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引子：乱世中的烽烟与余火明末，天下大乱。
内忧外患之际，百姓在饥荒与战乱中苦苦挣扎，各地起义风起云涌，揭竿者不计其数。
在这动荡的时代，一支从西北兴起的农民军迅速崛起，横扫中原，震动四方——它便是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
1644年，张献忠占领四川，称帝于成都，建立大西国。
然而，他所追求的盛世秩序并未实现。
苛政与滥杀相继而至，四川百姓死伤无数，土地荒芜，民心离散。
仅仅两年后，清军南下，张献忠兵败于凤凰山，死于乱箭之中。
随着他的陨落，这支曾让明清两朝闻风丧胆的农民军，也陷入了生死存亡的绝境。
就在这危急关头，大西军的四位将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挺身而出。
他们接过张献忠的旗帜，率领残军南下贵州，试图为大西军的生存开辟一条新路。
孙可望成为大西军的首领，带领这支溃败的队伍，从风雨飘摇中重整旗鼓，逐步控制黔滇地区。随着他们的到来，滇黔地区迎来了一场新的风暴。
壹
要说到这支大西军残军，我们还得从孙可望、李定国这两名张手下的大将开始说起。
孙可望，陕西延安府人，出身贫寒，少年时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靠为人赶马为生。
一次，孙可望外出数日返家，却发现母亲失踪。他因怀疑邻居知情而诉诸官府，未料官府不予理会，反以诬告为名对他杖责。
少年可望受辱后，忍痛逃离故土，投身于张献忠的起义军，从此改写人生轨迹。
孙可望以机智和敏锐迅速脱颖而出，深得张献忠赏识，被收为养子，后张献忠建立大西国后，孙被封为平东将军。
他与安西将军李定国、扶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能奇并称为张献忠的“四养子”。
其中，孙可望居长，粗通文墨，骁勇善战，临阵不乱，被誉为“大西军的一堵墙”。
再说清军入关后，因为一直在东南和湖广作战，无暇西顾，遂决定派人前去招降据蜀的张献忠，但张献忠并没有理会。
故而，清廷决定派肃清王豪格为定远大将军由陕西入川解决张献忠和他的大西政权。
清军大举进攻四川，张献忠决定北上抵抗。
同年十一月，张献忠战死于四川西充。
此后，孙可望顺势被推为大西军首领，收集残存的大西军约万余人转向川南。
1646年年底，他们直取重庆。
当时，重庆守军由明朝总兵曾英率领，仓促应战。
在佛图关，孙可望设计伏击敌军，曾英中箭坠河，重庆守军十万迅速溃败，大西军成功占领重庆城。
入城后，孙可望下令不得妄杀无辜，并将随军的前朝权臣汪兆龄处决。
汪兆龄曾劝张献忠“杀尽川人”，致使蜀地百姓对大西军恐惧异常。此时汪兆龄被斩，不仅平息了民怨，还赢得了重庆百姓的拥戴，城中民众拍手称庆。
1647年正月，孙可望率军越过綦江，直逼贵州。
面对攻势，明朝贵州巡抚米寿图与总兵皮熊仓促应对，派副将杨吉驻守乌江。
然而，大西军趁夜间伐木搭桥，次日清晨全军渡河，杨吉闻讯不战而逃。
此后，明朝布政使张耀率兵坚守贵阳，但在大西军的猛攻下，贵阳终告陷落。
张耀拒绝投降，被孙可望处死。
为了安抚地方百姓，孙可望下令严格约束军纪，“非决斗，不得杀人”，并逐步恢复贵州的社会秩序。
他调整税赋、稳定物价，同时赈济百姓，以争取民心。
