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1933年初，四川南江县的大河口镇依旧如往常般安静。这里位于南江县东北部，依山傍水，因神潭河与下官河在此交汇而得名。

作为南江东北方向的一个重要集镇，大河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在周边地区小有名气。

场镇沿河而建，吊脚楼依山而起，错落有致。

河水蜿蜒而过，滋养了这里的村落和田野，也成就了镇子百年来的繁荣。

镇上既有文昌宫、关帝庙这样的古老建筑，也有由民间艺匠修建的吊脚楼，透出浓厚的乡土气息。

然而，这样一个因山水而宁静的地方，在革命风暴的席卷下，开始成为川北斗争的一个焦点。

自清朝以来，这片土地就饱经风雨，既有战乱，又有豪绅对百姓的剥削。

镇子虽小，但因地势险要，在这一带的地位举足轻重。

1920年代以来，土匪出没，民不聊生，百姓对镇外的孙家山早已谈之色变。

如今，红军的到来让这片土地看到了一些希望，但危险和威胁也从未远去。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率领下，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转战，终于跨过大巴山进入川北地区。

他们从小河口会议出发，制定了“进军川北，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川北的地形复杂，通江、南江、巴中三地是敌军薄弱环节，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佳区域。

经过连续数月的艰难战斗，红军成功击败了国民党驻军，于1933年初相继解放了这三座县城，川北根据地的雏形开始显现。

大河口镇，作为南江县东北部的重要据点，也在这场解放战斗中被收入苏维埃政权的版图。

红军的到来，让长期受地主与土匪压迫的百姓看到了新的希望。

土地分给了农民，压在头上的苛捐杂税被彻底铲除，苏维埃政府在镇上成立，还组建了一支游击队，负责维护地方治安。

百姓逐渐开始走出对地主武装和土匪的恐惧，试图拥抱新的生活。

但这并不容易——大河口周围山高林密，红军力量刚刚站稳脚跟，地方的反动势力却仍旧虎视眈眈。

镇外的孙家山，是大河口人心中的一道阴影。

这座山不高，但山林茂密，是天然的屏障。盘踞在山里的，是当地有名的地主武装头目孙玉书。

他多年盘踞于此，组建了一股不小的反动武装。

平日里强征粮食、剥削乡民，对这片区域的百姓残酷压迫。

红军进驻大河口后，孙玉书和他的人马便退进了孙家山，但并未就此偃旗息鼓。

他在暗中收集情报，监视红军的动向，等待翻盘的机会。

孙玉书深谙“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的道理。

他很快做出决策，不仅要保存自己的武装实力，还要在红军新成立的游击队内部布下暗棋。

他选中了两个“贴心豆瓣”（亲信），分别是岳成祥和李朝玉。

岳成祥和李朝玉在孙玉书的指使下，伪装成积极拥护红军的“革命者”。

他们主动靠近红军，积极参与游击队的组建工作。

岳成祥办事麻利、能说会道，很快得到了红军干部的信任，被提拔为游击队的大队长；

而李朝玉则被任命为第一中队长。

对于红军来说，初到大河口，地方情况尚不完全熟悉，许多干部还需要依靠地方上的人来推动工作。

岳成祥和李朝玉正是利用了这层便利，逐渐在游击队中取得了话语权，并开始暗中为孙玉书搜集情报。

他们将游击队的力量部署、红军干部的活动计划以及地方群众的反应一一送往孙家山，供孙玉书分析。

孙玉书在山中得到了这些信息后，开始谋划更大的计划。

他决定利用这两人在游击队中的位置，里应外合发动叛乱，企图一举颠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在当时，红军主力刚刚从南江县转战广元，兵力分散，留守大河口的干部和地方游击队力量较为薄弱。

田科长是负责苏维埃政权工作的主要干部，他年纪轻、作风扎实，对革命充满热情。

对于游击队，他充满信任，尤其是岳成祥。他对岳的积极表现多有夸赞，并寄予厚望。

然而，田科长并未察觉到危险的靠近。岳成祥和李朝玉深藏不露，他们一面协助红军开展工作，一面暗中策划如何引导孙玉书的反攻。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利用红军主力调动的时机，发动叛乱，协助地主武装重新夺回大河口。

