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九月的核桃园，夜雾笼罩山谷，四周静得只剩下虫鸣。梅玉林孤身坐在帐篷中翻开一本《圣经》，昏黄的烛光忽明忽暗。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犬吠声，紧接着，沉重的脚步声从黑暗中逼近。他停下翻动的手，屏住呼吸——有人来了。”

1881年，天主教传教士梅玉林被杀于川藏交界的三岩地区。这是夹坝的钢刀与传教士十字架的碰撞，更是宗教信仰与雪域高原文化之间的一场无法调和的冲突。

我们知道，在清朝的时候，进入四川的西方传教士已经很多了，在清朝中期，四川已经是天主教在中国最大的教区了，而且从最先只局限于成都重庆，逐渐扩展到几乎所有的府县城镇。

然而，天主教真正进入藏区，却是有百般波折，这中间自然有清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和藏传佛教信众的反对。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内地的门户。

天主教会在这一背景下，借助法国的外交压力迅速扩展到川滇藏交界地区，并试图以此为据点向西藏腹地推进。

为什么是法国来做这个事情呢？

原来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天主教会的所谓“保教权”转移到了法国人手中，所以从1844年开始，西藏地区的天主教传教事务就从印度教区划归到了四川教区，并且隶属于巴黎外方传道会。

继而随着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法国得到更多进入中国内地的特权，这期间，他们派出了以杜多明主教为首的6名传教士，沿川藏大道踌躇满志的前往拉萨建立教区。

然而这个举动受到藏族群众的竭力反对，同时再三向清廷反映，要求朝廷阻止传教士进入拉萨。

清廷当然求之不得，于是以此为由通知了法国驻华公使。

同时，法国的做法也激起了英国俄国的不满，在几方压力下，法国政府不得不通知已经到达巴塘的传教士停止进入拉萨。

康定真元堂（天主教堂）（孙明经1939年摄）

于是乎，巴黎外方传教会不得不将其策略调整为一部分顺着澜沧江而下，在西藏盐井一带发展，另一部分就地在巴塘开展活动。剩下的几个人退到打箭炉（今康定）

于是，巴塘至此成为天主教在藏区传播的重要据点。

然而，天主教的进入与扩展，却在藏区引发了持续的矛盾与冲突。

巴塘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在宗教传播和贸易交流中扮演着双重角色。

作为川藏茶马古道的重要枢纽，巴塘不仅是商贾往来的必经之地，也是文化与宗教碰撞的交汇点。

自巴黎外方传教会调整好策略后，法国传教士开始在这里修建教堂，试图通过慈善事业、医疗服务和土地租佃等方式，吸引当地藏族民众加入天主教。

当然这些举措却被藏传佛教的僧侣视为对其传统地位的挑战，矛盾由此酝酿，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逐步升级。

早在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梅玉林案发生之前，巴塘便已爆发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教案。

巴塘旧照

1865年，法国传教士丁司铎在巴塘教区活动时，就与当地丁林寺僧侣发生激烈冲突。

一名喇嘛被指控杀害了丁司铎，这一指控迅速点燃了民众的怒火。

愤怒的百姓在僧侣的号召下，焚毁了巴塘的天主教堂，传教士被迫撤离。

虽然后来在清廷的干预下，传教士又回到巴塘，但是此后数年间，天主教在巴塘的活动几乎完全停滞。

第二次教案发生在1873年。

这一年，民间对洋教的敌视情绪再次被激化。在喇嘛的煽动下，百姓不仅驱逐了传教士，还捣毁了巴安、盐井和莽里三处教堂。

这些教堂内的财物，包括粮食和宗教用品，被掠夺一空。

巴塘传教士

事件发生后，法国传教会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但因地方官府态度消极，传教士在巴塘的传教活动陷入更加困难的局面。

