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在清朝同光年间，有著名的所谓“同光三大案”，其中前两个我们都已经说过了，那就是张文祥刺马、杨乃武与小白菜案，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说最后一个案件——东乡案。
大家可能对这个案件并不怎么熟悉，的确，相比那两个案件被改编成影视和文学作品后，知名度已经远超历史本身。
但是如果你真正了解了东乡案，你可能觉得这个案子才是真的不简单。
参与过此案审理的晚清名臣张之洞是这么感叹的：案悬四年，两被京控，三经纠参，两易督臣，三奉查办。
一场普通的抗粮风波开始，逐步发展成了震惊朝野的重大事件。
它不仅让清廷上下焦头烂额，还折射出晚清政局下更大的隐忧。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被历史长河掩盖却影响深远的故事。。。
壹赋税收入，是古代社会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
清初，四川因战乱与天灾导致人口锐减，社会经济几近崩溃，农业生产萎靡不振。
为恢复经济，清政府一面鼓励移民入川，一面推行摊丁入亩政策，将丁银摊入地亩征收，减轻百姓负担。
不可否认，摊丁入亩不仅促进了四川社会经济迅速恢复，还为移民创造了友好的赋税环境，使四川逐渐成为清代赋税改革的成功范例之一。
但是由于国家财政的需求的不断增加，地方上的附加税和私派开始逐年增加。
咸丰朝开始，随着国内动荡加剧，战火连绵，而财政贫弱，军饷匮乏，清政府在四川采取了紧急赋税措施。
最初在正常钱粮之外加收“津贴”，按田赋比例摊派，相当于正赋一两就需额外缴纳一两的津贴。
这还不够，随着财政状况恶化，咸丰末年又进一步加收“捐输”，同样按照田赋比例征收。
这种叠加赋税的做法大幅增加了农民负担。
更为严重的是，许多贪官污吏与地方乡绅勾结，肆意额外加征，在四川比较富庶的州县叠加税近乎正税的十倍，在一般州县也达到了五六倍。
而且当时地方上还规定，要交正赋，必须得是先交纳杂费，再缴纳津捐，最后才是完成正赋。
杂费不缴纳，就得不到缴费的串票，串票你拿不到，对不起，你这就是抗粮，抗粮历朝历代那可是大罪。
所以，如此苛政暴敛，使得百姓怨声载道，民不堪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贰东乡县位于秦巴山区，即今天的四川达州宣汉县。
从咸丰二年起，东乡每年开始征收津贴，约为银2931两。
同治元年前后，又增加了捐输，每年约3000两。
这些税款由地方乡绅预先垫付，再向百姓收取，并附加高额利息。
东乡的赋税一向用铜钱缴纳。
康熙年间，当地规定1两银合1400文铜钱，但到同治年间，因白银外流，兑换比例飙升至1两银约合5500文铜钱。
百姓不仅要缴纳正赋，还要承担津贴、捐输等额外税费，总额高达13030文，是康熙时期的四五倍。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加征赋税的征收方式为官绅勾结提供了便利。
局绅常以“预垫银交官”的形式，借机向百姓索取高额利息。
局绅的这些包税行为，导致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使得捐输局成为乡村权力的象征，东乡县48个场镇的局绅都以能进入公局办公为荣。
清同治末年的某一天，四川东乡县发生了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掀起了后来的抗粮风波。