大西军进入贵州后，势力范围迅速扩大，几乎占领了整个黔地，为其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大西军的入黔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在攻打贵州定番州时，土司势力联合抵抗，大西军损失惨重。
四将军之一的艾能奇在作战中被毒箭射伤，最终因伤重而死。
这对大西军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进一步巩固了孙可望在军中的核心地位。
贰
刚驻贵阳没多久，孙可望便接到云南的求援消息。
顺治二年（1646年）底，云南阿迷州的土司沙定洲叛乱，占据了昆明。
原本镇守云南的明朝黔国公沐天波战败逃往永昌（今保山），他的妻子焦氏自焚殉难。
云南巡抚杨畏知退守楚雄，云南局势一片混乱。
杨的副将龙在田写信给孙可望，希望他能带兵前来平定叛乱。
他信中写道：“速来，借大义，滇可定也。”
什么是借大义呢？
原来云南百姓对沐天波家族有很深的感情，于是他假称是焦夫人的弟弟，要替姐姐复仇。
这一招果然奏效，大西军所到之处，百姓纷纷迎接，甚至为他们准备粮草。
1647年3月，孙可望率军抵达昆明。
沙定洲听到消息，不敢迎战，带着部队逃回阿迷州。
孙可望兵不血刃地拿下昆明，稳定了云南的局势。他的这场“无战胜利”，为大西军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也让云南百姓初步接纳了这支外来军队。
在占领昆明后，孙可望迅速开始治理。
他将大西军分为两路，李定国负责巡抚滇东，孙可望和刘文秀负责巡抚滇西。他们所到之地，大多地方势力主动归顺，云南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
在禄丰一带，孙可望遇到了明朝巡抚杨畏知。
杨畏知试图抵抗，但在狮子口被大西军打败，最终投水自尽，却因水浅没有淹死，于是站在河中破口大骂。
孙可望啼笑皆非，因为这个杨畏知是他的陕西同乡，又是个有名望的人，便亲自下水安抚。
他告诉杨畏知：“我来云南是为了匡扶明室，没有其他意图。”
杨畏知仍不放心，提出三条要求：不要使用大西的年号、不要滥杀百姓、不要烧毁房屋或掳掠妇女。孙可望答应后，杨畏知才投降。
接下来，孙可望继续向大理进军，平定了滇西八郡，云南大部分地区都落入大西军之手。
不过孙可望知道，要彻底掌控云南，必须争取明朝旧部的支持。
当年八月，他派人前往永昌，把避难的黔国公沐天波迎回昆明。
为了表示诚意，他将沐家的传世珍宝全部归还，并保留了沐天波的黔国公爵位。
这一举措不仅拉拢了沐天波这样的明朝势力，也赢得了云南百姓的信任。在很多人眼中，大西军已经不再是传说中的流寇，而是能恢复秩序、保护百姓的一股力量了。
我们知道，云南地势险要，四周群山环绕，确实是一个适合长期抗清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云南百姓经历了沙定洲的蹂躏后，对新统治者的要求并不高，这让孙可望能够较轻松地推行他的治理措施。
于是通过平定叛乱、安抚百姓、笼络旧势力，孙可望成功将云南变成了大西军的重要根据地。
滇黔连成一片，也为大西军后来的抗清斗争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叁云南平定后，大西军迎来短暂的安定期。
然而，权力的分配问题却渐渐浮现了出来。
此时，大西军中一批归降的明朝旧臣建议，尊孙可望为国主，以整合军心。
这一提议得到了军中多数人的支持。孙可望虽然心中有些犹豫，但为了统一指挥，他还是接受了这一安排。
拥立仪式不算隆重，却颇具分量。
