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七月,程潜交卸了武汉行营主任,放弃了和李宗仁、于右任、孙科等竞选副总统的幻想,回到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我是随程回湘之一员，做了最后一任的湖南省银行行长，至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湖南省宣布和平解放为止。这一年中,国民党统治机构面临着完全垮台的前夜,湖南省在程潜领导下,逐渐脱离南京反动政府的控制,力图谋求实现局部和平。我在这一巨大的转变过程中;接触到部分错综复杂的斗争,参加了一些内幕活动,仅就个人所知,回忆如次:
长沙绥靖公署,是一九四八年上半年蒋介石于反人民战争军事溃败后,在美帝国主义顾问团的策划下,妄图作垂死挣扎的产物。早在这年一月间,就搞出一个所谓“分区防御”的方针,把作战地区划分为若干绥靖区，绥靖主任掌握着辖区内的党政军一切大权,有组训民众、扩大地方武装等把戏,妄想用来弥补正规军之不足,穷凶极恶地搜刮和集中全区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所谓“总体战”,企图挽救国民政府即将败亡的命运。长沙绥靖区辖有湖南江西两省地盘,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在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中,自然是更便于实施“战时体制”,发挥“总动员”的力量。
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白崇禧做了华中“剿总”司令长官,带领四十多万人马,集结武汉一带,形势上大有控制湘、鄂、赣三省与粤、桂连成一片，以操纵西南的神气。桂系抬头,遭到蒋介石的疑忌，所以对于长沙绥靖公署主任人选，势必要从既能够与桂系联合共同反共，又能够对桂系起到牵制作用的人来考虑。在历史上程潜取代唐生智主湘之后,一九二八年曾被李宗仁扣押于汉口,从此失势达数年之久，不无芥蒂。湖南广西省界毗连，早年桂系问鼎中原之时,以湘为大门,乃进退必由之路;程潜在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时,军事受挫,也曾以桂为后院,成为暂避之乡。不但唇齿相依，并且彼此有过共同反共的历史关系,因而具备可能联合的一面;可是湘桂之间,一向都存在着地域之见,又有其利害矛盾不可调和的一面。蒋介石利用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以程潜为长沙绥靖主任,用意无非使桂系前后方形成隔绝之势，以收互相牵制之效，便于他居中操纵。
程潜在湖南早于护国之役期间，就以湘军总司令一度兼任过省长。在黄埔军校成立以前，程并曾在广州建立过“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本人原系日本士官学生，又系科第中的秀才，擅长书法，工于旧诗，可谓文武兼资，有时好谈风水，亦信子平之术。在旧社会里,在军政各方面中都具有一定的资历人望。差不多在湘旧有统治阶级人物,不是他的部下,就是他的晚辈,基于封建关系家长作风,能和他见面随便扯谈的人,却并不多。程过去两次主湘，皆为时甚暂,“建设桑梓”的鸿图,耿耿于怀,迄未得展。这次充任绥靖主任,既可独揽党政军之一切大权,几乎不亚于称雄割据。姑无论程本人当时的内心如何想法，但最初还有一些徘徊歧路的人们,幻想着以长江为界,成为南北朝局面，作观时变的打算。而后来绝大多数湘人,知道大势所趋,希望和平解放则是一致的。
这一次随程回湘安插在省政府方面的几个人有邓介松，邓飞黄、肖作霖、李维城等人。邓介松任省府秘书长,邓飞黄任民厅厅长,肖作霖任保安处处长(曾一度调长沙警备司令),李维城任湖南省银行行长。邓介松和邓飞黄都是支持程竞选当副总统卖过大力的。邓介松早年在湘省统治阶级文职人员中有“左派”之称,“马日事变”时,武汉政府特派他和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等偕同苏联顾问鲍罗廷到长沙查究事变真相，因此在程潜接替唐生智主湘之后,曾被通令缉拿,致邓一度亡命日本。此次程以邓为省府秘书长,初颇信任,亦非偶然。