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个只有20多岁的普通年轻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就是湖南平江人张文彬。

这次会上，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此外，会议还决定：

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尽快地恢复、健全被破坏的党组织，重建各省领导机关，党中央委派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张文彬到广东工作。

张文彬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张文彬，原名张纯清，曾用名刘宗义、张南杰、刘崇义。

1910年7月5日，张文彬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西乡梓江东港高基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张财袼，母亲朱浦真，有两个哥哥和姐姐，张文彬居末。

他5岁开始上学，10岁进入平江县城培元学校学习。1923年，考入长沙修业中学就读。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文彬与修业中学的师生一道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是年，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春，张文彬被选送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亲耳聆听毛泽东、恽代英、邓演达等人的教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并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中共平江县委为了响应秋收起义，成立了平江县暴动委员会，决定组织全县人民举行秋收暴动。

9月20日，中共平江县委和县暴动委员会正式发动了攻打平江县城的武装行动，张文彬率西乡工农武装投入战斗。失败后，他被反动地主武装“清乡队”抓获。

此时，他年仅17岁，“清乡队”认为他不像是首要分子，便从他家敲诈了200块光洋，允许具保释放。

获释后，张文彬立即与高咏生等人联络，以平江西乡杨梅山为据点，建立起一支30多人的游击武装。

1928年2月，平(江)湘(阴)岳(阳)游击总队成立，下设5个大队，分驻5个乡。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平江县委在这5个乡建立了特委，张文彬被任命为西乡特委书记。

他积极组织西乡农军参加3月16日第二次攻打平江县城的战斗，后被任命为中共平江县委军事部长兼县工农赤卫队党代表。

同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建立工农红军第五军。不久，红五军由3个团改编为五个纵队，张文彬任第4纵队党代表。

随后，他率部跟随彭德怀、滕代远向井冈山转移，几经辗转苦战，于在同年12月11日到达宁冈新城，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师。

1929年初，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联合“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张文彬和贺国中率第4纵队奉命守卫黄洋界哨口。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下，他和战士们一道在前沿阵地顽强抗击，终因敌众我寡，部队被敌人打散，张文彬身边只剩下20多个战士。

他和战士们解下绑腿，从悬崖处垂吊下去，转入密林之中，冲出了敌人的重围。

此时，正值隆冬，大雪纷飞，又找不到主力部队，处境十分困难。他们在高山密林中四处游击截击小股分散之敌，坚持斗争。

直到这年3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回师井冈山，张文彬等人才又回到自己的队伍。

1929年8月，正当湘鄂赣边区革命斗争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刻，张文彬随彭德怀率部从永新返回湘鄂赣边境，在平江黄金洞地区与黄公略率领的湘鄂赣边境支队会合，全军达3000余人，他仍任第4纵队党代表，率部来到湘赣边的莲花一带开展游击斗争。

1930年6月，红五军第5纵队扩编为红八军，共8000余人。红五军9000余人，由邓萍任军长，张文彬任党代表。

随后，红五军和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

7月下旬，红3军团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健以大部兵力追击张发奎、李宗仁部队的机会，发动了攻打省城长沙的军事行动。

张文彬率部从平江出发，突破敌人金井防线，向长沙进逼，在途中遇敌4个旅的抵抗，他亲上前线指挥，不幸左腿中弹负伤，但仍带伤继续指挥战斗，直到胜利攻克长沙城。

8月5日，红三军团撤出长沙，23日在浏阳永和市与红一军团会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

随后，红一方面军参加了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久攻未克，撤出战斗，不久，红五军即随彭德怀率部攻下敌人防守力量较弱的吉安。

同年冬，张文彬率部进入中央苏区，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为了消灭气焰嚣张的张辉瓒师，他亲自到龙冈前线察看地形，了解敌情，把政治工作做到连队的士兵中去，与战士们打成一片，对干部战士体贴入微，进一步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

1931年，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红五军撤销，张文彬调任红三军团政务科长。1932年底，他又调任红七军政委。

这时，正值红军内部肃反扩大化之际，红七军军长李明瑞被误杀，部队思想波动很大。他上任后，深入干部士兵中间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和分析大家的意见，停止了逼供信的错误做法，实事求是地认真甄别被审查的人，解救了不少受冤屈的同志，很快稳定军心。

与此同时，张文彬狠抓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积极慎重地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增强了党的领导力量，保证了部队的健康发展。

1933年夏，张文彬出任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在工作中，他主张重证据，反对刑讯逼供。对一些重大案件，他都亲自审理，并及时向军团党委请示汇报。

