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决策
中国的核武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核武器政策催生的。
朝鲜战争最惨烈的时候，遭到重创的美国人不断放出风声：要以核打击摧毁中国的军事力量。
1952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视察朝鲜战场后，警告中国"我国会考虑不限制战争所使用的武器……并且不再仅仅限于朝鲜半岛的敌对行动。"其意是，有可能对中国本土实施核打击。
1953年春，美军把载有核弹头的导弹运抵冲绳岛，美国媒体报道说："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和核大炮……封锁共产党中国大陆，攻击敌方的满洲基地，完成新的进攻任务。"
这年6月，美国媒体又透露，有关部门已经将相当多的成套核武器转给海军和空军司令部。公然进行核讹诈。
应该说，50年代初，中央领导人总觉得美国的原子弹是罩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一片乌云，随时都有可能给我们灭顶之灾。在疯狂的核威胁和核讹诈面前，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原子弹，对于刚刚摆脱了苦难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梦想。也许它能够让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挺起脊梁。
像大多数有战略眼光的领导人那样，父亲从一开始就积极主张中国应该拥有自己的原子弹。
1954年，我国地质工作者在广西地区发现了铀矿资源，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毛主席用手掂量着铀矿石，深沉地说："这是决定命运的。好好干吧！"
一般的天然铀矿石，能作为原子弹原料的成分只有千分之几，要从铀矿石里把这千分之几的铀提出来，再浓缩成为原子弹的原料，最重要的是要搞浓缩铀工厂。
这年的10月1日，是新中国5周年国庆，9月29日至10月12日，赫鲁晓夫率苏联代表团访华。父亲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参与接待代表团的工作，他在与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加宁交谈时，提出了中国希望研制原子弹，请苏联政府提供帮助的问题。但是，对方明确表示不同意，并说："把你们中国的电力全部用上，也不足以用于研制原子弹。"
父亲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他不甘心地说："请苏联同志再考虑考虑，以后有机会再谈。"
1955年1月15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李四光、钱三强两位科学家，还有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列席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那天，出席会议的所有领导人都成为热心的听众，先是由钱三强对原子武器的原理进行了讲解。此前，周恩来已经叮嘱过，要他讲得详细一些，通俗一些，因为人们对原子武器还非常陌生。钱三强讲解的过程中，周总理忍不住提醒："三强，你再举个例子。"
在座的人都听得很专心。
钱三强和李四光讲完后，毛泽东站起来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从这一天起，中国开始了研制核武器的艰巨而又伟大的历史征程。
后来，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5年7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我亲和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父亲开始参与领导发展核武器的工作。
原子弹的蓝图刚刚孕育，导弹的研究也迎来了历史的契机。1955年10月，著名火箭技术和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冲破美国的重重阻力，经过艰苦努力回到祖国的怀抱。钱学森回来，建议中国要研制导弹。
与此同时这年12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专业教授任新民、周曼殊、金家骏3人，也给中央军委写信，提出了在中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
年底，钱学森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时，院长陈赓握着钱学森的手问："你看，咱们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钱学森毫不犹豫地回答："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钱学森的话令陈赓顿生豪气，连声说："好！我就要你这句话。"
