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楚天舒
1939年2月21日美国《纽约时报》以“失踪的美国人在重庆安全现身”为题，报道了武昌华中学院在战乱中失联数月的一位年轻教师人身平安的消息：“中国，重庆，2月20日 — 约翰·福斯特，在山西战区失踪已久的二十七岁的武昌的教会学校华中学院美国教授，今天在重庆现身。他对自己‘被失踪’毫不知情并感到惊讶。”并载：“在山西数月后归来的福斯特说，在当地战事中日本侵略军毫无进展。”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位福斯特（John Burt Foster）老师，就是活跃在武汉抗战期间，与汉口圣公会吴德施主教女儿吴福兰吴丽莎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致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致敬信的法约翰，又名富师德。1934年二十三岁的他作为非教派教育传教士由圣公会聘用，签订五年合约从美来华在武昌华中学院任教。
华中学院（Central China College），就是原于1924年由教会协和在花园山试办三年的华中大学（Central China University），停办后再由教会协和于1929年重建改制而为华中学院。原华中大学校长孟良佐（Alfred A. Gilman）正式宣布放弃大学名头，改称学院，并由韦卓民出任华中学院第一任院长。虽中文校名称仍然通称“华中大学”（CCU），但在教会史记录上一直以“华中学院”（CCC）为官方名称，并从此与教会协和同时关停并转位于傅家坡的旧“华中师范学院”（Central China Teacher’s College，CCTC）两院同址长期并存。
新中国成立初始，以“华中大学”名义，与他校于花园山原址重组，复名为华中师范学院（Central China Teacher’s College），旋迁广埠屯，后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关于华师、华院和华大的校史渊源，详见本公众号《华师校史考》与《旧华师的一位老院长》两文。）
年轻的法老师在华中学院教授英文，因生动讲评雪莱和拜伦而深为学生所爱戴。而令法约翰更引以为荣的是，在他的英国文学班上产生了三十年代武汉学生运动的领袖。
原来法老师很早就对中国深感兴趣。在来华旅途中，专门携带了两本关于中国的书籍航海阅读，其中一本就是苏联作家亚洪托夫的《中华苏维埃》，介绍中国苏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及红军反围剿斗争。该书乃1934年以英文出版，作者曾于当年曾题赠一本予宋庆龄先生。尚未踏上中国的土地，法约翰就已对苏区和红军非常向往。再后来在华中学院，法约翰了解了红军长征的事件。
三年后，抗战爆发，武汉成为战时首都。法老师回忆道，由于他当时不相信蒋介石的抵抗战略和能力，所以并不像其它传教士那样迷信和乐观，直到有一天在吴德施主教家中，遇到了经历了山西前线战事的史沫特莱和斯特朗。“我坐在她们旁边。这是中国的一个全新的世界，传教士们从来没有谈论过。我完全被迷住了。” 年轻的法约翰惊喜地发现，山西的八路军，就是他所崇敬的当年苏区神奇的红军！他与史斯两位大姐迅速成为朋友，隔三差五就去吴主教家点卯。
当史沫特莱为支援八路军组织“西北游击队后援会”时，法老师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坚成员积极分子。1938年2月，值华中学院尚在寒假期间，他与吴主教长女吴福兰、波兰记者苏斯及另外两位圣公会朋友一起，代表后援会奔赴山西前线，向时驻洪洞的八路军总部运送急需的医疗及服装等物资。
“他们欢迎我们，就像接待国王和王后一样”，回忆当年的情形，法老师感慨不已。在八路军总部驻地，英文的“欢迎好朋友！”的横幅高挂，干部战士和群众热情夹道欢迎。五天里，法约翰见到了朱德总司令，他的妻子康克清先生和其余八路军高级将领，并参观了边区军民的生活、生产和战斗活动。
由于华中学院新学期开学在即，法老师没有随苏斯等人转赴延安，带着遗憾迅速返汉，回到学校上课。在课堂上，他向学生们介绍了他去八路军西北抗战前线的经历，这竟使他成为学生们心目中的英雄！一位在任的中国老教授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法先生，我想告诉你我非常感激你所做的一切：你到访了我们人民军队的总部！”
然而武汉形势开始紧张，华中学院决定西迁。韦卓民校长带领师生于1938年7月先至广西，又于次年2月再至云南，在大理喜州安顿下来。而法约翰则奉命留守武汉。他不甘于在中国全民抗战中无所事事，所以更加积极热情地参与西北游击队后援会和中国并国际红十字会的救亡工作之中。
于是，这就发生了武昌华中学院法约翰老师“失联”的事件。
那是在1938年9月，曾于年初走访了山西辽县（后左权县）八路军战区的美军观察员卡尔逊，为在当地设立一个一二九师战地医院，与史沫特莱等志同道合的朋友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在武汉筹集了两大卡车一百三十箱的医疗器械及药品，正欲物色一个合适可靠的运送人员，经由史沫特莱推荐，很自然地选中了已有后援经验的法约翰。“医院将设在太行山区，” 卡尔逊告诉他，并写了一张致敬卡片让他交给左权参谋长：“谨为能够取得胜利的唯一的中国军队”。
尽管法老师并不是头一回去八路军总部，史沫特莱还是为法约翰以西北游击队后援会的名义写了一封介绍信 —
“亲爱的朱德和彭德怀同志：
现对你们介绍我西北游击队后援会约翰·福斯特，前来送交所能对山西的伤员和平民援助的物资。他是中国和八路军的一个忠诚朋友。自从上次2月到访八路军总部返回，他为争取对八路军的支持和理解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将作为辽县医院的行政经理，可望成为当地八路军与外国援助之间的联系纽带。
向你们全体致以爱与同志的敬礼！
