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中地处山东腹地，当时是山东省的战略中心地带，山东省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经常在这里驻防，也是敌我争夺之要地。

鲁中抗日根据地，包括兖（州）临（沂）公路以北，胶济公路以南，沂、沭河以西，津浦铁路以东的广大地区，境内有泰、沂、沭、蒙、鲁等山脉，总面积约2.8万平方公里，约有1.4万个自然村，人口约550万人。

1938年，武汉、广州相继失陷之后，日本侵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逐步把主要力量转向敌后战场，山东的日军兵力也大大增加。

1939年3月，八路军115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代师长陈光奉命率东进支队挺进山东。

5月下旬，他们分批越过津浦铁路，进入新（泰）蒙（阴）费（县）泗（水）边区，之后进入鲁南抱犊崮山区。

6月，中共中央派徐向前、朱瑞同志到山东工作。他们抵达鲁中地区后，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决定，组建八路军第1纵队，徐向前同志任司令员，朱瑞同志任政委（不久，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统一指挥山东八路军各部队。

八路军主力一部入鲁，对鲁中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军队的正规化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群众工作的深入开展，乃至对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1939年6月，日本侵略军出动2万余人，分10路对鲁中山区进行第一次大“扫荡”，国民党各地方政权大部垮台，驻鲁中山区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沈鸿烈部及东北军于学忠部受到较大损失。

而我党我军在这次“扫荡”中，受到了锻炼和考验，为粉碎后来日军更残酷的大“扫荡”，为发展和建设鲁中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鲁中抗日根据地着重加强了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抓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各地党组织遵照党中央、山东分局的指示，认真组织人民群众参加民主政权建设活动，团结各界人士，建立参议会，罢免国民党顽固派官吏，选举产生了坚持抗战、代表人民利益的抗日民主政权。

从1939年下半年到1940年，鲁中各地已经建立了十几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区、乡、村各级基层抗日民主政权也普遍建立起来。

泰山区于1939年9月1日成立了泰（安）、莱（芜）、历（城）、章（丘）、淄（川）、博（山）、新（泰）七县联合办事处。

在此基础上，又于1940年4月1日选举产生了第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泰山专署，赵笃生同志为专员。

不久，滨海地区、沂蒙地区也相继建立了参议会、专员公署。

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由于我党认真实行了“三三制”政策，广泛争取和团结各阶层知名人士，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第二，搞好巩固与发展党的工作。根据山东分局决定，1939年7月，山东第1区党委（一般称作大鲁南区党委）成立，林浩同志任书记。鲁中地区各特委改为地委，由区党委领导。

泰山特委改为第1地委，刘莱夫同志任书记，负责泰安、莱芜、新泰、章丘、淄川、博山、历城一带党的工作；

淄博特委南移至北沂蒙地区，改为第2地委，王子文（原名王海珊）同志任书记（后由刘建中同志接任），负责胶济铁路以南之益都、临朐、昌乐、安丘及沂水北部等地党的工作；

鲁东南特委改为第5地委，负责莒县、日照、诸城、赣榆一带党的工作；

第3地委是鲁南地委，宋子成同志任书记，负责泗水、费县、邹县、滕县一带党的工作；

第4地委是临郯地委，由许岩同志代理书记（后由李乐平同志接任书记），负责临沂、郯城、苍山、临沭一带党的工作。

这样，从胶济铁路以南、陇海铁路以北、津浦铁路以东直至东海的广大地区内，党的组织领导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第三，加强队伍的正规化建设，初步建立了主力兵团、地方兵力及县区武装三位一体的武装体系。

经过5期整军，八路军山东纵队第1、2、4支队已成为活跃在鲁中地区的主力部队。他们在保卫根据地、粉碎敌人扫荡的战斗中，多次沉重打击敌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1940年初夏，日军对鲁中地区进行了更加疯狂的“扫荡”，企图把鲁中根据地一举吃掉，杨家横之战随之打响。

杨家横位于莱城东北18公里处，盘龙河上游，西接苗山镇，东靠老婆寨，南面是上三山村。

这场战斗属于我军发动的伏击战，当然，日军不会主动来到我军伏击圈，所以，杨家横之战有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5月中旬，我军第4支队与第一军分区主力部队，除留一部坚守莱芜西北山区根据地外，其余都进入了莱芜城东北第六区所属的常庄一带。

当时，我军准备用一个团的兵力攻打博山城，以钳制济南和胶济路之敌，配合其他根据地部队进行夏季反“扫荡”斗争。

一天上午，第4支队突然接到博山城地方情报站报告：

近日，日军由济南开出1000余人已进入博山城。

几乎同时，我军也接到莱芜城地方情报站的报告：

由泰安城出动的日军100多人，已进入莱芜城。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情报最后都有这样一句话：

“敌有出动之势，望部队注意。”

情况非常危急，第4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政委胡奇才立即在常庄召开紧急会议，并请地委刘莱夫书记及军分区负责同志共商对敌之策。