应该说，陈赓大将是最早为导弹积极奔走的人。1956年元旦那天，叶剑英请陈赓、钱学森到家里吃饭，席间又谈起导弹的问题，3人越说越来劲，末了，陈赓提议，立即去找周恩来拍板。于是，3人驱车直奔"三座门"，周恩来当时在那里参加一个舞会，陈赓把正在兴头上的周恩来请出来，让钱学森给他介绍情况。周恩来听完后，说："你们写个报告吧。"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这是一份重要的意见书，是我国导弹研究开端的重要步骤之一。自此，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2月下旬到3月上旬，为向军委扩大会议作战略方针的报告，彭德怀多次找父亲等军委领导商谈，力主开展导弹和核武器研究。3月6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其中专题讲了"我们必须积极着手研究我国能不能生产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导弹和新式武器等）的设计制造问题"，建议在国务院或国防部直接领导下积极筹建航空和导弹的研究机构，并准备筹划核子武器研究机构。这个报告经过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同意，又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批准。这是最早落实到文字上的关于在中国研制导弹和核武器的正式文件。
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研制导弹武器的决定。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周总理在会上提出："谁来抓这项工作？"
时任军委副主席的父亲立即表示："我来抓！"
与会同志报以热烈的掌声。于是，周总理委托父亲领导航委的工作。4月13日，国防部通知，父亲任航委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钱学森、刘亚楼、李强等为委员。
至此，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
当时，中国的铀矿才刚刚勘探，世界上还没有洲际导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不等条件完全具备就果断提出发展原子弹、导弹的战略决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想描绘了一张宏伟壮丽的蓝图。
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父亲开始了组织领导研制"两弹"的工作，特殊的重担历史性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钱学森说："这一天，大家记住啊！"
1986年，是我国发展航天事业30周年，6月6日下午，航天部的领导和部分老专家来到北京玉泉山9号楼，代表航天工业部的24万职工来看望我父亲，张爱萍、刘有光、钱学森、丁衡高、伍绍祖陪同接见，我也在场，当时的情景十分感人。
那天，钱学森激动地说："我就说一句。我们航天工业部、七机部、老五院有光荣的历史。这个历史正式开始是1956年10月8日。那天下午在车道沟借来的一个医院开大会，聂总亲临大会，宣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这一天啊，大家记住啊！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啊！大家要记住，老人要记住，也要让后来人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可以说，组建老五院（导弹研究院），是父亲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开篇之作。
老五院即是后来的七机部，也就是航天工业部（现在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的前身。中国的航天事业，就是从这里发端的。
父亲受命领导科技工作和研制"两弹"的任务以后，他反复考虑，认为首先是要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这是科学研究方面奠基性的工作，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不久前刚刚成立的由父亲担任主任的航委，这时候实际上是个空架子，下面连一个兵也没有。父亲主张先建研究机构，再建领导机构。他把自己在总参代理总参谋长时的得力助手、总参办公室主任安东调过来，担任航委的秘书长。安东和父亲办公室的主任范济生等人一起，担负起航委的日常工作。应该说，这几个人是父亲的左右手，在百废待兴的日子里，默默付出了很多努力。
1956年5月10日，父亲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交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他在这份报告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陆、海、空军都已经逐步采用各种导弹作为制式装备，并且还在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由于喷气技术、流体力学、无线电定位、电子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可以看出，各种导弹作为军队武器装备有很广阔的前景。为适应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必须立即开始导弹的研制与培养干部的工作。……为此，建议在航委下面设立导弹管理局；建立导弹研究院（后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以钱学森为院长，尽快开展导弹的研制工作。
这就是"五院"的由来。后来有人称它为"老五院"。
