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春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考辨

大林品诗词 2025-01-08 17:47:04

阳历新年已到,农历新年将至。每年这个时段,春联都会成为热闹话题,而春联的来历也常常被提起。今人一般认为,“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是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春联,它的作者是唐末五代后蜀的国主孟昶(919—965)。

央视“百家讲坛”上,中南大学教授杨雨曾专门讲解过这副春联。她介绍说,每到除夕这一天,孟昶就下旨让翰林学士在桃符上题写对联,大年初一早上悬挂在寝殿门的两侧。有一次他嫌翰林学士的词拟得不够好,就亲笔题写了一副春联,即“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也是关于此联来历最流行的说法。不过,杨雨教授没有对联句作出具体的解释。那么,“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是什么意思呢?

“新年纳余庆”比较容易理解。纳者,受也,“迎春纳福”中的“纳”亦为此意。余者,剩也,“年年有余”之“余”也。庆者,贺也,引申为值得庆贺的事儿。过去一年的福还没有享完,新的一年又到了,自然又有新的福要享,这当然是好事儿。但,“佳节号长春”就难以理解了。“佳节”无须解释。“长春”,可能理解为青春长久或春意常在。“春”是美好的,自然越长越好。问题是:“号”是什么意思?老实说,我一直很疑惑。网上搜索,看到很多人释为“预兆”,即“佳节号长春”的意思是新春佳节是一个好兆头,预示着春意长存、好事长在。可是,“号”从来都没有“预兆”的意思。我查阅了《说文》《玉篇》《正字通》《康熙字典》等十多种古代的字典,都没有把“号”解释为“预兆”的。人们把“佳节号长春”中的“号”理解为“预兆”,只不过是因为不这样解释就说不通而已。说到底,就是强解!

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做了一番查考。原来,这副对联的字词及其缘起都有着不同的版本。

《宋史》载——

每岁除日,(孟昶)命翰林为词题桃符,正旦置寝门左右。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昶以其年正月降王师,即命吕余庆知成都府,而“长春”乃太祖诞圣节名也。(注:“幸寅逊”又作“辛寅逊”,下文引用遵从原文。)

据此记载,后蜀末年(公元965年),孟昶嫌辛寅逊拟的春联不太好,就亲笔题写了“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但十几天后(即正月十一),后蜀就投降了赵宋,而宋朝委派的成都知府叫吕余庆,正好应了“新年纳余庆”这句话。更巧的是,宋太祖的生日被称为“长春节”,亦即宋朝的“诞圣节”,这又应了“嘉节号长春”这句话。不过,在这个记载中,“嘉节号长春”中的“号”显然意为“名号”、“称号”,句意是“美好的节日叫长春节”,这当然没有问题,但与今人的理解完全不同。而且,所谓“嘉节”指的是“长春节”,而不是指春节。

《宋史》为正史,所以后人多承其说,清人编撰的《全唐诗》《御定子史精华》《御定月令辑要》《御定渊鉴类函》《御定骈字类编》等文献,包括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袁枚《随园诗话》,均作“嘉节号长春”。

《宋史》为元朝人脱脱(1314—1356)所撰。宋人著作中亦多有记载,其中较早的是《杨文公谈苑》,此书由北宋人黄鉴根据杨亿(974—1020)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但早已失传,内容散存于《说郛》等类书中。《说郛•杨文公谈苑》之“学士草文”云:“旧说,唐朝宫中常于学士取眼儿歌,伪蜀学士作桃花文。孟昶学士幸寅逊题桃符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是也。”请注意:此载称“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为幸寅逊所题,而非孟昶所作。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亦说此联为辛寅逊所题。

稍晚于杨亿的祖无择(1006—1085)《龙学文集》云:“孟氏在蜀末年因除夜自书桃版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岁,果王师受降,以吕余庆知成都。长春即太祖诞节之名也。”曾巩(1019—1083)所著《隆平集》云:“……昶末年命翰林学士幸寅逊书桃板,辞不工,昶自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及王全斌平蜀,朝廷以参知政事吕余庆知成都府,而长春节太祖生辰也。”这些记载与《宋史》基本一样,可能是《宋史》的依据。

