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6日，料峭的春寒未去，此时的东北依旧处于寒冷之中，而一则消息的传来，更让原本就苦于严寒的东北民众，内心宛如陷入冰窟。

《解放日报》在头版报道：

“反动派暗杀北满人民领袖 李兆麟同志遇害”

此时，正值国共和谈的关键时期。随着这个消息逐渐公之于众，各种关于死因的流言逐渐兴起。其中，“李兆麟的死是由于共产党内部倾轧而成”一度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在这种情形下，查清真相，刻不容缓。

李兆麟是在1945年8月随苏联红军一同来到哈尔滨，担任市卫戍司令部副司令、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同年10月，又上任滨江省副省长。

1945年11月17日，苏联红军将哈尔滨的政权交还给了国民党政府，中共北满分局以大局为重，将所有当地中共领导人带出哈尔滨。

然而，李兆麟作为副省长，短时间内却不能一走了之，权衡之后，组织决定将其留下，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口实，令其只担任中苏友协会会长这一工作。

在国民党政府委派的省市官员上任后，哈尔滨市内的风气顿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李兆麟觉得自己责任重大，他不畏惧身边的国民党人，利用自己的威望，公开宣传中共和平与民主的思想，揭露国民党政府妄图挑起内战的阴谋。

随后，国民党的恐吓信一封接着一封送到了李兆麟的书桌上。1945年12月8日，身为共产党员的《哈尔滨日报》总务部长李钧在中苏友协机关的拐角处被暗杀。

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毛诚曾经提醒过，李钧和他的外貌十分相似，敌人恐怕真正想要暗杀的人正是他。

1946年3月8日，哈尔滨召开了妇女集会，并邀请了李兆麟与会致辞。会议进行到一半，时任哈尔滨市长杨绰庵的女秘书孙格龄找到了李兆麟，声称自己有关于推选“国大”代表的重要报告需要向其进行汇报。当时因为另有安排，李兆麟没有答应。

午后，孙格龄再次打来电话，询问她是否可以在3月9号下午到水街道9号，自己届时再进行汇报，这一次，李兆麟答应了下来。

3月9日当天，李兆麟参加完市委会议后返回中苏友协。途中，车子出了故障，警卫和司机都留了下来修理车子。

李兆麟想到下午自己和孙格龄约好的见面，唯恐耽误了事情，便先行一步回到了中苏友协。

在出门前，他在日历上写道：

“我到水道街9号去一趟， 一会就回来，等李桂林（李兆麟警卫员）回来时，让他去接我。”

水道街9号离中苏友协不过百步，每天上班前，李兆麟都要路过这里。他万万没有想到，军统会选择在此对他进行暗杀，更不会想到孙格龄已经被敌人买通，成为引诱自己前去赴死的一枚棋子。

一到水道街9号，孙格龄便笑盈盈地迎了上来，邀请李兆麟在沙发上落座，自己则去厨房倒茶。

在厨房里，她取出自己事先准备好的十倍剂量的氰化物倒入茶杯，在仔细闻了闻没有异味后，便端了出去，同李兆麟热络地说道：

“将军辛苦了，请先喝一杯茶，休息一会儿，晚辈再聆听前辈的教诲。”

李兆麟不疑有他，当下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觉得茶的味道有异，孙格龄强装镇定，抢过茶杯来说再换一杯，于是走出房间，来到厨房门口，便用先前已经约定好的暗语说了一声：“再换一杯吧！”随后迅速逃离现场。

此刻，早已埋伏在厨房的杀手阎钟璋、高庆三、孟庆云收到暗号，立刻冲了过来，举起长刀便对着还未来得及反映的李兆麟猛刺。

这时，李兆麟喝了含氰化物的茶水，在失去抵抗力的情况下被杀手连刺七刀，并割断喉管使其无法发声呼喊，最后一刀从前胸贯穿到后背，当场身亡，时年只有36岁。

行凶过后的三人开始动手搜查他身上随身携带的物品，随后便用李兆麟自己的军大衣将其潦草一裹，推到床下，锁门扬长而去。

这时候，修好车子，匆匆赶来的警卫员李桂林，看到是紧锁大门的水道街9号。他觉得事情有异，便到回中苏友协，找到几个同事一起四处寻找，全都一无所获。

李桂林一下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刻向苏军卫戍司令报告，包围了水道街9号并进行搜查，但这里已是人去楼空。