半个月后，周恩来亲自主持有彭德怀等参加的第71次军委会议，专题研究了父亲提出的报告。周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导弹的研究方针是先突破一点，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研究导弹所需要的专家和行政干部，同意从工业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军队中抽调；要说服更多的人，为研制导弹出力；军队更要起模范作用，要人要钱，首先拿出来。
会议同意父亲提出的所有方案，这让父亲深受鼓舞，立即着手布置工作。当天下午，他就约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及安东、北京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开会，研究落实措施。这3个人也正是周恩来在上午的会上指定帮助父亲解决机构设置、人员抽调、研究机关用房等具体问题的。
父亲吩咐安东，尽快去找总后勤部、空军、北京军区的领导人商量，为导弹研究院寻找院址，以便开展工作。父亲嘱咐："你要向这些单位的领导人详细说明导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中央和军委领导的决心，请各单位发扬风格，把可能提供的房子让出来。"
起初的工作应该说是很顺利的，安东带上范济生，两人去找总后勤部、空军、北京军区，仅仅几天下来，居然谈妥了。经过协商，位于北京西郊黄带子坟一带的解放军124疗养院、北京军区106疗养院、北京空军466医院，可以拨出全部或部分营房来，供导弹研究院使用。466医院，可以拨出全部或部分营房来，供导弹研究院使用。
父亲听了安东的汇报，很是高兴。黄带子坟一带尽管很荒凉，但毕竟有了这么一块地盘，可以供人开拓了。
光有这块地盘还不够，1956年11月，父亲商请空军将南苑的飞机修理厂划归五院，作为导弹总装厂。1957年5月，父亲同当时的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商定，将长辛店中联部停办的马列主义学院二分院的房舍，划拨给了五院。同时，五院副院长王诤设法将在北京永定路地区的某通信团营区划归五院。这样，南苑、永定路、长辛店3处成为以后五院第一、第二、第三分院的所在地，成为导弹、火箭武器的重要研制基地。这3个基地建设的逐步完善和4项重点工程的陆续建成投入使用，对中国导弹火箭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经父亲与总政商定、军委批准，五院机构按兵团一级、分院按军一级行使职权。对外协作、联系工作等使用代号。他还提出，五院各级机构一定不要重叠，人员要精干，宁少勿滥，一定不要搞人海战术；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只要不是反革命就应该使用；社会关系复杂些也不妨碍使用，必须贯彻"重在表现"的政策。
父亲后来回忆说，创建五院，最困难的还是人才调集问题。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在加紧建设，科技人才极度匮乏，科学家、专家更是凤毛麟角，是每个单位的"心肝宝贝"，挖人家的人才，就等于割人家的肉。但是，搞国防尖端技术，又必须集中大批技术骨干力量，要个顶个的，不能滥竽充数。于是，问题就来。
周恩来深知其中的难处，他指定父亲召集会议，抽调人才。6月2日那天，父亲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防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一机部部长黄敬、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范长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国务院各部委领导33人开会，商量为导弹研究院选调科技骨干的问题。
本来，周恩来那天要到会讲话的，但会议即将开始时，毛泽东找他有事，他只能去了，临走前留下话："中午给大家嘴上抹抹油。"
周恩来的意思是，中午请与会人员吃饭。他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会议在三座门召开。父亲那天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显得特别精神。他首先讲了一下中国决心发展以"两弹"为主的尖端武器的计划。听说搞导弹、原子弹，大家都很兴奋，议论之声四起。
父亲接着说了这次会议的目的：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国际上的技术援助还没有落实，但中央下了决心要搞，当前急需的是各类人才，请在座的各位大力支持，鼎力相助。
父亲讲完后，会场顿时沉默了，半天没人吭声。有的面面相觑，有的闭目思索，有的盯着天花板，仿佛与自己无关。
父亲耐心地期待着。
最终，还是那位有战略眼光的陈赓大将打破了沉默，他站起来，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哈军工给4个专家！"
陈赓的表态，令父亲非常满意，他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希望人们响应陈赓，站起来发言。但是没有，会议室又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
后来有人念叨说：搞尖端武器是重要，可是，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太少，每年只给我们几个大学生，我们恨不得拿他们一个当三个用。老科学家是我们的老母鸡，大学生是未来的母鸡，我还指望他们给我下蛋呢……
会场上发出了一阵笑声。
父亲虽然心里不快，但他没有流露出来，他也理解人家，国家百废待兴，各个部门建设任务都很重，谁都想把人才握在手里。他不能怪人家，他只是暗暗地希望，人们要有一种大局观念。在那个年代，什么是最重要的？"两弹"最重要！有了"两弹"，我们其他方面的建设就是慢一点，也没什么关系，有了这个，中国的腰杆子就硬了，外国人也不敢小瞧咱了！