任命接连颁布，杨畏知被封为华英殿大学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任撰担任副都御史兼兵部尚书，其他各部职位也都有了明确分配。昔日的农民军，也开始模仿朝廷设立了九卿六部，初具政权雏形。
不过孙可望登上国主之位后，问题也随之而来。
这支大西军本是农民起义军，彼此以兄弟相称，如今转为君臣，许多人心中难免不适。
尤其是性格刚烈、不善逢迎的将领李定国，常在大事上与孙可望意见相左，二人之间的矛盾日渐加深。
军中议事时，李定国往往直言不讳。
一次，他对孙可望的一项调兵决定提出反对，甚至当场拍案而起，引得全场哗然。虽然最终在众将劝说下息事宁人，但孙可望心中不免生出不快。
为了巩固自己的威信，孙可望决定在演武场举行仪式，正式被推为全军主帅。
谁知仪式当天就出了岔子。
原来李定国比他早到营中，旗官按照往常的惯例升起了“帅”字旗，并放炮鸣礼。
这原本是无心之举，却刺痛了已经为王的孙可望的神经。
当孙可望抵达后，见“帅”字旗已高高飘扬，他脸色顿时沉了下来，质问道：“我都还没到，为何营中就升旗放炮？”
旗官如实回答：“西府老爷（指李定国）先到了，于是按往常惯例升旗迎接。”
孙可望冷笑道：“军中规矩，主帅入营方可升旗。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主帅吗？？”
一旁的刘文秀赶紧劝解：“这只是个误会，请主帅莫要放在心上。”
可孙可望显然并不打算轻易放过，他命令处置旗官，还说：“若无人承担责任，军法岂能服众？”
见孙可望咄咄逼人，李定国也怒了。
他起身说道：“今日尊你为主帅，你便如此行事，来日我们还有何颜面服从？”
众将见两人剑拔弩张，纷纷上前劝解。可孙可望却突然说道：“要以我为主，李定国必须受军杖一百。”
此言一出，李定国更是怒不可遏，环视左右，大喝：“谁敢打我？”
整个演武场气氛紧张到极点。
就在局势濒临失控之时，将领白文选悄悄走到李定国身后，抱住他说：“大局为重，请暂且忍耐。若今日决裂，我们必会四分五裂，给敌人可乘之机。”
众人齐心劝说，李定国这才勉强躺下受杖。孙可望命杖打到五十便停下，随后亲自下座抱住李定国，眼含泪水说道：“我以大义责罚弟弟，愿我们同心协力，共渡难关。”
至此以后，军中开始有了正式的规矩，但李定国虽然表面平息了怒火，但心中却埋下了嫌隙。
肆孙可望将大西军主力移师云南后，贵州防守空虚。
消息一传出，那些逃亡在外的明朝旧将便伺机而动。
1647年，綦江伯王祥与贵州总兵皮熊聚集残部，分别攻占遵义和贵阳，并谎报击退大西军、收复失地。
永历帝信以为真，加封王祥为“忠国公”，皮熊为“匡国公”，还派四川巡按钱邦芑协调地方事务。
然而，明朝地方官员的腐败作风并未因这场“胜利”而改变。
王祥、皮熊上任后，趁乱加重赋税，搜刮民脂民膏，激起百姓的不满。
孙可望得知消息后，决定重新夺回贵州，彻底解决隐患。
1650年春，孙可望派李定国前往贵阳，与明军代表范矿、皮熊洽谈，以便达成共同抗清的协议。会谈中，李定国要求明军停止扰民，并承诺双方互通粮草、共同御敌。
然而，皮熊态度敷衍，表面答应，背地里却毫无诚意，甚至派遣使者试图拖延时间。
李定国返回云南后，将会谈情况禀告孙可望。
孙可望大怒，亲自写信训斥皮熊：“你们手握重兵，本可抗击清军，却忙于搜刮百姓，毫无恤民之心！滇黔同属明朝封疆，却为何不以救灾济民为己任？如今不过虚与委蛇，难免被人耻笑！”皮熊收到信后，心生惧意，急忙逃往清浪卫（位于黔东）。
皮熊的逃亡并未让局势好转。另一明将王祥在遵义继续抗拒孙可望的命令。
为平息乱局，孙可望命刘文秀和白文选率军进攻遵义。