尽管这两次教案对天主教会造成了严重打击，但这些事件均未导致传教士死亡。

然而，这个事情在1881年被打破。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驻巴塘的传教士梅玉林，在押运教堂物资前往盐井途中，被“三岩野番”伏击并杀害。

这是巴塘历史上首次发生传教士被杀害的事件，标志着宗教冲突从财产损失升级为生命威胁。

梅玉林案不仅揭示了天主教与藏传佛教矛盾的深化，也将地方冲突推向国际舞台。

清政府随即面临法国的外交压力，被迫采取严厉手段围剿“三岩野番”。

这一事件成为清末边疆治理、宗教冲突与国际关系交织的典型案例，也为天主教在藏区的传播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梅玉林，汉名源自法语名Jean-Baptiste-Honoré Brieux，1845年出生于法国上索恩省邦博永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童年时，他就显露出对宗教的虔诚和天赋。

他先后在马尔奈和吕克瑟伊的初等神学院学习，随后升入贝桑松高等神学院，完成了神学教育并晋升为神父。

1876年，梅玉林加入巴黎外方传教会，两年后被派往中国西南的藏区，成为驻巴塘的一名传教士。

上面我们已经说到了，巴塘教区当时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重要据点之一，但这里的传教环境极为复杂，前两次冲突就是证明。

但是梅玉林这个人是性格孤傲、行事独断的那种人，对这些风险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1881年9月8日，梅玉林接到任务，需将从法国运抵的一批物资送往盐井教堂。

这批物资共十三驮，装有教堂的必需品及其他生活物资。

按清政府与外国的协定，传教士外出必须提前向地方衙门报备，以便获得官方护送。

然而，梅玉林认为此次行动是“私事”，而且有乍丫（今察雅）商队同行，便未按规章通知地方官府，带着教民向兴顺就出发了。

梅玉林的具体行程，虽然文献未作明确记载，但根据清人游记与当地驿站的状况，行程大致可以推测：他于闰七月十五日清晨从巴塘出发，顺流而下，午后抵达竹笆笼，稍作休整后继续前行至公拉。

由于乍丫商队因故落后，他决定冒险独自赶往空子卡，计划当天夜宿核桃园，以便三天走完全程。

核桃园，位于盐井的必经之路上，是一片风景秀美但地势险峻的山谷。

不过他不知道或者没有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是，这片区域长期被“夹坝野番”占据，以劫掠闻名，夹坝也就是藏语强盗、抢劫的意思。

这里我们有必要多说一下这个在当时被叫做三岩区域的地方。

这个地方在巴塘、德格、江卡、乍丫、察木多、贡觉之间，是属于一个几百年都没有设官治理的地方，连土司都没有。

当时进藏路上有两个地方是比较乱的，其实我们以前文章都说到过，一个地方自然是连军队都要被抢的瞻对，另一个就是三岩。

三岩人还有一首被称为《夹坝歌》的军歌，翻译过来就是：天际亮起一颗星斗，外出抢劫正是时候，渴望占领那个地方，再平平安安返回家。

我们之前说过，在旧时藏区的习惯法里面，抢劫确实是不犯法的，所以就有诸如“男人不抢劫，不如守灶门”的说法。

而三岩人评估一个男人能力大小的标准就变成了参与了多少次夹坝活动。

这件事让清廷也是头痛不已，光绪二十三年时，清廷地方官想了个办法，招降。

然而招降就招降了下三岩的几家人以及当地的察纳寺。

于是四川提督夏毓秀就说，每年我们从军饷里面提银五百两给你们寺，你们要保进藏大路不出抢案。

结果，抢案还是照样发生。一调查，清军一脸黑线，这个寺庙原来就是个贼窝，全体参与抢劫。

直到后来赵尔丰做了川滇边务大臣，三岩人来找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赵尔丰谈增加保护费的事情，事情才有了一个了结。

