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引子：盖棺定论，一副挽联的隐喻“一家饱暖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冤。”
这是1948年秋，一位湖北巴东县人送给当地一个豪强葬礼上的挽联。
短短十四个字，道尽了这名叫做陈铸九的豪强的是非人生。
从一个穷困潦倒的挑夫，到巴东县最显赫的暴发地主；从一介不识几箩大字的乡村道士，到县参议员、省参议员；
他的“成功”是用鲜血和泪水铺就的。他聚众赌博、强占良田，用手中的权力奴役百姓；他借剿共之名烧杀掳掠，用酷刑折磨农民；
他贪婪成性，奢靡无度，压榨百姓以充实家财。
最终，他的恶名在当地的天空下，至死不散。
当时的乡间提到陈铸九时，人们总是两种语气：一种是压抑的怒火，另一种是恐惧的沉默。
这个曾经用权力肆意践踏乡村伦理的人，随着一场乡间的“浩大葬礼”离世，却未能掩盖他留下的满目疮痍。中国人讲究一个盖棺定论，那陈铸九的一生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是传奇还是警示？
这便是陈铸九的故事，一个关于乡土恶霸的兴衰史。。。
壹
1894年的巴东县坪阳乡铜矿岭，山峦叠翠，村落稀疏。秋风卷着炊烟，穿过狭窄的土路，把这一带的贫瘠显露无遗。
就在这样的乡间，一个贫寒的男孩呱呱坠地，他就是后来的陈铸九。
陈铸九的家庭贫困，父母在地里刨食过活，一年到头仅能勉强填饱肚子。
他是家中的长子，底下还有两个弟弟，但他们都早夭了，独留陈铸九一个孩子苦苦支撑着家业。
年幼时，他曾断断续续地上过几年私塾，但因家境窘迫很快辍学，仅学会写几个大字。
贫困的生活让他比同龄人更早接触世间艰难，也让他学会了不择手段地谋求出路。
少年时，陈铸九便展现出与乡间其他孩子不同的精明与野心。他曾短暂跟随一位本地道士（阴阳先生）学艺。
阴阳先生的身份虽然清贫，但在村里有一定的威望，这或许是陈铸九最初接触“权威”的经验。
可惜，他并未在道士的道路上走远，缺乏耐心和专注的他，很快放弃了这些“无用的经书”，转而去尝试更加实际的谋生手段。
离开道士生涯后，他做过挑夫，背过脚力，靠力气为人搬运货物；也曾在坪阳坝开过一家名叫“宏鼎兴”的小店，试图用经商改变家境。
然天不遂人愿，这家小店因一场火灾付之一炬。生活的压力再次让他陷入困顿，但陈铸九并没有因此放弃，他意识到，靠双手劳作终究只能勉强糊口，要想摆脱贫困，唯有另辟蹊径。
什么捷径能快速致富呢？但凡懂事一点都不会想到是赌博。。。
但是陈铸九却觉得赌博来钱快，为什么，因为他耍无赖，输打赢要。
当然，这件事情不但要有勇气，而且口才还必须好，我极度怀疑这口才是当道士先生的时候练出来的，不然不被人把屎打出来才怪。
但是他可以，他主要就是诱骗别人去赌博，然后估计耍些小花招然后骗钱，他通过逼迫赌徒抵押和出卖土地，还真被他挣到了第一桶金。
1923年，民国新政在巴东县推行保甲制度，这对陈铸九而言，是一次天赐良机。
保甲制的核心是以“保长”管理乡间事务，而人精一样的陈铸九一眼就看到了其中的权力价值。
他用自己赚到的第一桶金行贿，很快就如愿买到了一个“保董”的职位。
这个职位你不要看微不足道，但确确实实成了他人生逆袭的起点。
他借着保董的身份，利用官府的威慑力，反过来继续胁迫农户让出良田。
当地有个叫谢国山的农民，家中有六亩肥沃的稻田，陈凭借自己做过阴阳先生的职业做掩护，四处宣扬谢家的田风水不利，让谢家将信将疑。
然后陈铸九就指使人从中搭桥，要低价收购谢家的一亩良田。
田土是农民的命根，就算有点影响风水，你要别人卖良田还出那么低的价格，谢家肯定还是不愿意的。
见一计不成，陈铸九便开始利用权势来威胁谢家了，你别看保长职位不高，基层领导，摊派重税，抽丁拉夫，那都是他点到谁就是谁。
最后实在闹得无法了，谢家也只好将这亩良田低价卖给了陈，然而这根本没满足得了陈铸九的胃口，随即提出要用自己的几亩薄田换谢家所有的良田。
谢家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然而陈当即派出十几个团丁来到谢家，一番威胁，老实巴交的谢家哪里见过这个阵仗，只得同意换田。
当然，这种事情还有很多，土豪劣绅估计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像1934年，陈铸九准备为自己修建一座新楼，便强行砍伐了当地一户农民的大树两千余棵。这些木材一夜之间被运走，张家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不敢发出半点抗议。
自从尝到权力带来的快感后，陈铸九在坪阳坝一带就开始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他聚众赌博、拉帮结派，慢慢从一个阴阳先生变成了乡间的“地头蛇”。