显然，陈赓对说这些话的人的态度是相当不满的，他坐不住了，又站起来，说："聂总，我们再给你两个！"
许多年后，父亲提起陈赓，仍然是对他赞不绝口，说他是有眼光的人，没有本位主义，大局观念强。
也许是陈赓的态度影响到大家，会议室里不再有人笑，各个部委、科学院都表示，回去商量一下，尽力支持航委的工作，提供用人方便。
陈赓说到做到，没多久，他把哈军工的顶梁柱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等6人给送来了。但是，很多单位答应给的人，并没有到位。父亲派人三番五次地催促，有的单位仍是迟迟不放人。
两个月过去了，人员仍是到不齐，钱学森很不高兴，他气呼呼地问有关同志："导弹、火箭的事还搞不搞了？要搞，就应该赶快着手调人，不能再拖了。"
这些话反映到父亲这里，父亲掂量出，钱学森这些话的分量不轻，他去找周总理想办法。周总理叫父亲约钱学森到北戴河面谈，顺便可以让他休息几天；总理又对父亲说："需要哪些人，提出名字，你写报告，我批！"
后来，有些专家就是通过行政手段，父亲写报告，由周恩来批准后调来的。由此可见，"两弹"的研制，从一开始就充满着艰难，不是一帆风顺。
终于，蔡金涛、屠守锷、黄纬禄、吴朔平、姚桐斌等数十位专家和中级科技人员到了五院，同时还接收了当年分配的100多名大学毕业生，他们是中国导弹、火箭事业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为解决五院科技干部奇缺的困难，父亲又建议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通信学院、邮电学院、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通信学院、邮电学院、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设置有关导弹的专业。建议得到中央批准。这为日后苏联毁约，中国坚持自己的"两弹"研制工作，奠定了技术力量基础。
1956年10月8日，对中国导弹、火箭事业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天，在北京西郊原解放军第466医院简陋的食堂，父亲面对台下坐着的大约200多人，宣布：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任院长，领导大家从事火箭、导弹的研究工作。父亲说：在座的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那天，除了这个小型的会议，没有再举行任何仪式，没有鲜花，没有彩旗，没有锣鼓，没有剪彩。到场的人们，只有一颗火热的心。
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
在五院成立的会议上，父亲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五院的建院方针："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
会后，父亲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归纳为："我们对导弹的研究制造，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这一方针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的批准。后来，这个方针实际上成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乃至整个科技事业的基本方针。
父亲常说，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办什么事情都应该以自力更生为主，尤其是在尖端科学技术和军队的先进武器装备方面，更应该强调自力更生。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交给中国。这方面即使花很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何况我们还没有这么多钱。
他还说："我们不能自甘落后，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许多大科学家，只是近百年才落后了。因此，不能迷信外国，依赖外国，'以洋为贵'，应该自力更生，勇于探索。"
但他又认为，到了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都在迅猛发展，中国搞闭关自守，既不应该也是行不通的。因此，他认为，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前下，要努力争取外国援助和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以促进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针对有些人过分依赖外国人的思想，父亲在1958年5月召开的第7次航委会议上说："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中央批准的，即使有苏联的帮助也不能改变，这是永久性方针。"
自力更生，争取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技成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并不矛盾。自力更生是内因，争取外援是外因。这两个因素结合好了，就能产生最大的效果。父亲认为，这也符合辩证法的思想。
实事求是地说，建国之初，苏联曾经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我们这些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在当时都能深切地感受到苏联对于中国的影响。
