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1690年的秋天，草原起了风。 风吹动的不只是旌旗，还有两位帝王的命运。

一个，是三十六岁的清圣祖康熙皇帝，年少有为，携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威，正欲北定漠北，永息边患；

一个，是草原上的雄主噶尔丹，从喇嘛到战神，十年学经、十年征战，先灭叶尔羌，吞天山南北，再三败哈萨克，收复漠西诸部。他用兵如风，骑射如电，已是草原上最锋利的一把刀。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乌兰布通，两支当时亚洲大陆上最精锐的军队迎面撞上。 一场改变清王朝北疆格局的恶战，由此打响。

到底是王师天威，还是草原余烈？ 乌兰布通之战，看完你会发现绝不只是“胜”与“败”两个字那么简单。

不过再说这场乌兰布通之战前，我们很有必要往前翻翻，捋一捋当时蒙古的一些情况。

在明末清初之界，蒙古高原其实分成了大致三大块。

最南边的是漠南蒙古，大概是现在的内蒙古草原，早早就跟清朝结了亲，康熙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就来自于漠南蒙古科尔沁部；

北边是喀尔喀蒙古，位置差不多是今天的蒙古国；

最西边，就是卫拉特蒙古了，准噶尔部就在这里。

卫拉特蒙古原本是一群往西走的蒙古人，边走边吸收周边的突厥、蒙古部族，最后又形成了四大势力：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准噶尔。

然而在西迁的过程中，为了争夺资源，磕磕碰碰是在所难免，四部人口是经常干仗。

后来为了不天天打架，他们定了个规矩：每年开个大会，叫“丘尔干”，选出一个话事人，也就是“达尔加”。

这人不是你谁资格老谁上，而是看谁拳头硬、兵多马壮，谁就坐头把交椅。

早些年是和硕特最能打，说话算数。

但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准噶尔部突然发力，成了草原上的一匹黑马。他们地盘在伊犁一带，水草丰美，人口也越来越多，兵源也足。

准噶尔部真正崭露头角，还得从一个叫哈喇忽剌的人说起。

这名字，在蒙古语里是“虎豹独狼”的意思——也确实贴切，他就是那种单枪匹马也敢扑上去的人物。

他带着准噶尔部，想在草原上争一口气。

一开始，他也确实有点声势，但架不住喀尔喀那边实打实能打，准噶尔几次出兵都吃了亏，甚至连妻子都在战乱中丢了。

奈何英雄心不死，哈喇忽剌不服输，一直琢磨着怎么翻盘。

虽然最终没能改变格局，但他算是把这口气传了下去。

这口气，到了他的儿子巴图尔手上，才真正在草原上扎下了根。

巴图尔上台后，没走父亲那种硬拼的路子。

他一边安抚内部、一边对外用兵，还在各部乱作一团的时候，参与制定了那部影响深远的《喀尔喀—卫拉特法典》。他明白，草原不能一直这么打下去，总得有个规矩，有个说法。

当然打仗他也不含糊，早在1635年就打过哈萨克，1643年又联合其他部落再度出兵，逼得对方称臣。靠着一手铁腕和一手联盟，巴图尔把准噶尔从“草原西边的二线部落”，带成了卫拉特里的头号劲旅。

他自称“珲台吉”，那时候谁提起巴图尔，哪个草原上的部落头领不点头认账？

只不过，地盘打得再大，江山还是要有人继承。1653年，巴图尔一去世，麻烦也就来了。

这个家里九个儿子，分家一分九，怎么分都有人不服。他最信任的第五子僧格继位，可其他几个哥哥哪能甘心？你一拳我一箭，兄弟反目成仇，最后闹出人命。

1670年，僧格被兄长谋杀。准噶尔这边一下子群龙无首，僧格的妻子阿努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给一个远在拉萨的年轻人。

