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以来，日军相继侵占芜湖、蚌埠、合肥、巢县等地，驻扎这些地区的国民党军闻风而逃，纷纷溃退，皖中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打击日寇，挽救民族危亡，1938年3月1日，高敬亭率新四军4支队7、9团及手枪团由湖北黄安县七里坪出发，8团于3月8日由豫东南确山县竹沟出发，3月14日全支队在皖西流波疃会师。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的方针，4支队4个团会师后由皖西继续东进到舒(城)、桐(城)、庐(江)、巢(县)、无(为)地区，支队领导机关设在舒城的东、西蒋冲。

第4支队先遣营到达巢湖后，侦察队员从当地老百姓口中获悉，巢县城沦陷后，日寇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不断派出日伪军下乡“扫荡”。

侵占巢县的是日军第6师团第11旅团，旅团长坂井德太郎，又称“坂井支队”。曾作为主攻部队，攻占南京，而后，占领安徽芜湖并担任警备任务，并进行了5个多月的战后休整 。

4月23日，坂井德太郎率领“坂井支队”从芜湖出发，该支队由中野英光大佐的步兵第13联队、古贺九藏中佐的骑兵第6联队和野炮兵第6联队1个大队组成，第二天黄昏就攻占了和县，并俘获了中国军队女战士成本华。

成本华旧照

成本华是和县历阳镇城郊高巷村人。祖籍山东省宁阳、聊城一带。明初成家移居安徽和县，始祖成永通被造封为“武德将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成本华与许多爱国青年一样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如上街写标语、唱战歌、演活报剧等。不久便与爱国青年刘志谊结了婚。

1937年12月16日，和县成立抗日人民自卫军，成本华夫妻俩一道参加了和县抗日自卫军，日军进攻和县时，成本华为了替被日军刚枪杀不久的丈夫刘志谊报仇，继续与战友们与日军血战，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俘。

被俘后，年仅24岁的成本华表现得异常英勇，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毫不畏惧，被敌人残忍地杀害。

在日军战地记者拍摄的照片上，注明了这样一段话：“她始终面露微笑毫无惧色，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国家。”言语中，表达了对对手由衷的敬意。

此后，“坂井支队”又相继占领了含山、巢县等地。在巢县，日军四处骚扰，残杀百姓，他们将掠夺来的大米和物品，大船小船地运进县城，然后从淮南铁路运往各地，支撑日军的侵略战争。

为了寻找战机，第4支队司令员的高敬亭令9团政委高志荣和参谋长唐少田率领侦察队和2营前往附近的银屏山实地侦察。

该团指战员大多是经过3年游击战争锻炼的老红军，虽然装备差，但政治坚定，作风顽强。而银屏山方圆百里，山岭险峻，有险可守，是隐蔽和出击的好地方。

第9团到达银屏山后，副团长高志荣即派侦察员深入察访，从当地百姓那儿获悉，自巢县沦陷后，日寇经常下乡“扫荡”，蒋家河口一带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

该河口位于巢县东南5公里。河口杂草丛生，芦苇茂密，高志荣决定在此设伏。

为进一步了解敌情，高志荣特意让侦察员化装到蒋家河口，暗中侦察了3天，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

日军每天上午八九点钟都要到蒋家河口一带骚扰。他们从巢县出发，乘一两艘汽艇或木船，人数为10到30人不等，抢掠后于午饭前返回。由于从未遇到过抵抗，其戒备十分松懈。

随后，第9团拟定了详细的歼敌计划。5月11日傍晚，部队像一把利剑直插蒋家河口。

第二天拂晓，官兵们按预定计划完成了设伏。

上午8时左右，巢县方向的河面隐约传来汽艇的嘟嘟声，大家顿时警觉起来。这时，天气晴朗，河面上没有来往船只，岸上也不见行人。

汽艇渐渐驶近，战士们已能清楚地看到鬼子们头上的钢盔和步枪上闪亮的刺刀。

紧接着，汽艇靠岸！毫无防备的鬼子一个个倒背着枪，哼哼呀呀地唱着歌，大摇大摆地上了岸。见此情景，设伏的新四军个个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高志荣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高志荣数着跳下汽艇的日军，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当数到第十五个时，大喊一声：“打！”步枪、冲锋枪一齐猛烈开火，日军一个个应声倒地。

