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般历史情况
蒋军第四军系广东部队,原辖九十、五十九、一○二三个师,九十和五十九两个师是第四军的老底子,自军,师长以下绝大部分是广东人，地方色彩很重。一○二师是柏辉章由贵州带出去参加抗日战争的部队，在抗战中编入第四军的建制。该师贵州人最多,后来经过整编，改头换面,起了质的变化,也逐渐广东化了。
在抗日战争中第四军始终归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薛岳把它变成自己的御用部队,团长以上的人事调动，非经薛岳亲自批准不可。因此有人讽刺第四军是“薛家军”。欧震担任第四军军长时间较久。欧震他调后,继任军长是张德能。一九四四年日寇大 举进犯湘桂时,第四军在长沙作战不力,张德能被蒋介石枪毙。抗战胜利后，陈诚当了蒋介石的参谋总长，独揽军事大权，借整军为名,大肆裁编杂牌部队。薛岳担心第四军被蒋介石裁撤,失去了他终身依靠的政治资本，因而保举了与陈诚私人有部属关系的王作华当第四军军长，借此保存了第四军的政治生命。王作华原系粤军暂二军古鼎华(古以前是邹洪)部的暂七师师长,因薛的推荐,竟至飞黄腾达一跃而掌握了薛的亲信部队,喜出望外,从此以后特别为薛卖力。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国范围的反人民战争，解放军奋起抵抗，在各战场上均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狠狠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气焰。之后，蒋又调兵遣将，起用薛岳当徐州绥署主任，企图重振旗鼓，卷土重来。薛上台后，立即把第四军由江西调到苏北，担任后方的绥靖任务。据说这一次调动是薛岳害怕蒋介石借刀杀人，将第四军调赴前线作战，好被解放军歼灭。为了保存实力，将第四军掌握在自己手中，认为这样较为保险。由于薛岳的私心得以实现，第四军在渡江战役以前未离开过苏北,也未参加过规模较大的战斗。
一九四八年第四军在中共苏北军区武装部队的不断打击下,兵员消耗过多,奉南京国防部命令缩编成两个师,每师辖三个步兵团(抗战胜利后,第四军曾改为整编第四师，辖九十、五十九、一○二三个旅，每旅只有步兵两个团，一九四八年虽恢复了军、师番号，但全军仍然是六个团)。一〇二师的两个步兵团分别编入九十和五十九两个师，一〇二师番号及师部人员一律拨归四十五军建制,重新建立。第四军经过这次整编，只辖有九十(师辖二六八、二六九、二七〇三个团)和五十九(师辖一七五、一七六、一七七三个团)两个师。至于二八六师,那是在一九四九年春天担任长江防务时在镇江新成立的。二八六师的干部全数由军直属队和九十、五十九两个师抽调配备。该师成立不到一月，即由新任师长陈治中率领开赴广东接收新兵，并留驻广东训练。因此二八六师并未参加江防战斗，这是与侯镜如、覃异之诸位先生所提供的蒋军江防兵力数额有出入的一点。
二、在镇江附近的江防配备
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在徐、蚌地区孤注一掷的五个兵团全部就歼后，京沪门户洞开，战局急转直下，蒋政权摇摇欲坠，人心惶惶,一面向广州搬家，一面积极作江防部署,企图借长江天堑,在京沪杭地区作最后挣扎。当时在苏北两淮地区(淮阴、淮安)担任防守的蒋军第四军和五十一军王秉钺部已形成孤立状态，在解放军南下部队的压迫下,先后沿运河线向镇江、丹阳地区南撤，归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丁治磐指挥，担任长江南岸的防务。绥靖区司令部驻常州。
第四军(辖九十、五十九两个师)担任镇江正面由谏壁至下蜀之间(正面宽约六十余华里)的防务;右邻是五十一军,担任扬中正面的防务;左邻是四十五军,担任龙潭至南京之间的防务。在镇江正面上判断,解放军主要渡江点可能在瓜洲方面,辅助渡江点可能在十二圩(属仪徵)方面。于是决心以一部在江北岸之瓜洲,十二圩,仪微三个地区建立三个桥头堡,以主力在长江南岸正面上作直接配备，防御重点保持于瓜洲、镇江方向上。具体配备如下:
