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竞选失败后的程潜，交卸了武汉行辕主任职务，回到湖南，就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

“绥靖公署”是这年1月国民党当局作出的一个“分区防御”决策，将作战地区划分为若干绥靖区，设立绥靖公署，公署主任掌握辖区内党、政、军一切大权，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所谓“总体战”。

长沙绥靖区辖湖南、江西两省，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

受程潜之邀，文强在“绥署”担任了办公厅主任，并在中将参谋长刘嘉树（杨继荣的同母异父兄弟）之下任第一处（军务）处长。

文强到北平办好搬家事宜后，又到上海接了刚生下又一个儿子的葛世明，回到久别的故乡长沙。

此前，他已致电郑介民、毛人凤，说明已接受程潜之邀，将发表为长沙绥署办公厅主任，希望予以放行。

郑、毛回电，同意他在长沙任职，但要他保留设计委员名义。文强从这个月起自动不再领取保密局工薪。

至此，他基本上脱离了保密局，只保留了一种“藕断丝连”的名义关系。

这时，随程潜回湖南的原军统（保密局）人员，除文强、杨继荣（在程公馆担任总管）等人外，还有张严佛。

张严佛与程潜、陈明仁是同乡，小时候还与陈明仁同学，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参加过共青团。

他在军统局内地位很高，曾任军统局中将主任秘书、结束办事处主任等。这时，他先后担任了绥署中将参议、湖南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

后来，在程潜起义中，张严佛参与核心决策会议，以其军统局元老身份压住中小特务，尤其是在拉回陈明仁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担任省保安副司令兼长沙警备司令、参与策划和平起义的萧作霖回忆说：

张严佛“为湖南和平起义立了大功，但起义后却被重新逮捕，死在战犯营里，是不应该的。”

杜聿明旧照

9月中旬，文强忽然接到杜聿明自徐州寄来的一封长信，说“校长”（蒋介石）已任命他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作刘峙的助手。刘峙是有名的忠厚人，却又无能，一定会放手让他干，因此他至少可以“当半边家”。

他还说，徐州已集中精兵16个整编军，较之东北的兵力更为雄厚，无须守住地盘来打，所设总部前进指挥部，由他自兼主任，舒适存任参谋长，特邀文强前去任副参谋长。

杜聿明在信中还恳切叮嘱，望文强“兼程赴徐，不要推辞”……

人生有时会因一些偶然因素而发生重大转折。文强的人生道路，此时即因杜聿明的这一封信而拐上了另一条岔道。

不然的话，他若继续留在程潜手下任职，很有可能像张严佛、刘人奎等人一样参加后来程潜、陈明仁领导的湖南和平起义。

当年，国民党正规军的将领，大多对从事特务工作的“军统”“中统”人员没有好感，一般都抱“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

可是，为什么杜聿明会看中“大特务”文强，点名邀他去徐州“剿总”共事呢？

原来，在东北时期，因国民党东北高级军政长官中，杜聿明和文强都属于黄埔系，其他几乎是清一色的政学系。杜、文二人自然格外亲近。加上两人又都不是热衷于“做官”而是热心于“做事”的人，相交后就颇为意气相投。

杜聿明因病以及上层人事纠纷而先于文强离开东北，住到上海养病。心情十分苦闷。

这时，他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去美国养病，远走高飞，待势而动；二是去徐州“剿总”给刘峙帮忙；三是桂系白崇禧来拉他到华中“剿总”任副职。

正在他举棋不定时，文强离开了东北，不久，又从北平来到上海。两人住处相距很近，常在一起晤谈。

杜聿明曾就三条路何去何从向文强求教。

文强坚决反对他出国养病，认为在东北吃了败仗后，已为美国人瞧不起，“寄人篱下”肯定日子难过；

桂系那里，文强也认为不能去，去了等于鸡群中多出一只鸭子，不仅黄埔同学会认为杜聿明是走了旁门左道，更可怕的是还可能引起校长蒋介石的猜忌；

因此，文强认定以去徐州协助刘峙为上策。

何况，刘峙已向杜聿明说明，先作副职，不久即转为正职，到时候就可以抓到兵权实力。

文强还说，徐州乃逐鹿中原必争之地，成败在此，英雄事业亦在此。

文强说到兴头上，还随口补充了一句：

“光亭兄若去徐州，弟愿为助。”