邓飞黄原为改组派,对于应付反动党团有些办法;肖作霖黄埔出身,搞过军队军训及复兴社组织工作，任过军委会高参,由于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郁郁不得志。一九四六年肖在南京办“大道报”,自写社论多次讽刺蒋政权,触动蒋怒,几乎弄得无处立足。我从前跟冯玉祥办过西北银行,阎冯战败后,任杨虎城将军创办的陕西省银行总经理,早有反蒋倾向,西安事变在蒋被扣留期间,表现到被人认为有“共党”之嫌,事后被蒋手令逮捕,监禁一年有余,时程潜为天水行营主任向蒋力保,获得释放。我从此感激程,而程亦欲为其所用。不久程潜又把他的本家程星龄找来,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为何汉文)。程星龄在刘建绪任福建省主席时,曾任建设厅厅长和省府秘书长,后因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撤职。基于这几个人过去的情况,所表现的共同特点是一方面都与反动统治阶级人物有着同学同乡和私人派系等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又都对蒋的独裁统治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望;另一方面又都有向中共靠拢的思想,曾和地下党员或进步人士有过接触和往还。虽然他们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认识，还说不上都很明白,但对人民不可战胜的力量已经事实具在,则越来越看得清楚了。程回湘把具有这样特点的人置之左右,参与密勿,决不能说是偶然的。从后来发展结果来看,显然老早就下了一步棋,准备必要时有人跑腿接线。
程到任后,每于晚间召集随同回湘的几个高级人员会商一切，形成了一个核心小组,后来又扩大成为公开的座谈会,程又在这个基础上另选出邓介松、程星龄、肖作霖等三、四人成立新的小组,约有半年多的时间,常在程的左右商承大计,必要时再分别会商。
另外还约定时间地点不断接触，其中曾利用浏正街中国建设协会会址作为联络中心。这个会原系肖作霖、邓飞黄和我办的,其活动情况有点像基督教青年会,设有旅行部,备供会员食宿,并可为官方招待各方人士的场所。我当时即住在会里。邓介松、肖作霖、邓飞黄、黄雍、唐伯球等人经常来谈。有时候省府参议方表(字叔章)也到这里和一些人联系。方和湖南大学中的进步教授如李达、伍薏农、肖敏颂、谭丕模、李祖荫等都有来往。他随时将所见所闻向程反映,无形中起到了精神上的联系作用,或对程的转变不无影响。记得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上述一些人在岳麓山桃子湖方表的家里,曾碰过头,对于中国前途和湖南今后的方向,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程到湖南后的前一阶段，即一步步向着掌握党政军一切大权的方向发展,中间经过许多曲折复杂的变化,最后终于达到他身兼五要职的目的(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省政府主席、兼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兼保安司令，兼军管区司令)。大权集中，于是成立了一个“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以肖作霖为主任,程星龄、张严佛(醴陵人,军统特务头子)、仇硕夫(三青团骨干)为副主任。集权经过概略地叙述如下:
一、关于党权: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多年都 掌握在CC分子手中,主任委员是CC头子张炯,程利用邓介松、邓飞黄、何汉文等与 CC骨干刘修如(社会处处长)、肖训(地政局局长)等人原来都是改组派的关系，从内部进行分化，使省党部几个委员渐渐倒向程的一边,孤立了张炯,迫使他知难而退,由程取而代之。第二步程就利用这个地位,想在国民党内推陈出新另搞一套比较时髦的东西，他指定邓介松、邓飞黄、肖作霖三人共同负责,由邓飞黄拟具“整顿党务办法”和新的“党纲”等等。这时邓对我说:“写来写去,终归还是那个调调儿。”他们前后秘密开过多次会,没有搞出个名堂。不久三人相继去职,这件事也就烟消火灭,再没有听到提起了。在这个时候前后，听说李济深领导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派人到长沙来活动,详细情形我就不知道了。
