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泰斗、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了一句极具智慧性的答案：人格化的上帝是不存在的，而无形无相的上帝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既不存在有思想有好恶的神，也不存在没有约束的绝对自由。

也就是说，生于这个世界的人类，一方面确实要对巍峨的大自然持敬畏之心，不能将与生俱来的专制思想在这个世界无限放大，缺乏边界感必然导致在物质世界中碰得头破血流；也不能盲目束缚自己，匍匐在人格化的上帝面前，最终只能唯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非常可惜的是，中国古代恰恰走了两个极端：一方面坐拥九五之尊的皇帝不断放大私欲，自以为自己就是无人能及的神，导致专制思想不断膨胀，什么都以他为标准，最终只能自取灭亡；另一方面匍匐于皇权和官僚脚下的普通老百姓则战战兢兢、体若筛糠，打个雷下个雨都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事，天神在发怒，最终只能如蝼蚁般苟活于世，可怜又可恨。

历史，你看到的是穷尽真理的大儒：王阳明，妄想七天“穷尽竹子一切真理”

如果说皇帝和老百姓因为自己所处的位置和事先安排的人设，导致其思虑不当，难免剑走偏锋，堕入极端的漩涡情有可原，那么作为中华文明大脑的大儒们，整天除了思考人生没别的事，则不应该让情感蒙蔽了双眼，弯曲了中华民族的认知，大大阻碍了中华民族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进程。

歪曲认知、阻碍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将主宰世间的真理归结于“人”，治人自然要用“德”和“仁”，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有格。”认为被历史证明存在问题、已被历史淘汰的周礼奉若至宝，理所当然地自我认定为“至德”，竖起了不该有的终极认证标准，这就导致中华民族停止了对真理的探索，也停止了对世界的认知。

2.静态地看待问题，而非发展的心态。对物质世界的认知歪曲到了“德”和“仁”这类受人主观因素强烈干预的点也就罢了，偏偏他们喜欢用停滞的思维看待事物发展的过程，总是穷尽一切办法阻碍事物的发展，从而实现以“人”为核心的绝对统治权威。

为了达到这个“自私”的目的，中华大儒们形成了一种非常不可取的思维模式：找到主宰世界万物的单一本源，将真理穷尽，然后自己再也不想跟这个世界打交道，自己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治人，其结局只能与这个世界越偏越远。

典型代表就是王阳明。虽然历史上的王阳明确实是品德高尚之人，也很有能力，对世界的敏感程度非常高。如果将其正确引导，命中物质世界的本质，引领中华文明走向科学的正确道路不是不可能。

可惜的是，有了圣人的“德”和“仁”的指引，王阳明的思绪步入了死胡同：民和心。视野也极其狭隘：仅关注《孟子》和《国学》两本书，其余时间都是在闭门造车冥思苦想，最终不负圣人们的众望：一门心思走入到了心学这条“不归路”。

为了推翻理学中的“格物致知”，王阳明学会了圣人们的办法：穷极一切办法就是挑对方的毛病。王阳明不愧是聪明之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屑于跟理学大儒们做口舌之争，而是自己实践了一把，本着“穷尽一切真理”的客观态度，阳明格竹了七天七夜，结果果然“什么也没有”，“完美”证明了理学中的“格物致知”的大错特错。

我看到的是违背科学的“狂徒”：“阳明格竹”最后是“两眼空空”

杨振宁说过：中华文明为何没有诞生科学，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将人文和自然”相分开，在看待大自然的时候总是带着“人”的有色眼镜，最终只会导致人是一切主宰的谬误，也会进入“德”和“仁”的思维壁垒。

也就是说：科学的思维是“人”是人，自然界是自然界，二者必须分开才能洞察真理，二者混为一谈、搞“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只会是违背科学的“谬误”。

王阳明何尝不是如此？既然世间一切真理都止步于“人”，那么竹子的真理也必将归结于“人”。带着这样的前提，王阳明“用心”格竹，据说格竹七天七夜之后“什么也没发现”，还把自己累到了。他的结论也是出奇得搞笑：“竹子啥真理也没有”。

站在现代科学的角度我们知道：竹子作为禾本科竹亚科植物，弹性足，生长迅速，长7.5～16厘米，宽1～2厘米，先端渐尖，基部钝形，叶柄长约5毫米，边缘之一侧较平滑，另一侧具小锯齿而粗糙；平行脉，次脉6～8对，小横脉甚显著；

竹子叶面深绿色，无毛，背面色较淡，基部具微毛；质薄而较脆。竹笋长10～30cm，成年竹通体碧绿节数一般在10～15节之间。

了解了竹子的习性之后，我们可以因地制宜地种植并且利用，借助于它们清爽的表皮，我们可以将其制成夏天乘凉时的竹床、竹椅以供乘凉之用。竹子密度小于水使得它可以制成竹筏用于渡河；弹性强可以用作竹弓、捕捉野兽的机关等等。可谓内涵丰富、用处多多。

如此丰富多彩的竹子在王阳明看来居然是“什么也没有”，主要归结于他站在“人”和“心”的角度去揣测，结论毫无意外的：竹子又没有思想。你想穷尽竹子真理到“人”的层面，岂不是笑掉大牙，这种认知世界、探索世界的思维模式显然是违背科学的。

所以说：历史，你看到的是穷尽真理到“人”的大儒；我看到的是违背科学的“狂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