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是由长期分散作战的南方红军游击队组编而成。

由于长期处于恶劣的环境，缺乏系统的正规的军事政治教育。而且，后来加入新四军的干部当中，有一部分是从沦陷区和大后方来投奔新四军的知识分子、青年群众。

这些人虽然有抗日热情，但同时迫切需要系统的正规的军事政治教育，完成从群众到抗日军人的转变。

所以，新四军在建军伊始就抓紧干部培养，除依托抗大分校等军事院校之外，还成立了教导队，进行干部培养工作。

1938年1月，军部开始筹建军直属队教导队。2月15日，军教导队第一期培训就在南昌举行了开学典礼。副军长项英在讲话中要求教导队借鉴学习抗大的办学经验，并结合新四军的实际情况来设置课程。

4月，教导队在皖南歙县岩寺镇扩编为教导营。9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又进一步扩编为教导总队。

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兼总队长，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兼政治委员，下设军事、政治两个大队、六个队，加上总队部直辖的上干队（营团以上干部）、文化队、工兵队、青年队（第七队）、女生队（第八队）、机炮队等，最多时达13个队，共1200余人。

教导总队第十三队（青年队）在进行射击训练

教导总队贯彻延安抗大的办学方针和教育方针，主要培训团、营、连、排干部，并对新参军的知识分子、青年群众进行短期集训。

至1941年1月前，教导总队先后办了五期，共培训新四军各级干部近5000人。与此相呼应，各个支队、团也都建立了各自的教导大队、教导队。此举，对新四军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谋工作是军事工作的重点，初创之际，新四军从上到下，逐步建立参谋系统，着手制定统一的规章制度，编写军事训练教材，调集有作战经验的干部从事参谋工作。

1938年6月22日，新四军军部在安徽省南陵县土塘召开了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会上，参谋长张云逸作了《参谋工作建设》的报告。

1939年3月18—24日，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在泾县云岭召开，通过了新四军《参谋工作条例》和《军事工作条例》。

叶挺在参谋工作会议上代表《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的讲话

军长叶挺在会上发表了《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的讲话，副军长项英作了题为《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的报告。

周子昆作了题为《一年来参谋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袁国平重点强调了参谋部门、政治部门的关系与协同问题。

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有力地提高了新四军参谋工作水平。

为了提高官兵军事素质，新四军很早就成立了以周子昆为主任的军事教育委员会，专门负责新四军的军事教育工作。

叶挺亲自给部队官兵授课，指导部队进行科学系统的军事训练，项英《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陈毅的《茅山一年》《论游击战争》等讲话稿或著作，成为新四军军事教育的重要理论教材。

在军事训练方面，新四军主要利用行军和作战间歇期，进行全军范围的刺杀、射击、投弹等技术训练。同时，根据实际情况，重点进行警戒、伏击与反伏击、侦察、袭击与反袭击、防空、打敌据点、破击战等战术的演练。

而且，每打一仗，新四军各部都会认真总结实战中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提高了官兵整体战术水平。

新四军正在进行男子跳远比赛

另外，新四军通过军事体育活动推动军事训练，经常组织障碍赛跑、越野长跑、游泳、划船、拔河、器械、体操、球类等项目的竞赛，提高了广大官兵参与运动的兴趣，增强了官兵的身体素质，提高了新四军的战斗力。

由于新四军是由分散在各地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等不良习气在某些人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

新四军各支队于1938年2—4月陆续抵达皖南、皖西，各部队集结后，立即进行以形势和任务为重点内容的短期政治教育。

新四军政治部把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等报告和文章作为教材印发给全体官兵学习，使各级官兵们明确了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坚决进行抗日斗争的重要意义与方法。

同时，整顿部队作风，增强了内部团结，摒弃了封建残余。

为了能保持和发扬部队原有的传统，将“保持发扬优良传统”这八个字，作为其中八个团的对外代号，第1团称保团，第2团称持团，第3团称发团，第4团称扬团，第5团称优团，第6团称良团，第7团称传团，第8团称统团。

6月17—19日，新四军政治部在南陵县土塘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会上总结了政治工作的成绩与不足，确立了战时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工作制度和工作系统。

1939年2月9—18日，军政治部在皖南泾县云岭召开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分别作了报告。从而使新四军从思想政治上完成了从分散到整合的转变，凝聚起统一抗日热情。

新四军集结时，共产党员的数量约占全军人数的25%，一些班排没有党员，有的连队没有党支部。

经过加强组织建设，到1939年初，共产党员已占全军人数的40%，做到连有支部，团有总支部，支队建立党务委员会，为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7月16日至8月4日，中国共产党新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云岭石头尖村召开。项英作了《对三年游击战争的总结》报告，袁国平作了《过去党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建设》报告。

对于社会各界群众，新四军十分重视，并积极发挥知识分子在参与抗战中的作用。

仅仅1938年7月至1939年初的半年间，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以“疏散难民”“移民垦荒”的名义，组织了三批共约1000人参加新四军。

