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麦卡锡终于在1954年受到了同事的谴责，但到此时，他已经得到想要的结果（死于1957年），自由主义者们对于他所诽谤的主要人物，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
因为，欧文有一群朋友为保护他的清白而努力。
1950年3月27日，在他将离开喀布尔回国前，我凑齐了所有我认识的大约40名中国问题专家，请求他们一起给泰丁斯参议员写信，说明他们在欧文·拉铁摩尔的著作成果是否属于“亲苏”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如果“由于质疑他的忠诚而受到持续的公开羞辱……我们都能够为其进行辩护……如果广大美国学者在从事亚洲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受到恐吓或被置于公众质疑之下，那将会是美国公众的一场灾难，他们将会陷入处理亚洲关系的困境”。
当我在广播中，提起“我的朋友欧文·拉铁摩尔”时，这被认为是一项十分勇敢的举动。
1937年6月，拉铁摩尔（左一）访问延安。
但是，当参加广播辩论时，我同样会小心谨慎地说，我并不完全赞同他的所有观点，我也认同正统的意识形态高于一切，这是我们面对国民对亚洲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所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而且，在每篇文章的开头用一些词或短语来表明反共的立场，变成了一种保证自身安全的习惯。
这显然就如同在出版物中，第一个脚注必引用马克思、列宁或斯大林的语录这种苏联习惯的美国翻版，只不过，形式更加微妙一些。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将会变为意识形态式的斗争。用各种形式的文字表达时，都表现得那么谨小慎微，实际上，我们已经像人们历史上做过的那样，加入正义方去对抗那些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和我们相反，却和我们一样应享有平等权利的另一方。
这仍然是今天人类所采取的主要姿态，我们仍然有很好的机会“正确地”毁灭掉自己。
意识形态的作用，在我们与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之间的友谊上表现得很充分。
他是一个仪表堂堂、又高又瘦的日耳曼人，前共产党员学者，他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使他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理论分析领域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继承者。
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他移民美国并与共产主义决裂后，开始着手一项庞大的工作，计划在哥伦比亚大学洛氏纪念图书馆翻译并分析中国官方历史。
后来，我邀请卡尔·奥古斯特开设有关地区研究的讲座，他以先知般的气势，讲述了灌溉过程中的水利控制和运河运输，如何成为中国所有王朝的君主专政官僚体系的根基，深深地吸引了我的学生们。
而对于马克思，他简要列举过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理论错误，卡尔提出了彻底的否定，关于这一问题，他还曾经在莫斯科进行过一次辩论，这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他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具有德国式的复杂思考方式。
1948年10月，他赞扬了我的著作《美国与中国》，当他在11月来作讲座时，他和妻子就在坎布里奇和我们住在一起。
后来的1949年12月，他来作讲座时也是如此。1951年3月，他又来作了一次讲座。
当时，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在莱因霍尔德·尼布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亚洲研究小组，主要是研究中国的，成员包括哈罗德·伊罗生、魏特夫、小亚瑟·施莱辛格和我。
我们发现，在探讨的问题上意见很难达成一致，因为，我们纯美国的行事风格很难适应卡尔·奥古斯特那种长篇大论，最终，这个项目被迫宣告流产。
始于1951年7月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听证会上，出现了很多新的刺激性强的证据，包括大批人的通信往来和告发，卡尔·奥古斯特明显是被吓破了胆。