事情的起因，竟然是一记耳光。
东乡陈家坪有个监生叫李金良，是个家底殷实的人，平日里在乡里也算有头有脸。
他对捐输局的“局绅”位置一直很眼热，于是一心想挤进这个圈子，就经常往县城里的捐输局跑，希望能和那些局绅搞好关系，混个好差事。
然而这些局绅很快就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叫圈子不同，不要硬融。
李金良在一旁殷勤，局绅们却一点也不待见他。
有一天，李金良和其中一位局绅起了争执，那局绅干脆当众甩了他一巴掌。
李金良把这巴掌视为奇耻大辱，当场发誓要报复。
李金良召集了一帮乡里同样不得志的地主和富户，决定告官，让捐输局好看。
他们打着“局绅违法加税”的旗号，提起诉讼。
但李金良也清楚，捐输局虽然名义上是临时机构，实际关系早已盘根错节，凭一般的告状根本掀不起波澜。
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京城，准备来个上达天听。
然而，路途遥远、官府刁难，他自己吃不了这个苦，就想找个既靠得住又有能力的人去办这事。
这时，他想到了袁廷蛟。
这个袁廷蛟是李的远方外甥，家住东乡袁家坪，靠几亩薄田勉强维持生计。他虽不富裕，但读过几年书，还曾在县衙当过白役（编外差役）。
袁廷蛟办事灵活，见过一些世面，是个胆大心细的人。
李金良一番游说后，袁廷蛟答应出面替他跑这一趟京城。
于是，袁廷蛟带着众乡绅的支持，于同治十一年前往京城状告东乡局绅非法加税。
谁料到，袁廷蛟的控诉很快被京官驳回，还被打了九十大板押回四川。
当时的四川总督吴棠为了以儆效尤，严惩了李金良和袁廷蛟，警告他们不要再兴风作浪。
不过，这样的挫败并未让袁廷蛟退缩。
他的坚持渐渐得到更多百姓的支持，而局绅们则通过幕后操作，拉拢李金良，试图分化对手。
最后，李金良如愿以偿成为了局绅的一员，退出了告状行列。
局绅们觉得，只剩袁廷蛟折腾，闹不出什么名堂。
然而，局绅们小瞧了袁廷蛟。
没有了李金良的限制，袁廷蛟反倒全心投入到斗争中。
光绪元年五月十八日，袁廷蛟带领二三百名百姓携带枪炮器械，聚集在东乡城外观音岩围城，并竖起“粮清民安”的大旗，要求城内局士清粮算帐。
东乡围城让地方官府如坐针毡，绥定府知府不得不亲自出面调解。
他答应袁廷蛟和局绅们日后到府城清算粮账，才终于让围城的百姓散去。
袁廷蛟信以为真，赴府城等待清算，却发现局绅们根本不愿履行承诺。
这种明摆着耍赖的行为彻底激怒了袁廷蛟，使得袁廷蛟更加不满。
叁而接下来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无疑为东乡正在开始的抗粮情绪火上浇油。
光绪元年十月，新上任的东乡知县孙定扬以“东乡购银不易”为由，批准局绅们将田赋每两银的缴纳标准从4200文铜钱提高到4700文。
与此同时，县衙还设局募勇，要求百姓额外缴纳“汁米一升”，以支付招募团练的费用。
这些新规无疑给本已不堪重负的百姓雪上加霜，点燃了东乡抗捐情绪的导火索。
光绪元年十二月十六日，袁廷蛟带人来到官渡场，试图向局绅梁天贵算账。
不料却遭到团首李开邦和吴芳体的陷害，场面迅速失控。
梁天贵的手下砍伤了袁廷蛟一方九人。
当天晚上，袁廷蛟召集百余人前往官渡场寻找李开邦未果，愤怒之下砸毁了盐店和花行。
几天后，他又率人到丰城场找局绅王宗恩清算账目，王宗恩拒不露面，袁廷蛟的人马便拆毁了王家的房屋。
此时，东乡的局绅和官府感到事态失控，决定采取强硬措施。
知县孙定扬派局绅、举人张裕康率领乡勇数百人追捕袁廷蛟一行。
然而，乡民们抢夺了他们的马匹和器械，局绅们最终无功而返。
与此同时，各方利益集团也闻风而动，乱局进一步升级。