这个人，就是巴图尔的第六子——噶尔丹。

噶尔丹，1644年出生，正是李自成打进北京的那年。

噶尔丹从小被认定是温萨活佛的转世，送去了西藏拉萨，在五世达赖手下学经十年。那会儿他年纪轻，身份还高，是个十足的未来高僧。

可命运这东西谁也说不清。

僧格被杀后，他的家族出现动荡。于是嫂子派人进藏求援，噶尔丹一听这消息，当机立断——还俗回部，收拾残局。

噶尔丹这些年我估计也不只是学了点佛，政治手段玩得溜得很。

刚一回到家，他先娶了嫂子阿努，把哥哥留下的势力接了过来；

然后一边安抚部众，一边打压异己，左手搞整合，右手抓军队，没两年居然就把准噶尔收拾得服服帖帖。

等地盘稳了，噶尔丹就开始琢磨长远的事。

他修法立制、招人种地，还禁止私下买卖奴隶，搞得井井有条。草原上的人本来就佩服有脑子的头人，这一波操作，直接让他坐稳了汗位。

可噶尔丹不满足。准噶尔这摊地儿再肥，也只是起点。他盯上了南边的吐鲁番、哈密，攻下了叶尔羌；又三次西征哈萨克，虽然也有败仗，但终究是咬下了大片草原。

五世达赖一看，这娃儿可以嘛！于是在1679年正式封他为“博硕克图汗”，意思是草原上的合法大人物。

这一封对于信奉喇嘛教的蒙古部落来说，绝对是金字招牌——就这样，宗教、军事、政治，三权到手，噶尔丹，彻底的雄起了！

等到1680年以后，整个漠西草原已经是他说了算了。

梳理完一圈噶尔丹的发家史，有点长哈，但是至少我们把噶尔丹那边的历史弄得清楚些了，我们现在继续说。

到了1688年，噶尔丹在草原上已经坐稳了头号人物的位置。

西边，他打服了哈萨克，控制了吐鲁番、哈密；

南边，他把叶尔羌汗国干趴下了；准噶尔的地盘几乎扩展到了极限。

而东边，喀尔喀蒙古的混乱，就像一锅煮沸的老汤，正冒着热气，等他去掀锅盖。

其实这锅汤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早在清初，喀尔喀就已经分裂成了三大块——左翼的土谢图汗和车臣汗，右翼的扎萨克图汗，各自为政、互不统属，明面上尊清朝为上国，实际上内斗不断。

三家之间积怨甚深，十几年打来打去，从没真正停过。

噶尔丹很有谋略，他先派人来“调解”，名义上是和平使者，实际上是往里安插耳目，插手喀尔喀的内政。

再加上右翼扎萨克图汗那边有不少人早年就投靠了噶尔丹，他在喀尔喀内部的影响力已经不是一星半点了。

清廷当然不是没察觉。

康熙早在1684年就派人去西藏，请达赖出面做和事佬，劝劝喀尔喀别再打。

桑结嘉措

但那时五世达赖其实已经圆寂，掌大权的是桑结嘉措。

他为了稳住局面，假借“五世达赖”的名义派人前往调解，结果使者半道上又病死了。

第二年又派人去，终于在1686年召集了喀尔喀的部族首领搞了次会盟，噶尔丹也派了代表去参加。

哪晓得这场会盟没开出啥子好结果，反而埋下了祸根。

喀尔喀活佛哲布尊丹巴（罗桑丹贝坚赞），不但坐在了达赖使者上席，还多次与噶尔丹派的人顶嘴抢话。

这让噶尔丹极为不满，心头的火一下就压不住了。

要知道，噶尔丹自己也是被认定的活佛转世，谁也没把谁放眼里。

更不要说还有那个哲布尊丹巴的哥哥，还曾经在噶尔丹争霸时支持过他的对手鄂齐尔图，对他下过黑手。

两人之间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没过两年，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出兵袭击了右翼的扎萨克图汗，还把对方活捉后溺死。

这下喀尔喀内部矛盾彻底爆发，关键此时，哲布尊丹巴又开始写信羞辱噶尔丹干涉喀尔喀内部事务，信里一通冷嘲热讽，甚至口出恶言，骂得噶尔丹脸都绿了。

怒火中烧之下，噶尔丹举兵三万，大军直逼杭爱山，挥师东进，目标直指喀尔喀。

这就是1688年噶尔丹东征喀尔喀的起点。

土谢图汗调了几千人迎战，结果一触即溃，几乎全军覆没；哲布尊丹巴跟随的额尔德尼召也被攻破，大量佛像和经卷焚毁，宗教圣地一夜成灰。

喀尔喀三部瞬间土崩瓦解，十万帐篷、百万人口逃向南方，最终集体投奔了清朝。

这绝对不是一次普通的逃亡，而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归附。

在选择去处时，哲布尊丹巴在出逃途中明确表示：“俄罗斯不信佛，不可归也。今我等当投顺达皇帝，以求庇护。”

