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脉自北向南蜿蜒而去，至山西和顺，在西麓挽了一个回还，这里沟壑纵横，壁立千仞，锷刺云天。

群山环抱之中，有一块方面积不大的平地，平地的西缘在树林掩映下，有一个不足 200 户人口的小村庄，这就是石拐镇。

早在八路军东渡黄河以前，毛泽东就提出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9 月 12 日和 21 日，毛泽东两次单独致电彭德怀副总司令，指出：

在晋、在冀、在京和国民党谈判中，“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

“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要“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他还指出：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毛泽东还称赞彭德怀说：

“我完全同意你 18 日电中‘使敌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彭德怀和朱德、任弼时等按照毛泽东关于在山西应划分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 4 个区，八路军由此实行分散配置的战略部署，迅速完成了在山西的第一次战略展开。

从出征抗战，到太原失守的不到一个半月时间里，八路军先后同日军进行大、小战斗 100 余次，歼灭日军 11000 余人，缴获并摧毁敌大量军用物资。

随着娘子关战局的吃紧，第115师主力由晋东北转战正太路，受命紧急驰援。朱德率八路军总部也于当年 10 月 2日离开五台县南茹村，先后经过盂县、寿阳、昔阳，11 月 7日移驻和顺县的石拐镇。

就在八路军总部抵达石拐镇的第二天，即 11 月 8 日，太原失守。

从此，整个华北的战局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转折，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而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新的阶段。

在这历史性转折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及时为华北党组织和八路军规定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他提出：

“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日寇不久即将其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

为了贯彻中央精神，也为了做好八路军下一步的作战部署，11 月 10 日，八路军总部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了军民团结抗日动员大会。

朱德总司令在讲话中指出：

“太原失守后，山西正规战争已经结束，开始进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而如何正确指导新阶段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八路军面临的紧迫问题。”

1937 年 11 月 11 日，八路军总部在石拐镇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和决定“新阶段”的作战方针和各师的任务。

朱德总司令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有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总部首长，还有刚刚赶来这里的刘伯承、张浩等人。

会议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给总部的指示，具体部署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工作。

会议决定：

第115师之晋察冀部队和晋西北之第120师，继续就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做好粉碎敌人“围攻”的准备；

第115师主力一部由晋东南转入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第129师和第115师一部由正太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两山脉，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精神， 13 日、14 日两天，第129师在石拐镇召开全师党员、干部会议，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等八路军总部首长列席会议。

八路军129师在石拐镇召开全师党员干部会议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会议开始后，刘伯承作了动员报告。他传达了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和决定，部署了第129师和部队的行动方向与任务。

刘伯承宣布了师军政委员会的决定：

“全师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活动，每个团的各个营都抽出一个连，组成工作团或游击支队，到指定地点同党的地方组织、游击队一起工作。”

会上，政委张浩作今后军区建设工作的专题报告，并具体安排在太行山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

这次会议是第129师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史称“石拐会议”，拉开了以八路军为主体的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争的帷幕。

会议之后，刘伯承、张浩率立即率第129师师部移驻辽县，与晋冀豫省委商讨在开展游击战争过程中，军队与党的地方组织如何配合和协调行动等问题。

1937年深秋，山西决死队第1总队郑伟薄一波，在从五台往盂县的路上，遇到朱德总司令。

朱德是率领部队到晋东北五台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突然的相逢，使他喜出望外，于是，薄一波汇报了准备在五台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打算。

朱德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朱总司令说：

五台地区是战略要地，北上可以威胁北平，南下可以直趋太原，八路军准备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你们不要在这里了，要设法得到阎锡山的许可，把决死队开到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去。

他还告诉薄一波，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谈论过，我们打的是持久战，军队要插到敌后去，和下围棋一样，先做几个活眼，准备在华北同敌人长期周旋，首先要占据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这3个战略要地。

薄一波是1925年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时入党的，先后担任过支部书记、部委（区委）书记、山西临时省委委员。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被反动当局通缉，离开山西去天津，在顺直省委（后改称北方局）军委工作。

1931年，他在北平被奉系军阀逮捕，和其他一些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一同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分院，即草岚子监狱。

1936年8月下旬，薄一波和其他一些同志正准备出狱，阎锡山派郭挺一来邀请他回山西工作。

郭挺一与薄一波是同乡、同学，大革命失败时被捕，坐牢8年后投靠了阎。见面后，薄一波以为他还是共产党员或者同党保持着联系，便告诉他，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省政策","家里"正在营救我们出去。

郭挺一提到阎邀薄一波返晋工作一事，被他当即婉言拒绝。

过了几天，阎锡山又电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他及时向北方局指定的联系人徐冰同志作了汇报，并表示不愿回山西工作。