1933年2月中旬，红军主力奉命调往长赤参加中奎山战役，大河口的力量进一步削弱。

孙玉书觉得时机已到，开始集结兵力，准备对大河口发动进攻。

他命令岳成祥、李朝玉配合行动，里应外合发动叛乱。

岳成祥立刻着手部署，表面上维持游击队的日常工作，实际上已开始调动队员和资源，为叛乱创造条件。

这一计划堪称环环相扣：孙玉书的“反共大队”从外部进攻，岳成祥和李朝玉从内部制造混乱。

他们计划先剪除红军留守干部的力量，再夺取游击队的武器和指挥权，彻底摧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33年2月17日，川北的大河口一片寒风萧瑟。由于驻扎在大河口的红军主力已经出发，镇内的防务力量顿时大幅削弱。

团政治部设在镇上的李家祠堂，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和游击队员中，仅留田科长一人负责全面工作。

田科长不仅要领导游击队，还需协助区苏维埃政府的运转，维持镇内治安。

红军主力刚一撤离，岳成祥便将这一情报偷偷送到了孙家山的地主武装头目孙玉书手中。

孙玉书闻讯后大喜，立刻召见岳成祥，密谋发动叛乱。

他们的计划明确：里应外合，先洗劫苏维埃政府，再斩杀留守干部田科长，彻底摧毁新生的红色政权。

到了2月21日夜晚，叛乱正式展开。

孙玉书率领反动武装30余人埋伏在陈家坪。岳成祥和李朝玉则在镇内带领10余名叛徒，趁着夜色行动。

他们的第一步目标是洗劫区苏维埃政府，摧毁镇内的行政核心。

叛徒们兵分两路，直奔苏维埃干部的住处。

然而，当晚区主席杨孝全和团政治部陈委员正在新街关帝庙开会，并未返回驻地。

岳成祥和李朝玉扑了个空，但他们没有收手，而是将怒火转向了其他人员。

很快，他们闯入了区办文书陆连三的房间，

将其当场杀害。杨孝全的妻子谌氏也未能幸免，被叛徒残忍杀害。

整个苏维埃政府此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叛徒们横冲直撞，房屋被洗劫一空，文件被焚毁，火光照亮了夜空。镇内百姓听到枪声和哭喊声，只能关门闭户，不敢探头。

在完成对苏维埃政府的洗劫后，叛徒们转而扑向田科长的住处。

他们计划迅速斩杀田科长，以彻底摧毁红军在大河口的领导核心。

田科长住在镇内一间简陋的小屋中，屋内点着微弱的灯光，他正在桌前整理当天的工作记录，完全不知外面的危险正逼近。

深夜，屋外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田科长，有紧急情况，必须当面汇报！”

田科长听出门外的声音是岳成祥，急忙起身打开了房门。

谁知门刚一开，两把明晃晃的马刀便照着他脑门直冲而下。

田科长猝不及防，瞬间倒地，鲜血洒满地板。

岳成祥与李朝玉的动作极为利索，他们确认田科长已无生还可能后，迅速从他的遗体上解下那支他们垂涎已久的田科长的一支英国转轮手枪而去。

要知道，那个年代红军使用的武器是比较落后的，这种精致漂亮的武器确实是比较少见的，被岳看上肯定是情理之中，而且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个田科长的身份肯定也不低。

陈赓在长征的时候，是团长，当时也是用的史密斯·韦森转轮手枪。

终于得到这支漂亮的转轮手枪的岳成祥，喜出望外，将枪挂在自己身上，带领叛徒们转身离去。

田科长就这样壮烈牺牲，为新生的红色政权付出了生命。

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信任的游击队大队长，竟是背叛革命的刽子手。

2月22日清晨，叛徒们的行动终于完成。

孙玉书率领的地主武装在镇内公开占领了大河口，将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地变成了他们的“大队部”。凶手岳成祥被孙玉书正式封为“通南反共大队”副大队长。