五十九师师部率该师一七五团及一七六团之第二营驻瓜洲:一七六团(欠第二营)驻十二圩,并由该团派兵一部驻仪微;分别在瓜洲、十二圩、仪微南侧之泗源圩构筑桥头堡，坚决固守，掩护江南岸主阵地之安全和海军第二舰队林遵部所属舰艇在江面上之活动。
五十九师第一七七团由副军长李子亮指挥，担任谏壁至镇江东侧之间的防务。
九十师师部率二六八、二七〇两个团,担任镇江至下蜀之间的防务。
九十师之二六九团为军总预备队，位置于镇江西南侧地区。军部及直属队驻镇江市。
三、由镇江狼狈撤退和在广德以北山地的覆灭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李一上台即向中共中央伪装乞和并多方面寻求和平途径。当时曾邀请前国民党江苏省主席李明扬过江找解放军三野陈司令员探听情况。李衔李宗仁之命由镇江过江，通过了第四军瓜洲警戒线到达淮阴。后来听说李到淮阴并未见到陈司令员，又顺路去徐州找三野领导人接头去了。继此之后，又有以颜惠庆为首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先后飞抵北京，以及李宗仁散布的一些和平言论和玩弄的一些假民主花招等等，这些表面现象，曾使第四军官兵感到眩惑,认为和平有望,孰意和平竟成幻想,四月二十日李宗仁拒绝在和平谈判协定上签字，渡江战役序幕即行展开。二十一日晨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分别由荻港、江阴两地一举突破长江天堑,并继续向安徽广德方向猛插,对蒋军江防部队形成钳形包围;在镇江、南京正面上则采取牵制手段，进行佯攻。第四军军部对于上述情况，略有所闻,几次同绥区联络,均未得到证实。二十二日上午仪微桥头堡被拔除，第四军参谋处再用电话向南京国防部第三厅(管作战的)询问解放军渡江情况，第三厅某处长回答说:“不要紧的,在芜湖方面只过来几千人，已窜入繁昌以南山地打游击去了;江阴方面情况无多大变化。”实际据我们所知，解放军渡到南岸的兵力在二十一日夜已超过数万，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国防部和绥区还讳莫如深，不肯将真实情况转知所属部队，甚至捏造情报，欺骗下级，这种军事指挥艺术,确实令人费解。二十三日下午,接到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丁治磐命第四军准备于当晚撤退的预令，王作华即将江北防守桥头堡部队全部撤退到镇江(事前各部均控有船只)，入夜后才根据正式退却电令匆忙部署向杭州退却。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丁治磐指示第四军的退却路线是沿镇江、丹阳、金坛、溧阳公路转京杭国道向杭州退却。这条公路不惟运动方便，而且是到杭州的捷径,就当时情况说来是适当的。军已下令遵照绥区指示执行。当晚(二十三日)临出发时,王作华打电话向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司令官张耀明告别,张说:“我正在找你。”接着张在电话上告诉王作华:“第四军改归首都卫戍司令部指挥,应沿镇江、句容公路转京杭国道向杭州退却;到达句容附近应掩护南京退却部队沿京杭国道撤退。”王接电话后，立即与副军长、参谋长进行研究,当时曾引起一场小小的争执:
参谋长罗旷(号平野)说:“由镇江经句容转京杭国道，这条公路虽然运动也很方便，但比走丹阳、金坛、直下溧阳再转京杭国道大约要多一天的行程。军的退却任务是迅速脱离解放军的追击，在目前情况下,最紧要的是争取时间,及早逃出包围圈。因此我们应选直路走，不应选弯路走。南京方面指示的道路太弯了，很不适 宜。我认为军主力的退却路线应维持原案，按绥区指示执行。军另派一个步兵团由该师副师长率领，走句容方面,遵照南京的指示办理，尔后再沿京杭国道到杭州归队，这样一来，双方的命令都执
行了。”
副军长李子亮接着说:“我基本上同意参谋长的意见,但我主张一个兵也不派，全部走丹阳、金坛、溧阳公路。绥区既然要我们走这条路,我们就走这条路,将来打官司有绥区负责。”
王作华犹豫了一阵,最后才坚决地说:“你们说得都有理,但走句容这条路是张司令官亲自指示的,如何能不执行呢?”