我们知道四川“袍哥”在四川民间影响十分巨大，游离于官方管控之外，官府视之为“会党”，一向严厉打压。
官渡场冲突发生后，邻县袍哥头目吴奉山带人加入了围攻局绅的行列。
他们打着“替穷苦百姓出头”的旗号，却趁乱烧杀抢掠，搅动了东乡本已脆弱的局势。
局绅们迅速向官府控诉袁廷蛟“勾结会匪”，将清算捐税的正当诉求污名化为劫掠村镇的暴力行为。
不仅如此，东乡的私盐贩子也趁机插手乱局。
以马洪仑为首的盐枭们与局绅盐商积怨已久，早在同治年间就多次发生冲突。
这次袁廷蛟的抗捐行动让盐贩们看到了混水摸鱼的机会。
马洪仑纠集数百盐贩声称要“保护县衙”，实则是想趁乱救出被关押的同伙。
盐贩的加入，使得东乡的乱局更加复杂。
苛捐杂税本是导火索，却引燃了东乡这座矛盾交织的火药桶。
会党、盐枭、局绅、百姓、官府，各方势力在这场乱局中暗中较量，局势愈加难以掌控。
肆在此背景下，光绪二年正月，绥定知府易荫芝接到孙定扬的急报，称“”东邑匪徒“袁廷蛟“煽惑乡愚，勾结外匪，抢劫场市，劫掠乡村”，请求派兵剿办。
易荫芝遂急调绥定驻军千总杨开泰率兵查办。
谁知正月初二，杨开泰率军行至双河口，就途遇数百民众围堵。
百姓情绪激昂，指责官兵是假冒的局绅私人武装，意在报复乡民。
尽管杨开泰反复解释“奉命查案”，但百姓并不买账，反而愈发激动。
无奈之下，杨开泰命官兵放下武器、脱下军服，空手撤退。
消息传回县城，孙定扬恼羞成怒，再度禀报知府，措辞更加严厉，并请求四川总督调兵剿匪。
绥定知府转而将文书送往成都，请求大军镇压。
四川总督吴棠迅速批示，调集重兵前往东乡平乱。
随后，由记名提督李有恒率领虎威宝营两千名精锐士兵、律武营雷玉春部一千五百人，以及其他各部官兵合计四千余人，对东乡展开全面镇压行动。
在文格后来上奏的“戡乱”奏折中详细记录了光绪二年二月底，袁廷蛟聚众反抗，清军在刘道宗的指挥下提前布防，利用火炮和精锐兵力迅速击溃“匪军”，接连攻下多个据点，最终重创袁廷蛟的势力，迫使其逃入深山。
随着山寨逐一被攻克，清军撤回成都，仅留少量兵力在东乡与绥定府维持治安。
同时，文格上奏朝廷，请求联合陕西官军封锁川陕边界，以防袁廷蛟潜逃至汉中地区。
眼看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朝廷上下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然而清廷没想到的是，一场更大的风波随之而来。
伍
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四日，绥定府平昌县人氏、时任广西道监察御史的吴镇一道奏折让朝廷顿时面子就挂不住了。
在吴镇的奏折中，不仅颠覆了官方关于“平定叛乱”的说法，还将矛头直指清军在东乡的暴行，揭开了一场血腥屠杀背后的真相。
吴镇认为，东乡的局势本是可以平息的小范围民间骚动。
然而，地方官员一误再误，将原本因赋税问题引发的民怨，错误定性为叛乱，并向省府请求大军剿灭。
最先抵达的武字营长官谢某，实地了解后发现，所谓叛乱不过是虚张声势。
袁廷蛟已潜逃，留下的百姓大多在田间劳作，并无明显武装或叛乱迹象。
还有数十名乡中长者上呈诉苦状，请求宽减赋税，显然事态尚可协商解决。
谢某认为无须动用武力，于是率部撤回。
谁知随后抵达东乡的虎威宝营统带李有恒，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他的部队进入东乡后，因部下官兵强暴村妇而引发冲突。
愤怒的百姓自发对肇事士兵进行惩治，这一事件激怒了李有恒，他遂下令纵兵报复。
清军以清剿匪患为名，对百姓的村庄、山寨进行疯狂打击。
吴镇控诉道，无论男女老少，只要被李有恒的部队找到，几乎难逃一死。