据当时在他身边担任侦察科长的刘复之回忆，张文彬性格温和，处理问题头脑冷静，实事求是，作风民主，是位很有才干、很受人尊重的领导干部。

1934年2月，在中央苏区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会上，张文彬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被迫退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张文彬随红三军团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途中，他自己步行，让马给伤病员骑；他宁愿吃草根，却把干粮省下给伤病员吃。在困难面前，有人离队被保卫部门抓回，部分保卫干部主张将其一律处死。张文彬不同意这种做法，要求查明原因，分别处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于次年2月组织渡河东征，红十五军团成立了渡河司令部，周士第任司令员，张文彬任政委，率部在山西临汾河谷地区与阎锡山部周旋，为东征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红军大学成立后，张文彬被第一批保送入校。通过系统学习，他在思想理论上和军事技术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学习结束后，他被留在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后又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

1936年秋，奉中共中央指示，张文彬到西安领导西北特支及做西北军的统战工作。

他秘密到达西安后，持毛泽东亲笔信面见了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和总参议杜斌丞。

经过诚挚的交谈，与杨虎城达成两军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协议，并建立了和西北军之间的秘密联络站。

这个联络站为接送干部、运送物资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文化人冯雪峰、丁玲等都是从这里进入延安的。

在西安工作期间，张文彬还与中共西北特支的同志一道，积极组织发动工人、学生、商人及社会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2月9日，为纪念北平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他们发动组织西安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对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产生了直接推动的影响。

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张文彬协助周恩来出色完成了调解谈判任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等离开西安返延安，张文彬继续留在西安工作。1937年5月，他出任红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为营救被关在兰州集中营的西路军指战员做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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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会议后，张文彬奉党中央之命，9月抵达香港，肩负起领导广东人民抗日斗争的重任。

他经常往返广州、香港之间，深入到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中调查研究。在摸清情况之后，他决定从整顿党的组织入手，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

同年10月，中共南方工委在香港成立，选举了张文彬为书记，薛尚实为组织部长，饶彰风为宣传部长，尹林平为武装部长，梁广为委员。

南方工委成立后，从组织上、思想上和政治上切实加强了党的领导，转变了斗争策略、彻底改变了原来的一些搞关系和拉小山头的错误倾向，对南方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8年4月，根据工作需要，撤销南委，重新建立中共广东省委，由张文彬任省委书记，薛尚实任组织部长，饶彰风任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梁广任职工委书记，尹林平任军委书记，麦蒲费任青委书记，张越霞任妇委书记。

在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上，大家认真学习了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长江局要“十倍、百倍发展党员”的指示，决定目前的一切，就是要“以建立党的组织为中心，以收获组织果实为目的”而开展工作。

会议之后，广东省委先后派巡视员到东江、中山、开平、南路、广宁、北江等地，帮助发展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队伍。

1938年初，北江等地的部分县区成立抗日自卫团中队；8月，成立县自卫总队，各区成立抗日自卫分队。接着，又有部分区村的民众组织建立农民抗日武装，参加抗击日军的战斗。

当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长江局关于加强党内教育的指示，决定由省、市委宣传部组成教育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党员教育培训。

仅仅5个月的时间，省委就举办了6期训练班，学员被派往各地担任领导骨干，促进了各地党的建设和发展。

8月21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提出“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发展10000个新党员”、“建立强而大的群众性的广东党”等目标。

至1938年10月，广东省的中共党员从几千人发展到上万人，成为华南地区发展党员最快的省份。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发动了入侵华南的战役，总兵力约70000人的南支派遣军，分三路在惠阳县大亚湾沿澳头稔山至平海强行登陆。

15日，日军占领惠州，16日直取博罗，19日占领增城后沿增广公路向广州进犯，21日占领广州。仅10多天时间，广州周围各县及东江下游相继沦陷。

同时，国民党军队溃逃，华南广大国土被日本侵略军占领。

广州沦陷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与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部迁往粤北韶关。中共广东省委也于1938年10月18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迁往韶关，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随之开始。

中共广东省委迁至韶关后，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开会常常选择在韶关市区的一间民房秘密召开。

民国韶关街道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就在日军攻陷广州之后，党中央立即指示广东省委，组织游击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东江、海陆丰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

大敌当前，东江各县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各地民众纷纷组织抗日武装，不畏强敌，在惠阳、增城、东莞等县，袭击或阻击了日本侵略军，打响了东江人民抗战的枪声。

10月19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决定，由东莞社训总队政训员何与成和副总队长颜奇率领东莞县常备队第一、第二中队和东莞县抗日模范壮丁队一个小队共200多人，开往石龙附近东江河南岸的榴花、峡口、西湖、京山一线设防，阻止侵华日军渡河向东莞进攻。

10月下旬，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分乘两艘木船，企图渡河攻占西湖、京山一线，常备队第二中队和模范壮丁队扼守京山高地。

当敌船靠近南岸时，即以猛烈火力射击，几个鬼子兵被击中跌落江中。战斗从上午10时打至下午16时，将敌击退。日军连续进犯9天均未得逞。

11月上旬，日军改向峡口、榴花方向进攻。东莞中心县委书记姚永光与何与成、颜奇在榴花塔附近设指挥所共同指挥战斗。

一天，日军乘多艘木船从北岸渡江来犯。模范队和常备队凭着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充分发扬（挥）火力，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日军狼狈逃回北岸。

