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百姓打官司最怕什么？不是败诉，而是赢了官司却拿不回血汗钱！

2023年全国法院受理执行案件超1300万件，执行到位率却仅35%。当胜诉判决书变成一纸空文，当老赖们把法院公告当厕纸，谁来守护我们最后一丝对法治的信仰？

2022年提交审议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本是破解执行难的“尚方宝剑”，却在2024年8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罕见终止。这部酝酿20年的法律为何“胎死腹中”？答案藏在中国司法改革最复杂的博弈里。

咱们先回溯一下强制执行法的历程，看看它是怎么来的。长期以来，中国的民事执行就像打补丁，东一块西一块的，不成个完整样子。1991 年的《民事诉讼法》执行编，统共就只有 24 条规定，可最高法院为了把执行的事儿说明白，发布的司法解释和文件，那都超过 1000 条了，甚至还有 1988 年的“电话答复”这种操作。这就导致执行规则乱得像一团麻，就拿房产拍卖流拍之后来说，法院到底能不能强制管理、收取租金呢？

全国各地的法院做法大不一样，有的法院直接就把房子退回给老赖了，好像在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有的法院倒是想尝试委托第三方去经营，可苦于没有法律依据，只能干着急。

这多让人心寒啊，申请人眼巴巴盼着拿回自己的钱，就这么被搁置了，而这一切，就是因为缺少强制管理制度，而这恰恰是《民事强制执行法》里至关重要的一块内容。

草案搁浅的直接缘由，就是审执分离改革的方向之争，说白了，就是执行权到底该放在哪儿，是继续留在法院，还是划给司法行政机关。

一方面，有“内分派”的主张，意思是在法院内部，把执行裁决权，就像处理执行异议这类事儿的权力，和执行实施权，比如查封财产这些活儿，给分开。

像江苏的法院，就设立了“执行裁判庭”，让专门的审判法官来处理执行纠纷，这样就能避免执行员既当“运动员”，忙着去执行，又当“裁判员”，处理自己执行过程中的争议，防止权力滥用，这确实是个挺合理的尝试。

可另一方面，还有“外分派”的声音，觉得得把执行实施权彻底剥离出去，交给司法部或者公安系统，让法院就只管裁决权。

这种模式是参考了瑞典等国家的做法，理论上听起来不错，能减少地方的干预，可真要这么干，新问题就冒出来了，权力交接得花多大成本啊，而且以后各个部门之间协调起来，效率不得大打折扣？

这场争论，本质上就是司法改革在深水区的试探。2016 年搞的“基本解决执行难”行动里，法院通过网络查控系统，那可是冻结了老赖账户 1.3 亿个，成绩斐然，可即便如此，还是有 44.99%的案件，因为“无财产可执行”，只能被迫终本。这时候要是把执行权往外分，怎么保证新接手的机构有那个技术能力，能像法院一样雷厉风行地执行呢？

立法者实在难以决断，没办法，只能先等着中央的顶层设计，期望能有个清晰的方向。

同时，草案本身也有一堆技术性的争议。

例如强制管理和司法拍卖这对矛盾。草案规定，对那些没办法拍卖的不动产，可以搞强制管理。

可实际操作起来，哪有那么容易？就拿农村的自建房来说，这可能涉及集体土地权属的问题，本来就够复杂了，再加上还有承租人站出来抗辩，简直是一团乱麻。要是管理人没经验，把资产经营得贬值了，这责任该谁来扛？这就像个烫手山芋，扔出去怕砸着人，拿在手里又烫手。

例如间接执行措施的边界问题。就像“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这一招，本意是给老赖施压，让他们赶紧还钱，可没想到，2023 年某地法院这么干的时候，被家长投诉了，说这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结果法院只能灰溜溜地撤回决定。

还有终本制度，这也有滥用的风险。目前大概 45%的执行案件是以终本结案的，这里面可就有猫腻了。有些法院，为了追求那个结案率好看，对明明有财产线索的案件，也草率地就给终本了。草案虽说要求“定期查询财产”，可怎么监督执行法官是不是真的上心、主动去查呢？这要是不解决，申请人的权益啥时候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虽说《民事强制执行法》暂时被搁置了，可老赖们千万别得意忘形。2024 年，最高法院已经在推动“交叉执行”试点了，把那些疑难案件移交到异地法院去办理，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的壁垒，让执行更公正、更有力。还允许检察院对消极执行行为发起监督，这就是给执行上了双保险。

在技术层面，区块链存证、大数据追踪等高科技手段也纷纷登场，一点点压缩老赖的逃债空间。

历史早就无数次证明，任何妄图挑战法律底线、欠债不还的行为，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制裁，必将被时代的车轮无情地碾碎。

老赖们，与其整天提心吊胆、东躲西藏，抱着那点侥幸心理，不如趁早认清现实，履行判决。否则，等待你们的，绝不是法律的“网开一面”，而是更加严厉的信用惩戒，让你们在社会上寸步难行；是刑事追责，把你们送进该去的地方；甚至还可能给下一代留下难以磨灭的人生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