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首任校长•重庆谈判国民党首席代表——湖北人王世杰

王世杰，字雪艇，一八九一年三月十日生于湖北省崇阳县白霓回头岭，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于台北市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王十一岁考人武昌南路高等小学堂，后就读于湖北优级师范及天津北洋大学。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辍学南归，参加武昌起义。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零年赴欧留学，获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及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返国后任教北京大学，与友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一九二七年出任法制局局长兼海牙国际法庭仲裁员，同年并任首届立法委员及湖北省教育厅长，一九二九年出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历时三年于武昌珞珈山建立新校园。一九三三年出任教育部长，一九三七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八年抗战期间，除一直任参政会主席和参事室主任两外，曾两度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任外交部长。王对古字画有研究和造诣，一九四九年迁居台湾后主编《故宫书画三百种》、《艺苑遗珍》、《故宫书画录》等。其主要著作有《比较宪法》、《宪法原理》及《王世杰先生论著选集》等。

王以学者身份从政，参与国民政府中枢决策，在长达60年的职业生涯中，参与了20世纪中国许多重大事件，其中一些活动对近现代中国的教育、政治、外交、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关系等，产生过重大影响。

1912年，参加辛亥革命留影

湖北省崇阳县白霓回头岭王世杰故居（上、下）

创建武汉大学

民国初期是一个多事之秋，但王世杰却在这个时期做了许多关乎他人生的大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创办了“一所有崇高理想的大学”一一国立武汉大学(以下简称“武大”)。

作为一名教育家，王世杰的一生都与武大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的基础上，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在选拔校长的时候，国民党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树杞(时任武大代理校长)推荐李四光担任，但是他婉言谢绝了。最后，南京国民政府经过全面慎重地考虑，安排了从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的王世杰来担任武大的校长，38岁的王世杰只身乘船从南京来到武昌，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

1929年5月22日，王世杰在该校老校区东厂口(现阅马场东边)发表了就职演讲，他说:“武汉大学要么不办，要办就办一所有崇高理想，具有一流水准的大学。因为，武汉地处九省通衢，如同美国的芝加哥，应当办一所有六个学院一一文、法、理、工、农、医，规模宏大的大学，到时候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再继续增设其他学院，计划十年以后，学生的人数达到万人。”为了实现这个宏大的理想，他提出了五个必须满足的条件，即“宽广的校园”“先进的设备”“充足的经费”“优秀的教师”和“严明的纪律”。

然而，东厂口面积仅有40余亩，这显然无法满足创办一所规模可达万人、一流水准大学的条件。王世杰与李四光经过多次勘察，最后决定在珞珈山一带建设新的校区。8月15日，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委员兼代理省主席方本仁发布公告，对武大征收的土地明确了范围:东以东湖滨为界，西以茶叶港为界，北以郭郑湖为界，南面自东湖滨至茶叶港桥头上，总面积3063.9亩。

1928年的武汉大学武昌东厂口老校址校门

1913年，北洋政府在武昌阅马场（东厂口）方言学堂旧址建立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为武大前身。图为该校全景

武大新校舍设计平面图

力排阻挠筑“大学路”

新规划的武大校区在街口头往北大约两公里的珞珈山，而这两公里的距离是没有马路的。因此，修建一条从街口头通往珞珈山的新马路成了“当务之急”。

为了修建这条马路，王世杰令叶雅各(“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等人与国民党湖北省民政厅、建设厅和教育厅三方联合进行了考察，确定了从街口头经刘家湾、明家湾、杨家湾、陈家湾到达学校的修路方案。1929年10月14日，武昌市工程处通过招标，确定协和公司中标，造价6010.8银元。湖北省建设厅承担三分之一的费用，剩下的三分之二则由武大承担。然而，事情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正当修路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中间却发生了迁坟风波，修路工作因此一度停了下来。3000余亩的校区内，有不少的坟墓需要迁移，这就触动了各坟主的利益。1929年10月，不少坟主给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去函，要求暂缓开发珞珈山。11月，以陈云五为代表的居民再次去信省政府，言辞非常激烈甚至诬蔑王世杰“虚糜国帑”，明确要求“另择校址”，并列出了王世杰在此建校的八条“罪状”。

面对陈云五等人的阻挠，王世杰据理力争。在给国民党省政府的公函中驳斥了陈云五等人的所谓八条“罪状”。同时，他主持召开了学校大会，讨论解决的办法，最后以全体教职员工的名义，写信给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教育部部长蒋梦麟，要求依初创规划中的武大校园法严惩豪绅陈云五，以维护教育。收到王世杰的来信，经过磋商，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1月18日给湖北省政府发布训令:要求湖北省政府“剀切晓谕，勿任阻挠”。至此，迁坟风波平息。之后，修路得以继续进行。1930年1月，修路完工。王世杰命名该路为“大学路”。

