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明
作者介绍：魏明（1908年—1982年），河北省河间县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在家乡参加抗日自卫军，担任过人民政府的县长等。1945年起，先后担任冀中地区专署的干部。1949年12月起，任安徽省皖南地区行署主任。1951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院长、党组书记。1955年起，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1958年起，任中共徐汇区委常委、区长。1963年参加华东政法学院的复校工作，1964年正式复校后担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
我生于一九〇八年，九岁时死去母亲，父亲因和祖父不和，生活困难去东北黑龙江谋生，就是说，我从小就离开父母。
我有一妹和两个弟弟，母亲死后，最小弟才二岁不到都要我带着。十一岁时，跟一个五叔去外乡上小学一年半，五叔去任邱县城高小任教师，我在家呆了一年，后(十四岁)又去任邱高小插班，(本应四年小学才能上高小)由于越级上学很吃力，特别是数理化科跟不上，勉强毕业，又在家务农一年，十六岁入任邱县师范传习所，学习二年，十七岁时任乡村小学教师，就是说断断续续的上了六年学，十七岁就进入社会生活了。正是从小时的独立生活，锻炼了自理的能力。
我是生长在反帝、反封建伟大革命斗争时代，生长在改朝换代的转折时代，回顾我的革命历程、我的成长，是同当时的大清皇朝的覆灭和辛亥革命斗争紧紧联在一起的，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大众反侵略斗争紧紧联在一起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乱则思治。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反动，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斗则生存，不斗则亡。这就是我年轻时代的历史给我的启示，人民的斗争，不断的给了我以影响和鞭策，鼓舞和力量。我这才一步一步的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十七岁即一九二五年走上了社会，在一个乡村小学教书为生，就在这一年(或第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即:张作霖、吴佩孚的军阀混战)，他们的残兵败将，直接窜扰到我的家乡，亲眼见到了这些残兵败将，到处烧、杀、抢、掠，强奸妇女。看到人民慌慌不安的情景，谁个无动于衷，谁个不义愤填膺。
我也就在这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间，由我五叔介绍给我看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的《文存》和《新青年》等书刊，这时我特地阅读了在上海商务印书局出版的《学生杂志》，(名字可能记的不清)而后阅读了邹韬奋同志陆陆续续出版的《生活》周刊(名字不准确)这些新思想启示着我的心灵，使我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且逐步坚定了我革命的信念。
在小学教书的那一年，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中，先是取消了孔孟之道的教科书，而后又改文言文为白话文的课本。主要在学东家之间作宣传酝酿工作，这一小小改革还是阻力不大的。今天看来是不在话下的小事，但这在当年，这个“至圣先师”孔丘，亚圣孟轲，他们的社会影响大得很啊，回忆一下当时的思想境界和当时的所谓“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虽然没讲出来，也没有提出什么口号来，仅仅是教育救国而已。
除了在我教书的小学和我本村附近几个小学校，开展了打倒孔老二提倡白话文的活动，青年男女学文化，学识字，并组织青年协乐会，开展禁烟、禁酒、禁赌博，拆除佛像，反对迷信等所谓“新生活活动”一九三一年还召开了几十个小学教师的集会，锋芒所向，虽然是针对反动当局的，但也准备向任邱县教育局组织一次请愿，给以压力，要求对教育进行改革，但总的指导思想，也还没有脱离开“教育救国”的大框框。就以这次集会为例，参加这次集会的小学教师中，有个就是共产党员，由于这个党员同志(后来才知道他的身份)提出了马上就要游行示威，到县教育局去的过“左”口号，结果使这次集会落个不欢而散。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东三省，继而出卖热河与冀东，丧权辱国的事相继发生，国民党蒋介石卖国投降的真面目更加暴露。对抗日进步力量的镇压，对共产党更加无情的讨伐，以“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迷惑人民视听的伎俩更加暴露于四亿人民大众面前。《何梅协定》，直接威胁着我京、津、保和整个华北地区。岌岌可危的形势迫使每一个人，不得不在两条道路当中进行选择，一条是大地主、大官僚资产阶级的卖国投降，跪倒在日寇铁蹄之下，甘愿当亡国奴，另一条是联合起来，高举抗日大旗，把日本赶出中国。
“九一八”这一年，我由亲戚帮助(经济上)，三人结伴去京、津、保一游，当时的路线由天津到北京，然后由保定回到家乡。值此，也巧得很，正赶上三市的人民大众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在北京时，我三人都参加了北京前门的示威大会。并且亲眼看到了国民党反对抗日，屈膝投降的表演，但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当一个抗日群众的讲演刺痛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时候，国民党军警如狼似虎地把这个群众拉下台。示威群众群起而攻之，使国民党不得不退让。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是终身难忘的。由京、津、保回来之后，我亲自参加了鄚州的抗日示威游行大会，并登台作了讲演。