左起胡奇才、黎玉、廖容标。图片来自网络

廖容标是江西省赣州市赣县人，1929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直罗镇战役。1937年1 月，在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奉派秘密潜入山东长山县，并改名廖之秀，以长山中学体育老师的身份组织发展抗日武装。

1937年12月，廖容标参与发动领导黑铁山起义，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5军，任司令员。

随后，他率部转战胶济铁路西段南北地区，积极打击日伪，先后攻克长山、淄川、邹平等县城，迅速打开抗战局面，部队很快发展到30多个中队、5000余人。

在他的领导和率先垂范下，第5军军纪严明，处处注意保护人民利益，在部队行军打仗过程中，廖容标总是挨家挨户访贫问苦，宣传抗日。战士们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积极帮百姓解决困难，深受群众爱戴。

1938年初春，廖容标率部队来到淄川县罗村，为避免惊扰当地老百姓，他下令让战士们在寒风凛冽的河滩边原地休息。村里老百姓看到这一景象后，深受感动，一致请求部队进村休息。

面对村民们热情送来的食物和慰问品，廖司令一一婉拒，坚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只提出买下村里由土匪退回来的已经发了霉的煎饼，给部队作给养，并带头洗净煮沸食用。因此，被广大群众赞誉为“救苦救难的菩萨军”，他被称为“菩萨司令”。

廖容标灵活运用游击战术，使得部队如鱼游水，神出鬼没，往往出奇制胜，第五军成立短短1个多月内，就进行了3次战斗——首袭长山城、伏击小清河、血战白云山，三战三捷，以弱胜强，威震鲁中。

小清河伏击战是廖容标领导的第5军在清河平原地区向日军打响的第一枪。

1938年1月19日，廖容标带领该军第3中队隐蔽在小清河陶塘口伏击敌人。中午时分，日军一艘汽艇从上游开了过来，廖容标把握时机，火速开枪投弹，全歼日军12人，包括旅团长、联队长和高级参谋各1人，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当头一棒。

这场伏击战，后来还载入了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小学语文课本。

1938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基干武装改用八路军游击支队番号，廖容标被调任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司令员兼第4团团长。同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他改任山东纵队第4支队司令员。

廖荣标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一次，在常庄召开的紧急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敌人企图向我军进攻，目的是阻止我军攻打博山城。

另外，敌出动博山、莱芜之兵力约1000多人，目标是常庄一带的我军。

基于这个情况，廖容标决定：

第4支队司令部率机关进驻徐家店子，充当后方指挥所；军分区和地委、专署机关进驻马峪；第4支队第2团进驻杨家横及该庄的北山与东南山。

同时，他还要求军分区第2、第3两营在敌出动时，首先阻止敌人前进，之后边打边撤，诱敌向东南进入杨家横，第2团则以全力歼灭之。

会上，也给一些地方部队布置了任务：

博山县大队进驻夏庄以西山地，以监视南、北博山及八陡之敌动向，并袭扰钳制经该地之敌。

留驻莱芜西北山区部队速向范镇、黄前一带活动，注意泰安城之敌动向，并令该部速派侦察人员进入济南市，侦察敌变动情况。

5月19日天还没亮，廖容标突然接到紧急报告：

“博山城、莱芜城的日军已出动。”

廖容标赶紧询问：

“敌人有多少？是否有‘三本’（即伪军）？”

报告人肯定地回答：

“鬼子就有1000多人，另有部分‘三本’。”

“分几路？”廖容标又问。

“分三路，博山之敌两路已进至苗山以东的高坡地带。”

八路军缴获的日军九二式重机枪 图片来自网络

廖容标判断，从敌人扑来的阵势看，他们的意图是攻打我驻常庄部队。于是，他立即命令：

“迅速通知各部队，按原作战方案行动。”

拂晓时分，枪声、炮声打破了黎明前的沉静，杨家横战斗拉开了帷幕。

按照廖容标的战前部署，我阻击部队在和鬼子短暂接触后，即边打边撤，牵着日军钻向杨家横这个大口袋。

到了上午10时左右，敌人终于“顺利”占领了常庄、古德范等庄。

正午时分，日军被牵着向我部署的“口袋阵”挺进。13时多一点进入了杨家横。

因为进庄时没有见到我军的影子，日军感到太平无事，他们“咕噜咕噜”地叫喊了一阵后，原地休息。

时机已经成熟！我军指挥员发出了“开火”的命令，顿时，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打了个日军措手不及。

被打晕了的敌人稍微冷静后，立即组织反扑，日军战斗力很强，而且装备也比我军好得多。虽然我军组织了几次猛攻，并杀死日军100多名，但他们仍然顽固坚守。

战斗非常激烈，每个院子、每间房子和每一个隐蔽物，都要经过反复地争夺。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八路军官兵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有的用刺刀捅，有的用枪托砸，有的甚至脱掉褂子抡起大刀猛劈，终于将日军压在几个院子里。

