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蔚权
（一）
楚溪春,字晴波,一八九五年出生于河北省蠡县北高晃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其家门正派，有土房五间，土地三十亩。有一妻，解放前夕飞抵台湾;一子，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工专业;一女，是原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杜聿明的参谋长赵家骧的妻子，现均不知下落。有一姑母，原在大同市大北街开一剪刀商店。
楚溪春从小在本村就读私塾，结业后投入陆军小学，继又升入保定军校五期学习，在校屡试前茅，成绩优秀;毕业后，奉命到山西，创办了山西学兵团。后又应陆军部之电调，回保定军校担任八、九两期区队长，而陈诚当时正是他的学生。
一九二八年，楚溪春任北平宪兵司令兼一二五旅旅长。当时部队多属收编，纪律涣散，经他积极行动，短期内将该旅整饬就范。
一九二九年，山西第四次扩军会议时，楚溪春改任第九军(军长冯鹏翥)二十五师师长。
一九三四年，楚溪春入陆军大学特二期。肆业后，因经验丰富，学识超人，颇受器重,在太原军官教导团担任教育长。帮助张萌梧(原山西第七军副军长，阎锡山不信任张，因他资历浅又是河北人，故阎兼任军长)办理教育工作。他在教学中宽严并济，颇有影响。后来，阎锡山在山西的部队纪律面貌有所改变，是与楚的协助分不开的。
抗战期间，楚充任第二战区司令部参谋长。平型关会战、忻口会成、太原会战时曾协助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及国民党的傅作义，郝梦龄等部给日军一定打击。
一九四〇年秋，由于第三行署主任孙楚在洛阳和卫立煌发生争执，阎锡山则把楚溪春派去接替孙楚。楚去后，与卫立煌过从甚密。
一九四一年，日寇调集大军分九路进行中条山大“扫荡”，当时，楚奉何应钦总长的命令，只身赴平陆七专署，召集各县长开军粮会议，战斗部队不足一营，以众寡悬殊，奉令暂撤南渡，退到河南渑池县，行抵白浪渡口，暴敌已跟踪追击，其从属鉴于情况之紧急，要先掩护他首船过渡，而当时随军逃出商人和民众万余人，扶老携幼，夹道哀呼，楚溪春深夜独出坡头，于明月之下，坐待难民从容过渡，最后孤身冒炮火之险，只船南航。登对岸后，年事较高之翁婆为之感动泣下者，竟达百人之多。
一九四二年，他兼任第二战区北区作战军总司令及山西省第十八区统委会主任委员，驻节孝义，每于整饬军务之暇，辄乘马下乡，视察村政实施情况，或就便召集乡民，合谋村事，或亲身深入邻闾了解情况。故该区民困民隐了如指掌，数年施政要点，多出亲手拟定。抗战以来，十八区民众，爱国意识之高涨，实与楚的辛勤苦劳分不开的。
孝义县兑镇，位于滨孝河之西，历年河水冲刷，半村已被侵为沙滩。楚移防兑镇后，鉴于水患有增无减，故决计运民工修筑竖堤，以拒水患，堤内构筑暗工事，以防日军侵扰，计兴工二年之久而告成，阎锡山据报后，以楚的字作为该堤命名，书《晴波堤》三个大字以作纪念。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日寇无条件投降，楚奉阎锡山之命，于八月十日，率骑兵军军长沈瑞，第一师师长韩春生，第二师师长卢鸿恩，第四师师长田尚志，第七纵队司令刘鹏翔，于八月十日由孝义出发沿汾河两岸向太原挺进。八月十三日先头部队即进抵太原城郊小店镇，日军八月十五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十七日，楚就进驻太原，在太原稍事停留，九月一日复奉阎锡山之命，连夜北上，来大同受降。
（二）
楚来大同后，任北区作战军总司令兼四十三军军长，军街中将。
日寇投降后，围民党各派系都想来大同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傅作义、乔日成、马占山等都欲染指。但因楚是奉阎锡山之命受降，所以其他各部不得不扫兴而归。
楚首先以第二战区北区作战军总司令部名义张贴布告。内容大致是:“日伪一切军政人员，要就地不动，听命接受，如有违犯抗拒者，给予军事处理……”
当时指定刘效曾为军事接收代表，孟祥祉为行政机构接收代表，白经世为财经、厂矿接收代表进行接收，并在大同帅府街原日军特务机关(现大同城区人民政府院内)旧址挂上了第二战区北区作战军总司令部的牌子，把原日伪大同省公署(解放后大同市人民政府旧址，在大东街)换上了大同领导组的牌子。行政机关由楚担任主任委员，孟祥祉、刘效曾为副主任委员，下设秘书室，王哲担任秘书长。秘书室下设五个处，处以下设科。并将日伪职员全部留用。军事机构称总部，行政机关领导组，组成后，就开始办理受降事宜，因事先做了较充分的准备，一切建筑物均未有大的破坏，基本上顺利完成了受降事宜。
（三）
