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小子，后来有没有后悔当年去边远地区？”老班长邹国全端着酒杯，斜着眼睛盯着我，嘴角带着一丝笑意。

我愣了一下，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酒，酒气冲进喉咙，呛得我眼睛发酸，那酸里带着点热——是酒的辣，也是心里的涌动。

脑海里突然像有一场老电影开了头，画面一幕一幕地翻转。

那是1975年的深秋。

我还在村里干农活，穷得叮当响的日子，脚底沾着泥，手上全是茧。

我们村叫鹤岭村，皖西深山里的一个小地方，山高路远，出门就得翻好几座山，村里人出趟远门都得备干粮。

。

那天，大队部的喇叭响了，说要来征兵。

我听到消息的时候，心里像被点了火。

当兵是什么样，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村里只有一个人当过兵，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回来后人人都夸他“有出息”。

我也想有出息。

“爹，我想去报名。”我对父亲说。

父亲坐在门口，磕着旱烟，长时间没说话，烟锅里的火光忽明忽暗。

“去吧。”他声音里带着疲惫，“别回头后悔就行。”

那天晚上，他抽了一整晚的旱烟，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穿军装的样子。

1976年2月，我和村里几个小子一起穿上了崭新的军装。

出发那天，父亲站在村口，烟锅攥得紧紧的，眼里有些红。

“记住，在外头别给家里丢人。”他说完这句，转身就走了，背影在寒风里有点佝偻。

我跟着队伍上了车，心里说不清是激动还是难受。

火车的汽笛长长地鸣了一声，缓缓驶出车站。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

到了部队，我被分到新兵二连。

刚开始日子不太好过，站军姿站到两腿发麻，走正步不是顺拐就是套腿，不是被班长骂就是被战友笑。

可我心里倔，越是难的事越想干好。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的动作成了最标准的那个，连长在全连表扬了我一通。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终于有点出息了。

后来，我被分到了中原古城的一个研究所。

听说是研究所，我心里琢磨着：是不是要搞科研？是不是要弄点高科技？

结果到了地方，我被分到了炊事班。

“负责烧火烧饭。”老班长拍了拍我的肩膀，“小杨，这可是个大事啊。”

说实话，当时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但班长的话让我重新打起了精神。

“后勤工作搞好了，科研人员才能搞好科研，这是顶半个指导员的事！”

我每天跟着班长骑着三轮车到处跑，采购主副食，做饭菜，忙得不亦乐乎。

有一次，部队搞会餐，我从早上忙到晚上，汗流满身，听着领导一句“伙食搞得好”，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这份工作，我干了整整四年。

四年里，我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食堂里的中坚力量。

后来，组织决定提拔我当司务长，还让我报名参加文化补习班。

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炊事员也能有出息。

可就在提干的前夕，研究所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需要派人去边远地区支援建设。

说实话，我心里有点发怵。

那地方条件艰苦，水电不通，连吃饭都成了难题。

可我也知道，这是一次机会。

“我去。”我对领导说。

等到了地方，才知道日子有多难熬。

我们住的是简易的草棚，四处透风，冬天冷得人直打哆嗦。

吃饭也成问题，连菜都得靠咱们自己种。

可再难的日子也得熬下去。

我带着几名战友，硬是把伙食搞了起来。

有一年春节，我和战友们包了上千个饺子，送到每个岗位上。

听着科研人员说“好吃”，我心里那点苦都化成了甜。

就在这时候，家里传来消息，父亲病倒了。

我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可又不能请假回家。

那段时间，我晚上躺在床上，总是睡不着，想着父亲在村里会不会撑不住。

后来，老班长找到我。

“小杨，部队是部队，家是家，能回去就回去看看吧。”

我跟领导请了假，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赶回家。

家里的屋顶漏着雨，父亲躺在床上，脸瘦得只剩下皮包骨。

“爹……”我站在他床边，喉咙发紧。

他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动，什么也没说。

那天晚上，我一直守在他身边，听着他断断续续的呼吸声，心里像刀扎一样。

第二天一早，父亲睁开眼，看着我，声音虚弱：“在部队，好好干。”

我点点头，眼泪憋在眼眶里。

回到部队后，我更加刻苦。

部队的任务越来越重，我的担子也更重。

后来，我因为表现突出，立了三等功，顺利提干。

提干后，我的工资涨了不少，终于能寄点钱回家。

再后来，我一步步从助理员做到副处长，完成了无数后勤保障任务。

2008年，我以副师级待遇光荣退休。

那一年，我刚满50岁。

退役那天，我站在营门口，回头看着那片熟悉的院子，心里涌上一股热流。

34年的军旅生涯，像一场绿油油的梦。

“老杨，你喝什么呢？”老班长的声音把我拉回了现实。

我端起酒杯，冲他笑了笑，说：“咱们喝的，是这一辈子的军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