然而，就在孙玉书等人屁股在大河口还没坐热，红军的身影就已经悄然出现在镇外。

原来叛乱爆发后，区苏维埃主席杨孝全等几人就连夜赶回南江，请求红军派兵支援。

红军很快派出了一个连队，奉命火速回援大河口。

此时的孙玉书正在镇内自鸣得意，完全没有料到红军会这么快返回。

面对红军的迎头痛击，他的武装队伍猝不及防，陷入慌乱。

这批地主武装平日仗着人多势众，盘剥百姓，可在真正的红军面前，却如同羊见虎，毫无抵抗能力。

他们在短暂交火后便四处溃逃，像惊弓之鸟一般窜入北极乡的大明垭山林。

红军的迅速反击平定了叛乱，重新控制了大河口，并恢复了苏维埃政权的运转。

不过惊魂未定的孙玉书，并未因侥幸逃生而放下心来。

相反，他心头多了一件烦心事——岳成祥。

这位他亲手提拔的“副大队长”，虽然在叛乱中表现得极为凶狠，而且这次事件发生后，态度变得越发狂妄，言语之间隐约透着对孙玉书的不屑一顾。

孙玉书开始担忧，这种人养得久了，迟早会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岳成祥这种人，逼急了连他亲爹都不认，哪能留他？”孙玉书暗地里对手下几个心腹说道。

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将岳成祥铲除，而且他也开始垂涎岳手里那支漂亮的英国转轮手枪起来。

于是，孙玉书设计了一个圈套。他以庆祝叛乱“胜利”为名，决定为岳成祥大摆“庆功宴”，以此诱杀这位叛徒。

2月28日中午，孙玉书在北极乡芭蕉溪的胡家老房子设下酒席，邀请岳成祥参加。

他特意大肆铺张，还特地吩咐厨房准备了不少好酒好菜，场面热闹得如同节日。

岳成祥并未察觉到任何异常。他原本就是个心高气傲的人，经过叛乱后得到孙玉书的重用，还被封为“副大队长”，早已飘飘然起来。

当天，他穿戴整齐，腰间插着那支英国手枪，昂首挺胸地走进了酒宴现场，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

酒宴刚开始时，孙玉书对岳成祥百般恭维，不断夸赞他的“勇猛”和“功劳”。

“这一回多亏了岳副大队长，不然这大河口哪是我们能夺回来的地方！”孙玉书举起酒杯，高声说道。

岳成祥听得心花怒放，满脸笑容，完全放松了警惕，酒杯一杯接一杯地喝下。

到宴席过半时，他已经喝得满脸通红，晕晕乎乎。

就在这时，孙玉书忽然变了脸色。他猛地将手中的酒杯摔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厉声大喝道：“快将这个‘红棒老二’砍了！”（“红棒老二”为当时反动派对红军的侮辱性称呼。）

话音刚落，早已埋伏在宴席四周的几名刽子手立刻冲了上来。

岳成祥听到这话时，刚想起身，却已为时已晚。一抹刀光闪过，他的脑袋瞬间被砍了下来，鲜血喷溅，席间一片腥风血雨。

杀死岳成祥后，孙玉书并未就此罢休。

他命人将岳成祥的头颅用一根木棒穿过喉间，竖立在北极乡大明垭的路口，以此来警告其他对他心存不轨的人。

这个曾在红军和地主武装之间摇摆不定的叛徒，最终以最耻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岳成祥死后，那支英国转轮手枪也落入了孙玉书的手中，成为了他巩固统治的战利品。

