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〇年九月党中央命令红七军北上。虽然，前委内部对北上有不同看法，但党中央的命令必须执行。红七军要出发的消息在根据地传开,战士们估计要有仗打,军心振奋。我当时在军部特务连(即警卫连)任指导员，李天佑同志任连长。我和天佑同志看到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积极做着战前的准备工作,而群众听说红军要走，难舍难分。我们对部队进行深入动员,对群众也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
九月二十日，太阳刚刚升起，红七军指战员在邓小平、张云逸同志率领下,迈着雄健的步伐,从平马出发。地方干部和群众举着红旗，敲着锣鼓,簇拥在部队集合的草坪周围和道路两旁。有的是父母送儿子;有的是妻子送丈夫。群众拿着布鞋、草鞋和刚摘下的新鲜水果,往战士们的口袋里塞,千嘱咐,万叮咛,祝愿红军胜利凯旋归来。还有一批青年男女坚决要跟红军走。“打倒国民党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声和热烈欢送子弟兵的鼓掌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山川。战士们含着眼泪离别了亲人。
部队走了几天，到达河池。分散在右江根据地其他地方的红军也到这里集合,在刚割完稻谷的田野里搭起了台子,军部召开了一万多人的军民誓师大会。会上宣布改编红七军为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军部率十九、二十师出征，二十一师由韦拔群同志率领留在右江根据地坚持斗争。会上，群情激昂,决心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争取革命的胜利。
次日，红七军主力部队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河池，离开了根据地,踏上了转战桂、湘、粤、赣的艰难征途。
按照原来“立三路线”的中央决定，所谓“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是要红七军打大城市,去打柳州、桂林,在广东之小北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阻止广东军阀向北增援,最后夺取广州,“完成南中国的革命”。部队从河池出发后,迅速占领了怀远,天河,到四把村和长安镇与桂系军阀白崇禧的部队打了两次硬仗，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激战了数昼夜，杀伤了大量敌人，但我军也受到很大伤亡。由于敌众我寡，加之敌人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我军没有攻下长安镇，没有突破敌封锁线，眼看打柳州、桂林是不现实的。党的前委对立三路线产生怀疑，决定放弃攻打柳州、桂林的任务,转在粤桂湘边界活动。
部队攀山越岭，不畏艰险地翻过一座又一座大山，通过苗、瑶等少数民族地区，向湘南边界接近。那一带山高林密，人烟稀少，悬崖峭壁，道路崎岖,部队连续长途行军,十分疲惫。但是,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战士们草鞋穿破了，就光着脚板走;脚板磨破了，就咬着牙坚持。有的从身上撕下一块布简单包一包,赶忙跟上队伍。
走了将近两个月，进入湖南境内。天气开始冷了,田里已结了薄冰。部队冒着寒风，急速行军。敌人不断地对我们夹击、围攻。我们刚占领了道州城，住下不到一天，敌人就分三路向我军包围。军首长决定连夜出发,离开道州,向江华开拔。
途中,天色昏暗，刹时空中银花飘舞，顷刻，山岗、树丛、小路都铺盖上一层白色银装。可是,战士们穿的却是单衣单裤,个个冻得 发抖。赤着脚的战士踩着雪前进，脚被冻得通红。有的走着走着就倒在雪地里,再也爬不起来。部队在茫茫的雪原里连续行军,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严寒和疲劳，以英勇的行动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攀越过山峦重叠的老苗山,插入广东连县。在连县只住了三四天，因粤军八个团进攻，我军退到星子。前委讨论:根本丢掉立三路线，在部队中公开提出不打大城市,轻装出发,准备渡乐昌河，前往江西,会合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领导的中央红军。