乌江一带，双方展开激战。最终，大西军凭借娴熟的水战技术击溃了明军。
王祥兵败自杀，数万明军投降。刘文秀对降兵妥善安置，将其中大部分遣返回乡，从而争取了贵州百姓的支持。
1650年秋，孙可望从昆明迁驻贵阳，将这里作为新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他深知，稳定贵州是控制滇黔川三省的关键。
他在贵阳着手建立统治，修筑王府、大兴宫殿，同时完善大西军的行政机构。
为了提高大西军的统治合法性，孙可望启用了一大批明朝旧臣。
吏部侍郎雷跃被任命为宰相，文安之担任东阁大学士，礼部主事方于宜出任翰林院编修。
这些人多是饱学之士，为大西军的施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贵阳局势稳定后，孙可望将目光转向北方。
1650年底，他派刘文秀率军再次入川，对抗清军。
这次进攻取得了丰硕战果，大西军接连占领了涪州、建昌卫（今西昌）、黎州（今汉源县）等地。
与此同时，明朝四川总督李德乾被俘，其余清军或战死、或溃散，四川南部大片地区重新纳入大西军的控制范围。
随着领土的扩大，孙可望的政权已经涵盖滇黔川三省的大部分地区。
于是他着手建立更加完善的行政制度。他重铸九叠文印，取代明朝旧印，并设定严格的朝见制度，要求三省文武官员定期到贵阳述职。
通过这些措施，孙可望逐步将滇黔川三地纳入他的统治体系。
伍
永历帝
明末的永历王朝在清军追击下危机四伏，为了联合滇黔的大西军抗清，有人提议封孙可望为王，以借助他的力量。
然而，这一提议在朝中引发巨大争议。一些官员认为孙可望治军有序，是抗清的希望，另一部分大臣则将他视为“流寇”，坚决反对封爵。
围绕封号的争议，使永历朝廷和孙可望的关系日益复杂。
四川巡按钱邦芑是支持封孙可望为王的代表。
他派推官王昆赴昆明试探孙可望的态度。
孙可望毫不掩饰自己的期望，明确表示：“若朝廷能封爵，我必举全滇归附。”
这一表态让钱邦芑深信，封孙为王是联合滇黔抗清的关键。他写信极力称赞孙可望，愿意为其上疏破格封爵。
然而，朝廷内部顽固守旧的势力以祖制为由，坚决反对异姓封王。
最终，孙可望仅获封“景国公”，远低于预期。这一结果使孙可望对朝廷深感不满。
与此同时，朝廷的迟疑与分裂给地方埋下隐患。
驻南宁的庆国公陈邦傅听闻孙可望不满，害怕他兵发南宁，于是私自填写空白敕令，假传圣旨封孙为“秦王”。
这一“敕令”让孙可望大喜，自此以“秦王”自居。
然而不久后，真正的朝廷使者带着“景国公”的正式敕令到达昆明，这与假传圣旨的封号矛盾不一，彻底激怒了孙可望。他将从朝廷回来的杨畏知与假敕使胡执恭一同下狱，视朝廷为耻辱。
然而随着局势愈发危急，广州和桂林相继陷落入清军之手，永历帝仓皇逃往南宁。
无力控制局面的永历帝为了安抚孙可望，再次决定册封他为“冀王”。
然而，这一封号在孙可望看来依然是敷衍，他认为自己的地位和功劳远超这一名号，愤而拒绝。
杨畏知试图劝解：“王封不过虚名，何必执着？”但孙可望态度强硬，断然拒绝接受。
此时，矛盾已不再仅是封号，而是孙可望对朝廷的不信任彻底爆发。
他一方面派杨畏知再次前往协调，一方面暗中指派贺九仪率五千精兵奔赴南宁，表面是“迎驾”，实则要清算那些反对封王的朝臣。
贺九仪抵达南宁后，直接展开血腥行动，斩杀了东阁大学士严起恒、大臣吴霖等多人，震动朝野。
永历帝迫于压力，只得正式授封孙可望为“秦王”，勉强平息事端。
清算行动结束后，杨畏知返回南宁，得知严起恒等忠臣被杀，愤怒至极。
他斥责孙可望滥杀忠良，直言：“你虽封王，却滥杀忠臣，终将自毁长城！”
孙可望听罢大怒，将杨畏知押回贵阳，甚至下令斩首。