看到苏联军方干预，三个凶手异常慌张，他们原本打算在当天下午就将藏在床下的李兆麟尸体进行分解，随后装入麻袋扔入松花江，但是在苏联军队的重兵把守下，终究没能实现。

李兆麟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而且，最为糟糕的是，其中一个的笔记本居然落在了现场，这让他们隐约有了大祸临头之感，于是不欢而散，各自躲了起来。

3月10日，市警察局督察、我党干部马亮子和几名侦缉队员，再次来到水道街9号，在2楼一件大衣下发现了李兆麟的尸体。

3月18日，在道外十六道街新发包铺，国民党警察局在缉捕高长江匪团时，将原是土匪出身、后加入军统滨江组的孟庆云抓获。

当其作为土匪抓捕审讯，他无比猖狂说道：

“我没有强抢行为，但是哈市最大的案子，杀死李兆麟将军的就是我。”

军统滨江组唯恐因为他一个人招致灾祸，打算在包子里下毒直接将其毒死，却没想到，他根本没吃包子，反而将当初另外的两个凶手，以及事件背后的策划人全都交代了出来。

在苏联军方的帮助下，其他两个凶手马健胤和高庆三也相继落网。

在这期间，军统局终于以改名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1946年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撤销，成立国防部，随后各厅局正式成立。

原隶属于军委会的调查统计局（军统局）自然也在撤销之列。更何况，饱受专制独裁之苦的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取消特务机关。

但是，蒋介石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仍执意保留特务机关，这年10月，他将军统局更名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已出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的郑介民兼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任副局长。

于是，原军统局东北办事处也相应改名为保密局东北督导室，原公开掩护单位东北行营督察处改名为东北行辕第二处（军委会撤销后各地原军委会委员长行营改名为国民政府主席行辕）。

在东北的这些日子里，文强成了国内外关注的东北内战中国民党方面一位活跃人物。

以致30年后他获得特赦时，在战犯管理部门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一位负责干部向他敬酒时还这样说：

“文强先生，你可能不认识我，我可是早就认识你了。日本投降后我到了东北，那时你在东北可够活跃的。”

当时，文强在东北的“活跃”，除去在接收主权和“反苏”这一方面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积极从事反共活动。

1946年底至1947年初，因北平发生美军士兵强奸女大学生沈崇事件，中共在国民党统区的地下组织以此为导火线，发动了反美、反蒋爱国民主运动；

5月，又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罢课、游行浪潮，矛头直指国民党独裁政权。

东北国民党占领区当局为防止学生运动波及，以军事紧急时期为由，无限制地实行戒严、宵禁。

尽管如此，东北大学仍然爆发了罢课和游行示威，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唯恐东北也闹成平津、上海等地一样，一再严令要加强镇压。

这时，文强曾会同长官部参谋长赵家骧、代沈阳市警备司令彭壁生、宪兵第16团团长沙靖、沈阳市警察局局长毛文佐、三民主义青年团辽宁支团部干事长刘广瑛、中统局东北特派员单成仪等人，几度密商，决定采取所谓“釜底抽薪”之策。

一方面，由三青团分子进入东北大学，采取挑拨离间的分化手段，同时，又以他们作内线，暗中指出为首的学生领袖，使当局加以威胁和逮捕隔离。

文强曾亲自传达命令，派沈阳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处长沈忠毅率领大批特务，会同有关部门在东北大学进行侦察和搜捕，将为首的学生领袖逮捕了五六人送交警备司令部侦审和囚禁。

1947年夏，南京最高丙种会报（国民党当局党、政、军、警、特系统反共反人民的一种情报汇总联席会议）书面指示:

