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楚天舒
1906年诞生的华中师范学院，在民国报刊上被通称为“华中师范”；而对应于1953年复名的华中师范学院，它就只能被叫做“旧华师”了。尽管历史悠久的旧华师在当今名不见经传，但它在我国师范教育上却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上世纪二十年代，旧华师的一位老院长把这所民国前期中国最大和最老的教会师范学校办得卓有成效。
旧华师的这位院长名叫贾溥明（Benjamin Burgoyne Chapman）。
在当时武汉的教会社区里，有一对来自澳大利亚的著名同胞兄弟，分别在教会联盟的协和机构工作。哥哥就是贾溥明，又名贾普萌，循道会教育传教士，在武昌协和师范学校（时校名即为华中师范学院）工作，从教师做到院长；弟弟名叫贾溥泉，循道会医疗传教士，在汉口协和医院工作，从医师做到院长。贾氏兄弟在国内外教会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在近三十年的中国生涯中，贾溥明于1918年至1929年率全家在武昌旧华师工作和生活长达十多年。院长夫人贾丽莎（Elizabeth G. Chapman），也同时在旧华师任教。院长伉俪在中国相知相恋，于1921年结婚安家武昌。贾溥明后来被调往南京金陵大学，抗战时撤迁昆明继续办学。1940年因心脏健康问题，贾院长夫妇返回澳大利亚。
贾溥明原是学生物学和化学的，对自然生态和气候学有专攻。在中国从教期间，贾院长曾发表了“中国气候”和“中国洪水”等有关中国土地使用的论文；贾丽莎也曾以中文发表过“小学学生淘汰问题之调查”有关幼教师范的调查报告。当时的旧华师在贾院长的努力下，农业学科卓有建树，进而使华师成为金陵大学农林学院的官方定点合作伙伴，参与农作物改良计划。
1926年，同时在旧华师任教的蒲洛克（A. Archibald Bullock） 教授在圣公会《宣教精神》5月号上，发表了题为“我们中国教会的一个无声的伙伴”的一篇关于当时华师的文章，从教会联盟的视角，专题评介华中师范农学专业的工作，而其副标题是“华中师范学院为所有教会培训中国基督教的教师”。蒲洛克是长老会的教育传教士，金陵大学师范系和农林系的创始人。为加强教会协和教育机构的师资，蒲教授连同几名资深教师，由贾院长引进华中师范学院，一干就是十年。
旧华师在大东门外市郊，拥有方圆二十五公顷的校园。“紧邻博文中学，近邻圣希理达女校，稍远城内还有文华中学”，蒲洛克写道，“很多年来，只有圣公会与循道会参与了师范学校的工作”，“这两个创始教会已在很长时期里把获得资历的基督教教师安置在他们的全日制学校里，并收到最大的效益。”
后来又有伦敦会等教会加入协和，而其它很多教会也都送年轻人来培训。“华中师范学院是中国最大的教会男子师范学校，…… 对于每个教会，这所学校在特性和本质上的价值都非常高，并能无限地保证这种诚信的服务。”
在贾溥明院长的领导及蒲洛克教授的协助下，旧华师产生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除师范本体外，还设置了作为师范生实习对口的华师附设小学和初级中学。尤其是具备可供125位学生寄宿和学习设施的初中大楼，作为华师在师范教育上的实验和实证的样板。
旧华师所有外国教师必须学会中文，达到能够用中文教学的水准，“因为中文是华师教学使用的唯一语言”。这样，华师的“外国和中国教师一起，组成了专业教育工作者的技术专家团队。” 旧华师课程设置有语言、文学、音乐和历史，还有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专业班子，以及体育运动的比赛项目。
贾院长夫人贾丽莎后来说，贾溥明在武昌华师的十年，是他最接近把自己的才能、学识、经验和信念贡献于国外教育事业的理想的工作之一。“重塑、改革、扩展，使华师在教育质量上满足当地的条件。”
由于当时中国时常发生饥荒的环境，以及贾溥明院长生物、化学和蒲洛克教授师范、农学的出身背景，旧华师确立了以农学专业为师范教育系统性技术培训的主打科系，确定华师的首要任务是满足广大中国农村急需农业专业人才的要求。旧华师以此为办学宗旨，并卓有成效。“华中师范学院已经成为连接偌大的金陵大学农林学院与内陆腹地农业生产者的官方渠道。”
在旧华师校办农场里，学生们种植棉花、小麦、水稻，养殖桑蚕，培养各类树种，开辟果园，向农民社区分发提供优良品种，作为他们努力推广科学种田事业的组成部分。“还有更多的农学项目都正在酝酿和进行之中，” 蒲教授评价说，“这种社会化的效果，对年轻的未来教师的影响，以及对广阔农村土地的经济提升，是怎么夸大都不过分的。”
蒲教授文中附有三幅插图。第一张“农家乐”的照片说明为：“刚刚收到棉花种子礼物的农户 — 直接为改善我国乡村生活做出贡献只是华中师范学院工作的一个方面。” 第三张“种田忙”的照片说明为：“插秧，东方国家最常见的情景 — 但这张图片有一个想象不到的与平常不同的场面：这里的种植者是华师农业专业的一个教师和两个学生。”
有意思的是蒲洛克南京出生武昌长大的次子蒲泰德（Theodore H. Bullock, 昵称Ted）就是在旧华师提供的生活环境中养成了观察收集蜗牛田螺等陆地贝壳软体动物的爱好，以至于最终成为著名的美国无脊椎动物神经行为学家。