行刑后，他又后悔不已，急令带回，但为时已晚。
陆
1651年11月，永历朝廷的局势再起波澜。驻守浔州府的明将陈邦傅叛明投清，引清军攻破平东，兵锋直逼南宁。
永历帝惊惧之下，接受孙可望的建议，决定迁往云南避难。
1652年1月，永历帝带着文武群臣离开南宁，历经艰难，于当月抵达云南广南府（今广南县）。
随后，孙可望派总兵王爱秀与部将狄三品率三千士兵迎接永历帝至贵州安隆所，并将此地改为“安龙府”（今安龙县），作为永历帝的新居所。
有人议论孙可望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孙可望无奈回应：“笑话！如今你们看看哪里还有诸侯可令，我又能用天子威令谁？”
1652年4月，孙可望在贵阳召集大西军将领，商讨大规模抗清的作战计划。
他决定分两路出兵，目标直指湘桂和四川：
第一路：李定国、冯双礼率八万兵马，从贵州黎平出发，经靖州至武冈，攻取广西桂林。此路军队还包括五万云南夷兵、瑶兵和装备精良的战象部队。
第二路：刘文秀、张先璧率五万大军，从永宁出发，经叙州攻打四川成都，途中会合白文选所部。
五月，李定国率部攻下靖州，与马进忠所部会师后，接连攻克沅州和武冈。
清军定南王孔有德退守桂林，李定国乘胜追击，迅速包围桂林城。
为攻破城防，大西军驱象攻城，桂林守军大乱。
七月四日，孔有德走投无路，纵火自焚，城破。
大西军活捉明叛将陈邦傅及其子陈曾禹，并将桂林收入囊中。
不久，李定国率军北上湖南，与清军尚可喜部交战于衡州。
清皇族敬谨亲王尼堪带数万援军日夜兼程赶来增援。
李定国故意佯败，诱尼堪进入伏击圈，将其围困于重重树林中，尼堪战死。
至此，大西军成功收复湘桂，降服清军十万，震惊天下。
湘桂大捷后，孙可望在贵阳设宴三日庆功，并论功行赏。
李定国被封为“西宁郡王”，冯双礼被封为“兴国侯”。
当年“封”孙可望为“秦王”，后投降清朝的庆国公陈邦傅被押回贵阳处死，其尸被传示于滇黔各地以警示反叛者。
然而，随这场大胜而来的，却是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矛盾的加深。
湘桂出征中，李定国立下赫赫战功，而孙可望的直属“驾前军”未能参与，军中不满情绪渐生。
有人议论：“北兵（清军）本易对付，为何我们无缘参与？”
更有人传言：“李定国掳获财物无数，上交的只有孔有德和尼堪的金印。”这些言辞让孙可望更加疑忌李定国。
一些心怀不轨的人趁机挑拨，称李定国对封赏不满，认为“天子不能以王封王”。
冯双礼还向孙可望密报，称李定国日益骄纵，将来恐怕难以控制。孙可望对李定国的不信任逐渐加深。
这么一来，大西军四将军艾能奇早已牺牲，李定国为孙可望不容，刘文秀又因攻打四川保宁失利被撤职，也就只剩下孙可望自己这个孤家寡人了。
1653年2月，孙可望决意亲率“驾前军”五万出征湘桂，以期亲立战功，重夺军心。
他在贵阳举行出征誓师大会，杀青牛白马祭天，誓言斩清兵如草芥。
然而，他发兵后便试图召李定国前来议事，实际上是想借机解除其兵权。李定国得友人密信提醒，未敢应召，而是率部退往广西。
孙可望随即发兵追击，却在宝庆（今湖南邵阳）遭遇清军伏击。
孙可望仓促迎战，不敌败退。试图偷袭清军时又因轻敌再败，被迫退回堡洞口与清军对峙。
清军因孙李二人内讧，选择收兵不追，以武庆为界。
孙可望未能与李定国合作作战，错失战机，带“驾前军”返回贵阳。
此时清军借机发动反攻，李定国因受掣肘，败走广西，湖南失守。
孙可望遣冯双礼追击李定国，却被李设伏擒获。尽管李定国释放了冯双礼，双方的裂痕已不可弥合。
柒
下面我们再来说永历帝，1654年，永历帝居于安龙，对孙可望的控制日益不满。
