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上过学的都知道韩愈，可能还会背诵他的诗文。但是，知道程颢、程颐、朱熹的却不多，为何？因为文学是基础课程，而韩愈的文学成就远高于“程朱”。

但换个角度，若从思想家这个角度来看，韩愈与程朱相比，正好翻了个过，尽管韩愈的词条里确定韩愈为“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韩愈的道统说是“祖述尧舜”，宗法孔孟。孟子认为孔子的学说是上接尧、舜、汤、周文王，他自命继承孔子的正统，因此他自己也就成了儒家正统传道者。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儒家的统治地位已经名实不副，而唐朝又以道教为国教，科举考试是儒道同考，且佛教自南北朝之后，唐代继续被士大夫们所推崇，儒士们不能坐视儒学的衰微，因此，恢复和抬高儒家正统地位的问题，尤为突出。

因此，韩愈就从儒家的传道体系（类似于学术家谱）做起，从“儒道”的内涵和“统”的谱系两方面，提出了儒家之道及其传承脉络。他的《原道》就是道统说的纲领性宣言。

老氏与释氏两家皆是外道、夷法。韩愈创立道统说，其目的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正统”，除此“道统”之外，其余学说皆为旁门左道，韩愈借此以抑道排佛。

韩愈在《原道》开头就说“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他认为老子所言之道，是不含“仁义”的小道，是老子的一家之言，而儒家之道，才是正统，才是公论。

韩愈把老子与释氏并提：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晋，释迦于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道家杨朱学派），则归于墨（墨翟）；不入于老，则归于佛。

韩愈以孔子作《春秋》，以及《诗经》《论语》等作证说：“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当今天下，尊崇夷法，把它抬高到先王的政教之上，如此，我中国之人岂不要沦为夷狄了吗？

韩愈此说，也为宋代胡瑗、石介、孙复等人利用“华夷之辩”，将老子列入“胡人”“异族”做了铺垫。

韩愈的儒家传道谱系。韩愈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而《诗经》《尚书》《易经》和《春秋》就是讲仁义道德的书，礼乐刑政则是仁义道德的法式。

而“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而是从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王、武王、周公，然后再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后，没有继承人。只有荀卿和扬雄，却学而不精，语焉不详。

韩愈认为：只要外道被禁止，儒道就能够实行和传承：不禁止佛老之道，儒道就不能推行；不烧掉佛经道书，先王之道就不能传播。

韩愈为何认定思孟一派为正宗？孔氏之后，儒分为八，为何韩愈认为思孟学派独得孔子正传呢？因为孔伋子思是孔子嫡孙，子思的老师又是孔子指定。

所以韩愈认为：“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儒家创始人的思想当以孟子的发挥和解释为标准。

程颐认为，程颢才是孟子之后道统的唯一传人。因为在他看来，韩愈所言之道，停留在形而下的层面，不足以抗衡道佛的形而上学。

程颐评价“北宋五子”中的周敦颐、邵雍、张载说，他们都很注意汲取道佛思想以重塑儒家伦理，但作为理学开山之祖的周敦颐，其诚本论只是价值本体论，尚未上升到宇宙本体论；而邵雍、张载都将儒家的道德视为道本体或气本体，这是将儒家之道降尊纡贵，迎合外道。

所以，程颐认为韩愈、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不是完整意义上儒家道统的传人。只有他的胞兄程颢立足儒门，借鉴道佛，直接把儒家伦理奉为宇宙本体，既有理本论，也有心本论。

程颢撰写的程颢墓志铭说：“先生出，揭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复明，为功大矣。”

朱熹的道统论即“十六字心传密旨”。真正将“道”“统”合二为一，并以独立哲学概念提出的，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他在《朱子语类·卷十九》《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中庸张局》等书中多次提到“道统”。

比如《与陆子静·六》中说：“子贡虽未得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

朱熹将《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称为“十六字心传”，他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讲学！”

按照朱熹的道统论，周敦颐和“二程”兄弟，都是当之无愧的儒家道统继承者。

他说：“自周衰孟轲氏没”之后，儒家道统失传，“而先生(周敦颐)出焉……周公、孔子、孟氏之传,焕然复明于当世。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

朱熹排列出了他的道统：

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伊尹、皋陶、傅说、周公、召公、孔子、颜回、管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陆王心学之道即自修自悟。另一个以孟学嫡传自居的陆九渊，则提出了“发明本心”之说，到了王阳明，则完全将“道”心学化：“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如果能从“心”上下功夫，即使“陷于老释杨墨之偏，吾犹且以为贤”。

王阳明将“道”不可知化：“道之全体，圣人亦难以语人，须是学者自修自悟。颜子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见意。望道未见，乃是真见。颜子没，而圣学之正派遂不尽传矣。”

在王阳明看来，颜回见道，与孔子言传无关，全是他“自修自悟”所得，因为道是“难以语人”的，所以自悟自得的良知之学，才是“圣学真血脉路”。

陆王心学将儒家之道内化为个体性的自省自悟，以为孔圣之道只是心上一番顿悟即可得之，并以此取代儒家本有的行仁、行义、生民、养民的王道实践和理想，淡化或改变了儒家原有的亲民性和社会性。

陆九渊的道统，只从尧舜禹开始，到孔子、孟子结束。王守仁则在孔孟之后，多出周敦颐、程颐、陆九渊三人，朱熹不在此列。

程颢、程颐、朱熹都认为韩愈之说是书生意气，“力度”不够。以《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战国汉唐诸子》为例：

“韩退之则於大体处见得，而於作用施为处却不晓缘他费工夫去作文，所以读书者，只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於经纶实务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几个诗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炼文章，所以无工夫来做这边事。”

他认为韩愈“只为作文用”，于“道”，则究之不深，故“韩退之只晓得个大纲，下面工夫都空虚，要做更无下手处，其作用处全疏”。

他认为，韩愈的《原道》“然其要，卒归於明法制，执赏罚而已”，走的是法家思路。

所以，韩愈虽“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但在理学家看来，却因“韩文公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所以看得不亲切”，算不上传道者。

由于在“道”方面“无工夫来做这边事”，所以做的粗一些，不够精细，因此不被理学家看好，无论是二程，还是朱熹，陆九渊，还是王阳明、湛若水，都没有将韩愈列入他们所认可的儒家“道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