泰德还有一个弟弟就在武昌出生。“我童年的最大部分记忆都集中在武昌城郊外的华中师范学院校园的家居和周边的村庄。我们的生活和学习，都深入在与中国孩子玩伴一起的本地化的环境中”，蒲泰德后来回忆道，“我在厨房的杂物角落里和蔓藤覆盖的墙壁上收集淡水和陆生贝壳，并为证明自己的成就，我把收藏品送到上海英租界的博物馆展出。” 旧华师的生活环境，竟然造就了神经行为学的一代国际科学家。
贾院长领导下旧华师的成功，被誉为是教会联盟协和办学的典范。蒲洛克称道，“这绝对是最值得骄傲的事情”！而蒲教授自己也在华师工作期间专注幼儿师范教育的研究，并于1926年出版了用中文撰写的《儿童学实地研究》一书。
在蒲洛克教授的这篇1926年的文章中，还有一张见证华师历史的重要插图特别意味深长，那就是前文华大学而时华中大学的“翟雅各纪念体育馆”大楼及校园之照片。蒲教授对这张照片的说明为：“华中师范学院（Central China Teachers’ College） — 中国最大的教会男子师范学校，也是最老的，且在大约四十万平方英里一亿七千万人口中唯一的。”
华中大学在昙华林的翟雅阁，同时也是华中师范学院在昙华林的翟雅阁，华大校园也同时是华师校园。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华大华师，亦此亦彼。华大，某种程度某个角度就是华师。
实际上，华大在重组后的三十年代，一直是以“华中学院（Central China College）” 而非“华中大学”（Central China University）冠名的。虽在一般媒介（尤其是中文名称）中依然通称“华大”，但在教会史料上大都明确记录为“华院”。或则华中师院（CCTC），或则华中学院（CCC），有师（T）无师（T），皆为华大。
一个既模糊又清皙 的概念。莫名者，其妙也；模棱者，两可也。这似乎解释了在一般史料中为什么旧华师校名在华大成立后并未消失，一直与名义上的华大（华院）长期共存，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但事实上，旧华师花落昙华林委实是昙华一现。华大重组为华院后，它就真正地名存实亡了。而老华院最终以华大的身份存在，直到五十年代初重新还原旧华师的名份。然而后来的新华师至今尚未认祖归宗，我们所谓的旧华师也就算是寿终正寝了。
旧华师名存实亡后，贾溥明老院长于1930年前往南京，在曾为旧华师的专业伙伴的金陵大学农林学院任教。
到了新中国成立八年后的1957年，正值西方对中国封锁时期，怀念中国和武汉的旧华师老院长贾溥明夫妇，从澳大利亚冲破道道阻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香港重返武昌。由于不相信西方对新政府的负面宣传，贾院长要亲眼见识新社会的真实状况。老院长夫妇走访了他们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南京、长沙及北京，贾丽莎的学生、时任江苏省副省长的吴贻芳在南京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老朋友艾黎、爱泼斯坦在北京盛情地欢迎他们。
“然而只有武昌，” 贾夫人在旅行返澳后贾院长所作《重访中国：1957》一书时说，“才是我们的真正的故乡。” “当我们在1957年回到华师时，它仍然是一所培养小学师资的师范学校，但拥有了更多的学生和更多的校舍。同时，一丝古老的气息依旧挥之不去。”
老院长夫妇去看了傅家坡的旧华师，也去看了广埠屯的新华师。他们还在韦卓民家做客聊天。夫妇俩与众多的旧华师的师生们及教友们重逢团聚，贾溥明并应邀在新华师演讲。贾院长讲了两个多小时，向新华师介绍和强调了旧华师当年的办学宗旨和原则。
武汉给老院长夫妇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宏伟的马路，学校，楼房，铁路和大型的基本建设，使得我们非常熟悉的家乡故城难以辨认了”。他们抵达武汉的当天，宏伟的长江大桥合龙。“新的政府正在计划和做着的极大部分事业，都是被我们教徒认为是教会的必要社会工作。”
胞弟贾溥泉医生一直在汉口协和医院工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侵略军遣送上海关押，而日本投降后于1945年返回澳大利亚。贾医生也为胞兄对新中国的见证而欢欣鼓舞，六十年代他公开呼吁所有基督教徒支持新中国。在澳大利亚，由于贾氏兄弟认为新政府正在实现基督教的社会理想，他们被认为是新中国最知情和最真诚的朋友，而同时也被认为是具有左翼倾向的左派人物。
另外，1980年10月，中国改革开放初始，蒲洛克教授的次子蒲泰德率先访问中国，专门到武昌傅家坡旧华师原址寻根。他发现他们的家居住宅成了一所幼儿园，而旧华师大院成了市二师校园。“无数在中国岁月的快乐画面和回忆依然历历在目。它们是否经得起时间过滤？它们是否可被认为是一种习性和倾向 — 比如首先感觉自己是国际公民，其次才是美国公民？” 身为享誉世界的著名无脊椎动物神经行为学家，蒲泰德念念不忘的还是小时候在旧华师校园内外抓捉蜗牛和田螺的往事。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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