江少虞(约1131年前后在世)编撰的《皇朝类苑》先后有两段文字提及此联。《皇朝类苑》卷29“词翰书籍”之“制词异名”云:“旧说,唐朝宫中常于学士取眠儿歌,伪蜀学士作桃符文。孟昶学士辛寅逊题桃符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是也。”这段文字与《杨文公谈苑》之“学士草文”几乎完全一样,只有个别字词存异,比如《杨文公谈苑》文中的“桃花文”和“眼儿歌”在《皇朝类苑》中分别为“桃符文”和“眠儿歌”(注:前者应有讹误,当以后者为正)。《皇朝类苑》卷47(也有版本为卷45)“休祥梦兆”之“蜀中桃符”载:“辛寅逊仕伪蜀孟昶为学士,王师将致讨之前,岁除,昶令学士作诗两句,写桃符上。寅逊题曰‘新年纳余庆,佳节契长春’。明年蜀亡。吕余庆以参知政事知益州。长春乃太祖诞节圣节名,寅逊归朝,为太子中允,上疏谏猎,诏褒之。”这里也说春联为辛寅逊所作,还说他归顺宋朝后被封为太子中允,并受到了褒奖。请注意:下联第三字不是“号”,而是“契”。契者,合也。不仅说得通,而且与“纳”对仗。《皇朝类苑》此载文后署明“见《杨文公谈苑》”,但前文所引《说郛•杨文公谈苑》中的春联下句第三字是“号”。(注:《皇朝类苑》又名《事实类苑》或《宋朝事实类苑》,前者是原名,改朝换代之后,元明清人不能再称宋朝为“皇朝”,所以改名。)

本次考证检索到的古籍版本中,《说郛》明钮氏世学楼抄本(国图善本书号:02408)、明抄本(国图善本书号:03907)、清顺治三年(1646)刻本等均作“佳节号长春”,《皇朝类苑》日本元和七年(1621)铜活字印本、明抄本(国图善本书号:14585)、清文渊阁四库写本等亦均作“佳节号长春”(卷29)和“佳节契长春”(卷47)。

“号”又作“契”之外,还有作“贺”的。张唐英(1029—1071)《蜀梼杌》载:“蜀未亡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板于寝门,以其词工,昶命笔自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 }长春’。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长春乃太祖诞圣节名也。其符合如此!”下联第三字,《蜀梼杌》明钮氏世学楼抄本、明抄本(国图善本书号:03907)为“号”,明天启七年(1627)冯仲昭抄本、清文渊阁四库写本、清嘉庆乙丑年(1805)艺芸书舍钞本、清鲍氏知不足斋抄本、清光绪劳权钞本、清抄本(国图善本书号:A00103)为“贺”。8个版本,“号”有2个,“贺”有6个。与“契”一样,“贺”也不难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此载不仅也说此联是辛寅逊之作,而且说孟昶亲自题写是因为他认为此联“词工”,而不是嫌弃辛学士所写(其他的)春联“辞非工”而自己创作了这副春联。(本次考证,共找到《蜀梼杌》的9种古籍版本,除上列8种外,还有《历代小史》景明刻本。此本引文末尾为:“……自题云新年纳余庆【】知成都长春乃太祖诞圣节名也。其符合如此!”句中脱漏“嘉节{ }长春。蜀平,朝廷以吕余庆”,可能是掉了一行。)

清人厉鹗(1692—1752)《宋诗纪事》转载了《蜀梼杌》关于春联的文字,但把“以其词工”改成了“以其词非工”。四库馆臣喜欢根据当时流行的版本改窜文字,此应为一例。

明人陈堦(生卒年不详)《日涉编》和蒋一葵(万历年间人)《尧山堂外纪》的引文中亦作“贺”。

有意思的是,清人董谷士(生卒年不详)所撰《古今类传》也是先后两次征引关于此联的记载,且前后大异。卷一“孟昶”词目云:“西川末年自题‘新年纳余庆,佳节贺长春’句贴寝门。以其年是日降王师,即命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宋太祖寿节也。数盖前定云。”卷四词目“写桃符”云:“蜀孟昶岁除令学士辛寅逊题曰‘新年纳余庆,嘉节贺长春’。明年,宋伐蜀亡,以吕余庆知益州,长春乃宋祖节名。”虽然下联第三字均为“贺”字,但春联的作者,前为孟昶,后为辛寅逊。一部著作之内,竟有如此不同!