他没有想到，杜聿明不仅采纳了他的意见，还把他这句话记在了心上，到徐州任职后，就向蒋介石保荐了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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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的信刚收到，国防部就已将蒋介石委任文强为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手谕转到了长沙绥靖公署。

于是，文强再次告别家乡，对于今后的前途，曾与刘人奎私下作过一次密谈。

两人都看到了国民党内的许多弊端，对打赢这场内战缺乏足够信心，但却各有不同考虑。

文强不甘心领导着中国“合法政府”的国民党，在八年抗战胜利后会在短短三四年中就败于中共手下，还想再作一番较量。

而一向视文强为兄长的刘人奎，却向文强透露了一个内心打算：

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他就“归队”——回共产党那边去。

文强并不反对他这个考虑，但忠告他，一定要抓部队，有了部队，才有“本钱”。

文强自己虽然对回到中共一边已没有信心，但也暗自有一个考虑，去徐州后要争取抓部队，只要有了“本钱”，就好说话。

——刘人奎不久即在任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时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以后参加了程潜、陈明仁领导的湖南和平起义，担任过起义后组建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独立支队司令员……

在离长沙的前夕，程潜邀文强晚餐，他感叹道：

“委员长是你的校长，我不敢违令。哪怕我这里如何倚重你，你那位校长的决定一旦作出是从不会收回成命的。”

他听了文强转述杜聿明信中的一些话，很郑重地说：

“杜光亭没有吸取在东北的教训，仍然迷信机械化部队，得当心一败再败。机械化部队有利于阵地战，用之于对付共军的游击战，是发挥不出威力的。

其实，决定战争的胜负，主要要看人心的向背，南京已失去人心，延安却抓住了人心。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

程潜最后叹息说：

“我是留不住你的，此去千万注意，徐州是兵家必争之地，谨防当俘虏。”

这一席肺腑之言，犹如给文强泼了一瓢冷水。

不过，当时文强尚末如此悲观。他根本没有想到，一年之后，程潜的预言就成为事实，真的当了共产党的俘虏。

在长沙火车站，葛世明抱着4岁的儿子文一中前来送行。因为，他们在长沙的新居修建尚未竣工，葛世明暂时不能跟文强一起走。

文强正和送行的亲友们话别时，文一中不知是舍不得再次离开父亲，还是预感到父亲此一去将会与他们数十年不能相见，突然大声号哭起来，还拖住文强的裤脚，倒在地上打滚，不让他走。

这一意外场面，使文强感到特别心神不安。葛世明怎么也抱不住儿子，被折腾得筋疲力尽，要不是刘人奎将文一中紧紧抱住，文强一时还上不了车。

听着儿子声嘶力竭的哭叫声，看着妻子的痛苦神情，文强一时间不免有些恋恋难舍……但他多年来已确立国事重于家事的人生观，还是毅然登车离去了。

为了探望陈明仁，文强在武汉停留了两天。陈明仁是文强幼年的朋友，也是黄埔军校先后同学，在东北也共过事，此时，正在白崇禧手下担任武汉警备司令。

陈明仁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一见面，文强刚要向他就任新职道贺，陈明仁却深深叹口气说：

“我现在的处境，是鸡群中的一只鸭子。桂系是容不下咱们黄埔系的，我能蹲得几时，只有天知道了。”

陈明仁一边说，一边伸脚将办公室里的一只空痰盂踢得转了几个圈儿，但犹余怒未息地说：

“四平街战役，几进几出，我的71军全部都打光了，你是知道的。不料，杜光亭一走，陈矮子一来，竟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撤职查办，交军法审判……”

陈明仁还告诉文强，他离开东北后，住到上海国际饭店，越想越没出路，曾吞药自杀。如果不是唐生明刚好在那时候来探望他，发现他形色不对，赶忙送医院抢救，早就没命了。

陈明仁快人快语，在文强告别时，他又说：

“我们都在划破船，不划又无路可走。我投考黄埔第一期，是程颂公保送的，他要干什么是不会忘掉我的。”

果然，一年之后，陈明仁追随程潜在湖南率部起义了。

文强从武汉坐飞机到了上海。第二天，妻子葛世明抱着出生刚两个月的小儿子文定中从长沙赶来了，还细心周到地给他带来了他常不离身的自卫手枪和照相机。

老岳母专门安排补办了文定中的“满月酒”，一家人高高兴兴地举杯相祝，但是，葛世明的笑容掩盖不住担忧的神情。

在文强心目中，儿女情长总是不能与国家大事相比的。此行，他还有一个目的，打算是找几个老朋友探探“政治行情”。

他首先去看的是余乐醒，余乐醒在政治上变化很大，早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北伐时期是著名的共产党员，担任过叶挺将军独立团的党代表。