村庄被焚毁，山寨中的百姓被屠戮殆尽，甚至殃及邻近太平县的无辜民众。
更令人发指的是，吴镇指出李有恒的部队不仅滥杀无辜，还对东乡及周边地区的妇女犯下了无法洗脱的罪行。
他们将村庄中的妇女拖走，一些妇女遭受了凌辱，甚至当场被杀害。
而相貌出众的女子，则被集中押送到船只上，运往未知之地。
这些情节让人不寒而栗，远超一般军纪败坏的范畴，已然是一场有组织的暴行。
吴镇在奏折中直言，东乡事件的真相并非“叛乱平定”，而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屠杀和劫掠。
尽管袁廷蛟纠众滋事需要依法处置，但地方官的轻率决策和清军的残暴行径才是真正导致惨剧的原因。
他又严厉批评了绥定知府易荫芝，指责其轻率上报叛乱情形，向上级申请大军剿匪，导致事态失控。
同时，吴镇直指统兵的李有恒，不仅滥杀无辜、制造民怨，还假冒军功，欺瞒朝廷，并痛斥李有恒为“祸国殃民的大恶之人”，要求彻查其行为，严惩相关责任人。
陆
就在东乡案的真相扑朔迷离之时，本次事件的关键人物——袁廷蛟，竟然在吴镇上奏后两月在京城被抓，着实让人大为震惊。
对于他负罪二次京控，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是怀揣冤情前来告御状；也有人猜测，这一行动是御史吴镇的精心安排。
确实，面对四川方面的指控，袁廷蛟名列叛逆要犯，随时可能被秘密处死。
为保住其性命，吴镇或许以“苦肉计”安排袁廷蛟在京城被羁押，从而避开四川方面下黑手。
无论其用意如何，袁廷蛟最终为这场事件留下了另一版本的详细证词。
袁廷蛟在供述中详述了东乡事件的起因和经过，指控局绅、官府以及清军的暴行，同时力陈自己和东乡百姓的无辜。
特别是对于官军进剿一事，他提供了比吴镇更为详细的细节。
他也指出，二月十九日，确实有清军谢统领亲赴东乡，接收百姓呈词，查明我们并未聚众造反。
然而，三月初，李提督、雷总兵却突然对尖峰寨等地发动抄杀。袁廷蛟他们并未收到任何告示，不知究竟为何而战。
清军进寨后，杀害了百姓千余人，奸掳妇女二百余人，烧毁房屋五百多间，抢劫钱粮物资一空，还将袁的父母掳去监禁。袁父最终死于押解途中，以至于“家破人亡，惨不忍睹。”
在他的供述中，我们注意到了三大关键信息：
首先，局绅侵吞赋税，勾结官府：局绅王宗恩等人利用征税权，私设规章，浮收渔利，并以重金贿赂官员，甚至挑唆官兵剿杀百姓。
其次，清军滥杀无辜，暴行累累：李有恒、雷玉春等率领的清军，不仅屠杀无辜百姓，还奸淫妇女、焚烧村庄，劫掠民财，手段极其残暴。
最后，他声泪俱下的控诉，百姓不是叛乱，甚至连组织抵抗的想法都很模糊，即便在清军到来时，多数百姓选择的还是避难，而非对抗。
由于东乡事件的案卷和证人均在四川，朝廷下令将袁廷蛟押解回川，由新任四川总督李瀚章与护理总督文格共同彻查。
然而，李瀚章因调任湖广总督，其在四川的短暂任期基本耗费在返程旅途中。彻查东乡事件的重任，再次落在文格的肩上。
柒七月二十八日，文格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复查报告。
在报告中文格指出，确实有传闻说有官兵乱杀无辜，他已经令新任的绥定知府王元晋展开密查。
王元晋回复称，东乡并无妇女被掳被辱的说法，只是部分散兵曾抢夺百姓耕牛数十头，李有恒已将耕牛归还，并就地正法抢牛士兵。
至于妇女被掳事件，王元晋指出，李有恒归途中受到官绅和百姓夹道欢迎，沿途并无妇女随行的情形，这类指控纯属谣言。
对于是否官军有滥杀行为。文格指出官军在攻破各寨后缴获了大量军械，足以说明匪徒装备齐全，不能被视为无辜。
对红岩、新寨等寨的战斗，文格指出百姓初抗拒、后投降，过程没有滥杀行为。