我最初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思想和行动上有了明显的变化，是在一九三二年后，亲身经历到了国民党的黑暗腐败，叛变革命，除了“四·一二”苦迭打之外，一九二八年还亲眼看到河间县国民党的一个完小校长霍某(后来听说是共产党员)关进了监狱;李大钊同志，被绞杀，壮烈牺牲，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浮在脑海里。特别是一九三二年有历史记载的高蠡暴动，保定二师(第二师范学校)学潮，这一切都给了我深刻的影响。从此之后，我才比较系统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
保定二师暴动，壮烈牺牲的同志中，有一个叫边隆基的同志，他是任邱县阁辛庄人，是我一个堂叔的学生，他牺牲后，遗留下六、七本马列主义著作，通过我这个堂叔就落到我的手中，从此，开始在理论上研究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共产党的领导等问题，甚至在自已的日记中写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革命壮言。但毕竟还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起支配作用。如果说有马列主义思想觉悟的话，也仅仅是懵憧的萌芽而已。在青年学生和知己的朋友当中，开始了对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宜传教育活动，引起了任邱、河间两县的国民党的注意，一九三四年，在任邱梁召完小就因共产党之嫌光荣地被辞职了。
一九三五年在河间县念祖桥完小时，该县县长就明确以不稳分子的帽子对我一个五叔(国民党区长)讲了。也就在这一年春节放假的时候，我差一点(不到二十分钟)被念祖桥国民党警察抓捕，有三四个学生未脱险，而被抓，遭到吊打，后来保释了。
我回到家后，天已经黑黑的了，正在吃饭时，得到了追捕我的消息，(追我二十来里路)由我村地下党员(魏广祯)带我到了保属特委驻地去。这一段的历史，是我入党之后，即入党不到一年的时候，我就暴露了，任邱县、河间县的地下党就又一次的遭到了大破坏。我在河间刚刚开始建设党的工作，初步有了一点成绩，在一部分贫下中农和学生中有所发动和组织的时候，由于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又一次的遭到严重破坏和打击。
我是一尤三四年在任邱梁召完小时，听到一个叫韩克恕的人(是当时校长韩宗讷的继子)说:任邱天宫村牛文仓是共产党员，(此人是韩克恕的盟兄弟)我就记在了心上。但这时我已经很红了，为了转移一下视线，我借口报考洛阳军官学校，年已二十六周岁,从根本上说是无条件考取,辞职离开梁召了。
这年的暑假后(约九、十月间)，由任邱转到河间念祖桥完小帮教，一九三五年继续在念祖桥完小不正式任教，这样我的工作又稳定了，同时念祖桥完小里我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所以，我认为条件已经成熟，而且多年来找到的唯一线索，是绝对不能放过的，但又如何与牛文仓同志取得联系呢?一个前提决不能暴露牛是共产党员，我以参加“读书会”的名义，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牛文仓同志去了一封信，就这样与保属特委直接联系上了，这是春天的时候。
牛氏三杰
牛见到我去的信，很快的就来到念祖桥完小与我接上了头。我记得他对我讲了很多问题，时间约两个小时左右，谈话当中，我记得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以及什么分粮吃大户，打地主分田地等。
到九月间，我直接到保属特委驻地，(牛文仓同志家)见到了耳东同志，(即陈菁玉的化名)我记得耳东同志对我讲了很多问题，正式入了党。实际上我第一次同牛文仓同志已接上关系。后来,党的工作更加活跃了。
在念祖桥完小，对资产阶级进行了两次大的震动的活动，一次在一家商店对一个学生进行侮辱的谩骂，借诸为同学报打不平的机会，亲自动员和组织学生，对这家商店先是讲理，后来进行打砸斗争。这对那个一校之长，又是当地豪绅赵德毓，是太不礼貌了，他为此，对学生大发雷霆，非要追根给予惩办不可。我只有挺身而出，承担了责任，把校长顶了回去，赵虽然有气不得出，但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当然这笔账他是不会放掉的，把我辞掉就是表现之一。第二年是这样，春节放假的时候，由于打砸商店以来，进步同学(占同学的大部分)和赵日益尖锐对立，在放假的那一天，同学们自发的对学校进行了一次大破坏的行动，把学校的剩煤投到校旁的水坑之内(冰下)，把教室的顶棚、桌子、板凳的腿脚拆断，还有些零星用品扔掉的扔掉，砸烂的砸烂等等，这一行动被校长的亲信杨某告了密，幸而我发现的及时，立即动员学生们早离学校，早回家，因为我要给新发展的党员(尊祖庄小学教师)布置冬假和今后联系方法等。
在绝大多数同学离校后，我也乘脚踏自行车到尊祖庄。此村在念祖桥完小的正西二里多路，并在这里吃了饺子，在我离校不到二十分钟的时候，校长就带着警察来抓我，见我已走，警察顺着我回家的路上追赶。
我离学校时，没有对同学们讲我去尊祖庄，而尊祖庄在念祖桥以西，并不是我回去的路，所以警察看不见我的踪影，在校长的指使下，抓到了三、四个学生，打了一顿，保释了。
我直到晚上七点钟左右回到家，正在吃饭时，这才由一个远支的大哥送信给我，才知道出了事。饭后，找了我村地下党员魏广祯同志，由他带领我到了保属特委耳东同志那里。
摘自魏明同志档案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