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在中华文化中，大多数时候是个禁忌。

大多时候，人们总是隐晦地提及“死”，比如“走了”。还有一些地区文化中，把“死”叫做“回去”，仿佛只不过是离家到了人世走一遭，然后又回到了那个本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

可能究竟走到哪儿或者回到哪儿，都与逝者无关了，只是活着的人，希望灵魂可以不灭，期待未来可以再见，带着彼此共同的记忆重逢在另一个世界。

在地球的另一端的墨西哥，有着“亡灵节”的传统，对于死者，只要还有人记着他的名字，就不会在亡灵的世界里消失，由此，除却死后的世界构建，活着的人还有一个任务——对逝者的怀念和祭奠。

在基督教文化中，似乎也有着类似的双重意义——人的自然死亡和名字被剥夺或遗忘的死亡。可以说记忆，是逝者在人世间的一种延续，是跨在此岸和彼岸之间的桥梁，有记忆的存在下，就存在着生与死之间的沟通。

很多时候，活下去的人并不是生存的胜利者。死者才是真正的英雄，不论他们是否是被迫直面死亡，但他们带着尊严走上了一条告别的路。而活下来的人，是幸存者，不仅仅要继续面对这个略有些残酷的世界，更要背负着逝者的记忆以及其中的责任。

生者对于逝者尽的第一个责任，似乎是祭奠。但实际上，祭奠是生者自我安抚的一种行为。周遭人的死去，就好像在一张原本铺好的塑料薄膜上开了个洞，或者是一张大网中间被剪开。死亡不仅带来了恐惧，还带来了对原本平衡的社会秩序的冲击。

祭奠也好，仪式也罢，只不过是生者应对恐慌的一种心理建设过程，是幸存者们聚集在一起，重新编制社会大网，填补逝者空白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用一种仿佛逝者还存在的心理安慰，抚平死亡的恐惧。

在生者忙于恢复往日平静的时候，可能会在祭奠的过程中，将记忆的责任卸下，仿佛祭奠行为本身就已经尽责了，祭奠过后就可以一身轻松的走向新的生活。

一位社会学家曾说：“在这个生产和消费大众记忆的时代……对过去纪念的越多，思考和研究反而越少。我们一朝给了记忆一个纪念形式，就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记忆的责任。我们让纪念馆负起记忆的重任，而参观者自己则无需再有负担……就在我们鼓励纪念馆为我们记忆的时候，我们反倒是在遗忘。”

毫无疑问，记忆是有伦理的。特别是对死者的记忆，是道德中的一种特别呈现。

在世俗社会中，群体共同承担和面对过去的创伤记忆，人们可以选择遗忘，因为人本身就是健忘的。但在创伤、错误面前，如果是单纯地遗忘，就是对逝者的背叛。除了要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故事之外，还有他们逝去的原因，和身为这个社会成员所共同肩负的责任。

人类以人性道德的理由记忆。哪怕对那些与我们只有浅淡关系的人们，我们也与他们由人性道德的记忆而联系在一起。借由人类共同创伤的记忆，各种社会群体、民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大责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

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曾说过“通往奥斯维辛的道路，为之开道的是仇恨，为之铺路的是冷漠。”在灾难面前，记忆是一种对遭受灾难人的尊重，也是一种为不曾遭受灾难的人在未来避免灾难所肩负起的责任。所以在这个层面，我们不应该问该记住什么，而要去问我们有责任去记住什么。

在公祭日，祭奠是一种形式，而记忆是一种责任，我们不能把责任丢给祭奠这种形式，从而满心轻松地踏上新的生命历程。这个世界上虽然人是孤独存在的，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生存下去。逝者并不是一个与我们无关的人，而是这个社会整体中，跟我们一样的，也许未来就可能是我的一个人。

所以，祭奠不再是一种形式，也不能只是一种形式，更不仅仅是寄托哀思。祭奠，应该是一种反思，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为了我们共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