他密令太监张福禄和全为国，与内阁大学士吴贞毓等人密谋，计划召回李定国率兵入卫，摆脱孙可望的钳制。他们委托蒋乾昌拟诏，由张福禄持用皇帝宝玺，交使者林青阳送往南宁召李定国。然而，密谋被孙可望察觉，林青阳遭捕，机密尽泄。
孙可望派郑国和王爱秀前往安龙觐见永历帝，询问召李入卫一事的主谋。
永历帝不敢承认，推说是伪诏。
好在吴贞毓等人经拷问后一口咬定未禀奏皇帝便擅自行动。
孙可望随即请永历帝裁决，永历帝虽愤怒，却不得不将此事交刑部处理。
吴贞毓等十八人被判“盗宝矫诏，欺君误国”，张福禄、全为国和张镌三人处以凌迟，其余十四人斩首，吴贞毓则以大臣身份赐缢。三月，这场血腥清算在安龙城北的马场完成，震动朝野。
在清算完内部威胁后，孙可望开始筹备登基称帝。
他早年已被拥立为“国主”，但一直未举行正式的登基仪式。
1654年6月，在云南宫殿的基础上，他计划于昆明正式称帝。
然而，大典当天，天降暴雨，雷电交加，场面十分不祥，孙可望心生不悦，决定中止登基，返回贵阳。
为了另行择吉登基，孙可望在贵阳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太庙。他以慧光寺为贡院开科取士，录取举人五十四名，并筹建“拱南殿”。
太庙中，他将朱元璋、张献忠和自己的祖父列为三位供奉之主，试图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他还命人编撰国史，称张献忠为“太祖”，甚至将崇祯皇帝斥为“桀纣”，极力塑造大西国的正统性。
然而此时孙可望与李定国的矛盾已经日益激化。
永历帝在安龙密召李定国后，两人之间的猜忌达到了顶点。
1656年，李定国自南宁西行，计划途经安龙护送永历帝入滇，恢复战局。
孙可望得知后，派白文选率轻骑前往安龙，试图将永历帝劝至贵阳，并让他禅位。
白文选虽是孙可望的亲信，却对孙可望感到不满。
他以“马匹不齐”为由拖延行程，为李定国争取时间。
两日后，李定国果然赶到，护送永历帝离开安龙，最终将其安置于昆明。
此后，永历帝试图斡旋两人关系，派白文选携带诏书前往贵阳调解。然而，孙可望不但未接受，反而扣押了白文选。随后，他以皇帝名义召见的张虎之言为借口，认定李定国有意篡位，愤怒中决意出兵征讨。
1657年8月，孙可望集结十万大军，亲率大军进攻云南，起用白文选为征讨大将军。
然而，白文选在关键时刻倒戈，率部投奔李定国。
两军对峙于云南交水（今沾益），孙可望虽试图整军再战，但部将马维新等人接连倒戈，军心尽失。
孙可望大败，仅率数百亲兵退回贵阳。
他试图调动部队防守，但守将冯双礼以“清军已至”为由连放号炮，暗示孙可望弃城逃跑。
绝望的孙可望自嘲道：“这是天意，叫我去发归清！”便匆匆收拾财物，率家眷投降清军。
1657年10月，孙可望到达长沙，向洪承畴投降。
孙可望降清后，清廷封他为“义王”。他向清廷详细汇报了云贵的地形、军力和险要关隘，成为清军统一西南的重要助力，同时，此时的他开始咒骂李定国、刘文秀为逆党，不禁让人唏嘘。
然而，他的影响力已无可挽回，滇黔之地的抗清局势彻底崩溃。
李定国虽继续抗击清军，但孤立无援，最终无法支撑。
1658年，清廷调集重兵三路夹击大西军，最终攻入贵州和云南。
1659年，清军攻占昆明，李定国护送永历帝逃入缅甸。
1662年，清军在吴三桂的指挥下逼迫缅甸交出永历帝，随后将其绞杀于昆明北门外，彻底终结了南明王朝。
孙可望在投降清军后被封为“义王”，但他晚年的生活颇为凄凉。
据记载，他两年后（1660年）卒于病中，也有传闻称他在一次狩猎中被清军误杀。
无论真相如何，这位曾风光一时的大西军领袖，最终在历史的尘埃中黯然离场。
