庄有块元宝石,青蓝色,底平,上宽下窄且中间凹陷,两边呈羊角式的上翘并向外翻卷,因形状像古时候金银元宝模样,人们便叫它元宝石。这块元宝石重有200多斤。
元宝石原是轧布的轧布石。为让布面平整,把棉布卷在光滑的直棒上,抬上轧布石来回搓滚,棉布经过滚轧布面就平整光亮了。轧布,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序。
抗日战争时期,豆阎庄属献县七区。当时,豆阎庄驻着华北军区(应为冀中军区)卫生部、23团团部,还有献县县政府。那时的县政府设置简单,县长带着几个警卫员,警卫员背着枪和布告。县长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县政府。冀中军区把供应军区被服厂用布的任务派给献县,献县县政府又把任务派给七小队。朱洪如、许政先组织队员们到各村征集织布用的设备、物件,招收织布工人。作为轧布的元宝石这最沉重的设备也运来了豆阎庄。织布、整经、打纬、轧布等工序分散在村里各户,工人有30多名,织布机发展到12台。织成的布全靠这块元宝石轧平。
三四个壮小伙子日夜加工。七小队的主要任务是防奸防特保护织布工厂,押运来料、押送布匹。招来的工人多是年轻人,其中有七八个姑娘,姑娘们和年轻工人、七小队战士搞对象,有三对结成了夫妻。朱洪如、许政先把工厂办得红火,完成了任务还赚了钱,有了钱就买枪炮买弹药装备七小队。
当时县里有一个20上下的年轻人常来这里,此人是献县南留钵村的孙振。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他以后成了大作家,以七小队为题材的小说《战斗的青春》闻名遐迩。
1942年“五一”大扫荡,驻在豆阎庄的军政机关都撤走,七小队也撤出了,织布厂的工人们四散隐蔽。日本鬼子洗劫了豆阎庄,织布厂的那些东西,被鬼子汉奸毁坏殆尽。只有元宝石,既坚硬又沉重,留了下来。扫荡过后,村里百姓们怀念七小队、怀念织布厂,更珍重元宝石。人们把元宝石作为纪念,把它放在了村中央吃水井的井台上,这眼井全村共有,称为“官井”。家家来官井挑水,人们天天都能看见元宝石。
1961年前后,《战斗的青春》成了豆阎庄家家户户的话题,小说中的主人公朱大江原型是七小队长朱洪如,小说的作者雪克,就是孙振,人们太熟悉了。人们还把小说中的人、故事、地名同现实中的人、村、事去比对、认证,津津乐道。
《战斗的青春》出版后,全国好评如潮,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评价说:这部小说好就好在敢把区委书记写成叛徒。
《战斗的青春》中写有一个胡文玉,胡原是枣园区的区委书记,因怕艰苦追求享受,被捕后叛变投敌。“文化大革命”中,周扬是批斗的重点,他对《战斗的青春》的评价也引出事端。孙振和《战斗的青春》也被批判。孙振当时是天津音乐学院党委书记,为避天津造反派的批斗,躲回了献县。他到抗战时住过的村庄寻亲访友,还在豆阎庄的瓜园里吃了甜瓜。
孙振的小说是以献县七小队为背景写的,区委书记胡文玉是塑造的人物,他叛变投敌是小说中的故事,现实中根本没有。七小队长朱洪如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在献县段村与日伪军作战中牺牲,政委许政先解放后任孔庄村支书,献县风暴中是重点审查对象,被批斗、关押。小说中的许凤、秀芬、小曼的原型,抗战中已经牺牲,造反派也挖了这三名女英雄的坟。所幸的是,作为七小队根据地的豆闫庄,1955年就划归了肃宁县,躲过了这一劫。
放元宝石的官井紧临官坑。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官井、官坑日渐水少,后来官井干枯见底了人们只得另到新井去取水,可人们还是常来井台转转,看看元宝石。
1981年,一场大雨灌满了官坑冲塌了井台,元宝石无了踪影。2002年春天,官坑又亮了底,元宝石在坑底的泥中露出了个角。元宝石找到了!人们轮番镐刨锨掘,用撬杠把元宝石慢慢起出,又用大刹绳把元宝石绑牢,几十号人喊着号子用绳拽,撬杠撬,把元宝石一寸一寸地挪上来。
这回把元宝石放到那里?村民们自发地义务出工,还拾掇了一些旧砖,土和泥,在村中心盖了一间小屋子,专门供起元宝石。过年时有人来放鞭炮,还有人贴的大“福”字。
元宝石,原本一块平凡的顽石,因为有了那样一段特殊的经历而有了不同凡响的尊贵和赞誉。每当看到元宝石,村民们自然会回忆起抗日战争期间那峥嵘岁月;每当看到元宝石,我们应当深思自己的人生应该如何把握,深思如何汲取价值滋养,也应当联想到自己的责任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