指定保密局、中统局、沈阳市警察局、宪兵第十六团等四个单位的主管人员，在沈阳成立丙种会报。

每月召集一次汇报会议，按规定时间将会报情况向上报送，保密局在东北的最高负责人文强为会报负责人，主持推动会务的进行。

文强曾召集并主持丙种会报联席会议两次。在“加强治安”的名义下，为巩固打内战的后方而加强对人民的镇压统治，并且与各地区的“甲种会报”“乙种会报”密切配合。

在1947年春，文强还参加了一场“策反”闹剧。

在东北内战初期，曾有个别中共方面人员叛逃到国民党方面来，其中最有名者，就是四平街战役时叛逃的、林彪身边的参谋处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

王继芳是四川重庆人，1919年出生，十四岁时便投身革命，与战友们并肩作战，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红小鬼”。

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由于年龄小，战友们视他如亲，轮流背着他翻越雪山、穿越草地，共同战胜了那些艰难险阻。

王继芳参加红军后，一直是林彪的部下，看到他刻苦训练，还广泛阅读，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到延安后，林彪将其送入抗大深造，毕业后，在抗大任教官。

抗战胜利，林彪挺进东北，建立民主联军，王继芳跟随其后，任东北民主联军作战科副科长，在吉林梨树县梨树屯（镇），他和一个地主家的女儿相识并坠入爱河。

但是，这个姑娘并不单纯，她的一家与国军方面有联系，她本人甚至是国军三青团的区队长。于是，王继芳陷入了陷阱，女友向他灌输解放军必败的悲观情绪，并以“爱情”和“未来”为诱饵，吸引他叛逃。

正当两人打得火热，如胶似漆的时候，四平之战开始，国民党第71军、新1军、新6军分别从左、中、右三个方向对四平发起进攻。

四平保卫战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军奋勇抗击敌人月余，杜聿明在廖耀湘的新6军加入战斗序列之后，深入研究新1军和71军长期打不开局面的原因，认为主要是该两军正面攻击点过于狭小，这样，“使解放军可以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正面作有力抵抗”。

同时，由于正面过窄，自己的侧背及后方交通完全暴露，引起解放军侧击和迂回。

于是，杜聿明指挥廖耀湘的4个师，编为2个纵队，实施宽正面两路分进合击。

5月18日，新6军从东面突破了我军四平前沿防线。

7月18日夜，林彪召开作战会议，决定总部暂时撤出梨树屯，站在一旁的王继芳听得清清楚楚。

随后，林彪立即致电延安：“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不等延安回电，林彪就命令部队撤守。

四平撤守和总部转移使王继芳彻底丧失了信心。他确信民主联军毫无前途，于是，在女友的说服下，意志薄弱的王继芳选择了叛变。实际上，早在一星期前，孙继芳就将行李等物件存放在附近的老百姓家中。

18日夜间，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出发东行后，他即率传令兵姚来芳携驳壳枪两支、手枪一支、望远镜、公文包、马二匹，经娘娘庙、赵家屯渡口，来到义和屯国民党第71军。

19日，新1军孙立人部进入四平。接着，孙继芳来到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前进指挥所。