打侧攻的4连1排听到侦察队枪响，从北侧高地勇猛地包抄过去，高喊着：“冲呀！杀呀！活捉鬼子呀！”他们一面包抄登陆之敌，一面又分出一队打击滞留船上的日军。

日军猝不及防，乱作一团，登上岸的日军还没搞清枪子儿从哪里飞来，一个个就中弹倒地。在汽艇上还未上岸的日军，慌乱中失去控制，造成汽艇急剧摇晃，在河里打转，丧失了还击力，一个个中弹落水。

这一战，9团2营仅用了二十分钟就结束了战斗，二十余名日军全部葬身蒋家河口，新四军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二十余支，手枪一支。消息传开，群情激奋，裕溪河一带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蒋家河口。

第二天，高志荣拿了一支缴获的步枪和一套日寇军装，到邻近的国民党军司令部去送礼，国民党副军长接见时，问道：“贵军是几个团打的？”回答是：“一个组。”

那个副军长根本不相信，他后来向目睹战斗情况的农民几番询问，才无可奈何地承认了：“新四军打得好。”次日，蒋介石通电嘉奖了新四军。

新中国成立后，高志荣任海军舟山基地司令员兼舟山军政委员会书记。1952年6月，任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参与指挥解放一江山岛战斗。1970年1月，高志荣任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兼上海基地第一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蒋家河口战斗是新四军组建后在抗日战场上打的第一仗。首战告捷，军威大振。5月15日，《新华日报》率先公布了这一消息。

1938年下半年，为执行保卫大武汉，扰敌后方运输线的战略任务，四支队又接连在合肥、桐城一带公路取得大关、小关、范家岗、椿树岗、棋盘岭等战斗的胜利，威震江北。

棋盘岭位于安庆至桐城之间，离桐城十几里路，安合公路从岭上穿过，路两边的高地高出公路10多米，形成一个天然要隘，卡住公路。

在棋盘岭西侧，则有一个七八里长的小坡，长满小树，可以隐蔽部队。

安合公路是日军进攻武汉的重要通道，公路上每日均有几十辆到上百辆军车通过，是我军伏击敌人运输队的有利地点。

1938年9月2日，高敬亭根据侦察员的报告，了解到我军9月1日在范家岗伏击了一股敌人，敌人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范家岗西侧地区，而对于棋盘岭方面的警戒有些忽视。

高敬亭决定抓住战机，果断命令支队特务营配合7团3营，由7团政治处主任胡继亭带领，立即从驻地黄甲铺出发，到棋盘岭设伏。

受命部队于3日拂晓前到达伏击地域，对伏击地域两端的范家岗和新安渡各派出一个排担任警戒，其余部队按照主攻、预备队分工，各占据有利地形设伏。

上午9点左右，由80多辆汽车组成的敌人车队逐渐驶近。当敌人前面两辆汽车来到棋盘岭隘口时，埋伏的便衣班一跃而起立即将其炸毁，第三辆车接着被集束手榴弹炸翻，车上10名日本兵被全部击毙。

这时，敌人的车队全部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停在公路上有10里路长。敌人正在迟疑，我军迅猛出击，车上200多押车的日本兵纷纷跳车，四散逃跑；一部分被我军火力杀伤，一部分至棠梨山顽强抵抗。我军用汽油烧毁了20多辆汽车，又用手榴弹炸毁了20多辆车，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此时，敌人的6辆增援车载着步兵、炮兵100多人，在杨小店下车，从公路东面向我包围过来；接着发现敌人骑兵大队500多人，正由公路背面向我实施包抄。

此时我军的伏击任务已经胜利完成，部队按照预案，有条不紊地从何家老屋前隐蔽徒涉小河，向长冲里方向撤出了战斗。

棋牌岭伏击战，我军以伤亡各1人的代价，共击毙敌人70余人，击毁军车50余辆，缴获大量枪弹和军用物资。

1938年9月29日，就在新四军各个支队先后挺进敌后，在大江南北迅速展开的同时，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项英也赶到延安，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毛泽东指出：

“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

另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困难。”

基于此，最后会议确立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为了实现“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在组织上、军事上、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撤销以王明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代替对新四军的指导；

二是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派刘少奇来华中加强对贯彻“发展华中”战略方针的领导。