诚挚的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法老师向圣公会新任主教孟良佐请假，比较保守的孟主教未予批准且予警告，而其余留守人员却大力支持。当吴主教任职期满携家离汉后，中立的孟主教为与“红色”保持距离，决定所有左翼人士全部离开汉口圣公会大院，包括借宿于原吴主教的家宅的所有人员。然而下定决心为抗战工作的法约翰却毅然决然，坚持接受了山西前线运送物资的任务。
法老师带领十三辆牛车出发，过黄河后转以五十一匹骡驮行进，历尽艰难险阻，一百三十箱医疗器械药品抵达山西屯留八路军总部。他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八路军官兵们亲切地称他为“法同志”。为等待曾与白求恩一起在山西五台县一二零师战地医院工作的加拿大医生包志德（Richard F. Brown，国人又称饶大夫），法同志在总部逗留了一个多月，走访边区各地，用汉腔国语与军民交谈。因法约翰超人的记路识途能力，人们夸奖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游击队员。
失联一个多月，汉口圣公会孟主教报告，法老师在中国的大西北失踪了。
1938年年11月饶大夫带着筹集到的药品和经费，与法老师在八路军总部会合。当即他们运送医药来到辽县，使用在当时战乱中被迫停业的基督教友爱会医院旧舍，在留守的一位护士和几位传教士的协助下，开办起一二九师战地医院。
法约翰负责全部行政管理，并经常作为医生护士的助理。“我从来没有医务经验，但在危急中你发现你能够做你以前所不知晓的多种事情。” 法老师记得有很多冻伤的战士送到医院，不得不被切割掉他们坏死的脚趾，而自己则端着盆子接住截下来的一个又一个趾头。
当年圣诞节前夜，法老师收到一份珍贵的礼物 — 一套崭新的蓝色卡其布的八路军军装包括军大衣！圣诞节那天，法约翰穿着新军服，英姿勃发。
就这样，法老师随饶大夫在山西辽县八路军战地医院工作了三月之久。后来，日本侵略军进攻在即，医院被迫停业。1939年1月底，法约翰和饶大夫包志德回到八路军总部。法老师向彭德怀副总司令要求留晋随军，但因随时随地的生命危险而被谢绝。法老师只得离开山西，经过西安和成都，辗转到达重庆。
于是，就这样在山西战区失踪近半年的年轻美国教师，在重庆平安现身了。
时重庆美使馆也向国内报告：“一位在晋东南辽县度过五个月的美国人，最近路过重庆向《纽约时报》当地记者介绍了他的经历。” 报告说，这个美国人确认了八路军正在竭尽全力实现统一战线，期望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军。
法老师经贵阳和昆明抵大理喜州，离校半年后回到华中学院，继续任教一年，完成了他与圣公会的五年合约。法约翰对在八路军战地医院的半年经历充满成就感，而华中学院的教师学生们也对他非常钦佩。
为实现直接参加抗战的愿望，法老师任职期满就离开了华中学院，先后投身于“中国工业合作社”（云贵）和“保卫中国同盟”（重庆）等抗战工作中。他知道，无论是在工合还是在保盟，自己的工作都是在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在重庆，因为在西北边区的抗战经历，法约翰成为美使馆新闻处官员。
日本投降后，他于1945年同年作为美武汉新闻处官员返汉，并探访了尚未从后方迁回的华中学院。六个月后，又调到美北京新闻处工作。1947年，法老师被美新闻处解雇，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
七十年代前期，中美关系刚刚开始解冻，经过多方面多角度努力尝试，法老师终于争取到访华的机会。1974年，法约翰重返中国。他与所属文化教育访华团到访了广州、北京、和南京，参观了学校、医院和工厂。“当年在边区，我看到了解放了的人们在做什么以及怎样做，曾好奇地设想如果全国一体了，情形还会同样吗？这次我看到，他们做到了。”
在北京，法老师要求会见他在重庆“保盟”的同事廖梦醒（廖仲恺与何香凝先生之女），廖女士闻讯马上亲自来到宾馆看望法约翰，并共进午餐。最使法约翰激动不已的是，在他的要求下，代表团在南京现场观摩了前身为他所服务过的八路军的人民解放军的炮兵部队演练，而官兵们邀请他讲述他与八路军的抗战故事。
“我感到特别的快乐！” 法老师回忆道，“这次的亲历彻底地征服了我，我完全忘记了我还是一个传教士！” 法约翰唯一的遗憾，是这个访华团没有安排武汉的行程。
在美国，法老师一家一直在明尼苏达州生活和工作，先后在曼卡托州立师范学院和曼卡托州立大学英语言文学系任教。八十年代法约翰作为外国专家再次来华，应聘于1980年至1984年在上海师范学院工作。
华中学院的法约翰，法老师富师德，生于1911年3月8日，卒于1997年7月25日，终年86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
附记：法约翰的长子，幼年曾在中国生活两年的小法约翰（John Burt Foster Jr.）是当今世界著名比较文学家，其对俄国文学、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卓有成就，论著有《跨越国界的托尔斯泰》和《纳博科夫的记忆艺术与欧洲现代主义》等。
余本文学出身，尤喜十九世纪俄法英文学，对苏卫国战争文学作品亦情有独钟，曾在八十年代前期于任教学校讲座评介。读研时即以比较文学为课题，探讨当时我国文学思潮与西方现代文学流派的平行关系，如朦胧诗与意象派的比较，并为此访谈过诗人杨炼。惜为时过早在读期间无缘读到小法约翰有关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大作。今因写老法老师之史事，方得邂逅其子小法老师之文名，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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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车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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