以后日军又组织船队继续进攻，最后只得载着伤兵仓皇逃走。日军见渡江强攻无望，遂在东江北岸石碣、刘屋一带村庄烧杀奸淫掳掠，惨不忍睹。

坚守在南岸榴花塔下的常备队员满腔义愤，纷纷请求过江痛打日寇。

11月13日，何与成、颜奇率领40多名常备队员，分乘两艘木船，拂晓前从峡口直驶北岸来到刘屋村边设伏。

上午9时，一队日军骑兵从冼沙方向奔来，常备队员们在刘屋村抗日自卫队配合下，与敌人展开激烈搏杀，有数名鬼子被打落马下。

日军遭这突然袭击不敢恋战，带上几具尸体向石龙方向逃遁。战斗中，王尚谦、樊炳坤等11名常备队员英勇牺牲，刘屋村自卫队亦牺牲11人。

榴花塔阻击战，是党领导人民抗日武装首次对入侵东江日军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坚守东江河南岸阵地达一月之久。挫败了敌人的凶焰，振奋了民心士气。

为了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博古和广东省委领导于1939年初召开了中共广东省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

博古在讲话中说：

“目前，党组织必须全面发展，促使抗日救亡运动从城市转向农村开展，统战工作、军事斗争的重点也必须转移。广东省委的工作也要按照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开展工作。”

会上，按照党中央指示，改组了中共广东省委，选举了张文彬、李大林、涂振农、古大存、张越霞任常务委员，张文彬担任省委书记。

同时，这次会议通过讨论，还确定了广东党组织的四大任务：

一、广泛发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打击敌人。此为中心任务。

二、扩大动员组织群众。

三、建立统一战线，精诚团结的范例。

四、建立强大的党的基础。

会议之后，广东省委派遣大批党员到群众团体中任职，将抗日救亡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建立和扩大各级党组织，推行我党以知识分子为桥梁发展党组织的成功经验。

早在1938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就派曾生、周伯明等人从香港带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龙岗客家地区——坪山，建立中共惠宝工委，并作出两项重大决定：一是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二是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

随后，广东多大组织就决定逐渐组建两支东江人民抗日武装。

1938年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曾生任总队长。

1939年1月，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王作尧任大队长。4月，这支游击队改编为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王作尧仍任大队长。

该队活跃在广九铁路南端以西敌后，连续取得抗击日军的胜利，尤其是火烧大涌桥、首次解放宝安县城南头等战斗，使之威名大振。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曾山和王作尧带领的这两支抗日武装，分别在惠阳县和宝安县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了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至1939年底，两支部队发展到近700人。

在逐渐军事武装的同时，中共广东省委还积极支持在东江地区开展党组织建设。1939年2月，广东省委正式成立了东江特委，由尹林平任特委书记。

至1939年11月，广东省委已领导8个特委（工委）、8个中心县委（工委）、44个县委（工委）和一批区委、支部，党员发展至1.8万多人。

此外，在张文彬的领导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广东得到正确贯彻，建立了“青年抗日先锋队”“青年抗敌同志会”等群众抗日团体。

除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分社进行公开的统战工作外，张文彬还特别注意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一些上层人物的开明倾向，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发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并使许多救亡团体为我党掌握和领导。

1940年2月，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主任香翰屏，以“集训”为名，强令曾山、王作尧带领的这两支抗日武装到指定地点集结，企图一举歼灭。

曾山、王作尧洞察了香翰屏奸计，以准备打击日军对大亚湾的攻击为由，拒绝到指定地点集结，并于当年8月抵达宝县上下坪村。

1940年9月，中共东江特委在宝安县布吉乡上下坪村召开部队干部会议，确定了坚持在惠东宝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并把曾山、王作尧的这两支部队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大队。这是东江抗日根据地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会后，第三大队挺进东莞县的大岭山地区，开始了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部队到达大岭山区后，一方面依靠原有的地方党组织，一方面派出民运工作人员到各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自卫武装，建立政权，并发展党组织。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发展一大批党员，许多村建立了支部；同时，建立了乡政权，成立了相当于区一级政权的连平联乡办事处，领导乡政权的工作。各乡建立了抗日自卫队，配合部队作战。

就这样，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就初具规模了。在第三大队开创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时，第五大队则留在宝安县，开辟了阳台山抗日根据地。

1941年2月，中共东江特委抽调干部、战士组成小分队挺进增城，与当地武装会合，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增从番独立大队，以油麻山为基地开辟根据地。

至此，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除了琼崖抗日根据地和东江抗日根据地之外，在华南地区的粤中、雷州半岛、潮汕等地区，当地人民也进行了英勇的抗战，成为华南抗日根据地抗战的一部分。

华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不仅使这一地区的抗日战争得以继续，而且它削弱和牵制了日军，对华中、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抗战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