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次试验的主要目的，就是检验一下我们所受的训练是否足以进行远距离的乘骑强行军。
1925年早秋的一个早上，我们的朋友和深造班领导人的代表，聚集在列宁格勒郊区的莫斯科门，欢送我们启程。
上路以后，我们决定不断变化步度，有时慢步，有时快步，偶尔跑步。
第一天，我们比计划的行程少走了10公里，因为我们发现马匹都很疲乏，特别是我那匹纯种的牝马“季拉”跛了。它已12岁，就马的岁数说，这已是老年。
我们都很累，迫切需要休息，农民热情地欢迎我们，帮我们喂马，也让我们饱饱地吃了一顿。
第二天一早，情况仍然不妙，马还是跛的，我在马蹄扎破的洞里滴进蜡，然后用绷带把蹄子缠上，牵着马走。
很幸运，不久马就不跛了，我骑上去一试，不错，不跛了。快步走也不跛。为了减轻它受伤的右脚的负担，我决定只用慢步走或左跑步。
我的伙伴骑的是健康的马，当然轻松得多，而我常常得下来，牵马走很长距离，自然体力消耗就比较大。不过，我的伙伴在休息的地方负责找饲料、照管马匹。
第七天，我们已远远地走过了鲍里索夫，到达明斯克附近。在明斯克郊区，聚集了许多人，手举红旗和标语。原来这是我们团的一些战友和当地居民赶来欢迎我们。
我们两脚一夹，用跑步驰向看台，向卫戍司令和市苏维埃主席报告顺利完成远距离骑乘，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两天以后，我们进行了考核性的两公里障碍赛马、体检和过秤，结果良好，我们这次乘骑获得良好评价。
经过7天乘骑，马匹减重8至12公斤，人员减重5至6公斤。我们获得了政府的奖金和首长的嘉奖，并准许短期休假。
于是，我动身回乡里去看望妈妈和姐姐。我发现妈妈在我不在她身边的这些年月里，苍老多了，但她还像从前一样辛勤劳动，姐姐已有两个孩子了，她也老多了。
很显然，战后的年代和1921-1922年的饥饿把他们拖苦，我的两个小外甥很快与我熟悉起来，他们毫不客气，打开我的箱子，见什么东西新鲜就往外掏。
村子很穷，老百姓衣衫破烂。牲畜数量大为减少，有许多人家在歉收的1921年以后，一头牲口也没有剩下。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除极个别人以外，没有人抱怨，人民都能正确地理解战后的困难。
富农和商人并没有死心。很显然，他们还在梦想他们过去的好日子会卷土重来，特别是在宣布了新经济政策以后。在区的中心——乌戈德厂，饭铺和私人商店又开张了，新生的合作社商业必须同它们艰苦竞争。
回到师里以后，我发现编制有改变，师下辖4个团，而不是以前的6个团。原来我指挥的布祖卢克骑兵第39团已合并到第40团，而原骑兵第41和42团则合编为新的梅列克斯--普加切夫骑兵第39团。
这一改变，对于我和骑兵第42团团长萨韦利耶夫是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因为，只能由我们中间的一个任新编的第39团的团长，另一个得调到其他师。
当然，我们两个人都想留在原来的师，因为这个师就象我们的家一样，已经非常习惯。
师长让我留下，而萨韦利耶夫另有任用。我知道，萨韦利耶夫心里很难过，我们友好地分了手，后来见面时仍然是好朋友。
过去的骑兵团编制是4个骑兵连，根据军事改革的需要，改编后的骑兵团编制上有6个骑兵连，每两个连编成一个骑兵营。
此外，在团的编成内还有1个机枪连（16挺机枪），1个团属炮兵连，1个独立通信排，1个独立工兵排，1个独立化学兵排和一个团属军士学校。
1924年，莫斯科，苏联军事会议旧照
军事改革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就是在苏联武装力量中实际贯彻了单一首长制。
单一首长制有两种主要形式。如果指挥员是共产党员，那么他通常同时兼政委，把对军事训练、行政管理工作和党政工作的领导集中在一人手中，给他配有一名管政治工作的助手。
这项巩固军队纪律和战备的重要措施在当时已完全能够贯彻，因为指挥人员的情况已大为改善。
如果指挥员是个非党人士，他只担负军事训练和行政管理工作，而党政工作由政治委员领导，政治委员和指挥员共同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和战备状况负责。
当时，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一项命令中曾提到这方面的问题：
要牢记，苏维埃政权在建军方面的任务是确立单一首长的领导，政治委员一方面应当尽力使与之共同工作的指挥员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应当本身努力学习军事，以便以后担负指挥职务或行政职务。
