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的生日，想起母亲已不再悲伤

我父亲2022年6月10日去世，享年96岁；我母亲2023年元月4日去世，享年90岁。别人说，像你父母这样双双高龄的并不多！是这样的。父母在世时，他们的许多同学、同事、朋友先他们而去，汉正街久康里的许多街坊也先他们而去，他们回忆往事时，眼光很空灵，那是种什么感觉？我不知道。

父母亲也算赶上了“汽车轮上的中国”的一代老人（起码在城市是这样），他们轮流坐我们姊妹三个的小车去吃饭、郊游、兜风甚至开会，父亲在车上的“革命传统教育”开始变了画风，对我的是“你妈妈生你不容易！”我妈生我时在汉正街砖瓦巷一间房管所的出租屋里，屋顶有一个角漏出天空，2月2日，有雪花飘进来，于是我着了凉，月子里开始抢救，下半身全是冰的。父亲说：“四医院（武汉市普爱医院）的一个日本医生说，我打一针，过来就过来了，不过来就算了，也别怪我！”我是被日本人一针打过来的。父亲基本不说那天母亲怎样？母亲也基本不说她那天冷不冷，他们只会说我们的事，永远这样！

父母亲养我们三姊妹经历的艰难困苦永远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去年元月4日母亲去世时我在悼词里写道：“母亲是家中最小的独女，一个在南方城市长大的的小女子成人后怎么会那么执拗，那么倔强、那么‘说到做到’？母亲的‘说到做到’主要体现在父亲身上。父亲解放前是中共城工部地下人员，‘三反’‘五反’后自己也成了‘运动员’，一路滑坡去当了工人，母亲也跟着从硚口区团区委的组织干事一路滑坡至崇仁菜场的营业员。‘文革’开始后，父亲滑到谷底被关了八年，不管组织同事和亲属如何劝导，她就是不与父亲离婚，不管他是不是‘反革命’，她就是‘一条道走到黑’！在父亲被停发工资时，她卖掉手表等物件，倾其所有，不让我们受饥寒之苦。她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将我们拥于温暖的怀抱，不让我们看到世态炎凉。”

不知道别人的父母去世后是否也这样让后人的思念挥之不去，我在想，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活得太长，我们一起生活得太久了，所以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读小学四年级，父亲受到冲击，我们家被抄，来的人都是父亲单位的人，要搜查国民党的特务电台和枪支。父亲一直说他是共产党的人，怎么一下变成了国民党反革命？我被这个变故吓糊涂了！我依稀记得母亲那时在众街坊围观下一刻也没离开屋里的来人，紧紧贴在他们身边转悠，我则被吓得跑到江汉桥上转悠到半夜不敢回家。记得母亲事后说，她之所以不离开现场，是怕来人们丢出一把枪“栽桩”。所以我在母亲逝世后的悼词中说：“我们的母亲曾是家中的最小的独女，她长得非常漂亮，从小受到爱慕者的追捧。在那艰辛的至暗岁月，你怎么变得如此强大？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亲爱的母亲！”

现在我的小外孙读光谷二小，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重点小学，也是四年级。每天放学时，校门口有家长、老师、保安、家校联盟志愿者和全副武装的骑警几层保护圈恭迎他们。除了我的小外孙，我们还接有小区的另一名孩子，每当他们俩从人堆里挤出来时，我总是要摸一摸两颗小脑袋，总要摸一摸才踏实。每天的这项工作令我很感慨，感慨他们的幸福、他们所得到的这种毫发不侵的护爱。我现在深深感到我们的下一代就应该这样被富养，被有尊严地富养，哪怕可能有副作用也在所不辞！

我是追着女儿的身后到光谷开发区生活的。我总是见到楼栋里那些同乘电梯的年轻的爸妈们脸上总是挂满着自信甚至有点高傲，不像我们那时那样，很萎缩，很小心翼翼。我的那个女婿在光谷高科技公司工作，他们买的日韩的设备，有很多日、韩的工程师工作了四、五年就回家去，因为中国人也成了工程师，那些日、韩不走也没了价值。我们小时候在汉口的中山大道见到个外国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地看稀奇，现在我们的下一辈不仅视外国人稀松平常，甚至有“请出”的举动，这就是时代的变迁，与我和小外孙身上那种“四年级际遇”的变迁是一样的！

今年过年，他们两个小家庭的两对夫妇请我们吃饭，我们像外国人的社交场合那样干杯时我说：“你们尽管放心地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今天还能做这种奉献感到荣幸。”我说的是实话。美国有个硅谷，我们有个光谷，世界上还有几个“谷”我不知道。我们占住了其中的一个“谷”，我们的孩子们就是世界的！

小时候我有次在汉水里游泳，脚底板被轧进两个玻璃碎片，几天后才感觉不能走路。在普爱医院里，那医生就在换药室里一张检查床上给我打麻药、用手术钳往外拔，我母亲当时被吓晕了过去，被扶到外面椅子上才缓过来。这是我记忆中她不多的害怕的状态。

父母的晚年过得很平静、很幸福、很惬意，这与母亲在父亲遭难时“一条道走到黑”有极大关系，如果当初母亲坚持不住，两个人分离开了，哪怕“文革”结束后破镜重圆也不会有这么完美。而在他们的同辈中，当年这样的家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政治悲剧。

一个人活到90多岁很漫长，特别像我父母那样，因为政治的原因而经历各种艰难困苦，岁月的年轮就显得更为漫长。现在的人们在生活中尽管也会遇上各种困难和不测，但是，在一个正常的、现代的，讲求文明和法治的社会生活中，很多困难和不测还是可期的，即使触犯了刑律也是可期的。在当年的政治运动中，人的命运很多是不可预测和期待的，一个人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就是一辈子的事，连子女的命运也不可期待。我母亲在这种不可期待的日子中坚持“一条道走到黑”，这种行为的力量用道德、情感和家庭都不足以解释，我的解释：是她的一股与生俱来的伟大母性的力量，一种下意识的本性的力量！我们如果有她这样的际遇，可以像她这样做到吗？幸运的是，我们不用经受她这样的“考验”。

今天是我的生日，想起母亲，我已再不悲伤，心中充盈着幸福感。因为母亲给我的是我自己塑造的经历，我的经历没有辱没母亲对我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