1929-1933年王世杰在武大任校长留影

时任武大建筑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李四光

1934年武大大门石牌楼

奔波呼吁筹款建校

依据学校的建设规划，建筑筹备委员会预算了建设学校需要建筑经费100万银元，设备经费50万银元，共计150万银元。为了筹到这笔经费，王世杰几经周折，奔走忙碌。学校在开办初期，国民党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张难先首先拨付了20万银元，但资金缺口太大。经过王世杰的努力，1929年10月，终于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一个方案，决定拨给学校建设费150万银元。中央与省政府各出一半，即各筹款75万银元。为了尽快地筹到这笔钱，王世杰亲赴上海去见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请他照案拨款。好不容易见到宋子文，王世杰却只得到了一句冷漠的回答:“目前中央方面，一个钱都没有。”虽然困难重重，但王世杰没有放弃，他再度奔赴南京，求见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闿(湖南人)，向他说明:学校将来对湖南子弟有巨大的影响，而现在筹款却非常困难。谭延闿听后，热忱地对王世杰说:“你放心，此事全部交给我办好了。”果然，不久后，宋子文即答应每月筹款5万银元，分15个月付清。至此，解决了75万银元经费的难题。王世杰返回武昌后，又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筹集另一半的费用。他首先去见何成濬(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武汉行营主任)。见面后，他坚定地对何成濬说:“我是一介书生，本无勇气来创办这所规模宏大的大学。如果一定要我办的话，省政府方面，必须遵案筹款，一文钱都不可少，一天也不可拖延。” 何成濬听了，很痛快，立刻找来财政厅厅长童贯时，吩咐按月支付5万银元给学校。何成濬对财政厅长说:“无论省政府经费如何困难，此款必须优先筹措。”此款75万银元也是分15个月拨付。何成对学校建设的热心让王世杰感激不尽。

经费到位后，怎么规划设计校园成为王世杰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为此，他派叶雅各代表学校专程赴上海寻找设计人员。经人介绍，叶雅各找到了当时在上海的美国建筑师开尔斯。开尔斯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建筑专业，对中国建筑颇有研究。经过交谈，开尔斯非常乐意办理此事。由于开尔斯当时已年逾花甲，细心的王世杰特批让叶雅各花费500元，租用一架飞机将开尔斯接到武汉查看校园新址。经过实地查看，开尔斯对珞珈山地形极为赞赏，并亲自负责建筑设计工作。整个工程从1930年开始建造到1937年完工，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王世杰负责1933年以前第一个阶段的建设，也称为第一期工程。其中包括文学院、理学院、男生宿舍、学生餐厅及俱乐部、珞珈山一区18栋等。经过两年的努力，一所坐拥珞珈山，环绕东湖水的武大终于诞生。

1933年5月1日，王世杰离开了武大，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星拱继任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在离校的讲话中表达了依依不舍之情:“无论现在或将来-..-本校今后如果遇有任何艰难困苦，我认为是离校者与在校同仁应当共同承担的责任。祝武汉大学前途无量!”

尽管已经离开了武大，但1939年3月2日，王世杰还建议王星拱校长加强对校纪校风的整顿。5月15日，王世杰又致电王星拱，要他给予各院长及教务长更多的信任，努力改进学校的工作。在岁月更迭中，珞珈山始终萦绕在王世杰的心中，挥之不去。

1937年完工后的武大校舍全貌

1937年建成的武大校舍设施

魂牵梦绕东湖情长

在台湾，王世杰刻有一方名为“东湖长”的图章，这个带着鲜明的武大印记的图章，时常印在他所收藏的珍贵字画上。此外，他生前还明确表示，要将自己珍藏的70余件名人字画捐赠给武大。

王世杰在临终前留下遗嘱，效仿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墓碑上只刻写“弗吉尼亚大学创办者”的先例，要求在他的墓碑上只刻写“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之墓”。王世杰长期身居高位，然而，他最看重的还是出任武大校长的经历。可见，武大在他心中的分量与地位。

1981年4月21日，王世杰在台北市逝世，享年90岁。2003年，在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王世杰的塑像在樱顶揭幕。在那高大的银杏树下，王世杰就这样静静地注视着他魂牵梦绕的武大，倾听着他念念不忘的东湖涛声.....。

武汉大学樱顶的王世杰塑像

1929年的武大校刊

1932年底胡适造访武汉大学，与校长王世杰、武大部分教职员在听松庐大门口合影

1933-1936年任教育部长留影

重庆谈判国民党首席代表

抗战胜利了，战后中国能否实现真正的和平，一直是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抗战以来，美国基于其在远东的利益，也在不断地调整对华政策。美国在华最高长官史迪威将军和高斯大使也多次要求罗斯福总统致函蒋介石，就向中共控制地区派遣美军观察组的事与之交涉。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明确表示出对国共关系的关切，一再提出美军观察组的问题。7月22日，美军观察组一行9人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的带领下，由重庆飞往延安。自此，中共与美国官方有了准正式的外交接触。观察组基于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给华盛顿发去许多报告，其主要内容是，美国应该全面支持国共两党，而不是片面地支持国民党，这样就有可能促使国民党实行改革，实现国共合作，以推动中国政治向着组成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这些报告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在美国产生出“激动人心的影响”。美国朝野无不反对中国内战，美国政府从维护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力主调停国共两党的冲突，以共同一致地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

11月7日，继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飞往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会谈，力促国共军事力量的统一。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三次电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谈判，8月28日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中央驻地延安乘专机赴重庆，重庆谈判开始。

毛泽东、周恩来在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下飞抵重庆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国民政府代表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四人，共产党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两人，王多次参于国共两党谈判协商工作。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曾单独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国事商谈。王世杰一生身为国民党要员，既效忠国民党，又与共产党关系甚密。他一生所发表的所有文章，从未使用过“共匪”字样。早在1943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规定大小官员都要写一篇“读后感”，当时，王世杰安排一位参事代写，因文章中有不少诽谤共产党的语句，王世杰看后，态度十分坚决地予以否定。并自己亲书“君子不念旧恶”六个字交给了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