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民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辉煌胜利后，即着手和平建设。当时，他们面临着恢复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的巨大困难，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处于极端衰落的境地。
于是，在工业、农业、运输业极端困难的状况下，要求把全国的力量集中于经济战线，必须派出几百万复员兵从事恢复工作，减少军队的开支。
但同时也必须保持并巩固国家的防御。列宁曾说过：
“现在，我们使许多强国放弃了反对我们的战争，但是能不能长久，我们不敢担保。”
在1920年和1921年已开始把没有直接参加作战的军队，全部地或部分地转入劳动生产。
为了这一目的，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下面建立了一个由加里宁和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委员会，从事劳动的军队为了增加燃料、原料开采量，为了提高农业，做了大量工作。
军队复员以后，到1924年底，整个武装部队的人数由550万缩减到了56.2万人。
当然，复员符合几百万士兵的利益，他们向往土地、车床，想要回家与家人团聚。要想在军队中保持士兵骨干非常困难，因为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农民。而且，复员的步伐如跨得太远，可能“冲掉部队的精髓”。
1921年2月，根据俄共（布）中央组织部决定，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停止复员。在此以前，俄共（布）中央曾向所有党组织发出《关于红军》的通知，严厉警告所有党组织绝不允许放松对红军的关怀。
总的说来，在军队中基本上保留下那些志向和能力适宜于并有决心献身于军事工作的人。
在当时和平建设的条件下，必须建立统一的军事学说，巩固正规红军，解决组织建设方面的新的复杂问题，妥善安排军政干部的训练。当时已特别注意到，必须加强专业技术部队（机枪、炮兵、装甲、空军及其他部队），保障其全部必需品的供给。
这些问题在俄共（布）第十次、十一次、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都经过了周详认真的讨论，存在些尖锐的争论。
伏龙芝和古谢夫受党中央委托，起草了《红军的改编》提纲，提纲坚持保留常备军，提出逐渐过渡到民兵制，并鼓励发展苏维埃军事科学。另一些人则强调，军队应当立即过渡到民兵制。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列宁方针。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明确写道：
“有些同志提倡实际上取消现在的红军并立即转为民兵制，这在当前来说是不正确的而且实际上是危险的。”
尽管党尽一切力量来巩固军队，但看来仍有必要采取某些较为强硬的措施，而且越快越好。
1922年6月至1923年3月，我担任骑兵第38团一个连的连长，后来任萨马拉骑兵第7师骑兵第40团的副团长。
这些团的领导都是一些有经验的指挥员，我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团的指挥人员、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组成为一个很好的很有工作能力的集体。
当时，在红军大多数部队中，还不具备军人正常生活所必需的设备良好的兵营、首长住房、食堂、俱乐部和其他设施。我们分散在村子里，住的是农民的小屋，做饭是行军灶，马匹拴在院子里。
我们都认为，这样的生活条件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国家正经受着巨大的困难。
部队的领导干部大多是年轻力壮、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的人。再者，我们大多数是单身汉，除了工作以外，没有什么牵挂。
我们兴高采烈地工作，每昼夜工作15-16小时，但要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仍感到时间不够。
1923年春天，我接到师司令部的电话通知，要我去见师长。原因不明，应当承认，我多少有点紧张，是不是我出了什么错？
师长卡希林热情地接待我，请我喝茶，长时间地询问我们团战斗和战术训练的情况。后来，他又突然问我道：
“你看，我们对骑兵的训练是否符合未来战争的需要？对未来战争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很复杂。我脸红了，一下子回答不上来。很明显，师长看出了我有些慌张，他耐心地等我镇静下来。
我回答说：
“为了按现代要求来训练部队，我们指挥员还很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我们现在是按在旧军队所学的来教部属的。为了能很好地训练部队，必须用现代军事知识武装领导干部。”
师长说:
“这是对的，我们尽力做到我们的指挥员能进军事政治院校和训练班。但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我们的学校又很少。所以指挥员首先得自学。”