这1000人中，大多数是技术工人和知识青年。包括新闻工作者、教育家、画家、作家、戏剧家、舞蹈家、音乐家、无线电技师、医生、护士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

大批知识分子加入新四军，使部队的文化素质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政治部将他们组织成战地服务团，跟随部队深入群众，以文艺为武器，一边走路，一边写，一边歌唱，一边画。

由陈毅作词、何士德作曲、融合了集体智慧的《新四军军歌》，唱出了新四军官兵深入敌后抗战到底的心声，起到了鼓舞官兵士气、激励群众抗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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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中，青年官兵占总人数的60%以上，为了更好地发挥青年官兵在作战和部队建设中的突击作用，1939年11月12—20日，新四军召开了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四军青年队章程》。

会后，在全军开展青年工作竞赛评比，鼓励青年官兵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四军中女军人数量不多，她们中不少人是冲破各种束缚或放弃舒适安逸生活而毅然投身抗日斗争，她们广泛分布在医护、电讯、机要、会计、文艺、文教、宣传、速记、民运等岗位上，作出自己特殊的贡献。

报纸刊物是新四军推进政治工作的重要阵地。政治部首先创办《抗敌报》，接着，又依次创办了《抗敌》《抗敌画报》《战士园地》《建设》《理论与实践》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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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新四军下属的指挥部也开始创办报纸刊物，主要有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创办的《抗敌报》（江北版）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创办的《抗敌报》（苏北版）。

接着，新四军各支队也先后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和刊物，主要有《拂晓报》《战士报》《火线报》《东进报》《挺进报》等。

全军共有各种报刊30余种，成为宣传教育华中地区广大军民坚持抗战的思想阵地。

新四军的后勤保障经费由第三战区统一发放，初始的经费每月1.2万法币。后来，新四军规模不断扩大，在敌后抗日的作用不断增加，军费增加到13.5万法币。

但是，这些经费远远不够，所以新四军的后勤保障基本上靠自给，同时也有上海等地处于沦陷区的群众，以及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大力支援。

1938年4月9日，新四军兵站在岩寺成立。随着部队挺进苏南敌后和皖南抗日前线，新四军又在马头镇、飞鲤桥、竹箦桥建立军部与第一、第二支队之间的兵站线，在繁昌何家湾建立与江北第四支队联系的兵站。

这些兵站保障了新四军人员来往、物资流通和通信联络的畅通。尤其是岩寺兵站，不仅担负从第三战区兵站总监部领取军需物资，还保障着新四军所有人员进出敌占区上海和大后方的交通安全，以及从敌区情报搜集、向敌区传播新闻等重要任务。

为了满足基本的作战需要，1938年4月，军部移驻皖南岩寺后，在岩寺上渡桥江家桐堂筹建修械所，同年8月，军部移驻泾县云岭后，修械所迁到泾县小河口。

修械所开始只有最简单的机械车床，只能做比较低级的修复枪支、铸造刺刀等工作。随着技术的改进，机械装备的进步，修械所人员也由几十人增至百人以上，能制造手榴弹、地雷等简单武器。

除第3支队外，各个支队还有各自的武器修械所，修复战损的枪支，制造手榴弹、地雷和刺刀等简单武器。同时，为解决服装、照明、出版刊物等部队日常生活需要，开办了织布厂、蜡烛厂和印刷所等轻工业。

工作人员在赶制军服旧照

建军之初，新四军便将延揽医务人才作为部队卫生建设首要任务。1937年秋，叶挺赴汉口就任军长时，即邀请好友沈其震同行，负责军医处的筹备。

沈出身名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早年热心革命，五卅运动期间就与叶挺、李一氓等相识，无论医学背景还是革命立场，都是最佳人选。

沈其震抵达汉口后不久，12月，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在汉口成立，林可胜任总队长。林是沈早年在协和医学院从事访问研究的指导老师。

利用这层关系，沈其震得到一份救护总队名单，从中挑选了吴之理等人，成为军部最早的一批医生。

到1938年底，新四军共吸纳80多名专业医护人才，其中不乏上海医学院、湘雅医学院、中央医院、仁济医院等知名医疗机构的从业者，使新四军的卫生队伍从开始就具有较高的学历层次。

随后，中共中央也从延安派来戴济民、吉洛（姬鹏飞）等人到新四军军医处工作。

为了扩大和提高医务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军部军医处先后举办了六期卫生训练班和化验班，共培训近200名医务人员，使医务人员具备战时医疗能力；

军医处还编印了《卫生季刊》《大众卫生报》等专业报刊，为医务人员提供定期的医疗知识服务。后来成立的教导总队也设有专职卫生教员，为主教导总队培训的学员开设医疗卫生课程，开展医疗卫生教育。

同时，沦陷区群众、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等大力支援新四军的医疗卫生工作，1938年底至1940年3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先后三次把大批手术器械和消炎药品送给新四军。

上海煤业救护队无偿赠予新四军的汽车 图片来自网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煤业救护队有百名队员先后参加了新四军，还将23辆卡车和2辆救护车无偿赠予新四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