三是抽调八路军南下协同新四军“发展华中”。

项英虽一度参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但对全会精神缺乏全面理解。回皖南后，对“发展华中”并无积极布置。

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亲自到皖南，向新四军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统一新四军领导干部的思想。

项英、周恩来、叶挺在皖南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视察，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这时，随着新四军四支队东进抗日，不断取得胜利和发展壮大的同时，高敬亭自恃有功，居功骄傲，犯了严重的错误。

在组织上，高敬亭大树个人绝对权威，进行宗派活动，拒绝、监视和排挤中央从延安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派去的干部。

郑位三、喻屏等人先后被排挤出四支队，高志荣、林英健等则被迫从高敬亭控制较严的7团、9团跑到8团去工作，严重地削弱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对四支队的绝对领导。

在军事上，高敬亭消极执行中央关于向华中敌后挺进的战略方针。4支队在皖西流波疃集中后，发现国民党桂系第五路军正源源不断地开向大别山。

高敬亭立即致电军部，要求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原因之一是自己长期生活、战斗在大别山，对大别山相当熟悉和十分留恋。原因之二是他意识到大别山地处中原，南濒长江，北临淮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要地。

更何况，第4支队土生土长于大别山，地形熟悉，群众基础好，在此建立根据地正可谓是得心应手，企图在怀(宁)、桐(城)、庐(江)一带创建根据地，将支队领导机关留驻舒城东、西蒋冲。

可是，高敬亭坚持要4支队回到大别山的建议，与王明及受右倾错误影响的新四军领导人发生了矛盾。

当时，王明领导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在“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下，不仅主动撤出根据地，还居然派出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军队改造基层组织，训练乡、保长，建立保甲制度，调查登记户口，甚至还提出了“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口号。

在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上，对于高敬亭提出让第4支队回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王明、项英斥责为“不服从统一战线，消极抗日”，命令高敬亭“不允许在大别山留一兵一卒”。

刚正不阿的高敬亭当场指责王明、项英是“右倾投降主义”，二人对高非常不满。

桂系军队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后，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一面拖欠和克扣新四军第4支队的薪饷，限制发展，一面大肆扩充反动武装，与我争夺皖东地区。

这样，高敬亭领导的第4支队陷入了桂系部队和日军的两面夹击之中。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第四支队应该立即东进，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此时，中共中央也发来电报，要求“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变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但是，高敬亭从他的经验出发，认为不能轻易放弃大别山。因此，在东进问题上与新四军军部领导发生了严重冲突。

军队在行动上也不免迟滞，这就使军部领导更加不满。后经反复协商，高敬亭同意部队由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领东进淮南路沿线。

当时，皖东敌后溃兵如蚁，遍地都是枪枝，是部队发展的大好时机。但高敬亭不愿把主力全部开出去作战，片面强调在战斗中不准老兵有伤亡，并限制部队增加新兵。

结果，阻碍了部队的发展，也影响了当地群众积极要求参军抗日的热情，从而给敌、伪、顽在皖东的发展以可乘之机。

对于高敬亭的问题，党中央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早在1938年5月22日，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中就指出：

“用一切力量争取高俊(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

1938年11月，为传达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开展江北地区的统战工作和纠正高敬亭的错误，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从军部抵达江北，加强对江北新四军的领导。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张云逸对高敬亭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并直接向四支队广大干部传达了党中央关于东进敌后的战略方针。

同时，还审慎地采取领导4支队8团积极东进的实际行动，来影响、推动整个四支队东进行动。

1939年3月底，高敬亭率支队部由舒城推进至合肥众兴集。可是，时隔不久，他因病又率手枪团、特务连西返东蒋冲。

4月18日，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致电中央，提出解决高敬亭的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让他到延安学习，中策是改支队为纵队，让其他同志来当正职，下策是撤销其职务。

4月21日，项英再向中央发电：

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

高敬亭跟国民党在大别山地区的负责人频繁接触，使得新四军高层对他已经有了的看法。

为统一对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领导，处理高敬亭的错误，迅速打开皖东抗战局面，1939年4月底，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随军长叶挺从皖南到江北。

1939年5月5日，叶挺在安徽庐江东汤池第4支队驻地，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兼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还成立了以张云逸为书记的中共江北指挥部前委。