因为，薄一波我过去一直做党的秘密工作，从未做过上层统战工作，也不愿意同阎锡山这样的人打交道。

当时，北方局的书记是刘少奇同志，化名胡服。第2天，徐冰同志告诉薄一波：

胡服同志说，现在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阎锡山派人找上门来，机会难得；不想去，大概还是认为我们只应当做基层群众工作，不应当同阎锡山合作抗日，这是对正在发生大变化的形势认识不足。

于是，薄一波请求先回离开近10年的山西了解些情况，看能否有所作为，然后再定，北方局同意了。

1936年9月，薄一波回到太原。第2天，阎锡山就派梁化之（阎锡山的表侄和最主要的幕僚，阎把他作为政治继承人培养）约见。

薄一波要求推迟见面，得到他们同意后，便开始访问和调查工作。当时，我党在山西的地下组织虽遭严重破坏，但仍有少数党员在秘密进行工作，几个有联系的党员向我提供了一些重要情况。

此外，他又找到几个同学，并通过有关人士介绍，接触了一个同阎历史渊源很深的叫傅存怀的老军阀和几个常在阎身旁的人，包括阎的1个儿子，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一些内幕。

薄一波了解到，阎锡山之所以邀其回山西工作，除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这个主要因素之外，他的亲信赵戴文（曾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赵丕廉（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和梁化之的推荐也起了重要作用。

二赵是薄一波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前后任校长，梁还是他的同乡和高其两年级的高小同学。阎的封建意识颇浓，素重乡土、师生等关系，赵戴文、赵丕廉、梁化之也是这样。

所以，他们一再建议邀薄一波回来"帮助阎先生做点事"。其中，梁化之更为积极。

经过1个月左右的了解情况，薄一波认为在山西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向梁化之提出，有些事情还需要同远方的朋友们商量一下。

薄一波回到北平，向北方局作了汇报。他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尚未形成的时候，山西出现的变化十分重要。它有利于我们发动群众和培养干部，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通过我们的工作，可以把山西当局的有限抗战发展为真正抗战。

同时，薄一波还提出回山西后的工作方针，主要是：

一、首先争取站稳脚跟。不搞"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做山西当局根本不允许做的事情。

二、踏踏实实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不怕到山西当局上层机关去活动，不怕戴"官办团体"的帽子。但要注意不图虚名，不做"清客"，不"抬轿子"。

三、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积聚力量。

四、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领导权问题上决不含糊。

北方局批准了这些方针，并决定成立由北方局直接领导的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公开），由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同志和薄一波组成，由其担任书记，立即去山西工作。

以后，又陆续增加了11位委员，都是经过北方局个别派去的，他们是：冯基平、廖鲁言、王鹤峰、傅雨田、李力果、刘有光、侯振亚、唐方雷、牛荫冠、刘亚雄、谷景生同志。

这个工作委员会，公开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包括在阎锡山那里做抗战准备，但组织是秘密的。

北方局规定，它同张友清同志负责的专门领导党的秘密工作的中共山西临时工作委员会（1937年10月改称中共山西省委员会），在重要政治行动上相互配合，但不发生横的联系。

委员会没有专门的会议制度，也没有用它的名义做过成文的决定和指示，基本上是用碰头的方式来商量工作和进行领导。

山西太原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1936年10月下旬，薄一波等5人作为抗日救亡活动家来到太原，很快同阎锡山见了面，在座的还有赵戴文、梁化之。

寒暄几句之后，薄一波说山西当局对他是有通缉令的。阎当即表示：通缉令取消，这次是请回来的。

薄一波说：

这次回来，是在阎先生领导下做工作的，有几件事，用家乡话来说，"先小人，后君子"，说清楚才好共事。

阎锡山说:

以后是自家人了，有话好说。

薄一波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其参加共产党多年，说话、办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要经常宣传抗日救亡，不应受到限制；

第二，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

第三，在用人方面给予实权和方便，对我荐用的人要保障安全。

阎一一表示同意。从此，我们逐步与阎形成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

阎锡山知道薄一波他们是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除了郭挺一从北平回去向阎证实了这一点之外，国民党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组织部长张厉生等人也一再向阎通报过这方面的情况。

不过，阎锡山是想利用这些共产党员帮他完成"保晋大业"，即保住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和利益，不会根本改变他对共产党的立场，同他的合作只是在抗日这个交叉点上走到一起的暂时同盟。

薄一波要在阎锡山的地盘上和组织里发展抗日的力量，一定要取得阎的信任。阎为人狡诈，城府很深，他们尽量采取以诚相待的态度，不回避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当然也不公开讲明。