在前往乐昌河的途中，到了乳源县的梅花街。这是一个小村镇,四周都是高山峻岭,竹木稠密，地势险要。我们刚住下两天,第三天广东军阀陈济棠就调兵来向我们进攻。起初侦察人员报告，敌人来了一个团。军首长决心要吃掉这个团。指战员听说广东军阀又送上门来,个个跃跃欲试,迅速进行战斗准备。
当天中午,敌人向我发起全面进攻,枪炮声顿时响成一片，硝烟涨漫，山石飞崩。原来敌人来了四个团，分三路向我进攻，敌人火力强，攻势较猛,一次又一次向我发起冲击，我军顽强地坚守着阵地，战斗打得很艰苦。我们眼看着敌人越来越多地向五十五团一营的阵地猛扑时，军首长命令我特务连迅速支援。我们不顾敌人的火力封锁,子弹从头顶上“嗖嗖”直飞,全连分两路抢占山头，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巩固了阵地。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四、五个小时,杀伤敌人一千余人，山坡上，地沟里，敌尸遍野。我们部队的损失也比较重，伤亡七百多人。三十师师长李谦同志，作战非常勇敢，亲自率领一个排向敌人杀去，吓得敌人狼狈逃窜。李谦同志不幸中弹牺牲，五十八团团长章健同志也在率队抢占敌阵地时中弹牺牲。在紧张的战斗时刻，张军长、邓政委都一直在阵地上亲自指挥，和我们一同战斗。我亲眼看到,当敌人向我阵地冲击时，邓政委愤怒地举起手中的枪,“啪!啪! 啪! ”沉着地向敌人射击。敌人的攻势一次一次被打退，黄昏前,停止了攻击。
由于敌众我寡，军部决定立即撤出战斗。军部率领的两个师在连县的桂岭已缩编为两个团，即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我们经过昼夜的急行军，到达了乐昌河的杨溪渡口，水深流急，不能徒涉过河，只能靠两艘小船来回摆渡。军首长研究确定，邓政委、李明瑞同志率领五十五团先渡,张军长率领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殿后。下午三点多钟，邓政委和李明瑞同志率领的五十五团全部顺利地渡过了乐昌河，控制了岸边制高点。五十八团的大部分部队也过去了。正当张军长带着我们特务连和两个步兵连以及直属队的一些非战斗员准备渡河时,对岸忽然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接着一阵隆隆的炮声,几颗炮弹飞落到河中心和岸边,激起了几股水柱和浓烟。我当时正在岸边和李天佑同志组织部署我们连的警戒任务，并准备渡河，突然，敌人的一颗迫击炮弹在我身边不远的地方爆炸，一块弹皮穿进我的右大腿，我负伤了。张军长知道后，立即前来看我，并叫医务人员赶快替我包扎。这时枪炮声越来越紧。河对岸的部队传来消息:敌人大批增援部队赶到,我军与敌人展开了更激烈的战斗。
太阳将要落山,凶恶的敌人占据了河对岸,用密集的机枪向我渡船扫射。河面被封锁，剩下的部队已无法过去。同志们焦急万分，乐昌河把我们红七军北上部队分成两下。大家眼望着奔流的河水，正在踌躇之时,传来军长的命令:部队撤离河边，后退到山里。
一气走了三四十里地,在一座高山腰,找到了几户人家,部队宿营休息。有的同志刚一坐下，就倒地睡着了…我们的张军长也是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但他丝毫也没有想到休息。他一边到各处走动，关心着战士们的休息，一边捻着他那撮小胡子，思考着我军的前程，决定行动方向。就在这样紧张劳累的情况下,军长和叶季壮同志(他当时是经理处负责人)还特意来看望我。军长详细地询问我的伤势，安慰我说:“不要担心，你会好的，用担架把你抬着走。”军长的关怀激动得我不知说什么好。
由于主力都过了河,剩下的五、六百人,除了我们特务连和两个步兵连是战斗部队外，其余是卫生队、机关小分队和勤杂人员。为了加强战斗力,黎明前，部队进行了整编。军长亲自动员，炊事员、饲养员、通信员以及机关的其他人员都纷纷报名，要求下连、下班。一切可以抽出的人员统统补充到连队去，共编了六个连。部队人数虽然不多，但士气很高,军长目光炯炯地望着大家，充满信心地说:“向江西前进,马上出发，高山路险不可怕，敌人阻拦吓不倒,我们一定能战胜敌人,一定能找到中央红军。”
铿锵有力的话语震动着同志们的心弦,部队披着晨雾出发了。蜿蜒曲折的山路非常难走,天气很冷,抬我的老乡却汗流满面。我躺在担架上实在不安,三番五次要求自己走,可是跟着我的同志一再相劝,根本不让我下担架。
爬了一天的山,到达宿营地。同志们一个个又累又饿，激烈的战斗和长途行军，体力消耗很大，而我又增加同志们的负担，思想斗争很激烈。
正当我苦闷、踌躇无法解脱时,张军长派人送来了一匹马。卫生队的同志牵着一匹又高又壮的白鬃马,喜出望外的高声对我说: “吴西同志,军长给你一匹马,这下走再多的路，你也不用发愁了!”第二天，部队绕着山峦继续前进。出发前,卫生员给我洗了伤口,换上药，然后扶我上马。这匹白马非常温顺,一点不耍性子,走得很平稳。走着走着,不知什么时候,风尘仆仆的张军长出现在身旁。他又亲切地问道:“伤口好些吗?”