够乱了吧?还有异文!

北宋蜀人黄休复(生卒年不详)《茅亭客话》之“蜀先兆”云——

圣朝乾徳二年,歳在甲子,兴师伐蜀。明年春,蜀主出降。二月,除兵部侍郎参知政事吕公余庆知军府事,以伪皇太子策勋府为理所。先是,蜀主每歳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俾题“元亨利正”四字。时伪太子善书札,选本宫策勋府桃符亲自题曰“天垂余庆,地接长春”八字,以为词翰之美也。至是,吕公名余庆,太祖皇帝诞,圣节号长春,天垂地接,先兆皎然。国之兴替,固前定矣。(注:“元亨利正”中的“正”本作“贞”,宋仁宗讳祯,故改贞为正。)

与前文所引其他记载相比,此载有两大不同:一是作者,即不是辛寅逊,也不是孟后主,而是伪太子,即孟昶的儿子;二是春联的内容,从五字联变成了四字联,字词之异已不足论。

明末曹学佺(1574-1646)《蜀中广记》载:“孟蜀毎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书‘元亨利贞’四字。时昶子善书札,取本宫策勋府符书云‘天垂余庆,地接长春’。乾德中伐蜀,明年蜀除,二月以兵部侍郎吕余庆知军府事,以策勋府为治所。太祖圣节又号长春,此天垂地接之兆也。出《鉴戒录》。”《鉴戒录》是五代后蜀人何光远所著,但笔者在《鉴戒录》中没有找到这段文字。

宋人(不知具体何人)著作《分门古今类事》之“伪蜀桃符”亦云:“伪蜀毎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题字其上。伪太子善书札,取桃符亲自题曰‘天垂余庆,地接长春’八字。圣朝伐蜀,明年蜀平,二月除侍郎吕公知成都军府事,公名余庆,太祖诞圣节号长春。天垂地接,先兆于桃符矣。《国史补》。”《国史补》,后人又名为《唐国史补》,作者李肇(876—945)为唐末五代人,他去世20年后,后蜀才投降,《国史补》不可能记载后蜀降宋前后之事。事实上,《国史补》并无关于春联的记载。

清人赵翼《陔余丛考》之“门帖”详细考证了春联的来历,其文引《说苑》和《茅亭客话》亦称“孟昶子善书,取本宫策勋府桃符书云‘天垂余庆,地接长春’……而《杨文公谈苑》又以为孟昶学士辛寅逊所题桃符……”赵翼发现了春联作者的不同,却没有指出《杨文公谈苑》记载中春联的内容也与《说苑》和《茅亭客话》不同。前文已引,《杨文公谈苑》中的春联为“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莫非赵翼读到的《杨文公谈苑》,不是“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而是“天垂余庆,地接长春”吗?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古人也分辨不清了。宋人阮阅(生卒年不详)编撰的《诗话总龟》之“诗䜟门”把《茅亭客话》和《杨文公谈苑》的记载同时录上,并注明“二说不同,故两存之”。清人翟灏(?—1788)之《通俗编》,则兼收《蜀梼杌》和《茅亭客话》的记载,并在最后注明“传说不同”。

其实,还有一种不同的说法。清人吴任臣(1632—1689)《十国春秋》载:“毎腊日,内官各献罗体圈金花树,所费不赀。先是岁除故事,学士为辞题桃符,置寝门左右。前一年学士幸寅逊撰词,后主以其非工,自操笔署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已而以正月纳降,宋太祖命吕余庆知成都府,而长春又太祖诞节名。其符合有如此。”正文后夹注:“一云太子玄喆居策勋府,后主以岁终,自书桃符云‘天降余庆,圣节长春’。玄喆拜受,置于寝门之左右。未审是非。”