二、关于政权:湖南省主席在没有发表由谁担任以前,李默庵、黄杰、贺耀组等人,全都极力活动过这个位置。蒋介石最后还是决定由程自兼。在程表面上好像屈就，实际上却是程抓实权的第一步,自然要比当空头绥靖主任强多了。
湖南省参议会原是反动统治阶级挂羊头卖狗肉的一个所谓“民意机关”，事实上却是掌握在CC和三青团手里的一个工具。选举议长,虽然是个过场,但是由于角逐捧场,“竞选”也闹得十分热烈。仇鳌因得不到党团的支持落选了,退出参议会;赵恒惕战胜了张炯,当选为议长。赵于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期间投靠北洋军阀，统治过湖南好几年，杀害过当时拥程的第六区司令李仲麟等人，赵程之间那时已结下了宿仇旧怨。这次在程的“湖南人大团结”口号下,赵又回到湖南,似乎不记前嫌，毕竟彼此互有戒心。
赵当议长感到与程貌合神离,呆不下去,没有好久就称病辞职，跑到上海。这样参议会议长一席,又酝酿了好一阵,才由副议长唐伯球当选。唐原是三青团骨干,程在赵当议长期间,就通过邓介松的关系,使唐从三青团里分化出来,倒向程的一边,赵走唐继,无异程把这个工具抓了过来。
三、关于军权:据我所知,程的直接部队,除全省保安团队之外,其初只有黄杰新编的一部分,康朴的一师和程自己身边的一团。军事方面的事,由绥署副主任李默庵和黄杰两个人负责。在程回湖南前夕,曾向蒋介石要求建立五个美械装备的师,已经蒋批准照办。后来程到南京去又向蒋提出扩军计划，由五个师增加为八个师,蒋也批准了。其中除陈达的三一四师、汤 季楠的六三师、康朴的二三二师之外,究竟已否建立,怎样扩编,我就不大清楚了。
上面所说的康朴系陕西人,原为杨虎城将军旧部,以孙蔚如任武汉行营副主任的关系,康曾任总务处处长,后来程将行营附属部队扩编成为二三二师,由康任师长。我在陕西时即与康相识,这次康随程回湘,所部驻扎在华容、长沙一带,当长沙迎接解放时,他起到了积极作用。
程到湖南的前一阶段,一方面集中大权,一方面奉行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迫使湖南省广大人民群众出兵、出粮、出 钱。一九四八年七月他在就职的时候,发表施政方针，强调“戡乱剿匪”，这样一来,在国民党、三青团、反动军队内部及地方人士中,有一部分人自然表示赞同，而另一部分主张民主和平的人则大失所望。过了两个多月,九月十六日他忽在报上发表了撤消“戡乱委员会”的命令。这下子,又使原来失望的一部分人,觉得有了一丝转机,而一向赞同“戡乱”的那一部分人,则纷纷起来反对。他跟着又在十月一日这一天,公布一个“戡乱建国五项公约”,依然唱出反调。这就使那些反对撤消“戡乱委员会”的人们,又安静下去。类似这样翻来去的做法,不止一次两次,程也许为了适应环境,有意如此。但许多人的共同感觉是阴晴不定,莫测高深,猜不透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有些人表现进退失据、徬徨不安的神情。
这时半肺老人仇鳌(早年他在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阶段,和程同时都是湖南统治阶级中的人物，经验丰富，社会关系极为广泛，在旧人中颇能发生影响。)却看清了当前的局势，经常邀集社会人士座谈“认清形势,保卫湖南”这一类的问题,使原来意见纷歧无所适从的人们,认识上渐趋一致，即属头脑比较顽固的人，经过多次座谈,态度也有所转变，对于后来的和平运动,直接间接地起到不少促进作用。
尽管程潜“戡乱”、“不戡乱”的变来变去，但在具体行动上，对于征兵、征粮、征税等实际问题，则基本上还是照样进行，没有改变。所不同的,只是不完全听命于蒋介石,而自搞一套罢了。
