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日本曾给中华民族造成过深重的苦难。那么日本侵华最早到底始于何时呢？可能有人会说是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的，可能有人会说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还有人可能会说是从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的。其实日本对我国的侵略早在甲午战争以前就已开始了。日本作为位于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界处的岛国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多火山地震......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日本人很早就形成了大陆情结。

早在公元4世纪尚未完全统一日本列岛的大和王朝就出兵朝鲜半岛征服了所谓“弁韩之地”。那时的朝鲜半岛正上演着“三国演义”的剧目：高句丽占据着现在的朝鲜以及中国的辽东半岛，而百济和新罗则分据现在的韩国。此后日本不断介入高句丽、百济、新罗朝鲜半岛三国之间的纷争中。三国中百济为争取日本的支持主动向日本称臣朝贡。公元660年百济被新罗与中国唐朝组成联军攻灭。

日本为保住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把在本国当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册封为百济王，随后又派出日军五千余人、战舰一百七十艘护送扶余丰返回百济故地。日本对朝鲜半岛局势的介入引发了与唐朝、新罗的冲突。公元663年唐军刘仁轨部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与四倍于己的倭国百济联军遭遇。这时刘仁轨麾下的水军包括170艘船只、2万人；日本和百济方面的水军包括800多艘船只、5万人，此外在江边还有百济骑兵作为策应。

日本百济联军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不过刘仁轨也有自己的优势：唐朝的战船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大型战舰，而日本船只则大小杂乱。刘仁轨的主要任务是运兵和押粮，事先他并没估计到会与敌军主力遭遇。开拔后的第二天刘仁轨在白江口外遇到了日本水军先头部队，双方进行了小规模的战斗后就各自退去。这次战斗没什么决定意义，但双方都意识到对方的水军主力就在面前。

日本百济联军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这次军事会议充分暴露出日本百济联军的弱点：参会的指挥官有百济王扶余丰璋、日本大将军阿昙比逻夫、前将军上毛野稚子、中将军巨势译语、后将军阿倍比罗夫......这些指挥官之间彼此并无节制，基本上是每个指挥官率所部各自为战。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将军们没考察水文风向之类的技术细节，而是在经过一番乱哄哄的讨论后得出一个极富乐观主义的结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

这个结论用大白话说就是：我们一窝蜂冲上去就能把他们吓跑了。这样的作战模式其实和日本当时的国家性质有关。这时的日本其实还处于由原始部族向国家形态过渡的阶段，所以缺乏像已进入高度成熟的国家形态的中国那样一整套军队调度机制。日军实际上是由地方豪族的私家武装力量临时拼凑而成。这些私家武装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协同作战的经验，所以很难在海上形成包围圈，那么倒不如大家一拥而上更为省事。

这时唐军在纪律和训练上的优势就表现出来了。在中央舰队被迫后退收缩时两翼舰只利用相对靠前的局面同时向中央收拢。这样本来主动冲锋的日本百济联军舰队就陷入了唐军的包围之中。这时唐军舰只是顺流而下，而日本百济方面是逆流而上。水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唐军在兵力上的不足。当刘仁轨发现自己的部队已成功合围敌军时立即下令两翼舰船同时夹击敌军。唐军除了用弓弩向敌舰射击之外还采用火攻。

日本百济方面数量众多的小船拥挤在狭小的水域内迅速乱成一团：夺路而逃的火船将火种带至后续大船。本来日本百济水军就布局混乱。这时就更为被动了。狭小的白江水面瞬间变成了下饺子的大锅。日本百济方面的士兵如果不想被煮熟就只剩跳水逃命这一条路可走了。这种局面进一步造成相近船只无法及时调转航向。至此日本百济联军已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随着唐军舰船不断向前推进使战争地点向河道宽阔的下游转移。

配备火器的唐朝舰船成为实施攻击的主力。两天之内唐军四战皆捷：焚烧倭国战船四百艘，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此时的日军还没后世的所谓武士道精神。战败后的日军兵将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听凭唐军与新罗军发落。这场白江口之战不仅是中日两国第一次交锋，也是东北亚地区已知较早的一次具有国际性的战役。这是两国综合国力的一次较量：当时唐朝国力和倭国的实力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双方武器战船存在代差，战术水准更是不在一个层次上。尽管在实际战场上日本方面占据兵力优势，然而唐将刘仁轨用火攻的方式几乎尽数将倭国战船焚毁。此战奠定了此后1000多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战败后的日本并未排斥大唐文明，恰恰相反向大唐学习的风尚更加普遍：公元700年（日本文武天皇五年）中臣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参与编纂的《大宝律令》完成并于次年（日本大宝元年）正式颁布。

这部著名的法典计有律六卷、令十一卷。它的制定标志着日本封建制度的确立。日本大化改新是个逐步的过程。改新期间由于旧势力的反扑一度恢复过落后的部民制，大约经历半个多世纪后改革的纲领才在实施中不断完善和修改。《大宝律令》使改革成果以法律形式得以巩固。《大宝律令》实施以唐制为框架的政治体制：日本引入了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日本把中书省冠名为中务省，部门首长称为中务卿，如果是皇室亲王担任则称中书王。

日本没设置相当于门下省的部门，没把敕书的立案和审议工作分开；日本太政官则相当于尚书省，部门首长为太政大臣，下设左右大臣。隋唐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日本则设有负责国防治安的兵部省、负责司法刑讯的刑部省、负责工程建设的宫内省、负责官制人事的式部省、负责度支财务的民部省、负责教育礼仪的治部省、负责纠察官员的弹正台（对应中国的尚书省六部和御史台）。

白江口之战后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频率、规模和影响力甚至更胜战前：第七至第十次遣唐使（669~733年）的遣唐使规模一般为四条船、五六百人。这一数据大约是战前的两三倍。在两国的使者队伍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唐日“混血儿”：在两百多年的交往中日本人在唐结婚生子和唐人在日本结婚生子并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公元734年作为第十次遣唐使的护送使前往日本的唐朝音乐家袁晋卿、皇甫东朝及其女儿皇甫升女后来都留居日本。

公元717年（开元五年）日本第九批遣唐使入唐，日后成为李白好友的晁衡（当时还叫日语名字阿倍仲麻吕）就在这批遣唐使中。天宝十二年（753）十一月十五日鉴真大师在经历五次东渡失败的经历后率弟子40余人从扬州（今瓜洲镇入江口处）出发第六次启程渡海，同年在日本萨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月浦）登岸，经太宰府、大阪等地于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

如果非要说历史上曾存在过中日友好的时期，恐怕就该算是这一时期了。这一时期大唐帝国开疆拓土国力鼎盛，日本放下一切架子虚心学习。白江口之战彻底打服了日本从而维持了此后中日之间的长期和平。这倒是应了那句老话“中国强，日本为臣妾；中国弱，日本为寇盗”。公元894年日本单方面结束派遣遣唐使。至此这段中日历史上真正的友好时期结束，之后这个民族开始逐渐走向狂热好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