康熙听到消息之后，脸色复杂。

一方面，他原本确实不想和噶尔丹动干戈，三藩之乱刚平，国家需要喘口气；

另一方面，十万人突然越境归附，已经不是“你家吵架来我家躲两天”的事了，这等于是把喀尔喀全盘送到了清朝手里。

康熙一开始还想着缓和。

他派使者去噶尔丹营中，说得挺体面，说这些人“逐出七旗，使归故土”——意思是说我们把喀尔喀人送回去，你别再打了。

噶尔丹一听这话，当然高兴，立刻问：那哲布尊丹巴兄弟呢？是不是也一块送回来？

康熙这边开始装傻：“你说得不太清楚，要不你写封信，详细说说你的意思？”

噶尔丹也不客气，直接在信里放话：“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非杀不可。此二人若不除，天下何安？皇帝和达赖的心，恐怕也难安。”

这信送到康熙手上，康熙心里顿时就知道了：谈，是谈不下去了。

不过噶尔丹虽然话说得硬，心里还是有点数的。

他知道清朝在收拾完三藩、打完雅克萨之后，兵力正是最强的时候。

要打仗，他的实力还是堪忧，于是他又开始偷偷摸摸地找沙俄人接触，想借点兵、拿点枪，好跟清廷再掰掰手腕。

清朝很快就发现了噶尔丹的举动，当即就不乐意了，我这边才刚唱完一出《捉放曹》，你居然扭头给老子来一嗓子《借东风》？

于是立刻中断与准噶尔的贸易往来，所有通商口岸关门。

没有物资，没有粮草，噶尔丹的军队后勤顿时紧张起来。

更糟的是，噶尔丹后院也失火了，他的大侄子——策妄阿喇布坦，这时候也开始“搞事情”。

这位侄子是噶尔丹哥哥僧格的儿子，按传统，他才是准噶尔的正统继承人。

小时候噶尔丹是他的大英雄，可长大之后，他渐渐发现，这位叔叔不仅抢了自己的汗位，还居然顺带把自己的未婚妻都给娶走了。

叔侄之间的裂痕从那一刻开始越拉越大。

到了1689年，噶尔丹派人暗杀策妄阿喇布坦的弟弟，结果失败。

策妄怒而起兵，一路西进，竟在乌兰乌苏打败了噶尔丹，把他逼得退回科布多。

清廷这边听说噶尔丹被侄儿打了，立刻就精神了。康熙高兴得差点给策妄发红包，说这简直是天助我也。

而这个时候，噶尔丹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后方被策妄抢了粮草地盘，前方被清廷封锁商路，草原上又赶上大旱，军中开始吃马，甚至传出以人肉果腹的传言。

然而就算内外交困之下，噶尔丹还是选择孤注一掷。

他领兵三万，大举东征喀尔喀蒙古，打着“追仇”的旗号，实则是要把早年逃入清朝怀抱的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拿回来出气，更重要的，是掠夺人口牲畜，补充他那风干草枯、疲敝不堪的漠西地盘。

康熙迅速严令噶尔丹：“归还牧地，不得东侵。”

可这话在噶尔丹耳朵里，跟秋风过耳差不多。他仗着胜绩累累，压根不把康熙放在眼里。

康熙二十九年，也就是1690年，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逃民”为借口，带着两万人马越过杭爱山，直扑呼伦贝尔大草原。