一九四八年八月程在省政府中设立一个“经济委员会”，以号称“铁面御史”的监察委员何汉文为主任委员,程星龄为副主任委员，管理物资、贸易和粮食。这个机构自己订立一套规章制度,有些是和南京政府的法令相抵触的，这就表现力图摆脱蒋介石控制湖南经济的一个步骤。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程又在南京政府规定的苛捐杂税之外，开征所谓“绥靖捐”,办法颇似旧的厘金制度,对民生日用必需品,分别种类征收附加,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不等。收到的款项除临时直接拨付者外,余交湖南省银行暂存,支取时不按银行向例开具支票,只凭程本人所开便条,盖上他那颗珍爱的翡翠小图章支取。也有时没有存款就先透支的情形。因程始终靠这笔钱挹注,故直到长沙解放时，才停止征收。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后，一月七日湖南省参议会也通电呼吁和平。此时有些人渐渐感到国民党的垮台已为时不远。一月十五日长沙军政工商各界座谈会,决定成立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推举仇鳌、唐伯球等二十三人为委员。和平运动搞起来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接触频繁。记得大家在看到毛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之后，对于当前局势，看得更加清楚了，于是谈得越发起劲。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由李宗仁出台。邓介松、肖作霖认为时机已至,力主以“停止征兵”的实际行动来响应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一月二十三日(夏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夜间,邓、肖两人拿着拟好的电报去见程潜,反复陈说,得到程的同意停征一个月,连夜发出了电报，并在报上发表。事后,黄杰、刘嘉树、杨继荣、王劲修等人，极力反对,程答应过了旧历年复征,拖了过去,停征限满，也不再提起,一直到长沙解放,没有再征兵。按湖南一向是南京政府的兵源、军粮补给的重要地区之一,蒋军在东北、华北被歼后，抓壮丁更是急如星火。一九四九年湖南征兵配额为二十五万名,程决定停征,无异宣告了湖南人民决不再充当内战炮灰。李宗仁不料程潜居然来一个假戏真做,弄得他无可奈何。浙江省主席陈仪看到报载,也来电报大为称赞，声称也要这样搞。
在征粮问题上,当经济委员会成立后,由何汉文借清查贪污机会,先将原田粮处长黄德安撤掉。黄是三青团骨干分子，一贯对蒋效忠，又与赵恒惕关系密切(赵当议长时，黄任主任秘书),如不去黄，则经济委员会很难控制粮食。继任者为蒋固,蒋虽然也是三青团分子,但颇能秉承省府意旨办事，对南京给予湖南军粮任务，能拖就拖,百般搪塞,终于扣留下来十分之八、九的粮食没有上缴,后来听说曾卖一部分粮给广东、湖北等省。
湖南对于征兵、征粮,既然如此转变,拆了蒋介石的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渐趋尖锐。李宗仁代理正总统后,曾亲自飞到长沙，住了一天即匆匆离去,是否意在缓和这种矛盾,就不得而知了。
南京与湖南的矛盾冲突，又表现在争夺中央银行搜刮的金银方面。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蒋介石以法币贬值已成废纸,搞出改革币制的花招,用发行金圆券的办法,穷凶极恶地掠夺人民手中的金银外币。根据当时报载,截至九月底止,仅长沙、沅陵、衡阳等地搜刮数字,折合银洋达八百万元之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间,邓介松、李锐(财政厅厅长)、唐伯球等会同陈云章(省工业会理事长)、陈云田(省商会理事长)等在中央银行长沙分行清点库存，尚有黄金两万余两,连同所存白银、银币总共约值四百余万元。这批财富该行经理辛庹(字蘅若)曾奉密令悉数运沪,事为省府获悉,发动群众出面拦阻,当会同清点就地封存,并宣布非经省府命令不得动用转移。中央银行原有自设电台，这样的事会通过四联总处马上为蒋所知。辛廙一面敷衍省府,一面仍遵蒋命秘密将黄金运走，然后他即离省潜逃。省府发觉立即由程电令江西省政府在南昌将辛截获,解回长沙收押,但黄金则已一去不返。后来听说白将要入湘之际,辛即被悄悄地放走了。
程潜回湖南后，没有再抓政治犯。一九四九年二月程命邓介松、肖作霖将王东原任内羁押在长沙警备司令部的人犯中,查明凡属牵涉政治嫌疑的,一律不必再经审判手续,立即开释。据说这次恢复自由的有八十多人。