他显然不喜欢在德国他曾被关押过的集中营，于是，决心对于可能即将发生的事情明哲保身。
他作证说，在1935年至1936年间，当时，他还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从他在中国时与欧文·拉铁摩尔之间的谈话，他可以确定欧文同样也是秘密共产党员，虽然，他们的谈话并没有明确表明什么。
后来，欧文曾经帮助魏特夫（卡尔·奥古斯特）以非共产党知识分子难民的身份移民进入美国，但是，这种无辜的善意反被接受帮助的人拿来对付他。
魏特夫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51年8月，当我受到指控的时候，小亚瑟·施莱辛格要求魏特夫写份证明材料为我说话，他同样退缩了，并声称，对于我的真实立场他从来都不太清楚。
毕竟，当时我是支持拉铁摩尔的，事实上，还邀请他来哈佛大学作过讲座。
对于我和魏特夫来说，这些事情说明了两个问题。他的思维方式使他将理论当成终极真理，抽象则是基本事实。（他的理论说白了就是唯我主义。）
在我看来，这在本质上是体现了一种宗教式的盲目狂热的思维，一种体现在文字上的信仰。
我似乎有一个完全相反的弱点，我很难严肃认真地对待理论化的公式。
我认为，所有的证明都是建立在假设前提的基础上。我并不完全信仰《圣经》中的教义，也不会把某种形式的文字，视为终极真理，更不会由于对词语的不同解释而改变自己，使得我太过宽容和淡然。
人作为使用语言的动物，理智或信念只是行为动机中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唯意识形态论思维的前共产党员出于恐惧而变成指控者，那他将在意识形态方面为自己找借口，说自己是在尽爱国者的责任，提醒我们防止危险。
因此，我只能说，他这样做是充满了恐惧，不过，我不会因此反对他。
即便是在会令很多人发狂的情况下，我也不会恼怒冲动，这无疑表明了我的某种弱点，但我更愿意将其归因于自信。
直至1967年，我主持了在安阿伯市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家会议，卡尔·奥古斯特也在会上作了发言。
当时，我也在听众席上，这是给他个面子，同时，抵消我对他那一成不变的偏执的惊讶。
欧文也参加了那次大会，他对我说：“正清，对待那些人再好看来也是没有希望的，他们根本不会改变自己。”我想，他说得对。
在针对我的忠诚审查中，我的重要性并不是很高。我的问题并没有被提交到麦卡锡的政府计划委员会，而是由它的对手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麦卡伦的领导下）下属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来处理，也正是他们抢在麦卡锡的前面，查缴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文件。
与那些驻华的外交人员不同，我不属于委员会编写调查报告和制定政策建议的主要人物。
也与拉铁摩尔不同，我更偏重学术性的成果和较低的曝光度使我不太会成为受害者。
相比他675页的证词记录，关于我的记录只有107页，收录在公开发表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听证会记录的第11卷中。
我从来没有觉得需要作什么辩护，事实上，如果他们不对我作这些调查，我甚至认为这里面应该没有我什么事。
现在，当我回忆往事时，我更关心的是这段经历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从中能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当时，我的情况并不是至关重要的，我被牵扯进去，算是一个意外，仅仅是因为当时准备前往被占领的日本，而去那里，除了需要护照外，还需要美国陆军的入境许可。
我们在1951年4月提交了申请，到了7月中旬，我们得知申请还需要东京方面同意，于是，就决定将旅行车当成婴儿游乐场，带上我们刚出生的小女儿劳拉去周游美国，顺便到各地探亲访友。
到了9月，我们暂住在芮沃寿和芮玛丽夫妇在斯坦福的家里，等待着出发去日本。
与此同时，紧张的调查活动并没有停歇。从2月起，他们从收缴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文件中找到了大量的神秘信息、可疑的活动、有问题的团体……多得足以让侦探们垂涎三尺。路易斯·布登兹和伊丽莎白·本特利之类的前共产党员也“指认”共产党成员和各个阵线的成员。
7月25日，麦卡伦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听证会开始了，8月14日，本特利作证说，我曾为一个“间谍网”送过情报。