他的心思深沉，不满足于在乡村中称霸，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大的权力舞台。他深知，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依附更强的势力。
巴东旧照
于是，他开始主动向巴东县官府靠拢，四处结交权贵，甚至通过暗中献礼取悦地方官员。
每逢有机会，他都会主动承担收税、抓壮丁等“得罪人”的差事，借此向上攀附。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乡村社会缺乏秩序，像陈铸九这样手段狠辣、心机深沉的人，往往能迅速崭露头角。
贰1930年代，随着红军在巴东江北一带的活动日渐频繁，共产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开始在当地生根发芽。
这对于国民党统治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威胁。
对于陈铸九来说，这却是他进一步攀升权力的机会。剿共行动的展开，为他提供了一个站上政治舞台的契机，也让他的凶残本性彻底显露。
作为保董的陈铸九，早已习惯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
他发现，只要打着“反共”的旗号，不仅能够轻易扩大权势，还能得到国民党当局的赏识。
于是，他主动请缨，投身到剿共行动中。他被任命为县保卫团独立第七分队队长，带领一支由乡间团丁和流民组成的小队伍，成为剿共的急先锋。
初期，陈铸九的队伍人枪有限，多数士兵是强行抓来的壮丁。
他用极端的手段维持队伍纪律和士兵忠诚：一旦有人逃跑，便株连家人，甚至当众处决以儆效尤。
坪阳坝的覃福顺因为不愿参军，当着全场百姓的面用枪自杀。
还有许多像覃福顺一样的农民，被抓壮丁后，不是战死沙场，便是逃亡途中客死异乡。
陈铸九不仅用暴力管理自己的队伍，也将这些残酷手段用于“肃清”红军和共产党员。
每当有人被怀疑与红军有联系，陈便毫不犹豫地施以酷刑。
酷刑的方式令人发指：割耳朵、穿指甲、吊鸭儿浮水、辣水泼面、香签烧身……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刑罚，使得坪阳坝一带的人们闻“铸九”之名而色变。
最令人难以忘却的，是对苏区农会主席朱先香的处决。
在一次围剿行动中，朱先香被陈的队伍抓捕。
为了从他口中获取红军的情报，陈下令先割下朱的耳朵，再用燃香灼烧他的身体。
后来，陈又在朱背上绑了一只铁皮桶，桶里点着炽热的明火，将朱活活烧死。
这一骇人听闻的暴行，在乡间传为噩梦，也为陈换来了“剿共有功”的升迁。
陈铸九不仅用暴力威胁百姓，还擅长用伪善的面具骗取信任，再将敌人置于死地。
他多次以“和解”为名，邀请红军家属或与红军有关的百姓到他家赴宴，实际上却在暗中布下杀局。
例如，有一次他假意关怀王美善的岳父朱先志，承诺只要王回家，便不再追究过去的“错误”，甚至许诺安排官职。
朱先志信以为真，将女婿王美善劝回。
然而，王美善一到坪阳坝，就被陈逮捕，最终被押往县城用乱刀砍死。
类似的故事在坪阳坝周围的村庄不断上演。
陈的手段不仅是恐怖统治的延续，更是权力欲望的体现。他深知，只有用恐惧压制百姓，才能彻底稳固自己的统治。
陈铸九的剿共“成绩”被上级看在眼里。
随着他的残暴行径逐渐为国民党当局所认可，他的官职也不断提升。
从县保卫团中队长到省保安团连长，再到县参议会副议长，他一步步爬上权力的巅峰。权力的增长，也让他进一步扩展了经济基础。
陈以“剿共善后”的名义，四处摊派枪款和“匪产清算”。
只要被他认定为“匪属”，其田地、房屋都会被没收。而这些财产几乎全部流入陈的囊中。他以此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土地和财产，成为巴东县最大的地主之一。
据统计，他家仅租谷就高达184石，被乡间称为“家财万贯的富翁”。
陈铸九的暴行让百姓苦不堪言，却无人敢公开反抗。
坪阳坝的村民私下里将他称为“人面阎王”，甚至连一些与他走得近的乡绅也对他充满忌惮。
在一次抓捕行动中，村民刘景坤一家被陈以“通匪”之名彻底摧毁。
老大疯死，老三死于他乡，老四被折磨成残疾，而家中土地也被陈霸占。
这样的故事在坪阳坝比比皆是。
尽管如此，陈铸九的“盛世”也并非全然风平浪静。乡间的不满情绪在暗流中涌动，有村民冒着生命危险上告陈的恶行。虽然这些状子大多被层层官府压下，但百姓的控诉在潜意识中酝酿着更大的反抗。
叁
随着权力和财富的双重膨胀，陈铸九开始追求更加奢靡的生活。
他不再满足于通过暴力攫取财富，而是转向追求极尽奢华的享乐。
