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后期的中央政局，虽然并未再如同元中期那般因元朝诸王、贵族成员觊觎皇权而引发激烈的皇权争斗，造成皇位频繁更迭、朝政混乱的局面。然而元朝前中期政治、社会与经济等诸多层面存在的各种矛盾，成为了元后期顺帝君臣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因新的“权臣”政治的出现，所形成的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成为元后期顺帝选择宰执群体以及执政方略时需要着重考量的因素。

元中期元朝处于统治阶层之间的内部斗争之中。随着不同背景的君主继位，元廷的执政群体与执政模式也不断发生转变，秉承不同执政理念的皇帝交替继位，不可避免的会引发中央施政方针与财政政策的转变。

然而在元廷所推行的各项制度大幅度转向汉制的过程中，元朝诸王、贵族基本不可能再以草原旧俗，去驾驭如此庞大、复杂的政治机器，以及元朝所辖疆域统治下的各族人民。

此外，元中后期的权臣林立，甚至出现了燕铁木儿与伯颜等，元朝朝堂上前所未有的权臣，此现象是元初世祖强化中央集权、完善中央官僚体制以及元朝前中期统治基础逐渐被削弱、铲除的综合结果。而此种形式的转变，同时也影响着中央的财权分配与财政事务的决策与运行模式。

有关元代时期的中央官僚系统与元朝诸王、贵族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傅海波与崔瑞德认为“元朝统治的前、中期，元朝诸王、贵族等群体，在一定程度可以说是和君主（大汗）分享着国家的权力。

然而随着元中期，元朝统治集团内部之间频繁爆发皇位争夺，致使帝位频繁更迭，严重削弱了蒙古草原势力与元朝的统治基础。而随着官僚体系完善及其势力的不断发展，在元朝诸王、贵族的势力削弱后顺势崛起，成为元朝维系其统治不可或缺的力量。

尤其是在两都之战中，大都方面的胜利便是重要的佐证。于此之外，取得官僚体系势力支持的权臣与君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大幅度的调整。”然而有学者认为上述对元中期元朝政局转变的认知过于片面化，其认为在元朝统治之下，本土官僚则处于失势的一方，因“元朝是属于通过大规模的军事征服战争占领了广袤的疆域，而其为了迅速恢复占领区域的经济发展，蒙古政权以中原政权的模式为蓝本，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王朝政权。

而随着元朝政治体制的建构（即官僚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大批的本土精英群体被吸纳到元朝的决策体系之内。然而本土精英大多凭借着其自身的某种行政才能，才逐渐被元朝所吸纳。但是本土精英（本土官员）与蒙古异密的关系，因二者之间因为文化特征与身份属性的差异，而致使不断发生激烈的摩擦与冲突。然而在二者的冲突之中，本土精英群体则明显处于失势的一方。”

随着元初忽必烈以“外汉内蒙”为核心，构建了元朝由中央到地方的各项行政建制，中原汉制与蒙古草原旧俗之间发生冲突便是必然的结果，而党派之争也是随之引发。色目官员群体与汉人官员群体作为蒙元贵族的附庸，成为元朝的代言人。

为了支持或反对权臣，在官僚体系中亦是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同时也会根据元朝诸王、贵族，以及色目人群体的汉化程度不同，会发生本土官员与诸王、贵族以及色目官员之间出现经常性或暂时性的联盟。

因为官僚体系的逐渐完善以及权臣的兴起，加剧了元中期政治紊乱、帝位更迭频繁，以及国家政令方针的不断摇摆，由此也逐渐削弱了皇权。时至元中期，虽然拥有汉地与草原教育背景的皇帝交替继位，但并没有推动元朝的“外汉内蒙”核心体制发生根本转变，国家体制也没有发生变化。

即使是有仁宗、英宗以及文宗等君主推行“儒化”改革，但其所施行的各项举措，也不过是为元朝的社会、政治等结构，增加一点汉化的表象罢了。本土官员、民众与元朝诸王、贵族以及色目人群体之间的分歧，仍然没有找到较为合适的解决方案，元中期的皇位频繁更迭，留给顺帝君臣的是一个社会秩序混乱，政局变动频繁，皇权遭到严重削弱的政局现状。

蒙古人、其他外族人与汉人之间的文化、社会关系等等，曾经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差距，此时也随着各民族的不断融合，而变得十分模糊。脱脱也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的大背景下，开启了对元代财政体制及其运行模式的改革。元朝在宁宗逝世后的七个月后，燕铁木儿与文宗后卜答失里之间因皇位继承人的选人问题而争执不下，卜答失里得到伯颜的支持，以妥懽帖睦尔（顺帝）继位。

顺帝继位之初，朝政仍由燕铁木儿把持。“国事皆决于燕铁木儿，奏文宗后而行之。”元统元年（1333），伯颜因镇压唐其势及其党羽的武装叛乱后，而逐渐专擅朝政。在（后）至

元元年（1335），顺帝尊伯颜为太师、中书右丞相，封秦王，执掌朝政。此外，伯颜便指使其党羽上书惠宗，让其退居幕后，由伯颜出面处理政务，来“担负恶名”，顺帝由此信之。故而，元廷之朝政，皆为伯颜所掌控。元廷官员的铨选、升迁降黜等事宜，以及中央的财政事务决策与运行，皆由伯颜负责管辖。

此外，“诸卫精兵收为己（伯颜）用，府库钱帛听其出纳。”由此可见其权势。伯颜此时集元廷的军、政、财权于一身。伯颜排斥汉法，废除科举制，抵制汉法。伯颜地位显赫，所属官衔公计两百四十六字达有元一代之最。

（后）至元六年（1341）二月，在脱脱与世杰班、阿鲁等人的合谋之下，奉顺帝草诏，驱逐伯颜。而后改由脱脱主政，“天子图治之意甚切”。至正元年（1341），脱脱又拜右丞相，并颁布一系列新政，以求更改中外之弊政，“中外翕然，称贤相焉。”

随着伯颜被驱逐出朝，脱脱逐渐活跃于元后期的政治中心。顺帝君臣为了解决自元中期遗留下来的各种难题，以维持元朝的统治。脱脱在顺帝支持下，对元朝的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即“至正更化”。

脱脱主政时期，极力主张采取加强中央集权模式，由中央来占据绝大多数财权，以及承担更多的国家财政事务的运行，并施行了一系列收财权于中央的举措。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分配中，由中央政府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由中央政府承担相对较多的公共事务建设以及经费支出，并以此来加强中央政府的号召力。

而以别儿怯不花为首的脱脱的敌对势力，却主张给予地方一定财政自主权，以此来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灵活性，进而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之所以形成宰执群体之间，不同的财政政策与执政方针，只有梳理清楚宰执群体政治行为背后的逻辑，才能了解元廷不同财政举措施行的原因。

在脱脱的两次主政时期，元廷面临着一系列统治危机，其施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财权的举措，又以中央政府来承担较多的社会公共建设，希望以此来提升元朝的号召力。于此之外，脱脱又十分注重缓解统治阶层内部，以及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矛盾，以维系元朝的统治。

脱脱在集中财权于中央的同时，并注重以中央政府主动承担较多的公共事务建设，来缓解地方政府的压力，以实现元朝更好地履行政府职能。虽然其中有部分过于激进的举措，但对于元后期政局动荡，社会矛盾尖锐的环境来说，加强中央集权则有利于提升政府的号召力与公信力，以摆脱各种统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