我还记得，1925年春天，我们接到党中央给所有党组织的指示信《关于红军中的单一首长制》。信中说明，由于党和军事机关过去为巩固整个红军、特别是指挥干部而进行的全部工作的结果，已形成了贯彻单一首长制原则的非常有利的条件。
不过，有些同志，当然是少数同志认为，贯彻单一首长制可能削弱党在军队中的影响。要知道，担任单一首长的是共产党员。因此，党的作用不仅不会削弱，相反，会增大。指挥员的责任加重，他应就军队生活的一切方面对党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武装力量的纪律巩固、战备加强。
在实际工作中，指挥员同政治委员或政治工作人员的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改善。1928年，革命军事委员会曾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颁布了关于政治委员、单一首长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副职的条例。
该条例规定，政治委员领导党和政治工作，对部队（兵团）的政治思想状况负责，完全解脱了政治委员的监督职责。
从骑兵指挥员深造班毕业回来以后，我觉得工作胜任多了，对于处理军政训练和团的指挥方面的问题，感到很有信心，应付自如。
这段时间，我们团的工作搞得不错。1926年冬季，骑兵第3军政治委员克罗赫马尔和军长铁木辛哥（1925年2月任军长）召见我。
走进办公室后，我发现我们师的师长斯捷普诺伊--斯皮扎尔内伊，师政治委员什捷尔恩和政治处主任博恰罗夫也在那儿。
铁木辛哥说：
“我们叫你来，是想让你除担任团长职务外同时兼任团政治委员的职务，也就是成为团的单一首长。师的领导和政治处都认为你有条件担任。你有什么意见？”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在师首长和政治处的大力帮助下，我希望能胜任新的职务。
几天以后，我被任命为团的单一首长。在骑兵第7师这是第一次类似的尝试，责任相当重。党组织书记和政治副团长在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方面，给了我帮助。
当需要根据党的原则纠正我的缺点和提出忠告时，他们是毫不客气的。我对于新的工作毫无经验，初期自然不免犯了一些错误，同志们的帮助对工作很有益处。
为了能正确地领导政治教育，上级应比自己的部属在这方面有较高的修养。可是，在那些年代里，我们这些指挥干部在军事训练方面比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方面懂得多些，学得也快些。
一个原因，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担负了繁重的行政工作、军事训练和自修军事的任务，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些人没有能充分认识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军队中党的组织工作的必要性。当然，政治工作人员在这方面的修养比我们强得多。
不久，从乌克兰调来的施密特接替了师的指挥。新的师长在性格、经验和工作作风上都与前任师长斯捷普诺伊--斯皮扎尔内伊大不相同。
前任师长瞎忙、话多，简直可以说是一个话匣子，而施密特是一个聪明人，善于简练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但很遗憾，工作不够细心耐心。
苏联骑兵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26年夏季，我们师进行野营训练，地点是在距明斯克约20公里的风景幽美的日丹诺维奇地区。
这时期，着重进行分队、指挥人员、司令部和整个部队的野外战术训练。应当承认，在所有军事课目中，我最喜欢战术，常常怀着特别喜爱的心情钻研它。
大家知道，军队是战争的工具。之所以需要它，是为了同祖国的敌人进行武装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它首先必须具备充分的战术训练。一支缺乏战术训练的部队就不得不在作战过程中付出不必要的代价来补课。
为了提高战术素养，我们团进行了许多次示范作业和示教作业，指挥员通过这些作业学习侦察、组织战斗和与其他技术兵器协同的技能。
大家知道，部队全部战术训练结束时要进行演习。从1925年开始，白俄罗斯军区每年在野营季节以后都进行演习，骑兵第7师参加了所有这些演习。