这片草原，水草丰美、地势开阔，是条通向东蒙古与内地的天然走廊。

他知道，如果能在这里立住脚、掳一批牛羊人丁回去，哪怕不成王，也不至饿死。

康熙得报之后，迅速调整战略。

命兄长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从古北口出兵；

命弟弟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从喜峰口出兵。

京师各军火速调动，清军准备南北合围，将噶尔丹一举歼灭于乌兰布通之前。

但有一仗，打在了正面较量之前。

这一仗，就是乌尔会河之战。

该年五月，康熙调集火器、军马，各地马场紧急供调，虽急于用兵，可天时地利还不在手里。

真正走在最前面的，是清廷前锋阿喇尼所部，外加一支车臣汗的蒙古骑兵。

六月二十一日，天未亮，阿喇尼率两万兵马悄然抵达乌尔会河畔。

望过去，只见河对岸炊烟袅袅，噶尔丹的大营已扎在高地，旌旗猎猎，绿色大纛高悬其上，迎风招展，旗上还写着藏文经咒。

噶尔丹知道清军来势汹汹，特地将兵分左右两翼，以骑兵为锋、火器为骨，布下一个“口袋阵”——等清军打进来，再合围歼灭。

而此刻，阿喇尼也做了准备。

他从军中挑出两百名蒙古勇士，直插噶尔丹营门；又令五百名喀尔喀兵绕道，从后掠夺噶尔丹俘来的牲畜与人口，想以扰乱其后路。

可这五百人一到后营，一眼看到的不是敌人，而是他们自家的亲人。

原来噶尔丹这一路掠来的喀尔喀人，正被集中在后营看守。

这边一见亲戚，那边一个抱头痛哭，一时之间哪还打得起仗？反倒乱作一团，扯牲口的扯牲口，抱亲人的抱亲人，阵形全乱了。

噶尔丹见状，知道敌军已乱，亲自督阵，布兵高地。

他站在军前，一声令下，枪响弓鸣，先是一轮火枪洗地，打得喀尔喀兵四散奔逃。紧接着左右骑兵包抄，将清军牢牢困在阵中。

这会儿清军没有大炮、没有火枪营，只能硬拼冷兵器。弓矢与长矛从天亮拼到午后，终因腹背受敌、兵力薄弱，节节败退，清军辎重五百余辆被噶尔丹缴获，连阿喇尼自己也几乎陷阵。

战后，俄国使者基比列夫亲赴战场，发来报告，说“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将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虽有夸张之嫌，但清军确实遭遇惨败，是康熙对准噶尔用兵以来的第一次大挫。