然而，随着红军多次清剿行动的展开，他的帮凶早已作鸟兽散，亲信逐一被击溃，曾经一呼百应的“反共大队”最终只剩下了他这个孤家寡人。

红军对川北山区的围剿，将孙玉书逼到了绝境。

他深知，自己在本地已无藏身之处。

连日来，他东躲西藏，忍受饥寒，最终不得不做出决定，逃往西安。

他投奔了杨虎城将军的部队，并且凭借自己当年的武装经历，谋得了一个排长的职位。

1936年，在“西安事变”结束后，杨虎城被迫离职出国考察，其部队也被解散。

南江旧照

而此时，红军也离开了川陕边区，就这样孙玉书便带着从西安娶来的三姨太“张老陕”，携家眷和为数不多的财物，重返老家孙家山老宅。

这座三合院依山而建，虽已略显破旧，但依然宽敞。

东厢属于孙玉书，西厢则归他堂叔孙甫仁、孙礼仁兄弟所有。

孙氏兄弟曾在孙玉书组建“反共大队”时被迫加入，但很快看清了他的残暴本性。

在红军的围剿中，他们选择脱离了孙玉书，并远离其势力范围。

孙玉书的归来，并未让孙氏兄弟感到安心。

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忧是对的。孙玉书回家后，便起了霸占堂叔房屋的念头。

他扬言，西厢房属于自己，孙氏兄弟没有资格居住。他污蔑二人当年曾私通红军。

不仅如此，孙玉书还频繁骚扰兄弟二人，并挥舞着他那支英国手枪，恶狠狠地说道：“你们要是不搬，老子的枪子可不认人！”

在孙玉书的威胁下，孙甫仁和孙礼仁忍无可忍。这对兄弟心里早已下定决心：“要么他死，要么我们死。不能再让他欺压下去。”他们决定伺机将孙玉书除掉。

机会终于来了。

1940年农历腊月初三，当地邻居张南因杀年猪请孙玉书吃“刨汤”（一种宰猪后用猪肉、猪血、猪骨等煮成的浓汤，一般用来酬谢杀猪匠和款待客人的主菜）。

孙玉书欣然前往。酒过三巡，饭饱之时，孙玉书喝得面色通红，脚步歪歪斜斜往家中走去。

他显然没有察觉到，一场针对他的伏击已经悄然布下。

当孙玉书晃晃悠悠走到村里的石庙子时，早已埋伏在此的孙甫仁和孙礼仁悄然现身。

他们握着手中的猎枪，屏息等待，目光紧盯着孙玉书的一举一动。

孙玉书停下脚步，点燃一支纸烟，火光照亮了他的脸庞。

“砰！砰！”两声枪响划破了夜空。

孙玉书被击中肚子，鲜血直流，他踉跄着倒在地上，孙甫仁迅速上前，将孙的那支英国手枪抢走后，带着孙礼仁仓皇离开现场。

不过二人经验不足，孙玉书并未立刻死去。他忍着剧痛，用手捂着已经被子弹划破的肚皮，努力支撑着身体，拖着满是血迹的身躯一步步挪回家中。

他的三姨太张老陕看到这副惨状，顿时吓得不知所措，但很快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用双手将孙玉书漏出的肠子往回塞，并想用针线为他缝合伤口。

然而，孙玉书摇了摇头，用沙哑的声音说道：“不用缝了，我活不成了！只希望你……一定要给我报仇，杀死孙甫仁和孙礼仁！这样我才能安心九泉！”

张老陕痛哭流涕，连声答应：“放心吧！不管倾家荡产，我一定会给你报仇。如果不做到，我誓不为人！”

孙玉书听后，眼中闪过最后一丝亮光。他猛地大喊一声：“天亡我也！”随后仰面倒下，肠子从伤口涌出，彻底断绝了呼吸。

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反动头目，最终以这样的惨烈方式结束了他的一生。

张老陕是个果决的女人，丈夫被杀后，她孤身一人四处奔走，想为孙玉书讨回公道。

从通江到绥定（今达州），再到成都，她辗转各地，向国民党政府喊冤告状。

然而，当时国民党正处于抗战的艰难时期，对于地方纠纷、尤其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地主武装头目的死亡并不感兴趣。