在战术训练方面，我记得我们师还没有得过不及格的成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指挥员对战术作业认真对待的结果。应当承认，第7师的全部团长都很懂战术并且学习很努力。
当时，骑兵第37团团长是沃尔斯基，他在1942年11月指挥过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编成内的机械化军。这个机械化军协同第51集团军向卡拉奇方向实施了突击，并在卡拉奇同西南方面军的部队会合。
骑兵第38团团长是加伊杜科夫，他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指挥过军和其他兵团，师的其他部队也有经验丰富的指挥员。
我们也很重视体育和运动，只有经过锻炼的体格健壮的战士才能承受战争的艰苦。而且，整个部队的胜利取决于对每个战士的训练。
大家知道，在战争中不得不在任何气候条件下，在昼间和夜间，在有道路或没有道路的条件下，进行紧张快速的行军和强行军，在行进中展开成战斗队形向敌人实施猛烈冲击，并且常常需要在战斗后对敌人进行追击直至全歼敌人。
在战斗结局不利的情况下，迅速撤出战斗并改变部署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一切，只有体力经过锻炼的部队才能完成。
而体力没有经过锻炼的部队很快就会上气不接下气，不能及时赶到规定地点，还会遭受重大损失，有时，甚至可能成为缺乏锻炼的牺牲品。
应当说，骑兵第39团在各项骑马运动中是白俄罗斯军区优秀骑兵部队得奖名次的主要竞争者，在团里还组成了一个积极锻炼的运动员组，其中包括不少指挥员，而我本身也经常参加各项骑马运动。
不过，我们团在各种武器的射击比赛方面稍差一点，骑兵第40团的特等射手队常打败我们，而在骑马运动方面则相反，我们总是把第40团抛在后面，不仅如此，还把军的其他部队抛在后面。
苏联骑兵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的对手对此非常恼火，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力图超过我们，甚至耍诡计、采用非法手段。
在军区的一次骑马比赛中，骑兵第6师的一个指挥员想炫耀自己的骑术和自己马匹的特殊耐力。他在赛马路线中途的树林里，事先藏了一匹马，这匹马同他在起跑线上所骑马的毛色很相象。
赛跑的前一半路程，他用最快的速度飞奔，到树林后，这位巧手把累得半死的马交给自己的传令兵，自己骑上藏在那儿的马，耀武扬威地跑完了全程。
在观众的热烈欢呼声中，他获得了全军区的第一名。
可惜，好景不长，这个诡计很快就被揭穿了，他得到了应得的处罚。不过，骑兵第6师里的这些竞争者们并不甘心，他们有时在赛马时有意拦阻自己的主要对手，有时在比赛砍劈时，给自己的运动员插上新鲜嫩树枝，而给我们插上千树枝，使我们砍起来困难，等等。
图哈切夫斯基（坐者左一）叶戈罗夫（坐者右一）布琼尼（站者左）图片来自网络
我记得布琼尼到我们团里来的情景。过去，我没有见过布琼尼，但是我很熟习他在与白卫军和干涉军的斗争中为祖国作出的贡献，并且很想见到这位骑兵第1集团军的杰出的司令员。
1927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师长施密特打来电话：
“布琼尼可能去你们团，你们准备欢迎。”
“什么时候来，我们应当怎样欢迎？”我问道。
“我说不出确切的时间。他先到第37团，然后去38团，再就是你们39团。至于如何欢迎，这由你决定，你是团长嘛！”
我懂得，师长不主张举行什么特别隆重的仪式，应按条令规定的迎接上级首长的仪式来迎接。
中午，第38团团长加伊杜科夫给我来电话：
“准备迎接客人，他们到你那儿去了。”
没有时间再说别的话了，我立即召集政治副团长弗罗尔科夫，团党组织书记谢拉科夫斯基，团军需主任马雷舍夫等几位主要助手，一起到司令部门口等候。
5分钟以后，两辆小汽车开到门口。从第一辆走出布琼尼和铁木辛哥。
按条令规定，我向布琼尼作了报告并向他介绍了我的助手，布琼尼一一问好。
我向布琼尼问道：
“首长有什么指示？”
“你说呢？”他反问我道。
“首长看看我们战士和指挥员是怎么生活和工作的吧。”
“好吧，不过我想先看看战士的伙食。”
在食堂和厨房，布琼尼仔细地了解了食物的质量和制作，在食堂的留言簿上写下了嘉奖炊事员和团给养主任的话。然后，又检查了部队军事训练的情况。接着，他说道：
“怎么样，现在看看你们的马匹吧。”
我发出全团“接受检查”的信号。十分钟后，各连都站好队，开始检查马匹，全团马匹都保养得很好，马掌也钉得很好。
布琼尼夸奖了战士马匹保养得很好后，离开我们团前往琼加尔第6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