江北指挥部下辖第4支队、以原第4支队第8团为基础组建的第5支队，以及江北游击纵队。

高敬亭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同时，命令高敬亭率部东进合肥、定远、全椒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可是，高敬亭却不听指挥，按兵不动。叶挺遂直接命令7团、9团经合肥以东的罗集、十里桥，进至埠子里、青龙场一带，高敬亭这才勉强率支队部也进入青龙场地区。

接着，叶挺亲自赴4支队主持召开支队干部会议，重申中央东进命令，并要全体到会人员表明态度。4支队全体干部一致举手表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高敬亭在会上也举手表示同意。

部队开拔后，叶挺就先离开第四支队，可军长一走，高敬亭又背着江北指挥部擅自写信命令7、9团停止东进，公然违抗上级决定。叶挺无奈，绕过高敬亭直接给那两个团下令，部队才勉强继续东进。

5月20日，7团团长杨克志和副团长曹玉福却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叛逃，公开投靠桂顽。

杨、曹二人是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的突然叛逃引起支队上下对高敬亭的普遍不满。

这时，项英来电，要叶挺开展“反杨、曹斗争”。于是，叶挺命令部队在皖东停止东进，进行“反杨、曹斗争”。杨、曹的私逃虽同高敬亭无关，但在“反杨、曹斗争”中，揭发出了高敬亭的一些问题。项英当即在部队中开展了反高敬亭的斗争。

1939年6月20日，项英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的罪名，同时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分别发出:“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的电报。

蒋介石接到这份电报，半信半疑，怕是其中有诈，当他通过情报部门得知王明、项英与高敬亭在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的内情后，当即给项英、叶挺回电:“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照准!”

叶挺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电令来到合肥青龙场褚老圩。

高敬亭听说军长来了，便从舒城驻地赶来见叶挺，当时有人劝他提高警惕，最好不要去。但高敬亭坦荡地说:“俺心里没鬼，俺要去。”

高敬亭赶到青龙场褚老圩，并未见到叶挺的人影，其警卫员武器被缴，高立即被关押起来。

高敬亭故居 图片来自网络

从6月21日至23日，在4支队驻地，叶挺和江北指挥部领导人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

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斗争高敬亭大会在合肥青龙场附近的一个大树林里连续召开了3天，邓子恢主持大会。

会上决定对高处以死刑并报国共两党中央批准。大会宣布的高敬亭重大罪状有四:

“一、不服从军部领导;二、排挤延安干部;三、山头主义;四、宗派主义。”

高敬亭根本没有想到会发动对他的斗争。他始终认为:

坚持留在大别山是正确的，而放弃大别山“东进”则是错误的;对坚持反共立场的蒋介石，就是要“闹独立性”。

自己的工作虽有缺点，甚至也可能有错误，但绝对不是“反革命”，更谈不上“破坏抗战”。

6月24日上午8时，高敬亭在安徽肥东县青龙场被枪决。

第4支队北上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高敬亭被枪决后，中共中央的回电才到。电文中说:

“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

在得知中共中央曾有“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叶挺心情十分沉痛和后悔，一再说:

“迟了!迟了!”

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当讨论到高敬亭问题时，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诚恳地表示悔恨。

但是，高敬亭的冤情并没有因此得到昭雪，相反，无论是死者，还是生者(高的妻子和女儿)以及高的部属，事件之后仍然受到歧视和打击甚至迫害。

不久，第4支队挥师北上，创建了津浦铁路以西的路西抗日根据地；第5支队则开赴津浦铁路以东，开辟了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路东抗日根据地；江北游击队仍坚持以巢县、无为地区的抗日斗争。

经过两个月的连续战斗和发动群众，新四军江北部队初步打开了皖东敌后抗战的局面。

在江北部队打开局面的同时，挺进江南新四军第1、第2支队积极行动，主动地选择战机，打击敌人，不断取得反“扫荡”反“摩擦”战斗的胜利，从而切实保证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抗日战争初期，苏南各地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游击队，一些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也掌握了大小不等的抗日武装。他们受到日伪等反动势力的威胁袭扰，力量分散单薄，迫切希望找到党的领导。

1938年6月，中央特科派何克希、吕平、刘史明以“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的名义，到江阴西石桥梅光迪部工作，组成以何克希为书记的中共澄锡虞工作委员会，着手寻找早期革命后失去组织关系的老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