在原子能这个敏感的领域，苏联虽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却也有过一点"慷慨"的表示。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了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这对中国的核科学研究工作是一次大的推动。
1956年4月18日，父亲给周恩来、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建议由我国政府派代表团赴苏谈判，谋求苏联在国防新技术设备、实物样品、资料、技术专家等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建议。
6月，他提请国务院，将一部分留苏学生转学导弹和电子专业，另外争取再派400名学生去苏联学习以上专业。
7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赴莫斯科访问，周恩来交待李富春，就新技术谈判问题，和苏联政府进行接触。7月31日，李富春从莫斯科回电，说赴苏谈判，技术问题很多，需派专家组成代表团。据此，8月9日，父亲通过别人转告在莫斯科的李富春，将由赵尔陆、王诤、李强、钱学森等人组成代表团，就导弹的研究、制造问题，赴苏谈判。
8月17日，李富春在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的信中，正式提出"关于请求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导弹制造研究和使用方面给予援助"的问题，要求苏联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导弹制造事业方面给我们以全面的援助"。
但是，苏联方面的答复令人失望。苏共中央复电说：对中国的援助只能限于培养干部，可以提供两枚供教学用的导弹模型，派5名教授来中国讲学。再就是，可以接受50名留学生到苏联学习。
父亲得到这个消息，自然有所失望。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钱学森，父亲问他："学森，你估计一下，我们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要多少时间才能有自己的导弹？"
钱学森停顿了好一阵，说："聂总，至少要七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在中国初步完成导弹的研究工作。"
他们陷入了沉默。很显然，这样一来，将大大推迟中国掌握导弹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谁知道国际风云怎么变幻？再打起仗来，我们仍然要靠小米加步枪吗？
父亲心情复杂地摇摇头。
他们商量的结果是：援助有限，仍应积极利用和争取。
据范济生说，那段时间，父亲压力很大，晚上散步时常常一言不发，气氛显得很沉闷。有一天晚上，在北海公园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范济生听到他开口了，仿佛在自言自语："形势很明显，资本主义国家封锁我们，苏联不愿意全心全意支援我们，我们只有主要靠自己干，才是最根本的出路….."
他向范济生讲起长征中的一次战斗：中央红军在俄界会议后，打的第一仗，就是争夺天险腊子口，战斗很激烈，但红军打胜了。现在搞导弹，就像那个时候一样，这一关非过不可。
自己先动手干起来，是最好的选择。
多年以后，钱学森回忆说："开始，我们没有条件就去创造条件。有些事说起来外国人都不敢相信。我们搞火箭发动机，开始是在一个简陋的工棚里干起来的。许多部件的加工需要精密机床，我们没有，怎么办？只调来一些手艺高的老工人师傅，那些奇形怪状的部件，都是靠这些金工师傅们用手工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事情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956年底以后，就在父亲为此颇费思量的时候，机遇出现了。
1956年，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问题，妄图全盘否定斯大林，结果世界上很快就出现了反苏反共的浪潮。中国政府对此无法接受，便发表两篇文章进行批评，提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赫鲁晓夫这时在国际上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迫于形势，他为了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明显地对中国热情起来。
父亲敏锐地预感到，这是争取苏联援助的大好时机。如果能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的"两弹"研制，会得到一次大的跃升。
1957年初，苏联方面同意从中国留苏的理工科高年级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于是，父亲与核工业部部长的宋任穷联名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发电报，建议他向苏方提出在原子能研究方面援助中国的要求。以后，苏联在新技术援助方面，对中国的态度日益松动。
夏初的一天，周恩来刚从外地回京，父亲就把电话打到他家里。父亲说："苏联现在对我们表示友好，我们是不是再提一下国防新技术援助的事？"
周恩来说："我同意。你可以先找阿尔希波夫谈一谈，我们再作下一步打算。"