他在房内走了几步，突然向我宣布，已决定任命我为布祖卢克骑兵第39团团长。他说:
“我对你不十分了解，但和我谈过的一些同志推荐你担任这个职务。如果没有反对意见，请你去司令部看批件。任命的命令已经签署。”
我同师长分手后，心情十分激动。新的职务十分光荣，责任也十分重大。
指挥一个团始终被认为是掌握军事学术的最重要环节。团是基本战斗部队，团一级的战斗需要组织陆军各兵种的协同动作，有时还不仅限于陆军的各兵种。
团长必须熟悉下属各分队，以及在战斗情况下通常配属给团的加强兵器。必须善于在战斗中选择主要方向，并把基本兵力集中于主要方向。这一点，当敌人在兵力兵器上占有显著优势时特别重要。
一个团长，如果能熟练地掌握对团的指挥方法并能保障团经常保持战斗准备，那么，他在以后的各级指挥岗位上无论平时或战时，都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员。
在国内战争末期，军队中共有200多个训练班和学校，培养各兵种的干部。1920年，指挥人员训练班已培养出26,000名红军指挥员。
广大的训练班、学陵、学院网逐渐建立起来了，训练和培养无产阶级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统一制度也诞生了。
早期苏联工农红军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初级指挥人员首先在团属学校训练7到10个月，中级指挥人员在军校和海军学校学习，高级指挥人员在军事学院学习。
同时，在各共和国还开办了民族军事学校，后来开办的指挥人员深造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也在这种班上学习过，这方面的情况以后会谈到。
现在，我想谈的一点是，我认为，直接在野营条件下，也就是说不脱离工作的学习和自学，对于培养熟练称职的指挥人员，特别是培养初级和中级指挥人员，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几万、几十万军人用这种办法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并在演习和行军中加以演练，提高了作战技能。那些因某种原因未能进学校的人曾直接在部队顽强地进行自学。
当然，那时也有一些指挥员，在胜利结束国内战争后，觉得自己是军事通，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他们之中有一些后来认识到自己错了，及时改正了；而另一些仍然背着过去的包袱，自然，不久就不能适应不断增长的需要，于是不得不转为预备役。
1923年5月底，当我接任团长时，该团正准备出去野营，这是国内战争以后骑兵部队第一次拉出去进行野营训练，许多指挥员对于新条件下的工作还缺乏明确的认识。
我发现部队在战斗准备方面存在缺陷，射击训练和战术训练特别差。因此，我要各分队特别注意野营的训练设备和器材的准备工作。
6月初，营地基本上准备好了。我们团得到了一座构筑良好的帐篷营房区，出色的夏季食堂和俱乐部。营地构筑有马棚和系马场，特别是进行各种武器射击训练的射击场简直是团里的骄傲。
紧张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开始了。我们大家都很满意，我们在野营训练中消耗的劳力和器材没有白费。各骑兵连长和政治指导员都齐心地积极地工作着，在各项工作和活动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员的创造力和主动精神。
我特别想谈几句我们的政治委员亚宁。他是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懂得如何对待战士、如何要求战士。我们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都热爱他并尊敬他。
但很可惜，这位出色的政治委员未能活到今天，1942年，他在高加索前线与法西斯匪徒的搏斗时英勇牺牲了。
他是和他的儿子一同牺牲的，他把自己的儿子也培养成了祖国英勇的保卫者。
加伊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仲夏，国内战争的英雄加伊担任了我们师的师长。现在，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回忆和加伊师长一同工作时的情况。
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的野营帐篷里，当时，他召集各团团长和政治委员开会。
进门报告以后，加伊让我们围着他的工作桌坐下来。我发现，他是二个漂亮的、军人姿态端正的人，眼光里流露出友好的神情，平和、安静的声音说明他具有沉着的性格且充满自信。
过去，我听到过许多关于加伊的英雄事迹，这次更加十分注意地观察他，真想深入到他的灵魂深处，看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指挥员。
谈话继续了很长时间。当我们分手时，同师长的第一次会见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我告别时，他对我说，几天以后他想看看我们团的乘马队列教练和战术教练。
我们团受到重视，我十分荣幸，不过我承认团里还有许多缺点。