综上所述,古籍文献中关于这副春联的记载,最大的不同是格律,即有“五字联”和“四字联”之分。关于“四字联”的记载,联语有“天垂余庆,地接长春”和“天降余庆,圣节长春”之分。前者作者为蜀太子玄喆(因讳玄,有作元),后者作者为蜀昶(题写后赐与太子)。而关于“五字联”的记载则杂乱纷披:一是下联有“嘉节号长春”“嘉节契长春”“嘉节贺长春”之异,二是作者有孟昶、辛寅逊、孟玄喆之别,三是对辛寅逊之作的评价有“词工”和“辞非工”之两极。

笔者以为,所谓“最早的春联”应为民间的传说,也可能是宋人为了“颂圣”而杜撰的,实有其事的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可能原本无所谓真伪。但——

如果非要我在“新年纳余庆,佳节{ }长春”之“号”、“契”、“贺”中作出选择,我会首先舍弃“号”字。理由很简单,因为说不通。为什么“号”反而流行甚至成为主流了呢?《茅亭客话》和《分门古今类事》关于“天垂余庆,地接长春”的记载中均有“圣节号长春”之说,为了颂圣,又为了与春节对接,所以把“圣节”改成了“嘉节”。宋人所谓“嘉节号长春”中的“号”就是“号称”之意——这个“嘉节”,就是号称“长春”的“诞圣节”!

如果非要我在“传说”中作出选择,我认为蜀太子作“天垂余庆,地接长春”之说比较可取。理由有三:一,此说出自北宋蜀人黄休复所著《茅亭客话》和专门记载古蜀逸事的《蜀中广记》,此应为传说的源头。关于蜀国的传说,亦当优先采信蜀人的说法。二,就文采而论,“天垂余庆,地接长春”较之“新年纳余庆,佳节{ }长春”,对仗更工整,文辞更古雅。天垂地接,气贯长虹,确实颇具“词翰之美”。三,就叙事而言,《茅亭客话》的记载也更巧。故事中,不仅“余庆”和“长春”各有所应,而且成都府的治所也在蜀太子的策勲府。

那么,“天垂余庆,地接长春”怎么就演变成了“新年纳余庆,佳节{ }长春”呢?可能也是“颂圣”的需要,因为“新年纳余庆,佳节{ }长春”比“天垂余庆,地接长春”更直白、更通俗、更悦耳。而康熙等清朝皇帝主持编纂的《全唐诗》《御定子史精华》《御定月令辑要》《御定渊鉴类函》《御定骈字类编》等一系列官定文献均作“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致使这一版本成为主流甚至成为“定本”。现当代人未加查考,只知“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而不知其他版本,也就不足为怪了。

参考文献:

[1](宋)黄鉴纂集:《说郛•杨文公谈苑》,清顺治三年(1646)刻本(哈佛燕京中文特藏),第3页。(此本,国家图书馆著录为明刻本。)

[2](宋)黄鉴纂集:《说郛•杨文公谈苑》,明钮氏世学楼抄本(国图善本书号:02408),卷21第11页。

[3](宋)黄鉴纂集:《说郛•杨文公谈苑》,明抄本(国图善本书号: 03907),卷21第10页。

[4](宋)江少虞辑:《皇朝类苑•休祥梦兆》,日本元和七年(1621)铜活字印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卷47第8页。

[5](宋)江少虞辑:《皇朝类苑•休祥梦兆》,明抄本(国图善本书号:14585),卷45第10页。

[6](宋)江少虞辑:《皇朝类苑•休祥梦兆》,清文渊阁四库写本,卷49第12页。

[7](宋)曾巩撰:《隆平集》,明曾敏贤刻本(国图善本书号:03403),卷1第4页。

[8](宋)曾巩撰:《隆平集》,清文渊阁四库写本,卷1第5页。

[9](宋)祖无择撰:《龙学文集》,清文渊阁四库写本,卷14第8页。

[10](宋)祖无择撰:《龙学文集》,清抄本(国图善本书号:02132),卷14第6页。

[11](宋)阮阅撰:《诗话总龟》,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月窗道人刻本,前集卷31第1页。