程的反蒋措施,原与桂系不谋而合，所不同的李宗仁用意在于夺取蒋的政权，自成局面。程潜则在于抓点资本谋求和平。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白崇禧的部队将要由鄂人湘,于是湘桂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南京政府反动派策动倒程运动，拟使湘籍立法委员汤如炎、黄淡云等返湘,面请程考虑进退问题。程此时设法实现本省的局部和平,在湖南日报上公开表示要“以至诚至正的决心，以点滴归聚的群力,求使湖南免于战祸的惨痛,求使人民免于炮火的灾害”;并对国民党反动派提出警告:“纯重自我,不顾大众的行为,不仅徒劳，而且千夫所指,势必自焚!”程听到桂军即将入湘的消息，于当晚秘召李默庵、刘嘉树、唐伯球、邓介松、唐星、肖作霖、程星龄、李维城等在他的卧室里开会,商量对策。多数都认为白崇禧之来,显然要控制湖南,讨论半日决定作军事紧急措施抗拒桂军入境。明知条件不够，也就无暇考虑。最后谈到筹办军需问题，都以财政厅长李锐赴广州向财政部索款毫无结果迟迟不归，抗桂军事行动后的财政军需总责由李维城担负,计划将省银行库存,预先运到湘江西岸。会后,正分头紧张准备的时候,第二天清晨,程忽变卦，急召肖作霖到省府,面嘱停止执行。而桂军先头部队当日下午即开进省城，局势逆转。三月底白崇禧到省,立即局部改组省府。四月九日,以杨绩荪接替邓介松为省府秘书长,二十八日陈明仁接替肖作霖为长沙警备司令,邓肖二人旋被迫离省,所谓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也无形解体。后来白又以华中长官公署政工处长田良骥接替邓飞黄为民政厅长,所有不附桂亲共态度较露骨的人员,全被陆续排挤，长沙市长、省府新闻处长等都换成白的亲信。毛鸿钧等特务分子和一小撮牛鬼蛇神,一时大为活跃。学生运动被镇压,白下令解散学联，扣发公私立学校经费,强迫各校提前放假。酝酿起义的邵阳警察队长尹如奎等被杀。四月二十日李宗仁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面签字。四月中旬至五月初旬,白所辖河南地方武装及第三兵团张淦部十几万人,相继窜入湖南,分据粤汉路沿线岳阳、长沙、湘潭、株洲、衡阳一带。五月十六日武汉三镇解放，白部及所辖湖北地方武装约二十余万人,又先后窜入省境,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迁衡阳,长沙设指挥所,白本人留驻长沙，整个湖南遂为桂系所控制,从此过渡到黎明前的黑暗。
这段期间,湘西的常德等十几县和湘中的益阳、安化以及湘北的岳阳等地军政大权，分别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和湘鄂赣边区绥靖区司令霍揆彰所控制;湘南一带的地方实权亦为蒋伏生(在乡军人会长,曾任长沙警备司令)、欧冠(宁远土豪、黄杰在邵阳组省政府时,委为湘南行署主任)所操纵;湘中长沙一带军权则在陈明仁手中,实际上程潜只有绥靖主任兼省主席的空名,因此处境艰困,内心苦闷自不待言。六月六日,白崇禧在省府扩大会议上，对程的和平倾向,倍加斥责。白说:“近来无论党政军方面各阶层中都有少数负责人员，对共产党作战决心不坚，战斗意志薄弱，丧失了革命信心,精神上已走上投降的道路,因此,失了领导能力,使部属无所适从，以致军队或行政人员叛变投敌。甚或有动摇分子，言论行动为共产党张目，摇尾乞怜，希望得到共产党的宽恕……”又说“图谋‘局部和平’就是自取灭亡”等等一套反动言论,直接对程施加压力，程坐在一旁只好默不作声。此后程一面对白虚与委蛇,一面则积极寻求出路,向共产党靠拢。他表面上也宣誓“剿匪”到底，骨子里则是另有打算，态度更加沉默了。有一阵又表示要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经仇鳌、唐星劝阻,也就打消了。在极度紧张阶段,程住在省府反而若无其事的还去戏园看戏。
还是一九四九年初，程星龄找我说:“颂公希望你去宁沪等处看看形势。”随后李默庵也对我这样说，可是语气都不肯定。我和程见面时,程却没有提起,因此就拖了下来。有一天,我接到龚饮冰同志自香港来信,约往一游。恰好这时周竹安同志来到长沙,和我见了面,周系龚的近友,已经和黄雍接头。黄是在程回湘后与周取得联系而来的，借搞黄埔同学联合会的联络工作出面活动。我与黄虽常往来,直到和周见面后,才明了黄的身份。这时程的内部思想情况,尚在迷离恍惚之中,去宁沪活动之议也就拖下来了。随后程潜密派程星龄赴香港去做联系工作,我记得已接近解放前夕了。