而尖峰寨的战斗中，匪徒顽抗致官兵受伤，士兵愤起反击，杀伤较多。
至于奸淫掳掠等指控，文格坚称毫无根据，并指出作战期间并未收到相关揭发，且李有恒归营后未见百姓控诉。
同时他为李有恒进行了辩护，称其是骆秉章与吴棠时期的老部下，久历戎行，若平时行为残暴早已被治罪。
文格进一步指出，当前局势动荡，若以“妄杀”之名惩治李有恒，可能导致军心动摇，影响后续戡乱行动。
同时文格也在奏折中承认，这次东乡事件演变为流血冲突，地方官确实是难辞其咎。他已经将原绥定知府易荫芝、东乡知县孙定扬等人降职处理。
然而此奏折一经公布，便引来了御史们的集体攻击。
其中陕西道监察御史李廷萧的奏折更是将文格的辩解奏折批得体无完肤。
他指出，东乡民风问题本是地方官的责任，文格却借此推卸责任，还隐瞒了围城事件的真实情况。
围城时仅派知府调解，而据寨却动用大军围剿，轻重失当，难以服众。
他质疑李有恒为何攻破十余寨却未抓到袁廷蛟，还在首犯未获时急忙撤军，是否失职？
抢夺耕牛一事更暴露军纪问题，所谓“军纪严明”难以成立。李廷萧还批评文格让参与剿匪的王元晋负责复查，显然不可能公正。
此外，文格前后奏折说法矛盾，既指责百姓抗税，又否认因粮激变，逻辑混乱。
李廷萧认为文格借骆秉章和吴棠之名开脱自己，却未正视责任。
他最终建议朝廷彻查此案，派新总督或大员公正审理，还原东乡事件真相。
捌紧接着，清廷在京的四川籍官员也全部行动了起来。
光绪二年九月初四，都察院接到了四川籍官员联名控告李有恒滥杀无辜的诉状。
这份由47人联合呈递的诉状，详述了东乡事件中李有恒率军屠杀、抢掠、掳妇的种种暴行，指控其以搜捕袁廷蛟为名，烧杀百姓，甚至在官渡场赶集日劫财焚村，装船掳走妇女。
诉状内容详实，且附有李有恒张贴的“搜杀无数”告示，与文格此前“并无滥杀”的奏报矛盾，令朝廷震动。
面对舆论和朝廷压力，暂护总督文格不得不秘密派遣知府庆善调查。
庆善发现虎威营确有违纪行为，如抱走男婴、女眷随营等，但未能确认大规模屠杀事实。
文格随后上奏请求革职查办李有恒、刘道宗，表示愿自请处分。
丁宝桢
不久后，朝廷任命丁宝桢为四川总督。
丁宝桢以严正刚毅著称，其早年因剿灭捻军、斩杀安德海等事迹赢得名声。
然而遗憾的是，他在东乡案中，效率并不高，耗时半年才完成初步调查。
在他的奏折中，他认为东乡悲剧的核心是百姓组织化与军事化引发的秩序失控，强调动乱由地方官员失职和百姓猜疑官军而酿成。
丁宝桢将袁廷蛟定性为聚众滋事，判斩立决。
同时对李有恒等官员提出处分，认为他们虽未故意滥杀，但治军不严、办事草率，需革职查办。
他的结论部分支持文格观点，但因侧重于乡民的组织化责任，引发进一步争议。
东乡案至此未能平息。
随后，清流党人张佩纶上奏质疑丁宝桢偏袒李有恒，并建议改派耆老李宗羲彻查案件。
在舆论压力下，东乡案迎来又一轮审查，也将丁宝桢的判断推向风口浪尖。
光绪四年二月初一，清廷正式否定丁宝桢的调查结论，决定重新审理东乡血案。
新任调查官是卸任两江总督、在家休养的李宗羲。
李宗羲是四川开县人，既了解东乡的地理人情，性格清正廉洁，堪称理想的人选。
对于长达两年的拉锯查案，他是第三位接手的大员，带着期待与质疑，六十岁的李宗羲秘密入川。
李宗羲低调而细致，他亲自微服私访东乡，掌握了大量细节。
在他的调查中，东乡案的起因、过程以及丁宝桢调查中的遗漏与偏差，被逐一揭开。
李宗羲首先关注的是税收问题。东乡长期存在苛捐杂税问题，正税之外，地方绅局还层层加派捐输、斗厘、猪厘等杂项，百姓负担沉重，民怨沸腾。
局绅往往先行垫资，再以高额利息转嫁乡民，借此牟利。
袁廷蛟聚众算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袁本想响应知府调解，到绥定府清账，谁料局绅谎称先需在县内统一账目，将袁廷蛟骗回东乡。