阎锡山对楚是不大信任的，楚奉命来同时，只带来了几十名军政人员，却无一兵一卒。随后，阎派来了赵承绥三十三的韩步洲的三十八师米同驻扎。
当时，兵力不够一师，来同后，前后经过收罗日、伪、军、警、宪、文职等人员,才把三十八师拼凑起来，政治工作则由梁化之、徐士洪的亲信孟祥祉负责。楚溪春由于没有个人亲信部队，政治上还受孟祥祉的监督，处境有一定困难。所以，他采取了和事佬态度，只求在大同留个好名声就行了，一但时机成熟，好投奔国民党中央。因此，他与陈诚经常书信来往，希望早日离开山西。一九四六年，人民解放军围攻大同撤围后，他奉调沈阳为城防司令，后任河北省主席。
楚在大同期间，私下和我们这些秘书人员说:“阎先生(指阎锡山)那么大年岁了，把山西人民折腾得那么苦，不如早日回家养老，……”特别对阎的:“兵农合一”、“同志会”“铁军”等反动组织不满。他和我们说:“你们什么‘会’也不要参加，要不，八路作来了后，你们会多一个罪名”。由于我们听了他的告诫，所以，阎锡山的什么反动组织也没参加。
（四）
楚的生活俭朴，厌弃虚荣，待人和蔼，平易近人。首先他不是贪官，在大同受降时，日军送他的呢料、军毯、布匹等，他一律交公，不作私有。各城门没收的违禁品，如大烟土、银元、黄金等，他一概不经管，全交接委员会。他冬天只穿一件羊皮布面短大衣，没穿过呢子大衣。他有汽车不常坐，上下班、开会、视察阵地多骑自行车。由于他注意检点，民众对他没有什么恶感，当时大同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楚总司令心软，打八路不敢，只在城内一、二、三、四瞎喊。”
他常对卫士讲，民众要见我的时候，你们不要阻拦，要领上来。就这样，他接见过不少人，也资助过人。解放后，我在北京见他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在大同接见的人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有的人还来看我了。”
他日常生活比较俭朴，无烟酒嗜好。对部下虽说一不二，要求甚严，但知人甘苦，必要时能讲公平话。有一次，我们随楚骑自行车去大有仓上“朝会”，不慎将他批阅公文用的小图章丢了，我们害怕极了，心想一定要坐牢。但对这一事，度量宽宏，没加任何责备，只让迅速登报声明。但孟祥祉等政工人员在这一事上挖空心思大作文章。说什么“丢掉图章的人是否八路军嫌疑分子?”等等，经楚一再说明，我们才免于难。不久，我们被孟祥祉按旧职人员停用了，楚溪春也无奈，只好给我们另行安排生活出路。
(五)
王珩，灵邱人，他借行医之名，实为日伪特务，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在大同制造了一次大惨案。先后被捕者二百多人，其中知识分子占大多数，也有少数商人和工农群众。被捕人中多数遭日寇惨杀，逃生者甚少。
日寇投降后，王珩凭借自己是孟祥祉的姨兄弟关系逍遥法外。
一九四六年，死难家属和逃生者,纷纷联名告状。当时,署名见楚者有辛国千,古典、苏贵,鲍月英等数十名原告。这数十名原告对王珩与孟的关系不了解，告了数次,都被孟祥祉扣压。后又告至楚的名下。楚来自接见,进行调查并证实原告属实。王珩当时是可死,也可不死。可死，是恶已够；不死，是有孟祥祉。楚溪春断然将王珩罪状公布于众，执行枪决。
（六）
一九四六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向解放区发动了进攻。大同是晋北的重要城市，又系平绥路的要冲，驻在大同的国民党军队蠢蠢欲动。在上校军官李在墀的指挥下，大同城周修筑了确堡，以此凭借向外扩张。但解放军包围了大同，故，阎锡山命令楚溪春死守大同阵地，确保太原安全。
当时，楚的职衔除北区作战军总司令兼四十一军军长外，还担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当时在大同的国民党部队，主力是韩步洲的三十八师，另外还有原驻大同的日伪军和坦克车部队、保安团队，还有朱庚疡少将负责的美式装备的三百余人的绥靖第五大队(也称交警大队);还有马占山的骑五师、骑六师(师长吕继华)等，共约三万人左右。他们大多布置在城外各地。
那时，大同周围已全部解放，为了使晋绥，晋察冀解放区联成一片，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六年夏天开始围攻大同。阎锡山即令楚溪春将城外防地完全放弃，只在城周留驻十一个据点，在御河西保留二个。
楚溪春接令后，感到为难，一是感到无嫡系部队不好指挥，二是政工人员非但不与配合，反而起监视作用。于是他想方设方维持抵抗，正如他后来在北平(京)对记者们说，“我在大同是指挥的八国联军”。当时大同的外围据点，城南有:七里村，南庙;城东有:寺儿村、沙岭、曹夫楼;城西有，小站、口泉、警察学校〈现齿轮厂一带);城北有:白马城、车站水塔附近(马占山部负责),指挥所设在东街领导组楼上。