在白崇禧黑暗统治期间,中国建设协会里的活动,早已销声匿迹,旅行部也取消了。一天黄雍介绍一位自称姓李的同志(搞地下电台译员的工作)来会暂住,搬进来当天深夜,正在风雨交作之际，忽有人大声敲门,事务员夏望凯开门稍迟，当被殴打，始知是白崇禧的稽查队,约有五、六人携带武器进门直扑后院，在那位李同志住处胡乱翻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查到，借口李无证明文件，非要带走不可。我出来拦阻，保证无他,仍然不许。我说:“等我打电话报告程主席,再带走不迟。”来人对程似乎还有顾忌,才没有带走。事后,才知道那位李同志的床下放置有发报机零件，幸未被发觉,不然真会误了大事。不久黄雍认为时机成熟，经我请程约定时间与黄见面。在一个雨天的深夜，黄秘往见程,透露能将程的意见向中共方面表达。程说:“来接洽的很不少,无凭无据,晓得谁真谁假?”黄乃实告他所联系的地下电台，可以直接上达毛主席。程听了大喜,忙亲拟电文交黄拍发,过两天接到复电,指示周详,并已分电四野联系。至此,程潜始成竹在胸。
一九四九年七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几路雄师接连解放了岳阳、萍乡、常德、醴陵等重要城市,先锋已到长沙近郊的春华山,长沙旦夕可下,湖南天快亮了!白崇禧在逃离长沙的前一天,解除了程潜的省主席职务，以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接替。陈原系黄埔猛将之一,在四平街所部已被歼灭殆尽，因陈诚对他不满，旋即投置闲散，在上海时曾和我见面,牢骚满腹。迨白崇禧组织华中“剿总”，企图扩大桂系势力范围,由军令部次长刘斐(桂系)从中牵线,获取白的信任,保举陈为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刘斐与程潜都是醴陵同乡，彼此关系较深。当桂军准备窜入湘境之前,刘斐回湘,程乃商请刘去武汉,一面为白献策,一面与陈联络,及白入湘,首先发表陈明仁兼任长沙警备司令。他们事先作好圈套,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也就意料所不及。
二十二日白亲送程登车赴邵阳后，他才离省赴衡阳。这天程潜、陈明仁派出代表前往平江与解放军代表举行和平会谈。此时邵阳守军是唐星。唐是三月二十一日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的。曾参加过那次程秘密召开抗拒桂军的会议。那天会后，唐独往见程，说明湘桂力量悬殊,仓促抗拒，势将遭到无谓的牺牲与破坏,不如暂时逆来顺受,容作缓图。程听从了唐的建议,遂翻然变计。桂系控制湖南后,唐星与陈明仁都积极扮演反面角色,使白深信不疑。白退衡阳时,命唐、陈分守邵阳、长沙，利用他们护卫前哨，自以为得计。二十三日李明灏以解放军代表身份，来到长沙和陈明仁见了面,陈即电话告知在邵阳的程潜，程当派唐星、程星龄返回长沙接洽。李明灏是醴陵人,与程潜同乡,早在一九二七年程在汉口重建新六军时,李任第十七师师长。次年程被李宗仁扣押,由李明灏代理第六军军长。他与黄埔军官大都熟悉,先已参加革命,这次挟着重大使命,翩然来临,不但故旧重逢,而且带来无上的欢快。
先是唐星知程潜将要到邵阳来，于十八日密赴湘乡访邓介松说:“颂公过几天要到这里来,请你不要离开。”二十二日程潜偕程星龄、唐伯球等来约邓赴邵阳准备起义。二十九日程等回到长沙，程住南门外程炯家中,将程、陈所属部队,按照党的指示向指定地点转移。八月三日长沙五十万市民正式组成“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筹备会”,在湖南省立公医院举行第一次会议，到有湖南大学等二十四个学校及旧农会、工会等五十三个单位代表及民主党派多人。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接受了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率部起义,以程、陈领衔发出起义通电。五日傍晚解放大军在万众欢呼和秧歌声中进入长沙城,湖南从此获得了和平解放。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七辑，有李维城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