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虽然在国民党没担任过特别高的职务，但称为元老也不为过，他1917年加入的中华革命党，两年后才正式改为中国国民党。

雷震在台湾因为旗帜鲜明的反对蒋介石，被判入狱10年，蒋介石太恨太烦他了，所以一天都没让雷震早出来。

雷震反感中医，主要是跟他父亲之死有关系。

雷震12岁时，阴历腊月初三，他父亲去长兴县交纳完皇粮，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步履踉跄回到家中后，就一直卧床不起了。

雷震与哥哥正在山上抓柴叶，母亲陈氏当时以为丈夫雷锦贵马上就要断气了，急忙让人到山上寻找兄弟二人，让他们赶紧回来，并再三叮嘱兄弟二人要死守在父亲的床边，一步也不许离开，隐然有生离死别的气氛。

雷锦贵那时神志不清，好好一个强壮中年人，突然连自己家人都不认识，满口胡言乱语，有时大呼大叫，有时挣扎要起床向外奔跑，好像有人在外面招呼他，又好像在害怕什么……

附近的本家人（都是从河南移民到浙江的）闻讯赶来，里外挤满了人。屋内烧着一盆炭火，噼啪作响，由于人多，空气极为燥热，沉闷不堪。

大家见雷锦贵不断说胡话，于是七嘴八舌，猜测说雷锦贵此次在外肯定是遇上了什么孤魂野鬼，被什么东西上身，以致鬼迷心窍，才如此言语失常。

这些人大声嚷着让陈氏赶快焚化纸钱，叩头祷告，求神拜符。

陈氏早已六神无主，赶紧出门焚纸钱，呼天喊地，指名唤鬼，但没见到效果。

到了傍晚，雷锦贵身上更热了，双眼紧闭，呼吸短促，口吐白沫，去请的郎中又迟迟未到，众人惊慌失措，这时有一位亲友说应当预备后事了。

实际上，雷锦贵在这一天并未死去，而是整整折腾了三个月零十六天。

雷锦贵究竟得的是什么不治之症，至死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清楚。陈氏未请西医，方圆几十里远近闻名的中医，无不一一请到。

这些形态各异的郎中都不能给予确诊，只说什么“温症着风”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而且，诊费之昂贵，让人咂舌，仅出诊一趟，非二三十元光洋不可，不仅如此，吃饭还必须大鱼大肉。

雷震目睹这些人大模大样，派头十足。每当母亲问及病症时，总是吞吞吐吐，顾左右而言他，装着高深莫测的样子。事后，想来全是由于不能确诊，才在那里装腔作势。

请的郎中多了，陈氏心里绝望，知道丈夫性命已时日无多。

雷锦贵病床上的三个月，一直在依赖自己强壮的体格维系日见衰败的生命，还是未能闯过这一关。

雷锦贵除患有严重的鼻炎之外，平日里很少生病，至于卧床不起从来没有过。三个多月的折磨，几乎耗尽了他所有体能，在清醒的时候，他很想能吃上一碗鸡汤或鱼肉什么的，但老实的陈氏却严格遵守那班郎中的医嘱，每天只熬上一些稀饭或是米汤，苦口婆心地规劝丈夫忍耐，待病愈之后再吃肉汤。毕竟在封闭的乡下，人们医学常识极其匮乏，只能听由郎中的摆布。

雷震回忆，自己父亲是由于营养不足而渐渐瘦弱下去的，再加上一次又一次请的五花八门的捉妖降魔法术，扰得病中的父亲不得安宁。

只要有人建议某某法术高明，捉妖手到擒拿，即刻派人邀请其来家行法。道士和巫祝，此去彼来，很少间断，锣鼓喧天，好人可能被吵得生病了，何况病人更需要安静休养呢？

母亲陈氏一生笃信佛教，无奈之中，寻思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得依众人的建议去做法，以免日后遭到族人说三道四。

有一次，做法的将米糠在锅中炒焦后，洒在一个火把上四处驱鬼。米糠在火把上嘶嘶乱蹿，直冲房顶，雷震见了十分害怕，担心弄不好会把整个房子都给烧了。

开始时，对这些中医和术法还有点期望，可看得久了，老是这一套，眼睁睁看着衰弱至死，雷震从心里开始厌恶起来，从此对中医抱有很深的成见。

雷震始终认为父亲53岁即死，完全误于那班胡言乱语的郎中，“那些中医没有一个是对症下药的，因为他根本不知是患了什么病，……中医遇到病人求诊时，从来没有说过不能诊治的。他们总是摸脉后开上一个不好不坏的方子，让病人自己去受折磨！这并不完全是中医医德之坏，而是中医的治法，根本是一个‘大杂烩’的办法！”

过了些，雷震又遇到了一件事，在抗战初期，重庆国医馆馆长焦易堂，有一天突发高烧，口中呓语不止，呼吸困难，其状与雷震父亲当年极为相似。

当时重庆所有的名中医主动前来会诊，竟无一人敢断出真正的病因，这些人只好私下合拟一方，让焦先生吃了再说……

幸亏于右任路过此地，见状后，赶紧阻止，立即差人将焦送至歌乐山中央医院，经验血确诊，不过是患了“恶性疟疾”，打了几针，几天后便痊愈如初。

此事一直让雷震觉得“中医的理论和治疗方法，实在是太落伍了……而中国人生病，误于中医者，又岂止我父亲一人而已……”

雷震少年失怙，最惋惜当年父亲的病没有试试西医，湖州那时就有教会开办的“福音医院”，父亲凭借自身的强壮体魄，很可能不至于如此早逝。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看法:有病先看西医，绝症或者西医看不了的，再找中医。希望中医从业者精进医术，发扬光大，重拾大家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