好了，我们继续说梅玉林这个事情。

当乍丫商人抵达公拉后，得知梅玉林冒然进山，心里顿时慌了，急忙派人回去将情况报告给当地塘兵四郎洛布。

梅玉林不知道凶险，四郎洛布那是深知核桃园的凶险，立即加鞭追赶梅玉林，试图劝他返回公拉。

赶至核桃园时，四郎洛布对梅玉林警告此地夹坝野番时常出没，不可久留。

然而，梅玉林坚持认为返回公拉会耽误行程，执意在核桃园过夜，并且表示自己手里是有武器的。

入夜，梅玉林的营地笼罩在山谷的寂静中。

初更时分，远处传来犬吠之声，渐渐逼近。

梅玉林派随行教民向兴顺出帐查看情况。

就在此时，三名夹坝突然从暗处窜出，将向兴顺按倒在地，随即数十名夹坝涌入帐内。

梅玉林见状，立刻拿起随身携带的洋枪还击，打中一人后迫使匪徒短暂后退。

然而，敌众我寡，夹坝们很快重新围攻，并用石块和刀具猛砸帐篷。

梅玉林试图继续反击，但终因寡不敌众被击倒在地。

匪徒随即涌上前，挥刀就是一顿乱砍，致使梅玉林头面血肉模糊，右手手腕骨裂，左手手腕被完全砍断，当场毙命。

随后，夹坝们抢走了全部物资，迅速消失在了夜色中。

向兴顺侥幸逃脱，在天亮后返回公拉，将惨案告知四郎洛布和地方官府。

梅玉林的遗体最终被寻回，现场的血腥场景让人不忍直视。

公拉塘兵在核桃园现场初步查看后，即赶回向巴塘粮务候补知县嵇志文报告。

嵇志文在接到报告后，立刻召集驻巴塘的司铎毕天祥，以及随行幸存者向兴顺等人，进一步核实案情。

事实很快被理清：梅玉林并未按照惯例向地方衙门知会此行，仅凭自己一意孤行，冒然深入高危地带。

于是嵇志文要求毕天祥代表教会出具切结书，明确表示事件责任在教会一方。

毕天祥虽感到不满，但面对确凿事实，还是据实照办。

然而即便如此，这一切并未让法国人满意。

法国外交部很快就介入了此事。

他们提出的理由是“抢夺银钱有数可清，杀毙人命无价可偿”为由，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严惩凶手。

法国方面甚至再次提出了由康入藏的计划，希望借此次事件要挟清政府，实现多年来未竟的传教与扩张目标。

这使得梅玉林案迅速从一桩地方教案继续升温。

为了避免“洋人借机别生枝节”，同时整肃川藏边界、保障商旅安全，光绪帝迅速下令展开全面清剿。

丁宝桢

川督丁宝桢接旨后，制定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问题是出在巴塘，巴塘土司就负有对教会约束不力的责任，那就象征性的惩罚，摘去巴塘土司顶戴，警示地方。

第二，立即让嵇志文率土兵600名，深入匪巢，查拿凶犯，同时调派阜和协副将况文榜，率精兵350人作为后备力量支援巴塘剿匪。

为了显得很重视这件事，丁宝桢又立即派遣打箭炉同知李忠清前往巴塘，与嵇志文共同查办案件。

嵇志文随即展开调查。

结果很快一个异常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丁林寺频繁出现陌生的三岩人来往寺中，且形迹可疑。

嵇志文推测，丁零寺很可能和这件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八月初六，正值丁零寺举行藏传佛教跳布扎仪式，巴塘人聚集于此载歌载舞，气氛热烈。

嵇志文认为这是一个将嫌疑人一网打尽的绝佳时机，于是以“弹压”为由调兵驻扎寺庙周边。

然而，当日行动却未能有所收获。

夹坝们似乎早有察觉，提前撤离或隐匿，清剿行动陷入僵局。

案情的突破出现在八月十九日。

巴塘土司在下喜松工噶玛地方擒获两名嫌犯：工布曲批和策珠。随同二人被缴获的，还有三十七元洋钱、六尺蓝布、七包茶叶等赃物，经过辨认，被认出确实是传教士梅玉林物资的一部分。

