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30日下午，有位新华社记者正在章丘县一个路边饭店吃饭，听到旁边一个从平陵城公社来的司机说，今年黄桑院大队种植棉花的13个姑娘每个人分到7一大笔钱，可能是70多块。

什么？记者大吃一惊，因为从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没见过什么社员从队里得到过现金，一分也没有，一个农民一年竟然能分到70多元钱，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记者的敏感性让他判断出，这是很难得的新闻素材。 距离平陵城公社也就30里，当即改变行程，搭乘一辆过路运粮的拖拉机赶往平陵城。

拖拉机不怎么快，到公社时将近傍晚，记者从公社借了辆自行车，使劲蹬，嗖嗖嗖赶往姑娘们干活的地里。

那是一大块棉花地，长势旺盛，人在里面看不到。等天将黑队长呼喊收工时，才看到一群姑娘嘻嘻哈哈地从棉地里钻出来，扛着棉花包顺着狭窄的小道往回走，记者一边倒退，手上没闲着，抓拍了五六张照片。

路上，有个姑娘说:说不定还有场生死搏斗呢。

记者一听，这里面有事啊，亮明身份，请大家聚到队长家来谈话，打听究竟。

原来这13个姑娘与黄桑院大队签订合同，承包70亩棉花，联产到组。

一开始她们干劲十足，憋足了劲要干出点名堂，结果公社又恢复大寨评工记分法，这些姑娘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

按过去计工方法，妇女劳力哪怕再强，干的再好，一天也只能记8.5分。大家再拼命干还有什么意义。

这时队长一看，改来改去确实说不过去，只好发话，说兑现的话还算数，姑娘们又生龙活虎起来。

坐桃时棉铃虫猖獗，打药要天不亮带着露水下地。姑娘们夜里就出来，天亮时已打了3遍药。喝过一碗稀饭又接着打，中午不休息，有的最后累晕在地里。

眼看棉花长的这么好，要摘花了，寻思着姑娘们要拿钱，村里人很眼红，开始出现反对意见，说13个姑娘个个能分百十块钱，闻所未闻，岂不是造反！反对最激烈的主要是两种人，村里壮劳力和干部家属。壮劳力是面子不好看，心理不平衡，干部家属平时不下地，还记着9分。

大队会计还说每个人扯件的确良小褂哄哄就中了，当初分钱的事儿哪能当真。

姑娘们又委屈又失望，哭成一片，可没有人理睬。

眼看，分钱的事就要泡汤，赶巧，公社分管棉花生产的书记正为明年种植万亩棉花任务落实不下去而着急，一听说黄桑院大队棉花种得好，非常高兴，马上跑到队里看。

看见这种情形，就让大队算出账来，还要求第二天把全公社的生产队长召集起来开现场会。

但在干部家属们的阻挠下，会计顶着不办。公社书记急了，深夜11点赶到队里，逼着会计算，会计磨磨蹭蹭，副队长、保管员也尽打岔，说不能这样算，不能那样算。

书记看出他们是合起来成心糊弄人，气得火冒三丈一拍桌子:你们糊弄老百姓，还想糊弄我，今天算不出，天亮就撤你们的职。能当干部的不只你们几个。

队长出来打圆场说:你们不要弯弯绕了，赶紧算了吧。

不一会儿，数字就算出来了，姑娘们奖励现金140元，为减小阻力，人均先发73元，余下的到秋后决分时再补。

第二天上午，全公社的生产队长聚到了一起，附近老百姓也围过来看分钱。书记大声说：不是我们故意抬举这十来个小妮子，是国家需要棉花。都干活不下力气，城里人吃啥穿啥，你们靠什么养活老小？大家看清了吧，还是得靠责任制，要包干到劳，联产计酬，没有这法不中。

这话掷地有声，听得整个会场一片肃静。

这13个姑娘当场领到现金，多的80多元，最少的也有67元。有个15岁的姑娘傻了似的跑到台上，问书记“这钱真是给俺的吧”。

因为第一次手里拿到这么多钱，当时哭了起来。

记者赶回到分社汇报了此事，后来《人民日报》头版并列头条位置刊登了照片，用了醒目的标题与全部文字说明。

章丘县委书记举着这张报纸在全县大会上说，我们不用再担惊受怕了，今后没有实现联产到劳的一律照这样办。

后来这13个棉花姑娘一直把报纸藏在家中，遇到有干部反对“包产到户”，就把报纸拿出来示威。

中国农民是非常勤劳，知足，坚韧的群体，需要得到理解和善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