“让我们共同来克服这些缺点”，加伊微笑着说，接着补充了一句，“你很要强，这很好”。
三天以后，根据师司令部的指示，我们全团带出进行检阅，师长骑着一匹全身乌黑而腿是白色的马登上了小山岗，注意地观看团的演习。
他那匹马性情暴烈，但是骑手用他有力的手和紧夹马肚的小腿使它乖乖地听从指挥。
对演习的指挥起初用口令，后来用马刀（所谓“无声演习”），再后来用号音。变换队形、行进、转弯、变换方向、立定、看齐等动作，部队做得比我估计的要准确得多。
最后，全团展开成散兵线向敌人冲锋进行包围（这是哥萨克人沿用的一种冲击动作）。我在战斗队形的中央，率领全团向师长所在的高地冲去。到达高地后，全团向中央靠拢看齐，我走近师长，准备报告演习结束。
还没有等我开始报告，师长高高举起双手并喊道：
“我投降，投降，投降！”
然后，他走近我，热情地说道:
“谢谢，非常感谢！”
他走到队伍的中央，站在马蹬子上向战士们说道：
“我是一个老骑兵，很熟悉骑兵的战斗训练。今天你们的行动说明，你们认真地、竭尽全力地尽到了红军战士对祖国的职责。
作为红军战士，正应该这样。具有优良的战斗训练，正确认识对人民的职责，这是我们英雄红军不可战胜的保证。谢谢你们，今天你们使我非常高兴。”
师长转向我，和我握手，微笑地对我说：
“演习的第二部分下次再看。让同志们休息吧，我和你去看看野营的设备。”
他在野营地转了两个多小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然后，和战士们座谈了很久。加伊谈了许多国内战争中的战斗故事，直到值班号兵吹了吃饭号，他才站起来和战士们告别。
我和团政委亚宁送走师长以后，立即商量，我们应做些什么，以防止由于获得成功和表扬而“头脑发胀”。
对部属应做充分的评价，师长的称赞鼓舞了大家，这从野营训练的结果可以明显地看出。而对于我们这些指挥员来说，师长对待普通红军战士的那种平易近人的同志式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后来，加伊常到我们团里来，长时间地和战士及指挥员谈心，他始终不仅是一位首长，而且是一位可亲的老同志、共产党员。
我们结束了野营训练，获得良好成绩。9月末，我们萨马拉骑兵第7师开赴奥尔沙地域参加军区的演习。这次演习，也象野营训练一样，是国内战争结束后的第一次。
演习的规模并不大，而且是各部队从野营返回时顺路实施的。但是，我们师肩负了相当艰巨的任务，它必须强行军进入奥尔沙地域。
师长指定我指挥的团担任师主力的前卫。这就是说，我们团不仅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长距离行军，而且必须执行行军警戒的任务，经常做好准备，以便能迅速展开与“敌人”“战斗”，并应为师主力投入“战斗”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全师进行了30小时的行军。我们走了近100公里，休息两次，每次5小时。这也是对马匹耐力的严重考验。而骑兵战士在休息期间还需要喂马、饮马和整理鞍具、装具。
尽管十分疲劳，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因为大家都知道，演习以后，骑兵第7师将进驻明斯克。
拂晓时，派往前方的侦察向我报告，在莫斯科一奥尔沙铁路线那面，有“敌人”军队向奥尔沙车站方向运动。在奥尔沙接近路上，掩护铁路枢纽部接近路的部队已投入“战斗”。
象在演习中常见的那样，带白袖章的调理员从四面八方驰向我们团。调理员是帮助领导排练演习的指挥员。
“关于‘敌人’你了解什么情况？”
“你的决心是什么？”
他们提出各种问题。我回答说，我马上到前队去，亲自进行现地勘察，在那里定下决心。随后，两腿一夹马刺，几分钟后，我就跑到前队。前队由积极主动的康斯坦丁·秋宾连长指挥。
秋宾向我报告:
“敌人”近两个团的步兵已展开成临战队形，在铁路线一侧向前面高地方向运动。在高地一带我军步兵已投入战斗。
而“敌人”步兵很显然还不知道我骑兵部队已进入这一地区，因为我们既没有碰到“敌人”的警戒，也没有碰到“敌人”的侦察。
前队指挥员还没有报告完，就发现一群骑兵向我们跑来。其中一人骑着一匹全身乌黑而腿是白色的马，我们远远地就认出是师长加伊。
我简短地重复了一下刚才了解到的情况后，向师长报告说:
现在是向“敌人”发起突然冲击的最有利时机，我决定全团立即展开成战斗队形向敌人翼侧冲击，特别是地形对我们的冲击非常有利。
师长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然后说道：
“罕见的好机会，大胆行动吧！在攻击以前，用全部炮兵机枪火力进行射击。师的主力20-30分钟即可到达。他们将向‘敌人’集团的背后进行突击，以便彻底摧毁‘敌人’。”
一个钟头以后，整个“战场”烟雾弥漫，第7师的几个骑兵团展开成战斗队形，高喊“乌拉”向“敌人”冲去。
整个景象真是动人壮观，战士的脸通红，眼睛紧紧盯着前方，象在真的战斗中一样。“战斗停止”的信号中断了“战斗”的进一步发展。到此整个演习结束。没有进行总讲评。
图哈切夫斯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听说，图哈切夫斯基观看了“战斗”的全过程，对我们部队做了很好的评价。
他还特别赞扬了骑兵第7师的强行军和勇猛的冲击。步兵部队则因在翼侧受骑兵第7师部队的攻击时，能迅速展开也受到称赞。
我们因受到图哈切夫斯基的赞扬而感到高兴，同时对我们的“敌人”因出色的机动而受到嘉奖也感到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