在审讯中，二人对抢劫行为供认不讳，并进一步揭发丁林寺喇嘛降巴纳小和殽热根堆等人也涉及此案。

听闻喇嘛被指控，丁林寺方面立刻派代表辩解，坚称寺庙并未参与此案，并指责供词为捏造。

然而，丁林寺的过度反应和拒绝配合，更加引起嵇志文的怀疑。

他在给成都将军托克瑞的禀文中写道：“该喇嘛降巴纳小等既被人供出行劫得赃，自应送案质讯，何得饰词迫获。”他暗示丁零寺与土匪之间可能有更深层的联系，但对寺庙采取强制行动可能引发更大的宗教冲突。

嵇志文的谨慎态度反映了清政府在处理藏区教案时的两难处境：一方面，需要向法国交代，以平息外交压力；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激化地方宗教矛盾，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最终，不敢擅自处理的他选择暂时按兵不动，等待川督丁宝桢与成都将军托克瑞进一步指示。

不久，嵇志文收到成都将军托克瑞与川督丁宝桢的指示，让他采取“妥善劝谕与果断清剿相结合”的策略。

一方面，通过晓以利害劝服丁林寺主动交人；

另一方面，对已获匪徒进行严加审讯，挖掘更多线索。

然而，事情并未如愿顺利解决。

十一月十五日，丁林寺百余喇嘛聚集寺中，试图抗拒官兵拿人。

嵇志文深知，此事若强行动武，可能引发更大的宗教冲突。

他决定以柔克刚，邀丁林寺的堪布、铁棒喇嘛等代表到三霸地方会谈。

在耐心的劝说下，丁零寺最终同意交出喇嘛降巴纳小及另一名嫌疑人策珠。

审讯证实，工布曲批和殽热根堆是直接参与抢劫和杀害梅玉林的匪徒，而策珠和降巴纳小则为帮凶，负责分赃和协助。

案情逐渐明朗后，嵇志文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

第一，严惩凶犯以儆效尤。他命令将罪行最重的工布曲批和殽热根堆，就地正法。策珠和降巴纳小则被押解至打箭炉厅，等待进一步审讯和处理。

第二，责令赔偿以平息外部压力。根据教会估算，案发时的物资损失折合白银一千九百三十五两七钱一分。

嵇志文认为，案件虽由匪徒主导，但土司和丁零寺堪布因约束不力，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终，赔偿金额由土司与寺庙共同承担。

毕天荣主教看到凶犯伏法、赃物失而复得后，表示认可这个裁决，并授权司铎毕天祥代表教会签署案切结书。

法国公使宝海也在致函总理衙门时，表示案件的处理“较前妥善”，并以外交辞令对清政府的合作表示感谢。

这一举措不仅暂时化解了国际矛盾，也使得清政府在处理宗教冲突的能力上赢得了一定声誉。

然而，清廷并未因此止步。

丁宝桢认为，仅凭此次惩办不足以根除边疆匪患，必须进一步加大力度，以绝后患。

他特别指示嵇志文，继续搜捕在逃匪徒，同时巩固边境治理。嵇志文随即前往竹巴龙地区，细致勘查岩番长期活动的路线，并组织官兵逐段驻扎，以切断匪徒的逃生路径。

同时，驻藏帮办大臣维庆也调遣汉藏官兵组成清剿队伍，从多个方向形成夹击之势。分部行动迅速见效，紫打一带的夹坝势力逐渐被击溃。

面对清军的强大压力，匪徒开始四散逃亡，余下的寨民则纷纷哀求投降。

为避免战事进一步扩大，嵇志文决定采取怀柔政策：除对部分明确涉案的家庭进行惩处外，其余愿意归顺的村寨予以赦免，但须派遣族中头目作为人质，押送至巴塘，确保其后不再作乱。