人民解放军为了减少损伤，多是集中兵力夜间进攻。天明后，楚溪春派国民党部队和日俘坦克车出击。尤以御河以东的沙岭、寺儿村几个据点争夺最为激烈，双方都伤亡不少。在争夺沙岭的战中，国民党守军，给楚打电话，要求支援，楚溪春让韩步洲派人支援，夜间一点下了命令，结果天亮增援部队也没去，原来是增援部队负责人怕自己兵力伤亡光当不上官，只把部队开出城外待了半夜，天亮返回城说，解放军火力封锁严密支援不上。结果沙岭据点被解放军全部占领。
很快，解放军将城外据点大部拔除。城东只剩曹夫楼据点，城南只剩南店，城西全部失守，城北由白马城，火车站一直撤到北门外东西营盘。楚溪春和韩步洲都企图将南庙据点撤回，由于解放军集中兵力，猛力痛击，结果楚溪春和韩步洲在南城墙指挥了一天也撤不出来。
最后，出动空军配合，由于指挥不灵，飞机扫射了白己的人，结果南庙一个营全部弹尽粮绝，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一个月后，大同国民党部队全部撤回城内，依城据守。
九月，傅作义突然出兵，进攻张家口，威胁人民解放军围城部队的侧背，解放军即撤围。
从八月四日到九月十七日，解放军围攻大同四十五天，在这四十多天里，楚溪春自知责任重大，不守或守不住，肯定要以军法治罪。守呢，进退维谷恐怕守不住。他四十余天，没有睡一次安稳觉，手枪里随时装一粒子弹，随身还带有安眠片，准备情况紧急时自杀，解放军撤围后，他的头发都白了许多。
（七）
由于阎锡山对楚溪春不信任，楚早就想离开山西，投靠“中央”。一九四八年初，奉令调往沈阳担任城防司令，解放军解放东北后，他改任河北省主席，在北平的东四十二条铁狮子胡同河北省政府办公。任职没几个月，全国形势大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楚溪春跟随傅作义在北平光荣起义。
全国解放后，他曾任政务院参事，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兼副秘书长职务。十年内乱期间，他曾遭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逝世，终年七十岁。
一九八〇年一月三十一日，为了悼念楚溪春，在全国政协礼堂，为他和仇鳌、黄雍、张振汉、康心一四位民革中央委员一起开了追悼会。乌兰夫、朱蕴山、王首道、刘澜涛，李维汉、王昆仑、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民革中央和其他民主党派、民革北京市委等单位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部分在京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委员，候补委员，及五位委员的生前好友，以及有关单位和群众代表等二百余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王首道同志主持，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致词。
悼词中说:“……五位同志在文 化 大 革 命中，都遭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先后在北京逝世……。楚溪春同志解放前曾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等职，一九四九年随同傅作义先生起义，对北京的和平解放有所贡献……。
……楚溪春等同志，都是对人民革命事业有所贡献的爱国民主人士。解放以来，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爱戴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注意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对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他们生前积圾关心台湾回归祖国的神圣事业，并为此而积极努力，他们十分怀念在台湾的亲朋故旧，希望他们能以民族大义为重，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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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溪春前半生为国民党效劳，做了对人民有害的事。但后来,认清了形势,选择了和平起义跟共产党走的光明道路，赢得了人民的赞赏，人民不会忘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