阿尔希波夫当时是苏联驻中国经济技术总顾问，这个人大体上是对中国友好的。6月18日傍晚，父亲拉上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乘坐黑色的吉斯型轿车，来到东交民巷阿尔希波夫的住处。
李强当年曾经在上海特科工作过，是父亲患难年代的战友，抗战前，他在苏联呆了6年多，俄文非常好，是个苏联通，又懂电子、机械，建国后中国对苏联的经济、贸易、科技方面的谈判，差不多他都参加了，父亲很愿意拉着他和苏联人打交道。
父亲和李强此番来访，事前并没有说明来意。略事寒暄，父亲就对阿尔希波夫说："为了更好地编制我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远景规划，并考虑到在原子工业方面将来浓缩铀工厂生产铀235和原子堆生产钚239后的下一步生产，以及较合理地建立和发展我国的原子工业、生产原子弹、导弹及与此相联系的飞机型号的确定等一系列问题的安排，能取得苏联政府必需的援助，我国政府想与贵国政府进行谈判。"
父亲请阿尔希波夫尽快向莫斯科反映。
阿尔希波夫很认真地听完，显得很热心，他说："您提出的问题我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我国政府后才能答复。"
这次谈话的结果应该说相当不错，甚至超出了父亲和李强最初的想象。父亲和李强告辞时，心里是很满意的。
7月22日下午，阿尔希波夫前来拜访父亲。两人一见面，父亲就从阿尔希波夫笑容可掬的脸上预感到，今天会有一个不错的结局。
果然，阿尔希波夫开门见山地说："元帅阁下，您上次提出的国防新技术援助的问题，我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要求表示支持。我授权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
这让父亲欣喜不已，他向阿尔希波夫表示感谢。送走阿尔希波夫，父亲马上向毛泽东、周恩来并中共中央呈送书面报告。报告中说﹣-
前次我们向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同志提出的有关原子能、导弹、航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如何安排的愿望，请其向莫斯科反映。现已得到苏方的答复。今日下午阿尔希波夫同志来谈称：他受莫斯科委托，中国方面谈判原子能工业（包括为国防目的）的全权代表团，苏联政府可以随时接待，并圆满答复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中国政府提出正式请求的话。
毛泽东、周恩来很快同意组织代表团赴苏谈判，委托父亲负责筹组代表团。
1957年那个炎热的夏天，父亲他们是在紧张和兴奋中度过的，组建代表团，考虑人选，商议谈判的项目、细节，事无巨细，都得考虑到。经过1个多月的准备，去苏联谈判的各项事宜商定好了。
9月3日，赴苏联谈判代表团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父亲在会上宣布：经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批准，由于国防新技术的保密性质，代表团称为"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成员有钱学森、李强、刘杰、国防部五部部长万毅、通信兵部主任王诤、国防工业部副部长张连奎、刘寅。此外还聘请了13名火箭、原子能、飞机、电子等方面的专家、教授当顾问，加上工作人员共31人。可以算是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了。
9月7日，代表团全体人员乘坐一架苏制伊尔﹣18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了。机场起飞了。
我那时在苏联学习，回国休完暑假，父母商量，决定用自己积蓄给我买一张机票，陪同父亲一起前往。我作为一名普通的留学生，当时并不清楚父亲率领的代表团肩负着何等艰巨的历史使命。在后来的日子里，从工作的实践和学习中，从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和讲述中，我才越来越了解到父亲这次苏联之行对于中国国防尖端事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对于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途中，我竟然晕机了，飞机在伊尔库次克快要下降时，不意吐了父亲一身，弄得很是狼狈。
记得在飞机上，父亲与钱学森议论起苏联的 P -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 V -2火箭演化而来的。
父亲问："造它，你有把握吗？"
钱学森说："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
父亲沉思了一下，又问："你觉得还有什么困难吗？"
钱学森说了句轻松的比喻："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吗……"
他的意思是，没有什么困难。父亲大笑起来，然后说："去年你说过，如果没有外援，依靠我国现有的技术力量，可以在7至8年内，研制出像美国'诚实约翰'一类的无控制火箭。我把你的意见报告给总理。后来中央叫我们7年内搞出自己的导弹。我比较乐观，认为大概只用5年，最多7年就行。这次能争取到苏联的帮助，就可以提前制造出比'诚实约翰'性能更先进的火箭武器来。"
"诚实约翰"是美国50年代初研制出的近程地对地战术导弹，没有制导系统，最大射程为37公里，当时钱学森认为，中国如果研制这类火箭，可以把射程提高到200公里左右。
而此时，钱学森乐观地说："也许不用5年。在元帅领导下，大家干劲足得很哟！"
父亲说："如果这样，那就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了。"