“感谢首长的关怀,我的伤好多了。”我激动地回答。“不要紧,慢慢会好的。”他爽朗地笑着说。
我们在湘粤边界的山区转来转去,走了十几天,突破了粤敌的封锁,折回湖南,住在一个小村庄一—彭公庙。春节快到了，群众热情慰劳红军，送来了粮食和腊肉。部队在这段行军中生活非常艰苦，身体比较虚弱,想趁过节吃一顿好饭。大块大块的腊肉煮在锅里,喷出一阵阵香味,大家都等着开饭。突然，传来敌情,湖南军阀和地主武装向我袭击。部队顾不上吃饭，军长立即决定迅速转移。我们做好了战斗准备,摆脱了敌人。这顿饭我也没吃上,就随着部队行动了。
第二天刚下完雪,险峻狭窄的山路特别泞滑,一不小心就会摔交。马也经常打滑,坐在马背上很不稳当。我只好下马步行,找了一根树枝当拐棍，一跛一跛地慢慢走着，很不容易地爬上了半山腰。
忽然,“哗啦!”一声,马失前蹄，顺着山坡滚到山崖下了。领导知道我的伤腿没有完全好，没有了马，长途行走有困难，又动员群众扎了担架抬着我走。
二月，我们这支转战千里的队伍来到了湖南和江西交界的桂东地区,准备穿越罗霄山脉南段，到湘赣根据地去。征途是很艰难的,而我的伤口还在发炎，领导上决定把我留下养伤，张军长亲自同我谈了话。
听说要离开部队，离开亲爱的战友们,我的脑子都懵了，一时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军长了解我的心情,捻着他那小胡子,微笑着嘱咐我:“你要好好养伤,身体好了，再回部队嘛!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要坚持到底。”并当场吩咐莫文骅同志，给我一百毛钱(相当于十块银元)。军长还向已找好的一位地方群众交代,要注意我的安全。
虽然我一刻也不愿意离开同志们,但服从组织决定，当晚我就到一位老百姓家养伤了。
我住的这一家主人，是曾经参加过湘南暴动的老贫农，五十多岁了,对人和蔼可亲。一谈起当年红色暴动,他就兴高彩烈。他的两间破旧的房子座落在小山脚下。我去后，他的老伴和儿子急忙为我腾床铺,烧洗脚水,问我负伤情况。他的儿子二十来岁，特别愿意打听红军打仗的情况,我们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天清早,老人家就上山为我去寻找医治伤口的草药,中午、晚上都特意为我做了好菜，要我多吃饭。
在老贫农家里,安安稳稳地住了两天,为了避开敌“挨户团”的搜查，主人又把我送到山沟里的一位老大娘家去住。
老大娘也是个贫苦人,年轻时丈夫在地主家干活累死,她靠自己开荒种地，孤苦零丁地生活了三十年。当她知道我是负伤的红军，要隐蔽在她家养伤时,她兴奋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多盼红军呵!”她从头到脚把我看了又看:“同志，你就安心在我家养伤吧!”