官府虽然收下了张老陕的状子，但最后不了了之。

张老陕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心中怨恨难平。

既然靠法律无法为丈夫报仇，那就只能靠自己了。

她决定重金聘请刺客，追杀孙甫仁和孙礼仁兄弟，为孙玉书报仇。

张老陕将目标锁定在了大河口的两个无业游民——郑光霞和杨先碧。

这两人都是臭名昭著的土匪分子，早年曾在当地大土匪刘汉成手下干过，因贪财成性、胆大妄为而恶名远扬。

张老陕知道，这两人只认钱不认人，只要给足银两，他们什么事都敢干。

张老陕将郑光霞和杨先碧请到孙家山的老宅中，盛情款待，每日好酒好菜伺候，还开出了优厚的条件：只要能杀死孙甫仁或孙礼仁中的任何一人，便付两千大洋。

并且她当场预付了一千大洋，并承诺事成之后再付余款，还将两支步枪和50发子弹交给他们，供他们行动时使用。

不过刚才已经说了，孙氏兄弟杀了孙玉书后，为避张老陕的报复，早已外出“避豪”（躲藏）。

兄弟俩的行踪十分隐秘，郑光霞和杨先碧一时之间难以找到下手的机会。

为了麻痹孙氏兄弟，张老陕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她假意放出风声：“孙玉书之死，是他罪有应得，冤家宜解不宜结，过去的事情就算了。”

借着这番假仁假义的话，张老陕想让孙氏兄弟放松警惕。

经过数年的观察，张老陕确实没有明显的行动，这让孙氏兄弟稍稍松了一口气。

尽管如此，兄弟二人并未彻底放下防备。他们暂时分开居住，孙甫仁搬到唐家坪居住，而孙礼仁则留在孙家山。

即便如此，他们始终保持警觉，随身带枪，以备自卫。

然而，郑光霞和杨先碧并未放弃追杀。他们通过反复探查，终于摸清了孙甫仁的行踪。

在征得张老陕同意后，他们决定“擒贼先擒王”，将孙甫仁作为主要目标。

1947年农历八月的一个晴朗日子，阳光洒满唐家坪的田野。孙甫仁正站在屋旁的晒坝里翻晒新收获的稻谷。

就在他全神贯注劳作时，郑光霞和杨先碧身披大衣，手持锯短枪托的步枪，从晒坝的两头悄然接近。

两人动作迅速，枪口同时对准了孙甫仁的前胸和后背。

孙甫仁刚察觉到危险，却还未来得及抽出随身的英国手枪，两声枪响已经划破了宁静的空气。

他应声倒地，当场身亡。郑光霞随即上前，将孙甫仁手中的英国手枪夺下，扬长而去。

杀死孙甫仁后，郑光霞和杨先碧领取了张老陕承诺的报酬。

然而，二人自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杨先碧决定“金盆洗手”，在大河口开了一家大烟馆，金盆洗手了（建国后被划为游民，1957年病死）。

而郑光霞则仍不改恶习，继续带着从孙甫仁手中抢来的英国手枪，参与各类犯罪活动。

他后来加入了大土匪郑鼎的队伍，流窜于巴中的官渡、南江的坪河等地，专门打家劫舍，抢劫来往客商，作恶多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人民政府大力开展剿匪行动，针对隐藏在川北山区的土匪势力展开全面清剿。

为了鼓励匪徒改过自新，政府多次发布“自首投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通告。

然而，郑光霞非但没有悔改，反而继续负隅顽抗。

1949年冬，郑光霞逃到坪河，投靠大土匪陈廷煌的匪部，继续作恶。

1950年2月，解放军发起围剿陈廷煌的行动，郑光霞随匪部据守坪河，誓死抵抗。

在激烈的战斗中，郑光霞拒不投降，最终被解放军击毙。

战斗结束后，清理战场的解放军士兵从郑光霞的尸体上取下了那支见证了无数血雨腥风的英国手枪，它从革命者到叛徒，再到匪徒，最终回归正义。

它不仅是斗争的象征，也标志着川北从混乱走向新生的历史必然。

参考文献：

张天华：一支英国连枪的失而复归

高勇：红四方面军入川及川陕苏区创建与发展——纪念红军入川9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