[12](宋)阮阅撰:《诗话总龟》,清文渊阁四库写本,前集卷31第1页。

[13](宋)黄休复撰:《茅亭客话》,清文渊阁四库写本,卷1第1页。

[14](宋)黄休复撰:《茅亭客话》,清嘉庆二十年(1815)吴澄之抄本,卷1第1页。

[15](宋)佚名:《分门古今类事》,清文渊阁四库写本,卷14第2页。

[16](宋)张唐英撰:《(历代小史卷三十一)蜀梼杌》,明刻本,第15页。

[17](明)陶宗仪辑:《说郛•蜀梼杌》,明钮氏世学楼抄本(国图善本书号:02408),卷45第31页。

[18](宋)张唐英撰:《蜀梼杌》,明天启七年(1627)冯仲昭抄本(国图善本书号:11005),第30页。

[19](明)陶宗仪辑:《说郛•蜀梼杌》,明抄本(国图善本书号:03907),卷45第41页。

[20](宋)张唐英撰:《蜀梼杌》,清文渊阁四库写本,卷下第17页。

[21](宋)张唐英撰:《蜀梼杌》,清嘉庆乙丑年(1805)艺芸书舍钞本,(卷下)第30页。

[22](宋)张唐英撰:《蜀梼杌》,清抄本(国图善本书号:A00103),第30页。

[23](宋)张唐英撰:《蜀梼杌》,清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国图善本书号:15974),第37页。

[24](宋)张唐英撰:《蜀梼杌》,清光绪劳权钞本,(卷下)第30页。

[25](元)脱脱撰:《宋史》,元至正刊本,卷66(志第十九,五行四)第10页。

[26](元)脱脱撰:《宋史》,明嘉靖丙辰年(1556)黄鲔刊本,卷66(志第十九,五行四)第10页。

[27](明)蒋一葵撰:《尧山堂外纪》,明万历年间舒一泉刻本,卷40第16页。

[28](明)陈堦辑:《日涉编》,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徐养量刻本,卷1第23页。

[29](明)曹学佺撰:《蜀中广记》,明刻本(国图善本书号:02247),(诗话)第1页。

[30](明)曹学佺撰:《蜀中广记》,清文渊阁四库写本,卷103第1页。

[31](清)吴任臣:《十国春秋》,清摛藻堂四库荟要写本,卷49第44页。

[32](清)董谷士辑:《古今类传》,清康熙壬申年(1692)刻本,卷1(正月日次之十一)第35页。

[33](清)董谷士辑:《古今类传》,清康熙壬申年(1692)刻本,卷4(十二月日次之三十)第65页。

[34](清)康熙:《御定月令辑要》,清摛藻堂四库荟要写本,卷5第42页。

[35](清)康熙:《御定子史精华》,清四库荟要乾隆御览本,卷19第16页。

[36](清)康熙:《御定渊鉴类函》,清摛藻堂四库荟要写本,卷131第52页。

[37](清)康熙:《御定骈字类编》,清摛藻堂四库荟要写本,卷190第33页。

[38](清)纪昀撰:《阅微草堂笔记》,清嘉庆庚申年(1800)刻本,卷23第11页。

[39](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清摛藻堂四库荟要写本,卷875第6页。

[40](清)厉鹗撰:《宋诗纪事》,清文渊阁四库写本,卷86第9页。

[41](清)赵翼撰:《陔余丛考》,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本,卷30第23页。

[42](清)袁枚撰:《随园诗话》,清刻本,卷8第2页。(此本作“嘉节号长生”,“生”当为“春”之讹。)

[43](清)翟灏撰:《通俗编》,清乾隆十六年(1751)刻本,卷3(时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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