当年10月初，何克希带了两名警卫员，到茅山晋见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汇报了在江阴争取、改造梅光迪、朱松寿、承寿根三支抗日地方武装的经过。

陈毅高兴地说：“搞得好嘛！你把队伍带过来，我帮你整编。”

何克希遵照陈毅的指示，立即返回部队，经过动员，把三支武装拉到茅山进行整编。授予“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简称江抗三路）”的番号，下设三个连。

宣布梅光迪为司令，何克希为副司令（实际是政委，管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吕平为政治部主任，张志强为民运科长。至此，江阴三支地方武装组合成为共产党领导下隶属新四军一支队建制的抗日武装，在澄武锡边区开展活动。

1939年二、三月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求项英贯彻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指示，确定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4月，陈毅从军部返回茅山，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积极进行东进准备。他把东进任务交给了正在茅山地区活动的新四军老6团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明确要求老6团与江阴人民的子弟兵“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会合。

1939年5月1日，叶飞、吴焜按照陈毅的部署从茅山出发，率领所部500余人，在武进戴溪桥与梅光迪、何克希的“江抗”三路会合，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由梅光迪任总指挥，叶飞、何克希、吴焜任副总指挥。

老六团化为“江抗”二路，原“三路”番号不变。为加强部队和地方的统一领导，同时成立中共东路工作委员会，叶飞为书记，林枫、何克希为副书记。

5月5日，1000多名“江抗”指战员从武南穿越锡澄公路，经花山、长寿、祝塘到达锡北，朱松寿率先组成一个连参加东进。

东进战斗中，何克希率江阴子弟兵，随有“江阴老虎之称的副总指挥吴焜当先锋。

5月31日“江抗”首战黄土塘，击毙从北漍前往锡北“扫荡”的日军30余名；6月24日“江抗”夜袭京沪铁路的浒墅关车站，歼灭日军警备队20余人，破坏铁路一段，使铁路交通中断；7月中下旬，“江抗”抵达青浦，营长廖政国在追击伪军时，乘胜袭击了日军虹桥机场。烧毁敌机4架，震动了日军，士气也大为高涨。

至8月份，“江抗”东进五个多月，部队由10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武器装备大大改善，每个班有一挺轻机枪，每个支队（营）有两挺重机枪，总指挥部还建立了两个重机枪连，调出支援新四军军部和兄弟部队的机枪近200挺。

部队采取以老带新的办法，扩编为五路，不仅完成了争取“人枪款”的任务，而且帮助苏南东路各地建立健全了党组织，为发动组织人民群众抗日斗争奠定了良好基础。以叶飞为首的“江抗”东进抗日，威震淞沪地区，引起日伪恐慌，准备对苏（州）常（熟）太(仓)地区进行大“扫荡”，也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蓄意制造摩擦。

8月下旬，“江抗”总指挥部决定结束东进回师，开辟澄、锡、虞边区，以便打通苏、常、太边区与镇（江）丹（阳）武（进）边区游击根据地的联系。

在此期间，1939年5月，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奉命赴延安汇报工作并参加中共七大筹备，第1支队副司令员傅秋涛也已率1团回到皖南，接任副司令的罗炳辉又于1939年7月调去任第五支队司令员，第1支队参谋长胡发坚于1939年3月在武进洛阳桥不幸牺牲，继任参谋长张正坤不久也调赴皖南军部。

为适应江南敌后斗争形势的需要，加强统一协调与指挥第1、第2支队，集中力量打破日、伪、顽夹击，新四军军部于1939年8月20日决定并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

是月底，第2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教导队从浬头桥来到溧阳水西，具体负责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组建工作。

与此同时,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在江南指挥部设立新四军军事委员会分委会(简称军分委),由陈毅、粟裕、罗忠毅、刘炎、钟期光组成，陈毅任书记。

由此表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成立，是统一指挥苏南新四军和地方武装进一步贯彻党中央赋予新四军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战略方针的需要。