但是，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后后，他改变信仰投靠了国民党，成为军统局的高级骨干。

他是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的姐夫，有些军统局后辈称他是“祖师爷”。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却对国民党大失所望。

这次文强与他一见面，他就痛切地说：

“国民党不垮台是无天理！”

他向文强举出了三点理由：

第一点，“老头子”（蒋介石）派“太子”（蒋经国）到上海抓经济犯，上海市的军、警、宪、特也撒开了网，可是只捞到一些小鱼小虾，说是要打大老虎，结果只拍了几只苍蝇；

第二点，日本宣布投降已经两年多了，仍在继续接收。

连国民党元老张继也在大骂接收大员是“劫收大员”，说他们“五子登科”，也就是以接收主权为名为自己抢印把子、金子、车子、房子、女子。

汤恩伯接管上海，与戴笠狼狈为奸，瓜分了30万两黄金，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点，近来上海出现枪杆子抢占民房的可怕局面。

问题就出在“老头子”的“戡乱救国”一道命令上，今日的上海，已变成海运的吞吐港，南来北往的“剿共大军”，几乎都要经过上海，掌兵权的大官谁不想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找个立足之处？

他们鱼肉居民，由借用民房到占用民房，甚至把房东“扫地出门”。有个军长亲自出马，将自己印上“陆军中将军长”头衔的名片贴在一所房子门上，派荷枪实弹的大兵把守……

听了余乐醒这番话，文强未置可否。

因为，他与戴笠长期有矛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下谋得一个运输处长的小职位。

文强对此很有看法，认为余乐醒朝秦暮楚，不堪信任。因此，余乐醒的话并不能触动他。

当时，余乐醒还曾想劝说内弟沈醉脱离保密局，也碰了壁。他连自己的内弟都说服不了，又怎能说服得了文强呢？

——对余乐醒后来的情况，沈醉有一段回忆：

毛人凤感到最吃惊的，是上海救济总署汽车管理处处长余乐醒（又名余增生）竟和中共地下党发生了联系，在他住的愚园路家里竟掩护了地下党一部无线电台。

毛人凤非常害怕军统特务弃暗投明，决心要捕杀余乐醒，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当他命令上海稽查处的特务去逮捕余的时候，该处科股长一级的特务大都是余的学生，便暗中通知他逃走了。毛人凤大发脾气，把稽查处长黄加持痛骂了一顿。

上海1949年后，余乐醒被安排为一家机械厂的工程师。不久，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捕，据说病逝于狱中。

得知文强到沪后，曾在忠义救国军总部与文强共事、现任国民政府交通警察总局第十八总队长兼京沪杭护路指挥官的郭履洲来访。

他说，李人士自美国留学归来，现住上海国际饭店，约文强一同去看看。

李人士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军统局骨干成员之一，在戴笠保送美国留学之前，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调查统计室少将主任兼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

他在军统局高干中，以精明强干著称，是有名的“湖南三李”之一（其他二李是李崇诗和李肖白）。都是戴笠的得力助手。

李人士见到文强，也是牢骚满腹，他所谈的虽然多是他切身事情，但也反映了国民党内部的动荡不安。

他说，他在美国学的是宪兵业务，总认为镀金归国，一定可以大展宏图，不料宪兵门户之严，竟不容插足，加之戴笠一死，失去了撑腰的，就连军统局系统也不愿回去了。

他愤愤地说，现在保密局是毛某（毛人凤）专权，谁肯在他口沫之下讨饭吃？

李人士是湖南醴陵人，他也想到湖南去投靠程潜，文强一不留神，便把临别时程潜对他说的“谨防当俘虏”的话学说了一遍。

李人士很是震惊，竟情不自禁地喊道：

“颂公也如此泄气，难道国事真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了？”

文强在上海逗留了四天，离沪前夕，一位多才有识的亲戚方表兄在家设宴，为他饯行。

方表兄在上海经商多年，对国民党一直抱有幻想。蒋介石政府“改革币制”，发行金元券，他竟天真地将家存千两黄金缴存银行换来一笔毫无价值的纸币。这一打击，使他终于对国民党当局的任何措施都不再信任。