钱学森停顿了一下，又说："我有个预感，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能使科研力量高度集中，意志高度统一，这比自由化的美国更适合搞火箭工程。"
父亲非常赞成这句话，满意地点头微笑。坐在父亲身边，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和他的团员们对国防尖端武器的渴望，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莫斯科时间6点钟，专机在莫斯科努契科伏国际机场降落，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别尔乌辛、国防部副部长科涅夫元帅，以及中国驻苏大使刘晓等到机场迎接。父亲站在舷梯上挥了挥手，就疾步走下舷梯。别尔乌辛及众人走上前去，与他握手拥抱。
9号上午，父亲率代表团全体成员拜会苏联代表团团长别尔乌辛，双方的气氛出人意料的好。别尔乌辛说：苏方代表团接受苏共中央交给的任务，将尽量对中国给予帮助。下午，又拜会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米高扬解放战争期间曾经来过中国，到晋察冀住过一阵，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
米高扬说："中国必须掌握原子弹和导弹武器，否则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
父亲深为赞同米高扬的话。
谈判就从这一天开始，至10月15日签协定，共进行了35天。我到莫斯科时，还不到开学日期，就抽空在代表团成员的住处，尽力为他们做些服务工作。我不仅给他们做了中国家常小炒，还为他们熬粥喝。不曾想，因为大家吃不惯西餐，我的服务得到了夸奖，大家都说饭菜做得可口好吃。苏方厨师还拜我为师，教他家常小炒和熬粥。那些日子，父亲和代表团的成员们全力投入谈判工作，紧张而辛苦。谈判的内容是严格保密的，我不问。问他们也不会说。但每当我见到他们，总能从他们表情中体会到一种自信与自豪。
看样子，他们比较顺利，因为我没见到他们愁眉苦脸的模样。
后来才听说，整个国防新技术谈判，分为若干部分，有军事、导弹、原子能、飞机、电子5个组。谈判桌上，苏联人总的来说是友好的，别尔乌辛甚至对父亲说："有些项目你们提出的型号性能已经落后了，你们可以提出更新一些的型号。"
当然，有些项目对方是有所保留的，这也不难理解。谁也不会把家底都倒给你啊？
9月14日那天，代表团就收到了苏方提出的协议草案。别尔乌辛对父亲说："这种协定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任的朋友，希望中国政府能早日定案。"
别尔乌辛的意思是，苏联从来没有这么大方过。想想也是，这次苏联是够大方的。
收到草案，在草案修改期间，父亲不断派人回国向周恩来、毛泽东报告，或者是打电报请示，然后再进行修改。10月7日，父亲收到周恩来签发的指示电："中央同意由聂荣臻同志代表政府同苏方签订苏方建议的协定。"
10月15日那天，父亲率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的签字仪式，父亲代表中国政府，别尔乌辛代表苏联政府，分别在协定上签字。
出席签字仪式的中苏两国代表，都很轻松，面带微笑，热烈握手祝贺。在签上"聂荣臻"3个字的协定中，苏联答应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武器、航空新技术以及导弹和核试验基地建设诸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并且，苏联将于1957年至1961年底，为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以及提供 P -2导弹样品和有关的技术资料。
协定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
这就是中苏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叫"10月15日协定"。
这个时候，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各自的氢弹，并研制成功了洲际导弹。就在中苏这次谈判期间，苏联于10月14日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轰动了全世界。这次谈判，虽然苏联为中国提供的都是属于原始阶段的东西，虽然这些承诺还仅仅是写在纸上的东西，虽然苏联拒绝代表团参观核心工厂并拒绝提供核心技术，但对于中国来说，已经知足了。
有了苏联的援助，加上自己的雄心壮志，中国人民的强国梦似乎已经不再遥远……
【聂力，重庆江津市人，1930年生于上海。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参加工作，大学文化，留学苏联，高级工程师。1960年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程组组长；1965年任七机部十三所仪器室主任；1972年在海军科装部科研处工作；1974年在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后任副主任；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党委常委；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党委常委。曾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四、五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第一、二、三、四届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