杜聿明一看，喜出望外，以贵宾礼遇迎接。尽管王继芳只是一个作战科的副科长，但作为东联总部的核心部门，他几乎掌握着东联的所有重要机密。

其向国民党提供的情报中有两项对我军伤害最大。

其一，我军队伍中没有苏联红军。

一直以来，蒋介石都怀疑苏联红军直接帮助我军作战。他还甚至得到情报说，长春有6000着便衣的红军。

为避免与苏军发生正面冲突，蒋介石一直对是否进攻长春犹豫不决，而王继芳提供的我军中没有苏联人的情报，无疑消除了蒋介石对进攻长春时与苏军发生冲突的顾虑。

其二，供出了我军准备从长春撤离的计划。

先前，蒋介石的考虑是，东北的战略止于辽源和四平街，并不打算进攻长春。

因此，当杜聿明打下四平之时，他担心杜聿明继续往北深入太远，就派白崇禧赴东北节制杜聿明，不让他再继续向长春推进。

由于国民党从王继芳那里知道了我军中没有苏联人和全部的从长春撤退计划。

因此，杜聿明一改往日谨慎用兵的做法，在接下来的作战中指挥部队以多路平行追击的方式，放开手脚对我军穷追不舍。

林彪听说王继芳叛逃后，痛心疾首，立即说出三个字：“改密码”。

但是，此后东北民主联军始终很难摆脱敌人的追击，许多部队被打散、打乱，失去联络。有的部队被敌人分割包围，有的边打边撤，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

而且，部队元气大伤，黄克诚第3师第7旅，战后仅剩下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第7纵队原有13000 人，战后只剩下4000至5000 人；邓华保安第1旅损失也相当严重，其次是第3师第8 、第10旅和第7师杨国夫部损失较大。

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在接下来的国共谈判中，陡然抬高价码，要求我军撤出已经占领的哈尔滨、齐齐哈尔等东北的重要城市。

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谈判也最终走向破裂，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

四平、长春之战结束的几天后，王继芳重返梨树镇，如愿以偿地娶到了那个地主的女儿，作为奖励，国民党在长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据说杜聿明亲自参加，还提升他为少将参议。

杜聿明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于是，国民党方面还想从中共军队中拉出更多的王继芳。

紧接着，保密局及国防部第二厅一再电令指示各地下属机构，加强对中共军队的“策反”。

在东北行辕，也成立了策反委员会，由保密局指定文强为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余纪忠、中统局东北特派员单成仪、三民主义青年团辽宁支团部干事长刘广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第二处处长吴宝云等为委员。

名义上，应该是这几方通力合作，实际上是由文强的保密局东北督导室在包办一切。

有趣的是，文强在一生中曾多次从事军事策反工作。

当年，他还是中共干部时，就曾在四川国民党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亦即对军阀部队的士兵策反；

以后，他成为军统局骨干后，又曾主持过对汪伪汉奸队伍的策反；

而这一次，他却致力于对中共军队的策反。

不过，由于中共军队内部高度警惕、团结一致，加上这时因国民党的腐败与专制恶性发展，人心归向中共一边，国民党根本就无隙可乘，无反可策，文强以往的策反经验完全无用。

因此，这个徒具空名的“策反委员会”，不到半年，即毫无成效而撤销。

解放后，王继芳改名换姓逃回老家重庆，混入了重庆市公安局工作，但是很快就让人认了出来，被抓捕归案。

四野总部专门派人到重庆确认无误后，王继芳被押解到武汉进行公审并处决。

如果不用历史的眼光，而是用漫画式的政治宣传眼光去看待文强从共产党人到国民党人，从当年向共产党战友保证要对共产党友好相待变成积极从事反共活动的这一人生大转折，一定会感到难于理解。

其实，对于文强以及相当一批与他有着相似经历和思想观点，曾经在抗日战争中与共产党人一致对外并肩抗战的国民党人来说，这样的转变并不奇怪。

文强曾经坚决反对过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体制，甚至不惜以青春的生命与之进行殊死斗争。

但是，此时的文强，经历过险遭亡国之痛的八年艰苦抗战，认定中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中央集权政府和稳定的政治局面，才能完成外御强敌和内兴建设的历史大业。

对于同样一个独裁体制，他已经有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和态度了。

当年中共《新华日报》的两则报道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1946年1月18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分组讨论中，中共和民盟等党派代表曾将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

《新华日报》次日所作的两则报道中，分别列举了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

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说：

“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

中共代表陆定一则回避有关苏联是一党专政的情况说：

“我们认为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使无权的工农知识分子有权。”“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都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

同陈立夫一样，对于站在执政党立场上的文强以及许多国民党人来说，提倡多党制就必然引起政局动乱，这是绝不能退让的重大原则。

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这样怀着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信念和热情，投身到了反共活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