假若无内斗，大西军的偏安之梦是否可以实现历史总是让人叹息。孙可望与李定国的内耗，毫无疑问加速了大西军的覆灭。
然而，倘若内斗从未发生，大西军能否像南宋一样，在滇黔川一隅开辟出一片偏安之地？
这个假设虽然未曾成为现实，却值得我们从历史的逻辑中进行探讨。
滇黔地区地势险峻、山川纵横，自古便是易守难攻之地。
若孙可望与李定国精诚合作，共同抗清，大西军完全可能依托复杂的地形建立一个长期的割据政权。
滇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多样的民族构成，如果大西军能妥善处理与地方土司及各民族势力的关系，或许能形成一股稳定的抗清力量。
另一方面，无内耗的大西军，在军事上也将展现更强的进攻能力。
李定国的湘桂大捷便是大西军巅峰时期的战例，如果当时孙可望能全力支持，而非从中掣肘，大西军极可能进一步扩大战果，巩固滇黔的抗清局势。
此消彼长之下，清廷或将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彻底平定南方，为抗清斗争赢得更多时间。
然而，清军并非普通的对手，其优势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强大，更体现在经济、资源和政治手段上。
清廷在统一北方后，牢牢掌控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尤其是关中、江南地区的物资供应为清军提供了强大的后勤支持。
此外，清军善于因地制宜作战，在西南复杂地形中逐渐掌握了应对山地战和游击战的技巧，加之吴三桂等熟悉地形的将领指挥，使得清军对滇黔川地区形成极大的压制力。
更重要的是，清廷以怀柔与镇压结合的策略，分化抗清力量。
通过拉拢地方土司势力，清廷切断了大西军的补给来源，瓦解其生存根基。
另一方面，清军擅长利用正统性宣传打击对手，以“承继明统”为号召，削弱南明与大西军的联合可能性。
同时，清廷利用南明内部的派系斗争进一步加剧了矛盾，使得抗清势力在战略合作中始终难以形成合力。
南明王朝虽然作为明室的延续仍具号召力，但其内部的腐败与内讧始终是致命的软肋。
即使大西军与南明形成合作，能否真正协调一致也是未知数。
除了清廷的强大外，夔东十三家的抗清力量也是一个关键变量。十三家长期活跃于川鄂边界，其顽强的游击战斗方式与大西军在目标上有较高的契合点。
如果大西军能与十三家联合行动，利用长江上游的地利，或许能在川东一带形成新的战略纵深。然而，十三家与大西军的农民军性质有着根本差异。
若双方在合作中利益失衡，矛盾依然可能激化，甚至影响整体抗清局势的稳定性。
即便假设大西军成功联合南明与夔东十三家，复制南宋偏安模式依旧困难重重。
南宋的偏安得益于江南经济的繁荣与自身稳健的行政体系，而大西军作为农民起义军，内部组织松散，缺乏足够的制度支撑。
即使短期内能形成一个割据政权，其长期治理能力也难以支撑对抗清廷的高强度消耗。
在清军强大的资源优势和持续围剿下，大西军可能依然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
由此可见，无内耗的情况下，大西军或许能延长抗争时间，在滇黔川形成一个短期的偏安局面，甚至在清廷的南方征讨中形成更大的阻力。
但若要复制南宋百年偏安的奇迹，仍需要更深层次的历史条件和外部支持。
参考文献：
贵州省志·军事志
王守文：孙可望占据滇黔始末
王纲：论孙可望
洪焕春：李定国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