“老大妈,要给你添麻烦了!”我感激地说。“红军和我们是一家人。”老人家简短诚挚的话语,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无限感情。
这位老人家对待我象自己的亲儿子一样。为了我的安全,她不让我出门。我想为她干点活，她说什么也不让干。她家里存粮不多，每天却要为我煮三餐干饭，而她一口不吃,自己悄悄地吃白薯，喝南瓜汤。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原打算拿到集上换点油盐的,也拿出来煮给我吃。我说什么也咽不下去,她硬放在我碗里，一定看我吃完才放心走开。
天刚发白,老人家就起床,顶着冬天刺骨的冷风，上山为我采草药。回来时，脸和手冻得通红，她却毫不在意。她那饱经风霜、皱纹很深的脸上总是露着慈祥的笑容。她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细心地为我洗伤口,敷草药,一天要问好几遍:“伤口痛不痛?”眼看伤口一天天地愈合,我的疼痛也一天天减轻,老人家从心眼里高兴。
十多天后，伤口基本上好了，我决定马上去找部队。
清晨，我辞别了精心照料我的老人家,到了初住的那户老贫农家里。用外衣同他们换了一套湖南老百姓穿的粗布旧衣，打扮成乞丐,边走,边打听红军的下落。
大路上敌人封锁,盘查很严,我翻山越岭沿小路走了几天，到了广东乐昌以南。一天下午,正要坐下来休息，见到一个不象一般农民的中年人。
从交谈中我了解到他曾是省港罢工工人,罢工失败后,他才逃回家乡来种田的。我也据实将我的情况同他谈了,并且希望他替我想办法找到红军。他说:“红军离这里已经很远,要慢慢想办法找。”他建议我先去做工。我同意后，他就介绍我到他的朋友一个正在修粤汉铁路的小包工头那里，让我当个伙伕。我也只好在这里等待找红军的机会。
有一次，让我去赶集买菜,碰巧遇到在龙州起义失败后，到香港参加党的训练班时,一位姓宋(名字忘记了)的同学，始而惊奇，后来他热情地询问我为什么到这里。我将经过情况简要地告诉了他。我们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畅谈了离别后的生活。临别时他告诉我，他在当地党区委工作，并且同我说:“明天你就离开他们,到我们这里来。”
第二天，我辞去了伙伕工作,来到了指定的碰头地点。宋同志就介绍我到附近的广东大庾岭煤矿工人支部,恢复了党的关系。我们支部有十几个党员，成立一个通信站,专门写标语，散传单,我分工负贵刻钢板。
一九三一年“八一”建军节,为了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我们散发了很多传单,震惊了敌人，敌人判断煤矿里有共产党。有一天，反动民团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包围了煤矿，进行大搜查，我们通信站有两位同志被捕。为了减少损失，组织上决定让我暂时隐蔽，派人带我到乳源苗山烧木炭。
到苗山，我住在一位同志的家里。他家老二是共产党员。有一次,我们一同到乳源街上。他打听到仁化一带有红军,就急忙告诉我。我十分高兴,坚决要求去找红军,并请他替我想办法。他答应带我去韶关找县委谈。
县委的同志,热情支持我去找红军，并且告诉我具体的路线，写了一封介绍信，还另外动员三个工人同志让我带去参加红军。我激动万分，深深地感到组织的温暖。当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着，思 绪万千。次日，天还未亮，我们四个人都仍然打扮成工人奔向仁化走了两天，顺利地到达仁化。当时中央红军三军团三师正在 那里活动,军团政委是滕代远同志。我找到了三师政治部,拿出了县委介绍信，说明我是红七军的负伤干部。
当天，滕代远同志亲切地同我谈了话,并分配我到师政治部当组织干事。其他三个同志也都分配了工作。
在这一期间，知道张云逸军长率领未过乐昌河的军直属队和五十八团的两个连迂回转战，经过粤湘等地区，战胜了困难，甩开敌人围追堵截,终于和邓政委、李明瑞同志率领过了河的五十五团的部队在湘赣根据地胜利会合。不久，又到江西根据地和中央红军会合了。
一九三六年秋天,中央红军又同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我被调到红二十八军政治部工作。我们已胜利地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陕北。有一次我去保安参加会议，路过军委参谋处时，突然见到了分别五年多的老首长一一张云逸军长。他仍是那样神情爽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向他敬了个礼,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回来了，好!好!”
“感谢首长的关怀，我养好伤后，很快又找到了红军。”我简短地将经历向他做了汇报。
军长高兴地勉励我说:“革命的道路长着哩，你好好干吧!”勉励的话虽不长,但感到革命任重而道远。
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起这段往事,军长的话音就在我耳边萦绕，艰难的征途,阶级的深情,历历在目，使我永远难忘。
一九七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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