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要嫁给他？”张小兰瞪着我，筷子差点掉地上。
灶台边的周大爷停下手里的火钳，愣了一下，叹了口气：“唉，文清，这可是大事啊，不能糊弄。”
我低头不说话，心里乱得很，手里的筷子在碗里搅来搅去，就是夹不起菜。窗外，夕阳照在土墙上，墙根下的柴火堆旁，牛家柱正蹲着劈柴，肩膀宽厚，动作有力。我看着他，心里复杂得很。
这一切，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1969年的春天，我从北京来到山西沁县插队，那年我刚十八岁。我们一行十几个知青坐着闷热的绿皮车，折腾了两天一夜才到村里。下车那一刻，我被迎面扑来的土腥味呛得捂住鼻子，脚下是松松垮垮的黄土路，两边的窑洞像一张张张望的脸。
我和张小兰分到了贫农周大爷家。周大爷家有三间破土房，墙上糊着发黄的旧报纸，屋里只有一张大炕和一张小桌子。饭桌上，稀粥和窝头是常态。虽然日子清苦，但周大爷一家对我们特别好，时不时从鸡窝里摸出几个鸡蛋给我们煮着吃。
刚安顿下来没多久，就听说村里要调整插队知青的住处，说是要让我们多接触不同的家庭。我和张小兰被分到了四队，这里出了名的“地主队”。
说到“地主队”，村里人都摇头。因为四队住着牛家柱一家，他们家是村里唯一一个被打成地主成分的家庭。听说他爷爷解放前开过粮店，后来土地改革，财产被分光了，可“地主”这顶帽子一直扣在他们头上。
刚到四队时，我心里别提多不情愿了。住“地主家”？谁愿意跟“地主崽子”搅在一起？
可没办法，命令下来了，我们只能搬过去。
牛家有两间正房和一间偏房，正房里住着牛家柱的母亲和妹妹牛金花，我们被安排住在偏房。那天，牛家柱帮我们搬行李，他穿着一件旧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袖口打了补丁，脸上还有些腼腆：“屋里有点冷，我去多铺点稻草。”
他声音低沉，像怕吓着我们似的。
我没理他，心里想着赶紧搬完赶紧走。
可是住下来没几天，我的心就开始软了。
牛家柱一家对我们特别好。他母亲整天笑呵呵的，煮了热粥总往我们屋里送。牛金花才十七岁，见了我们总是甜甜地叫“姐姐”，还喜欢拉着我们聊城里的生活。至于牛家柱，他话不多，干活却勤快。挑水、劈柴、修屋顶，什么都干得利利索索。
可我还是尽量和他们保持距离，毕竟村里人议论纷纷，说我们知青跟“地主家”走得太近，会“立场不稳”。
可是有些事情，想远也远不了。
那年冬天，村里开批斗会，牛家柱和他母亲被押上台。牛家柱低着头，背挺得直直的，任人指着鼻子骂。场下有人喊：“地主崽子，就该一辈子低头！”我站在人群里，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
回到家时，牛母还笑着问我：“文清啊，晚上想吃啥？婶儿给你蒸点窝头好不好？”
我勉强笑了笑，心里却酸得不行。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发现牛家柱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坏”。他性格憨厚，干活卖力，对邻里也热心肠。队里谁家有困难，他总是第一个上前帮忙。一次，我下地挑粪，不小心把土筐弄翻了，牛家柱二话没说就帮我重新装好，还让我挑轻一点的。
我站在田埂上，看着他满头大汗的样子，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1971年春天，村里来了招工的机会，是去县城当售货员。张小兰削尖了脑袋想争取，还劝我一起试试。我心里也动了念头，可很快听说，民兵队长根本没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他说我和“地主家”走得太近，立场不坚定。
我气得想去找他理论，可牛家柱拦住了我：“别去惹事，你是北京来的，迟早能走出去，别因为我们耽误了前程。”
他的语气平静得让我心里一颤。
可谁知道，我的心却越陷越深。
1972年冬天，牛母病倒了。我经常去帮忙端水送药，烧火煮粥。牛家柱看着我忙前忙后，突然低声对我说：“文清，你别再来了。村里人怎么看你，你不知道吗？”
我听了这话，心里又气又急，脱口而出：“我管别人怎么看！”
说完这句话，我才发现自己的声音都在发抖。
1973年春天，牛母去世了。临终前，她拉着我的手，轻声说：“文清啊，你是个好姑娘，可咱家……咱家拖累不起你。”
我鼻子一酸，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下来。
那年秋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嫁给牛家柱。
消息传开后，村里炸了锅。张小兰急得直跺脚：“文清，你是不是疯了？你这样，怎么回北京？怎么找工作？”
父母听说后，直接寄来一封信，斥责我糊涂，说如果我执意要嫁，他们就和我断绝关系。
可我认定了牛家柱。婚礼那天，村里人指指点点，说什么的都有。牛家柱穿着一身旧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捧着几枝野花，站在村口等我。我看着他，眼泪差点掉下来，但心里却异常坚定。
婚后生活虽然清苦，但我从没后悔过自己的选择。牛家柱待我如珍宝，每天干完活回家，还要帮我擦鞋、缝衣服。我们一起下地干活，一起在灶台前忙活晚饭。村里人渐渐对我改观了，虽然有些人还背后嘀嘀咕咕，但我已经不在乎了。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心里一阵激动。这是我们改变命运的机会！我拉着牛家柱一起报名，村里人都笑话我们，说地主崽子考得再好，政审也过不了。
考试结果出来时，我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而牛家柱也考上了太原工学院。更让我意外的是，政审居然通过了！原来政策在逐步放宽，更多地看重个人能力。这一次，我们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
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中学老师，牛家柱进入了省设计院。我们一家搬到省城，过上了别人眼里“体面”的生活。
后来，我带着儿子回了一趟北京，父母看到外孙后，再也不提当年的事，只是一个劲问：“家柱咋没一起来？下次一定带他一起来。”
这些年，回想起插队的日子，我心里有太多感慨。人生的路，虽然坎坷，但只要坚持，总会看到希望的光亮。
如今，我和牛家柱已经退休，儿子也在北京成家立业。每每看到他，我总会想起那个土墙下劈柴的身影，心里满是感激和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