1882年12月29日，巴塘教堂、丁林寺和巴塘土司三方正式签署协议，承诺共同维护地方和平，冰释前嫌。

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梅玉林事件终于得以平息。

然而，这场震动川藏的事件，早已超越了一桩普通的地方教案，成为清廷边疆治理、宗教冲突调和和外交博弈的缩影。

梅玉林的死亡，象征着天主教传播在藏区的艰难，也揭示了边疆地区宗教与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在事后很长一段时间，三岩地区的道路相对安全，商旅得以通行无阻。

然而，这种表面的平静并未能持久。夹杂着信仰、文化与政治的冲突，依然潜伏在这片土地的历史深处，等待下一次不可避免的爆发。

梅玉林案看似是一场由夹坝劫掠引发的意外，但实际上，它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矛盾。

我们从案件的始末不难看出，这是近代中西文化、宗教与政治之间复杂的碰撞、多重矛盾交织的结果。

政治上的失衡是事件的关键背景。

梳理天主教在藏区的传播历程，我们不难看出，鸦片战争后，天主教活动不仅仅是传播宗教，还夹杂着情报搜集和政治扩张等使命，传教士往往成为殖民帝国的代言人。

而清政府在面对传教士及其背后的西方列强时，又是处于显著的权力弱势。

朝廷既要安抚传教士以维护中外关系，又要应对地方百姓的不满和反抗，清廷的处理方式常常显得力不从心。

同时，宗教信仰的冲突也是此事的诱因之一。

藏传佛教作为藏区的核心信仰，渗透到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佛教在藏区已经是地方社会结构的重要支柱。

道孚县天主教堂

而天主教的进入，不仅被视为对藏传佛教权威的挑战，还直接威胁到寺庙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地位。

僧侣自然成为抵制传教士的主力，我们查询当时的一系列教案，几乎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这种宗教信仰的对立，加剧了双方的矛盾，使得冲突难以调和。

我们知道，对于藏族人民来说，藏传佛教的信仰已经深深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从请喇嘛祈福驱病，到依靠宗教进行生活决策，藏传佛教塑造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而天主教则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强行介入，自然遭遇到抵制。

而梅玉林遇害的地点三岩地区，也是此次事件具有突发性的一个方面。

上面我们已经说了，此地处于川藏交界之地，山高谷深、交通闭塞，长期处于“无法无官”的状态，居民形成了剽悍的性格与独特的生存方式。

在这里，夹坝行为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一种文化传统，被认为是男子气概的象征。

梅玉林这样孤立无援的外来者，携带财物却缺乏足够的保护，自然成为夹坝们的目标。

而清政府长期对三岩地区治理乏力，更助长了地方劫掠行为的肆虐。

从这几方面来看，在这种环境下，梅玉林案的发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而在对此事的处理上，清廷依旧延续了软硬兼施的传统。

一方面，通过清剿匪徒和严惩相关人员，向法国传递强硬信号；

另一方面，又通过赔偿教会损失、安抚传教士的方式，平息了外交压力。

这种做法短期内缓和了矛盾，但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地方上，不满情绪依然存在，而传教士的活动也并没有就此停止。

事实上，梅玉林案之后，巴塘地区再次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冲突就是证明。

从1887年的巴塘大教案到1905年的凤全事件，规模更大，波及更广，展现出藏族人民对天主教和清政府的双重抵抗情绪。

我们今天再次来看一百多年前的这件清末藏区教案的典型案例，并不是为了单纯了解这个历史事件，去揭示过去的矛盾与痛苦，更多的是在于为未来的文化交流提供深刻的反思与启示。

参考文献：

丁宝桢奏文：岩番劫杀洋人查拿办理片

王晓：晚清巴塘梅玉林案考述

杨健吾：基督教在四川藏族地区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