文强一家前来赴宴。席间，文强把程潜在长沙对他讲的话，陈明仁在武汉对他讲的话，余乐醒、李人士在上海对他讲的话，一一对方表兄说了。

方表兄慨叹着说：

“他们说的都是有根有据的老实话，谁能否认呢？”

跟着，又以劝告的口吻问文强:

“你既然看清楚了时局是无法挽救的了，又为什么还去徐州呢？”

文强明知方表兄的话有道理，但他生性倔强，不甘心认输，咬咬牙说：

“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决不为个人为一家计而不去徐州。我既然上了国民党这条行将下沉的大船，是没有别的出路的，船沉与沉罢了！”

方表兄一听，怔住了，

抱着婴孩的葛世明，也停箸不食，两眼含泪，忧伤地凝视着文强……

这次饯行，有如生离死别，大家各怀心事，不欢而散。

回到家里，大约是听葛世明讲了刚才宴席间的事，老岳母也悲切切地劝文强，说她已年近古稀，还有多少日子可活？要文强看在一家老小的份上，辞去官职，远走高飞。

这位老岳母，名叫应瑞林，其实并非葛世明的母亲，而是她在家乡的乳娘，由于文强夫妻二人长年在外奔走，需要有老人在家照料，文强和葛世明的父母均已辞世。

一次，葛世明说起家中还有一个从小待她很好的乳娘，文强便要她将乳娘接来一起生活，当作亲生母亲一样服侍，并让她管家。全家都称她“阿婆”。

这是一个吃苦耐劳、善良慈爱的中国母亲的典型，一个默默无闻而又可歌可泣的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后来成了文强家庭的唯一支柱。

当文强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后，葛世明在台湾得知，哭得死去活来，她与阿婆商量后，不顾一切回到大陆寻找文强，并在得知上海即将“封港”的消息后，发电报叫阿婆带着孩子们，搭乘台湾到上海的最后一趟船，回到了上海。

上海被解放军接管后，葛世明起初受到了陈毅市长主持的人民政府妥善安排，担任了立信高级会计学校的教师，继续不停地打听文强的下落。

但是，很快便发生了“潘、杨反革命案”——

中共著名情报战线负责人、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一起被打成了“反革命”，他们的一大罪名即是“包庇重用反革命”。

于是，葛世明也因是“战犯”之妻及从台湾归来、曾当过军统局报务员的历史，被当成“反革命”而革除公职，加以批斗后判处管制三年。

管制期间，不断有人来逼她交代“历史问题”，交代以往在社交圈中认识的一些军政人员的情况和下落，交代从台湾回来是否有“特殊任务”……

葛世明无法交代，不堪屈辱，于1955年春某夜在家中开煤气自杀身亡。她丢下的三个年幼儿子，全靠这位贫农出身的阿婆含辛茹苦抚养成人。

尽管葛世明留下遗言，要阿婆拿走家里所有拿得动的细软和金银首饰回老家养老，但阿婆却毅然承担起抚养三个孩子的义务。

她变卖财物和打扫弄堂、替人洗衣烧饭带小孩等挣来的微薄工钱和几年后政府发放的一点困难补助，无私无畏地养育着三个与她毫无血缘关系，而且，顶着“战犯”与“反革命”家属帽子的孩子。

几十年中之艰难困苦，局外人实难想象……

文强于1975年获得特赦后，已经瘫痪三年、双目失明的阿婆，将三个健康成长、学业有成的儿子交还给他。文强的感激之情，真难以用语言表达。

从强迫劳动改造的“战犯”变成为共和国公民的文强，被安排在北京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他将已年逾九旬、风烛残年的阿婆接到北京，如亲生母亲一样侍候。

共享了很短时间的天伦之乐后，被文强一家视为大恩人的阿婆毫无牵挂地告别尘世。

1940年代上海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但是，在1948年暮秋的这个时候，阿婆的话虽令人动心，文强却是怎么也不可能听进去的。

他执拗地认为，自己并非是为了个人前途，而是为了国家命运着想，这是老阿婆所不能理解的。

他无法与之多说，只答应将全家迁移到台湾去，以远避战火，免除后顾之忧。

自知此去凶多吉少，但他已久经风险，九死一生，无所顾忌和畏惧了。

他想不到，此一去将会走向他人生中的“滑铁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