9月8日，第1支队第2团袭击武进西夏墅日军据点，主力在镇澄公路上的陈巷桥设伏，击毁从奔牛方向开来的日军汽车辆，歼日伪军160余人。

9月25日，新四军挺进纵队新6团、丹阳独立支队等部夜袭镇江渣泽车站，并伏击前来增援之日军，毙伤日伪军100余人。

10月4日，第2支队第4团在沪宁铁路龙潭至仓头间伏击日军，炸毁日军军车一辆,毙伤日军118人，并迫使沪宁铁路交通中断3天。

1939年10月，陈毅、粟裕决定将西撤江阴休整的“江抗”与挺进纵队在扬中合编，仍称挺进纵队，管文蔚任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下辖4个团。

不久,“挺纵”第3团和第1、第4团相继过江，展开于江都和吴家桥地区；“挺纵”第2团以“江抗”2团名义返回苏南，活动于丹北地区，而后，为保卫江南指挥部，又辗转回到茅山地区。

新四军江南指挥所成立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1月7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溧阳水西村公开宣布成立，指挥陈毅，副指挥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刘炎、副主任钟期光。指挥部辖第2团、新6团、第4团、挺进纵队和地方武装，共1.4万余人。

第二天，第1支队第2团、新6团在丹阳独立支队等地方武装配合下，在丹阳以南九里镇贺甲村一带，与日军发生激战连续作战30个小时，击毙日军168人，俘日军3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江南人民称之为延陵大捷。

1939年11月14日，陈毅、粟裕派陶勇和卢胜率第4团团部和第2营，以协助国民党第三战区把13万发子弹运送到江北李明扬处的名义，经扬中渡江北上。而后，以苏皖支队名义进入扬州、仪征、六合、天长一带活动,

次年2月，又派“挺纵”第3团西进，并编人苏皖支队，陶勇任司令员、卢胜任政委，不久与皖东的新四军第1支队打通了联系。

5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重新组建第3团、第4团。

根据党中央统战工作精神和苏北具体情况，陈毅、粟裕确定了“击敌、联李、孤韩”的策略方针。

为此，陈毅于1939年8月至次年4月间，先后三进泰州与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会晤，经过艰苦说服工作与二李建立了一定的统战关系，使新四军得以在江北有了立足之地。

至此，大江两岸的苏南、苏北、淮南互相通连，互为掎角，形成新四军足跨长江两岸的有利态势。

在加强向北发展力量的同时，陈毅、粟裕派江抗2团政治处主任杨浩庐等人返回东路地区，传达“重建武装,坚持东路斗争”的部署。

1939年11月6日“江抗”留在常熟阳澄湖地区的30多名伤病员，组成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新“江抗”)。

1940年1月，中共中央东南局与陈毅商定，派苏皖区党委书记吴仲超、江抗二团政委何克希等一批干部到东路担任新“江抗”的领导。

1940年3月，陈毅建议新四军军部派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到东路负责组织军政委员会，以统一党政军指挥。

4月下旬,新“江抗”改编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任司令兼政委，并由谭震林、吴仲超等组成中共东路军政委员会，谭震林任书记。

5月下旬，江南指挥部根据党中央5月4日指示精神，作出进一步向东发展的部署。“江抗”第二团全部东进，与谭震林部会合归其指挥,并配合收复苏浙皖边区。

与此同时，1940年3月，陈立平率10多名党政干部进入太滆地区，成立了统战性质的半政权组织太湖行动委员会。

4月中旬，江南指挥部民运科长彭柏山和苏皖区党委秘书长孙章录率孙石等20余名干部随“江抗”二团前往太滆地区进一步加强了力量，并成立中共太滆工委，陈立平任书记。

从此，苏南新四军开辟了苏常太、澄锡虞和太滆抗日游击根据地。

这一时期，新四军还增加了两支部队。1938年9月30日，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组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东征，开辟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正式改称为新四军第6支队，辖3个团和4个总队。

1939年1月，在竹沟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向武汉外围挺进，先后与豫南、鄂中、鄂东的抗日武装合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开辟了豫鄂边区的抗日根据地，辖5个团队和3个游击总队。

1940年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八路军应派部队与新四军合力发展华中的部署。

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和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先后越陇海路南下，与新四军第6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第5纵队。

第4纵队执行向西防御任务。第5纵队执行向东发展任务。

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长江，改称苏北指挥部；10月在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后，与南下支援的八路军第5纵队会师。

11月17日，在江苏海安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并代理总指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

留在苏南的新四军第2支队领导机关，组建了新的江南指挥部。

到1939年底，新四军已有49901人，1940年底，又扩大到8874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