更麻烦的是，这一仗打出了噶尔丹的气势，也吓破了喀尔喀人的胆。

清军退败之后，乌尔会河以南一线风声鹤唳，喀尔喀部纷纷再度南逃。

而噶尔丹却越打越勇。他带兵南下，进入乌珠穆沁草原——那是一片最适合牧养的沃野，驼马成群，牛羊遍野。

他在那儿整顿兵马、补给辎重，又把目光盯上了一个更大的战场——乌兰布通。

清军这边也不含糊。

康熙接到战报后，一面收紧边防，命各地守将严密巡查；一面加强调度，从盛京、满洲、西安三地调兵，集结新一轮战役准备。

这一次，他不再靠前锋试探，而是决定调集火器、炮营、精锐八旗，准备在乌兰布通和噶尔丹来一次“真刀实枪”的大较量。

而那个看似强悍的草原雄鹰，也正张开翅膀，飞向他命运的转折点。

草原的风是有记忆的。

当1690年七月的西拉沐沦河谷再次刮起猎猎北风，谁都嗅得出，这风里藏着一场即将震撼北地的战争。

而风的尽头，是乌兰布通。

乌兰布通，蒙古语意为“红色的瓮”，在清人笔下，又称“大红山”。它坐落在克什克腾旗南境，海拔1593米，山体赭红，如一只俯卧草原的沉瓮，沉默、孤峭、却暗藏杀机。

峰顶居高临下，视野辽远，是个极好的制高点；

而山北坡下，则是一片丘陵与沼泽交错的地带，泡子河与哈尔哈河在此回旋，水草丰盛，极利骑兵行军——更是屯兵作战的天然良地。

就在这样一个天然战场，清军与噶尔丹即将摊牌。

清朝方面，康熙调动了几乎能调动的一切力量。

从盛京、乌喇、满洲到京师禁旅，再加上西安营将抽调的精兵，全数归于大营之下。

主攻部队兵强马壮，助攻者则是喀尔喀各部——这些曾被噶尔丹逼迫南逃、现在誓言雪耻的部族，带着亡国灭家的仇恨卷土而来。

前线营盘四十座，绵延六十里，宽达二十余里，营营相连，如山如城，气势森然。

清军的统帅阵容亦是空前强大。统帅为裕亲王福全，副帅为恭亲王常宁；

再加上皇长子胤禔、简亲王雅布，辅以佟国维、索额图、明珠、阿密达、马思喀等一众文武重臣，十方雄才汇聚于此，可谓大清帝国最强战阵。

连运输都动用了三千骆驼、八百军马，炮兵所携铁心炮、子母炮、行营炮，铺陈在营盘前，乌兰布通脚下，随时可开山裂地。

康熙二十九年八月初一，黎明未破，天地仍在沉寂中酣睡，清军十万将士已列阵待发，乌兰布通的山谷间，战马喷鼻，战鼓隐鸣，一场攸关大清国运的大战，即将爆发。

而噶尔丹早已等在山顶。

他将三万骑兵分列高地，命人缚骆驼足，使其卧伏成行，再于驼背加装箱垛，罩以湿毡，围作一圈。

外人乍一看，只当是围猎之围，实则为临时构筑的“驼城”。

那一匹匹骆驼，眼神呆滞，却身负军阵中最危险的任务——替人挡子母炮的铁弹。

骆驼之间，藏的是准噶尔老兵，鸟枪、长矛、弓箭齐备，依托山势，以逸待劳。

清军大营之中，裕亲王福全身披铠甲，面沉如水。

他知道，今日一战，若胜，天下安；若败，噶尔丹兵锋可直指京师。

他麾下将领皆非等闲：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辅政大臣索额图、明珠，简亲王雅布，皇长子胤禔，西安大员阿密达，炮火营主帅马思喀，皆是清廷虎将。