与此同时，他对权力的沉迷和家族内部的腐化，也逐渐显现出他的统治不可避免的裂痕。
陈铸九的家庭生活是他奢靡和荒淫的缩影。
民国大地主和妻妾合影
他明媒正娶的三位妻子——原配张氏、继室谭氏，以及小妾向氏，分别象征着他人生的不同阶段。
张氏早逝后，谭氏曾在他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在向氏出现后，谭氏便失宠，被送到县城经营小商店。
向氏成为陈晚年最宠爱的女人，但在陈去世后，她单身搬到江北孤独度日。
当然三个妻子并不是陈铸九的全部，在外面他同时还强占有不少民女。
甚至因强奸事件导致村中一位十八岁的年轻姑娘自缢身亡。
但是这件事他对此非但没有感到愧疚，反而露出狞笑，毫无悔意。
钱有了，女人有了，陈铸九又开始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增加了。
他先在老家坪阳坝修建了一座土木结构的七间楼房，后来又在巴东县城建起了一栋三层砖瓦豪宅。
这座豪宅一度成为他地位的象征，也是他举办盛大宴会、招待权贵宾客的场所。
而且每逢农历春节或家中有大事，他总会强令农户送上礼品。
乡民们迫于威逼，倾其所有，为他送去鸡鸭、猪肘、粮食等礼物。
一年春节，他家收到的猪肘子竟超过上千只，成为乡间百姓心头挥之不去的记忆。
陈铸九有三个儿子，长子早年从商病逝，次子和三子则在父亲的庇护下横行乡里。
次子陈发文甚至继承了父亲的区长职位，继续鱼肉乡里。
他曾借父亲的婚宴之机大肆敛财，甚至逼得一些农户借高利贷送礼。
陈发文比陈铸九更为暴虐，他通过强抓壮丁、抢夺田地等手段巩固自己的地位。
然而，这样的权力传承并未持续太久。解放后，陈发文妄图组织反共武装，试图延续父亲的统治。最终，他被人民政府镇压，这个家族的统治画上了彻底的句号。
1948年，陈铸九因长期荒淫无度、饮酒过量，最终患病离世，终年54岁。
消息传出时，坪阳坝的百姓表面上表现出哀悼，但私底下却是普遍的庆幸与解脱。
他的葬礼被操办得极为铺张：地方官员主持祭典，灵堂设在县府“中山台”，布置得富丽堂皇，甚至强迫乡民披麻戴孝，送上挽联。
然而，葬礼上却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闹剧”。
巴东县城的鲁觉民送来了一副挽联，写道：“一家饱暖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冤。”这副挽联在陈的灵堂前挂了一整天，引发乡民的窃笑。
好在这副挽联被县府官员发现后匆忙撤下，但它的内容却迅速在乡间传开，成为对陈铸九一生最精准的盖棺定论。
结语绅士阶层，在中国自古就广泛纯在于民间社会，而且对中国社会的基层治理影响深刻，传统的绅士是具有科举功名或者具有一定职衔，介于官僚和平民之间的一个在野的特权阶层，应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拥有共同的儒家价值观。
然而正如北大历史教授王奇生所言：“民国时期的绅士阶层，所赖以支配的社会资源是强制性的武力和财力，而不再是传统士绅所具有的对乡土社会的内在道义性权威，外在发理性权威和个人魅力权威。”
陈铸九以赌局和土地兼并起家，用剿共名义攀爬权力阶梯，在地方上建立起一个依靠暴力与恐惧维系的统治体系。
他的成功，不再依赖儒家文化中的礼义廉耻，而是完全背弃了士绅的价值理想，堕落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土豪劣绅。
从“保甲制”的推行，到地方保安团的扩张，陈铸九通过武力控制乡村；从强取豪夺到奢靡腐化，他用财力榨干百姓的血汗。
正是这一模式，使得“土豪劣绅”成为民国时期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所以说，今天说到的关于陈铸九的故事，不只是川鄂湘黔边区的故事，而是映射出当时中国乡村社会的破坏不仅来自外部的战乱，也源于内部权力结构的失控与堕落。
然而，百姓并未对此完全屈服。从暗中告状到解放后的彻底清算，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压迫的抗争。正如陈铸九的挽联所言：“一家饱暖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冤。”这不仅是对陈个人命运的评判，也是对那个动荡年代乡村治理失败的沉痛反思。
在历史的长河中，陈铸九是一个被人牢记却并不值得怀念的名字。
他的存在，既是旧时代乡村社会畸形权力的缩影，也是对未来警醒的一面镜子。
乡土中国在近代化转型中的权威重建与秩序这个问题，或许正是陈铸九这类人物遗留给历史研究中最值得深思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