然后，我军展开政治攻势，一起喊话：

“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

可是，我军的政治攻势并没有取得多大效果，因为日军根本听不懂，喊了大半天，他们也不知我军喊什么，更加恐慌，乱成一团。

当时，第2团第2营5连7班班长孙维贵，带着几个战士趴在房上喊，虽不见起什么作用，却发现不少鬼子手里捧着“小铜佛”，嘴里在喃喃地好像念什么咒语，似乎是求“天皇保佑”。

对这些不投降的敌人，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歼灭。孙维贵对战士们说：

“听到院子里哪个地方有念咒的声音，就向哪个地方投弹！”

随着几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院子里就再也没有念咒的声音，个别自作聪明的鬼子见从天上落下手榴弹，赶快躲到屋子里逃命。

于是，孙维贵带领战士，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与鬼子展开逐间房屋地争夺。

那个时候，鲁中山区的房子多数没有后窗，屋子也没有用白灰刷墙，屋子里光线特别暗，孙维贵等人从光线刺眼的房顶，瞬间扑到昏暗的屋子里，眼睛难以适应。

只听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拉枪栓的声音，孙维贵立即将身子向下一蹲、一扭头时枪就响了。顿时，孙维贵只觉得头皮一热，心里感到不妙。

顺着枪响的地方一看，孙维贵感到又好气又好笑，只见一个小鬼子为了逃命，竟然钻到一个老乡的粮囤里了，并被卡在里面。

在这种情况下，他好不容易才放了一枪，自然没打准。不过，孙维贵的头还是被敌人的枪打伤，得手后，那个日军又调整角度、拉开枪栓向孙维贵射击。

本来孙维贵是想抓住这个俘虏的，但面对着这个死硬的东西，孙维贵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顺手给了一枪，结束了他的生命。

枪声还在断断续续地响着，战斗已打到了下午，八路军官兵从凌晨开始一口饭也没吃，一口水没喝，有的弹药早已打光。

就在这时，孙维贵等人突然听到空中传来一阵阵“嗡嗡”声，大家抬头一看，有一架敌机在杨家横村的上空瞎转悠。不久，朝西北方向飞去了。

第2团团长吴瑞林告诉大家，敌机是来侦察的，随后，敌人就会派出增援部队来为杨家横解围，所以我军要快打，争取其援军到来以前结束战斗。

被我包围的日军看到飞机后也活跃了起来，重新组织反扑，廖容标发出“组织所有力量、强攻被围之敌！”的命令，并带着警卫班前来亲自参战。

这时，侦察员领着一位老大娘前来报告一个“十万火急”的情况：

“敌增援杨家横的先头部队已到常庄，兵力近1500人。”

廖容标立即命令担负打援任务的军分区部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奋力狙击敌人。同时，又命第2团除留第1营监视敌人外，另两个营撤出战斗，在庄外隐蔽，待机打击撤退之敌。

黄昏时分，敌增援部队与杨家横残敌会合后，随即撤出战场。

按照廖容标的命令，第2营奉命撤到村外准备伏击敌人。当他们撤到村外时，发现村后的一座小山已被增援和负责断后的鬼子占领，并在山上的梯田里，抠出了简单的工事。

这一晚月亮很圆，第2营隐蔽在山下的阴影里，敌人从上往下观察很难发现我军，但日军的一举一动我军却看得清清楚楚。

观察好日军的位置以后，八路军官兵一起扔出手榴弹，炸的日军“哇哇”乱叫。在小山上留下了几十具尸体，慌乱败走，我军紧跟其后，穷追猛打。

八路军追歼日军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就这样，这次以杨家横为中心的围歼战，以我军的胜利而结束。这就是山东抗战史上有名的“杨家横战斗”，史称“第一次杨家横战斗”。

这一仗，我军歼灭日伪军300余人，缴获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10挺、掷弹筒8具、步枪100余支，残敌逃回博山。

日本鬼子的残兵败将撤回博山后，我地下情报站随即传出消息：

“鬼子败回博山时抬着100多个伤兵；第二天上午，鬼子队长剖腹自杀。”

1940年9月，山东纵队所属部队整编:

第1、4支队主力编为山东纵队第1旅，山东纵队副指挥王建安兼任旅长，周赤萍任政委；

第2支队与第9支队合编为第2旅，孙继先任旅长，江华任政委；

1941年8月，以原第1、4支队各一部又组建第4旅，廖容标任旅长，汪洋任政委。

经过整编，鲁中有了正规化的、可以担负机动作战任务的主力兵团，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另外，还建立了主管地方武装的山东第1军区（山纵后方司令部）和第1、4支队后方司令部（相当于军分区），使鲁中各地有了坚持本地斗争的地方基干兵团，加上各县普遍建立的县大队（独立营）、区中队和乡村自卫队（团），鲁中地区有了一支数量可观的抗日武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