诸将听命，战旗如林，兵如山集。

天色刚亮，号角响起，炮火先行。

马思喀率火器营破云而出，铁心炮、子母炮齐发，轰鸣震天。炮火在“驼城”中爆裂开来，血肉横飞，毡片纷飞。

被击中的骆驼痛苦嘶鸣，转瞬便成焦黑一团。而准噶尔军卒却毫不慌乱，早已习惯血腥与牺牲，在驼隙间瞄准，迎头还击。

鸟枪、箭矢如雨，反击之势如猛虎下山，清军前锋瞬有折损。

清军阵列之中，八旗与汉军火器营兵合计近五千。

鸟枪兵成排推进，掩护炮兵，藤牌兵则紧随其后，做掩体、作前锋。

只是眼前这片丘陵间横亘的沼泽与泡子河，成了梦魇般的阻碍。

右翼部队刚一踏入泥泞，便陷入困顿，只得退回原处；中军推进缓慢，只能靠炮火轰击打开缺口。

而最惨烈的，是左翼的佟国纲、佟国维兄弟的军队。

两人是康熙的舅舅，率兵循河而进，正欲夺敌驼阵。

忽闻山顶鸟枪一响，胸前顿痛如刀，佟国纲猛地一颤，从马上倒栽落地。

身后一名亲兵急喊“将军中弹了！”四周众军震骇未定，弟弟佟国维挥刀策马已率军继上，卷入山腰，趁炮火稍歇之际，领兵直冲驼城左翼。

其时，清军藤牌兵已接近驼阵外围，弓矢如雨，烈火四射，准噶尔军防线终见裂缝。

佟国维趁势推进，杀入敌营，大破西侧。

前锋统领迈图奋战最前，被乱枪射中，坠马战死。

满洲猛将格斯泰，纵马突入三度，来回砍杀数十敌骑，终寡不敌众，被围身亡。

出征前，康熙说要赐给了格斯泰一匹马，让他自己挑选，格斯泰最终选中了一匹马，谁知这匹马是白鼻子，有人提到白色鼻子的马是不吉利的。

格斯泰只道：“效命疆场，吾夙原也！何忌?”果如其言，战死疆场。

这一日，清军与噶尔丹鏖战自辰时至戌时，从日出打到黄昏。

炮声连绵不绝，火枪接连不息，战马嘶鸣、兵卒喊杀、伤者哀号，混成一片人间炼狱。

掌灯时分，清朝大军终于突破“驼城”。

噶尔丹自知势危，率残军退守乌兰布统峰顶，依托山势负隅顽抗。

八月初二，乌兰布通的战火尚未冷却，噶尔丹变招了。

他派出使者至清军大营，带话说过一两日，便有达赖派驻军中的高僧济隆呼图克图前来“讲礼修好”。

这番话听着低姿态，实则字里行间皆是拖字诀。

果不其然，八月初四，济隆呼图克图带着七十名弟子踏入清营。

他口称噶尔丹部下无知，才闯界抢掠牲畜百姓，又说此番兵锋所指，不过是为了索回仇敌土谢图汗与哲布尊丹巴，绝无意与大清开战，还言辞诚恳地保证：“此后再不敢妄动边境。”

裕亲王福全一听这话，顿感如释重负。

他本就对再次强攻心存顾虑，这下更添了几分侥幸心理。

济隆来了，意味着噶尔丹有谈和意向，若能拖住他不走，等盛京、科尔沁诸军抵达，再合力围歼，那才万无一失。

于是，福全做了个决定——“发印文檄各路领军诸王大臣，暂止勿击”。

谁知这一按下暂停键，清军就此错失了灭敌良机，也让后来康熙差点没气吐血。

原来就在当夜，噶尔丹趁着夜色掩护，悄然拔营而去。一路烧荒断道，防止清军追击。

他这一走，走得干脆、利索，留下一堆“和谈”的许诺，留下一帮还没反应过来的清军将领。

更讽刺的是，福全还派了侍卫吴丹，护送济隆呼图克图去找噶尔丹，好言嘱咐：“莫跑得太远。”

吴丹千里追赶，终于追上了噶尔丹——这位曾经威震草原的博硕克图汗，跪在佛像前发誓：“自此不敢犯喀尔喀。”

但这话说得容易，手下却早就动起了贼心。

誓言未干，噶尔丹部下便转头抢掠沿途蒙古部落，羊二万，牛马一千，一夜尽掠而去。

兔子入套尚可捕，贼心既起却难缚。

战后，康熙帝震怒如雷。

噶尔丹逃走了，康熙非但不准福全入朝，还下令全军驻扎朝阳门外，听令不得擅入。

随征诸臣二十三人中，佟国纲、迈图已死，剩下二十一位全部“依议治罪”。

唯有佟国纲所统的火器营与攻入驼城的左翼官兵，被授予头等军功。

福全未请旨自撤兵，“以致穷寇遁逃”，成了康熙一生不愿提及的败笔。朝议罢免福全三佐领之权，夺议政之职，罚俸三年。

从此之后，福全退出政坛，直到六年后康熙亲征，方才随驾再出。

而此战之后，清军亦付出惨痛代价。八旗兵战后整训，康熙帝命于旷野列阵鸣笳，重新操练步伐，可见伤痛之深。佟国纲的灵柩运抵京师时，康熙抱病亲往迎灵，并下诏赐恤，悼念这位殉国之将。

噶尔丹虽得脱逃，然此役之后，已然元气大伤。

其侄策妄阿喇布坦趁机夺取伊犁政权，占据天山南麓；而噶尔丹的军队则在北撤途中遭遇瘟疫，死者过半（其实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之战中损失并不算大，但是回去后军队大量减员，出征时两万人，回去只有数千，归根结底就是这场瘟疫。）。

他自己也后悔不已，说：“此行非吾意，乃达赖使者言，南征大吉，是以深入。”