一场小小的争论,终于在王的坚持下匆匆结束,临时更改了已下达的退却命令。后来部队退到南渡附近，解放军追击部队已于两小时前解放溧阳，截断了退路。李子亮埋怨王作华说:“他不应该在临出发时还向张耀明卖弄人情，不然是不会被解放军包围的。”事实证明李的话是有道理的。五十一军王秉钺部于第四军退却之同时,沿丹阳、金坛公路撤退,竟得侥幸安全通过溧阳,逃出了解放军的钳形包围。
二十三日晚八时左右，军辎重行李及后勤部队按绥区指示路线沿丹阳,金坛公路提前向杭州撤退;军战斗部队于十时左右撤出镇江，当晚到达句容以东约二十里之宝埝镇。二十四日继续退到句容以南之天王寺，未发现新的情况。经过句容时见到由南京退下来的部队很多，有总统府的，有卫戍总部的，有联勤总部和南京市政府的，有穿军服的，也有穿便衣的，杂七杂八的一些单位蜂涌地向南逃窜。
二十五日下午行抵南渡附近时，接到溧阳已被解放军抢先占领的情报,王作华大吃一惊,慌忙决定由小路转走广德。那时正值天雨,道路泥泞,官兵衣履尽湿,状极狼狈。离开公路不到十里,随军四门山炮和一部分用骡马驮载的重武器，全部陷于道旁的水田中,无法挽救。当晚只得到达土城地区(杜渚附近)宿营。
二十六日部队抛弃了重武器,反而变成真正的“轻装”,行动较前敏捷。但路少人多，互相妨碍，前进仍极缓慢，尤其行抵长乐铺附近，与由湾沚溃退下来的二十军杨干才部(杨已在湾沚被击毙)和六十六军罗贤达部相汇合，行动更加困难。当晚只好又在该地宿营。
二十七日进入广德以北山地，各部队争夺道路，互相穿插，一连人的行军队伍中,竟发现有十几个不同的番号,各色各样的人都有。这些渗入部队行进的人群，大多数是由南京逃出来的杂色部队。据他们说，第四军能作战，可以掩护他们突出重围,因此愿意跟第四军走。他们不懂得这样一乱，连第四军逃命的力量都没有了,还能谈得到掩护别人突围!部队行行又止，欲前不能，欲后不可，好像一尾大鱼陷于泥淖中不能摆动似的。后来又听说解放军已占领广德，军心更形慌乱。行抵新桥附近，天色已黑,不敢在该地宿营，又乘夜继续前进,希望绕道至广德以东向长兴方向退却。但因地形不熟，再加部队又过于庞大,不适于夜行军,走了一夜,仍困于山地之中钻不出去。
二十八日行抵泗安(广德以东约十余里)以北，蒋军所有被包围部队不约而同地一齐向这个方向涌来，企图由泗安东侧突围。此时解放军已缩小包围圈,并将网袋口子堵住,迫使蒋军十余万人挤作一团。第四军与由后赶到之四十五军第一〇二师陈朝章部并肩突围,狼奔豕突，终不得逞。当夜被围于山地,遍地烟火，四面楚歌,一片凄凉景象,象征着末日的降临。部队携带口粮已于早上用 罄,又饥又寒,无处寻食,秩序大乱,溃不成军。二十九日上午即被解放军全部歼灭。第四军除军长王作华只身化装逃跑外，期军长李子亮以下全部被俘。至于其他各军如二十八,四十五,六十六,二十军等部队同在广德以北地区先后被歼的消息，那是在我归向人民以后才知道的。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侯镜如,覃异之诸位先生所写的材料中有一段这样说,“第四军军长王作华和四十五军军长陈沛，他们乘吉普车只身逃到杭州……这与事实也有出入，陈沛的确是乘吉普车只身逃跑的,二十四日我们还在句容南门附近遇着他,王作华还和他讲了几分钟的话(我不认识陈沛，以后我问王作华，他才告诉我的。他们讲的是广东土话，讲了些什么，我也听不懂)。陈沛的吉普车开得特别快,后来听说他当天(二十四日)通过长兴时,才停车下来擦干头上的汗说:“安全了,逃出包围圈了!”王作华是在二十九日上午和我被冲散以后，在村庄里潜伏了一两天才化装逃往上海的。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本文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五辑，有罗平野编写，当时任第四军军参谋长，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