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楚天舒
汉口有条八路街 — 谁听说过？它在哪里？
八路街在汉口北角，原日租界区内，名为西小路。武汉沦陷前国民政府收回日租界时，它被更名为七七街（未能实施）。它就是现今的长春街。而在武汉成为中国战时首都的当年，汉口市民家喻户晓的是，它被当时集聚在武汉的一群外国人称为“八路街”。
1939年的日租界
八路街这个响亮的名字，是美国友人史沫特莱（AgnesSmedley）发现的，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她发明的。
那年，史沫特莱在武汉，是欧美人士与共产党人联系的最得力的关键人物。通常她随笔写一张便条作介绍信，交给求见周恩来或王明博古等在汉共产党人的外国各界人士。
有一天，史沫特莱跟朋友打赌说，她告诉了几位求见者，拿着她的便条去找人时，在汉口任何地方，不管是问道路人还是吩咐车夫，只说一句“P’a Low K’ai”（p’ 和k’ 均为不爆破音，即b与g，武汉话“八路街”）就行，人们保准会把求见者带到对的地方去找人。结果当然是史沫特莱赌赢了：求见者们只用这三个字开道，就非常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因创设“八路街”这个路名，史沫特莱十分得意，还像孩童一样手舞足蹈地对博古炫耀。
原来，被史沫特莱宣称为八路街的汉口中街，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所在的街道。八办位于原日租界中街（今长春街），是一栋四层楼的老旧大楼。时为日商大石洋行，而楼上三层为日租界警察宿舍。原楼已在八办撤退后武汉沦陷前炸毁，日本侵略军曾重建，1944年再被炸毁，今楼乃后再重建。现为八办纪念馆。
“汉口的八路军总部在前日租界一栋破旧的老房子里，几件简陋的家具，只是几张方桌和硬椅，” 时史沫特莱好友、英国记者胡德兰（Freda Utley）描述她第一次去八办的情形时说，她见到了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和吴玉章，“几乎每个人都穿着灰色或蓝色卡其布的军棉衣。”
当时，八路军在朱总彭副总率领下北上抗日，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与友军并肩作战，为全国人民所拥戴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各国各界人士都密切地关注着中国的反法西斯抗日战争，关注着统一战线下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关注着战时首都武汉的八路军总部 — 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时亦为与新四军联合办事处）。
而对到处奔波为八路军新四军筹款办理药品和服装的史沫特莱来说，八办也几乎成了她的办公室。通常在汉口大街上，风风火火的她，随时跳上一辆人力车，对车夫吩咐一声：“八路街！” 她常来常往，自由出入，既是八办的客人，又好像是八办的主人。众多的各国各界人士几乎都是通过史沫特莱，与八路军新四军方面建立起联系。
1938年4月16日，《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美国圣公会汉口教区吴德施（Logan H. Roots）主教于2月1日发出一封给八路军的致敬信，全文如下：
山西第八路军：
各国的中国友人们，从史沫特莱女士那里听到，你们为着新中国的统一战线，正在进行努力而且正在有精细的计划的工作。我是住在中国的一个外国老人，是中国的朋友。我写这封短信，向你们表示敬爱。
鲁迟（主教）
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于汉口
同版刊登的还有吴主教女儿吴福兰（Frances Roots，昵称兰妮 Frannie、吴姑娘）和妹妹及同人联名代表“西北游击队后援会”致八路军“诸位亲爱的朋友同志”的一封慰问信，表示对“八路军和游击队在西北的壮勇抗战”的由衷钦佩和诚心追随。“我们同人已捐募了一万零三百元的现款请彭德怀同志送上”，“即刻交给游击队作为购制手套或食品或药品或其他急需的物品”，还可“购布使当地的妇女自制布鞋供战士用。” 公开信三位署名代表是吴主教大女儿吴福兰、小女儿鲁迟小姐（Miss Elizabrth Roots，吴丽莎）和华中学院（华中大学1929年重组）教师法约翰(John Foster)。
那是在年初，史沫特莱从山西八路军总部风尘仆仆来到武汉，“布满灰尘的卡其布军装，破旧的绑腿，撕裂的沾满泥浆的布鞋 — 一个蓝眼睛直鼻梁的普通士兵”。暂居吴德施家的史大姐，对主教一家详细介绍了山西前线游击队艰难困苦抗敌的情形：“在零下四十度的气温下夜以继日打击日军的游击队员们，不仅没有手套，甚至没有鞋子。他们的双手冻肿并变黑，因而只能靠截肢而保存生命。” 她告诉大家，仅一个夜晚，医生们就不得不切割掉数十对黑肿冻僵了的双手。
史沫特莱抓住了主教一家人的心。吴福兰被史大姐的话深深的打动，她发愤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支援八路军。她与同居一室的波兰记者苏斯（Ilona Ralf Sues）和吴丽莎加入了由史沫特莱发起组织的“西北游击队后援会”（Northwestern Partisan Relief Committee），以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为机关。
同时，史沫特莱通过在汉各国各界人士，把八路军艰苦卓绝抗战的情况告诉了全世界。如1938年1月14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以“美国作家对中国游击战触目惊心的记述”为题，报道史沫特莱记述了八路军在抗战中所经历的“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有多少中国游击战士，赤着双脚在没膝的冰雪里和没颈的冻河中行进；又有多少这样的战士，因为冻疮而在一个夜晚的手术中失去了他们的双手和双脚？”
一次，为筹集一万双游击队所需的坚固又暖和的过冬布鞋，史沫特莱非常焦急，在八办办公室坐立不安，不停地询问博古该怎么办。博古一面使她安静下来商量办法，一面则为她想八路军所想急八路军所急而感动。在很短时间里，后援会联系了两家工厂制作布棉鞋。亲历并深知八路军所处简陋低劣条件的史沫特莱，专门叮嘱吴福兰和后援会，不能是那种一般的单薄布鞋，而是一种特殊的厚实棉鞋。见她们不明所以，史大姐立即派苏斯去八办取一双样品鞋。
苏斯赶往八路街，时博古正在办事处。得知后援会需要样品棉鞋，博古立即吩咐警卫员去取。警卫员很快拿回一双黑色毡鞋，递给苏斯。她发现这鞋由多层棉布紧压缝合，用手探查鞋内蓬松的亚麻布里，感觉有点热烘烘，似乎刚从谁的脚上脱下来。当苏斯请求把鞋带走作样品时，博古苦笑着回绝道，外面那位战士还赤着脚等着鞋穿哩。原来八办穷得连一只多余的布鞋都没有！博古告诉苏斯，同样的布鞋只能在后方“工合”的工厂里生产。“工合”的妇女很多都是游击队的家属，她们知道八路军需要什么样的鞋子。所以后援会只要筹集和提供到制鞋所需资金就行。
在史沫特莱的领导下，西北游击队后援会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八办，史沫特莱兴奋地把这个成绩汇报给时应蒋介石约来汉参加武汉保卫战军事会议的彭德怀，并邀请彭副总到访她与斯特朗、苏斯和吴姑娘姐妹的住处 — 吴德施主教家，与吴主教与后援会成员包括法约翰共进午歺。在会见中，后援会与彭副总商定，派遣吴福兰、苏斯和法约翰等五人组成代表团，前往山西八路军总部，运送药品、服装特别是手套棉鞋等物资。
于是，这就有了前述吴主教及吴福兰三人的慰问信。
八路街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对中华民族的反法西斯抗日战争，中国从这里看到了未来，世界从这里看到了希望。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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