然而真真假假，谁又说得清？

不过这一切终究未能阻止噶尔丹命运的崩塌。

六年后的昭莫多之战，康熙御驾亲征，一举摧毁噶尔丹残部。

虽未当场歼敌，却将这位草原枭雄彻底逼入绝境。

面对四面楚歌的政治局势、军心涣散的败兵之师，以及康熙步步紧逼的兵锋，噶尔丹已无西归之路，无北投之门，连昔日倚仗的藏地盟友也纷纷弃他而去。

康熙三十六年春，噶尔丹带着不到百人、十余匹瘦马，流亡至阿察阿木塔台。

饥寒交迫之下，他饮食俱废，沉郁多日，终于在三月十三日病逝荒原，随从夜焚其尸，悄然掩埋。

回望乌兰布通之战，它既不是彻底的胜利，也不是完败的挫折，而是一场“功过兼半”的关键性会战。

对于清朝而言，它如同一面照妖镜，照见了帝国战争机制的强弱、军政制度的根基，也暴露出八旗军从“贵族军”向“职业军”转型时不可回避的矛盾与困境。

表面上，清军以十万大军对抗三万准噶尔骑兵，战场形势看似一边倒，火器调度周密、后勤保障充足，驼城被破、敌军溃退。

结果呢，兴师动众下来，最终却未能完成战略合围，噶尔丹从容脱身，战机转瞬即逝。

而造成这种“胜而未歼”局面的，其实根本不是兵力不够，也不是火器不足，而是清军在统帅决断、协同作战与战略执行上的全面失速。

可以再深入的说，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清廷的选将机制。

统帅福全虽贵为皇兄，位高权重，却缺乏实战统御能力。

战局胶着的时候，他竟然轻信和谈使节，一纸文书令各路精兵“止击不进”，白白错失了围歼敌军的最后良机。

这种“临战失断”的致命失误，源于清代早期“兵由宗室贵戚兼领”的传统，使得战时指挥权游移不定、调度犹豫，战场指挥无法形成真正的集权与专业决策。

你再反观噶尔丹方面就会发现，虽然劳师远征，火力与兵力均处于劣势，但凭借山地驼城、依险设伏、分段抵抗等极具草原战术智慧的布置，至少稳住了战局。

尤其在阵脚被清军攻破之际，他能及时组织突围、诱敌止战，并利用喇嘛使节混淆清军判断，顺利撤退，显示出极强的战场心理与战略控制力。

所以清廷对于乌兰布通的得失，并不仅在胜负，更体现在其对清朝军事制度的冲击与启示上。

康熙帝虽未亲临前线，但从奏折与战报中敏锐察觉了战场的真实风向。

他不仅对福全轻信议和、擅令止战大为震怒，更在战后明确指出：“穷寇未除，何得言胜？”

从这一刻起，三十六岁的康熙开始真正认识到，亲征不只是帝王之威，更是帝国指挥体系崩解之后的“制度补位”。

这一战，也让清廷深刻反思战争本身不仅是兵马之争，更是体制之争。

八旗制度自太祖、太宗而来，崇尚血缘忠诚与等级秩序，但面对如噶尔丹这样的灵活骑兵集团，八旗营制逐渐暴露出执行缓慢、调度迟钝的问题。

战斗节奏跟不上战场变化，制度保障难以转化为战术优势，已然成为清军“打得不猛、胜得不彻”的深层原因。

更重要的是，乌兰布通之后，清廷虽未立刻改革兵制，但对“贵戚不能统大军”“战场不能再由权臣勋贵宰割”的认知日渐清晰。

康熙在之后的亲征昭莫多、整军肃纪，正是以乌兰布通的遗憾为代价，换来战略转型的第一步，这个我们下一期再谈。

而从更宏观的历史格局来看，这一战虽未歼敌，却促使喀尔喀蒙古彻底归附清廷，粉碎了准噶尔联俄合围蒙古的图谋，稳定了漠南边疆的战略防线，为大清帝国后续整合内亚奠定了基础。

总结乌兰布通之战的经验，它提醒我们：制度优势、兵力优势并不自动转化为战场优势，缺乏统一指挥、精准判断与主动出击的意志，反而会将胜势拖成僵局。

历史最终给出的评价并不在胜败之间，而在失误与改正之间。

乌兰布通不是清军的溃败，却是噶尔丹的转机；不是制度的崩塌，却是转型的催化剂。

所以我们记住这场战役，并非因为它有多伟大，而是因为它告诉后人——帝国的强盛，不能只靠疆土和军功，更要靠制度与决断。

参考文献：

马希、张艳秋：清代的乌兰布通之战

袁灿兴：清代准噶尔史话

袁深波：乌兰布通考

邢玉林：乌兰布通之战

黑龙：乌兰布通之战再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