在工作初期，薄一波十分谨慎，尽可能说"山西话"，使用阎锡山"创造"的比较进步的名词，不办山西当局不允许办的事。于是，取得了合法地位，站住了脚。

1936年秋，阎锡山成立新的团体"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牺盟会），就是运用这种"新"策略的最初尝试。

最初，牺盟会是由"山西省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张隽轩等倡议的。原取名"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因阎不同意，而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才得到他的批准。

1936年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5周年纪念日，牺盟会发起组织。10月15日，公开发表成立宣言和工作纲领，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不分党派联合起来"的口号。

10月18日，牺盟会在太原海子边公园召开万人宣传大会，散发了《大会告同胞书》，在全国以至海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进步人士和抗日团体发来函电表示热烈支持。

日本立即愤怒地向阎锡山提出抗议，国民政府外交部以及阎锡山周围的反共顽固势力，也一再要求取缔牺盟会，这下子引起阎的疑惧，刚刚成立的牺盟会，工作就被迫停顿下来。

薄一波取得阎锡山的信任后，首先接办和改组了牺盟会，阎锡山仍任会长，梁化之仍任总干事，由董天知、韩钧和薄一波加上原来的戎子和、宋劭文、刘玉衡、张隽轩等组成牺盟总会的领导班子，实际工作由薄一波负责。

按照"站稳脚跟，抓住实权，多做实事，反对空谈"的方针，薄一波他们侧重反对冒险主义的思想和做法，逐步展开了工作，使得行将夭折的牺盟会开始活跃起来。

随后，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不失时机地把工作重点转到组建和扩大新军上来，这是适应形势变化而作出的有战略意义的决策。

当时，建立武装这件大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高于一切。

山西抗日决死队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山西新军初建的那个团，原来拟称"青年抗日先锋队"。阎锡山说参加的人都要有誓死的决心，于是改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

它是以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8团、9团各一部组成的，在1937年8月1日成立时，薄一波任政治委员，阎锡山派旧军官担任军事指挥，在1个多月里，决死队迅速发展成为4个总队（相当于团）。

回到开头，就在薄一波率部在开赴五台的路上，遇到朱德后，听了中央的战略部署，更增强了深入敌后长期坚持斗争的信心。

可是，在上党地区，阎锡山已经同意发给张慕陶一些枪支，让他带些人到上党地区去活动，并委任他为上党游击司令。

而且，张慕陶正在积极招募人员。薄一波立即向有关同志传达了朱总司令的意图，决定在阎给张发枪以前，派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去张那里报到，领到枪后马上离开。

因此，张慕陶没有组成武装，反而丢了许多枪，阎锡山大为不满。

随后，薄一波去见阎，说晋东南的地理形势好，在那里可以建立一个抗战的落脚点。最后，阎锡山他带决死队1总队去，并委任其为山西第3行政区政治主任。

这正是旧军溃败，阎走投无路，进步倾向最为明显，把希望主要寄托在新军身上的时候。

于是，已经开到五台地区的决死队1总队，转而南下到晋东南沁县地区。

部队抵达晋东南以后，大家都是斗志昂扬。巍巍太行，耸立在晋冀之间，与黄河互为表里，确实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

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决死一总队在主力大军未到之前，把这个地区合法占领了。

但部队安顿下来之后，经过一段时间考察，他们发现在晋东南开辟抗日根据地确实存在很多困难。

从部队的整体实力来说，这支部队大都是刚刚武装起来的群众，他们有同仇敌忾的决心，但是未经过严格训练，更没有战斗经验。

薄一波立即向朱德总司令汇报，要求派一些八路军的军事干部到决死队来，以便把军事指挥权，切实掌握在我党的手中。

朱德总司令爽快地答应，陆续给决死队派来近千名红军军事干部和其他各类干部。

随后，薄一波开始对现有部队进行改造，把不愿意、不接受改造的反动顽固派旧军官撤下来，代之以有抗日决心的新军官，包括学会指挥作战的政治工作人员。

经过这次改造，再加上实战的锻炼和考验，这支部队逐渐形成比较强大的战斗力，为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提供了武装基础。

尽管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但晋东南、乃至整个山西、华北的抗战形势依然异常残酷，这位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当时的情况是，从太原失守到临汾失守之后，山西的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都已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军阀阎锡山和国民党主力部队一路溃逃，大后方几乎已经没有国民党主力作战，我军常常需要直接面对准备精良的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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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进入晋东南之后，决死队和其他部队一起，从 1937 年底起，在晋东南广大地区，积极开展了反汉奸、反贪污斗争，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

在我党的坚强领导下，各种抗日团体，如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文救会、儿童团等逐步组织起来，晋东南的抗战形势开始蓬勃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