拖延和敷衍使矛盾激化，导致官渡场事件的爆发。
李宗羲进一步调查发现，所谓“官渡场扑营”，不过是一场局绅与乡民纠葛下的闹剧。
吴芳体、李开邦等团首不满乡民对“团费”的抗争，诬告王英祥为袁廷蛟党羽，致使官兵逮捕王英祥。
随后，王英祥的兄长带领百余人要求释放人质，只在山梁上吹筒呐喊，并未发生真正的冲突。
刘道宗误以为民众要攻击营地，率兵反击，酿成第一场杀戮。
其后，尖峰寨成为东乡血案的焦点，李宗羲的调查揭示出骇人听闻的真相——死难者中近半是老弱妇孺，甚至有三岁孩童。
官兵不仅屠杀，还掳走了大量年轻妇女，其中部分被家人赎回，更多人音讯全无。
更令人发指的是，军队利用“搜捕匪党”为借口，四处劫掠粮食牲畜，焚毁百姓房屋，山寨几成废墟。
李宗羲的调查与丁宝桢“攻寨有理、无滥杀无辜”的结论背道而驰。
事件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多个案中案中。盐枭马洪仑案便是其中之一。
局绅向若璠与盐贩马洪仑积怨已久，借袁廷蛟算粮之际煽动官军剿灭凤头寨。
马洪仑夫妇及全寨三十余人被杀，向若璠趁机洗劫唐乐籍家族财产，还与部下轮奸唐家女眷。
这些暴行，都被李宗羲逐一揭露。
如果说文格的调查主要是为清军开脱，掩盖真相，丁宝桢的调查是部分承认清军罪行，但偏袒官方，那么李宗羲的调查这才揭露了案件真相。
在李宗羲的结论中，李有恒纵容部下草菅人命，局绅恶劣行径直接激化矛盾，而事件的根源则是地方捐税制度腐败无能。
李宗羲的调查结果递交朝廷后，丁宝桢迅速展开反击。
他重新派人调查，试图证明袁廷蛟谋反、民众叛乱的说法，但他的调查证据却问题重重：许多原告突然反悔，诉状中出现虚假指控，甚至有冒名顶替的情形。
东乡县百姓的证言更倾向于李宗羲的结论，而丁宝桢始终无法对他之前提出的所谓“百姓踞寨、抗拒官军”的说法自圆其说。
在尖峰寨、千金硐等处，百姓甚至根本不知袁廷蛟的行踪，闭门固守完全是对官兵屠杀的恐惧。丁宝桢坚持的“剿匪”说法逐渐失去支持。
光绪五年，慈禧太后终于决定由刑部主审此案，并彻底厘清案情。
刑部尚书文煜主导的调查直指核心问题：百姓不是叛党，官军滥杀无辜。
李有恒被认定为首犯，判处“斩监候”；
孙定扬因请兵草率、酿成大祸，被流放边疆效力赎罪；
局绅向若璠、李开邦等因怂恿剿杀、贪敛横暴，分别被革去功名、流放极边。
其余涉案将领多被革职发配。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袁廷蛟早在成都狱中遭毒杀，未能亲见平反。
刑部判决时，丁宝桢因轻纵罪犯，被降级处分，但留任四川总督，继续戴罪立功。
结语
案件终于落下帷幕，但东乡的废墟上，百姓的哭声却久久未散。
那些被掳走的妇女再无消息，那些被清军杀害的老弱、三岁孩童永远埋葬在山间，袁廷蛟也未能看到东乡百姓真正的平反。
一场税赋的抗争，最终以成百上千条无辜生命的鲜血收场。
从此，东乡的山川田野再也难以恢复从前的宁静。
如果说张文祥刺马案是清廷内部的权力争斗，杨乃武案揭示了司法腐败。
那东乡案则像一面血淋淋的镜子，映射出清朝末年的四大病症：税制崩溃、吏治腐败、军纪败坏、中央失能。
这些病症在东乡山间埋葬了千百无辜的生命，也为这个帝国的覆灭写下了又一页沉重的注脚。
参考文献：
侯玲：论清朝前期四川的摊丁入亩
王澈：光绪初年清政府镇压东乡抗捐史料选
张程：清代反贪大案
闫婷婷：“东乡案”与四川吏治
阳金平：从共识到分歧-光绪初年四川省东乡案中的中央与地方督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