8月23日，《工人日报》的前任编辑布登兹也作证说，他知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不是私下与他见面时承认的，而是通过官方报告，就是在1945年”。
在9月4日，据新闻报道，有关我去日本的入境军事许可也被否决了，不许我进入日本。
我给保罗·巴克教务长打了电话，于是，他将我调回了全职教学岗位。之后，我又给麦卡伦委员会发电报要求进行作证，然后就驱车赶回了坎布里奇。
保罗·巴克建议我找法学院院长欧文·格里斯沃尔特咨询相关法律，后者向我推荐了波士顿最大的乔特、霍尔和斯图尔特律师事务所。
在这个事务所，我认识了理查德·维特，一个谦逊、坚定而又轮廓鲜明的新英格兰人。
“你是，或者曾经是共产党员吗？”他问道。
我回答说：“不是。”
于是他说：“那好，我能做些什么呢？”
之后，我们开始了合作。我意识到，在明显缺少必要调查的前提下，哈佛大学无法以正常途径来声明我是无罪的，而这种调查是不能去开展的。
我的案件是直接在我作为普通公民和作为原告的麦卡伦委员会之间进行的，我们都有一定的法律上的权利和约束。
州街的一名顶级律师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同时，我还得到了哈佛校方的帮助，以及大量来自学校秘书处的同事朋友们的精神支持。
我向他们通知了修改辩护计划的情况：
“毫无疑问，在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前我确实在中国，但我身在中国与共产党取得胜利两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
在过去20年里，我尽可能接触了大量中国人或是对中国研究感兴趣的其他人，所以，我的‘关系网’中，除了现在还时常相互问候的朋友外，确实也可能会有一批可疑的人物。”
到10月1日，我编写完成了准备发表的《1946—1950年著作和演讲选录》（共计22页，其中收录了我对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如何与之打交道的所有关键言论。我认为这一节选会使人印象深刻）。
但是，我现在很后悔在1950年6月20日的《哈佛夏季校报》上撰文说：
“为了在朝鲜取得全面的胜利，美国绝不能在三八线前停下来，我们必须深入北朝鲜境内，并且施行一项统一整个朝鲜的政策。”
直到后来我们抵达了鸭绿江边，而中国于10月开始介入战争后，我才指出没有哪个大国会容忍敌人出现在自己重要的工业区附近。
这种延时的智慧是历史学家的特权，只有在事情发生之后，才会醒悟过来。
我的《1946—1950年著作和演讲选录》结尾，是刊登在1950年11月的《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
文章指出，共产党信奉“重视自由主义者所重视的改革和自由，并谴责国民党的罪恶。这使得自由主义者将共产党视为自由主义者，也使得国民党右翼将自由主义者视为共产党”。
我仍然试图使人们理解，共产主义在中国是正义的，但在美国是邪恶的。这是客观的实际情况。但是，我的这种言论在美国却显得不那么可信，报纸关注的焦点全都集中在本特利、布登兹这类人的告发活动上。
9月7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中，指出了我的尴尬处境：
“麦卡伦委员会不允许他在小组委员会面前作公开辩护，却允许小组委员会对其提出公开控告。
任何形式的审讯都不适用于他，因为他并没有被指控犯罪，而那些针对他的指控又是在国会豁免权的保护下提出的。甚至于忠诚委员会的审查程序也用不到他身上，因为他并不是政府雇员。”
同时，军队的反应是成立一个军事入境许可证审查委员会，其采用的流程与针对普通政府雇员的忠诚安全审查听证会流程相同。
1951年12月5日到6日，我接受了这个委员会的听证调查并且受到了一大堆的指控。
1952年2月11日，委员会又寄给我一份包括10项进一步的指控清单，而我以书面形式作了回复。
3月11日下午，我出席了麦卡伦委员会的非公开会议，12日，又参加了该委员会整整一天的公开会议。
因此，我体验了两种不同形式的调查，在五角大楼进行的是对媒体保密的忠诚安全行政审查程序，在国会进行的是对公众公开的国会委员会听证。而两者的对比则显得十分强烈，令人吃惊。
1951年12月5日，迪克·维特和我来到五角大楼指定的楼层路线，穿过环形的走廊，来到了委员会所在的办公室。
调查由默里·希森古德主持，他是一位哈佛毕业的前辈，也是辛辛那提市的内政改革者。他的两边是委员会另外两名成员，韦斯特先生和菲利普斯将军。
我的辩护人提交了我对指控的书面回复以及各种有关证据，同时，还拿出了一份由25人组成的品德信誉担保人名单，其中包括3位大使、4位将军、2位参议员和其他一些公众人物。
接下来，他又接连请3位证人出面：唐·麦凯（我在哈佛的同事）、比尔·杨曼（美国国际保险公司负责人），以及约翰·梅尔比（我在南京时的大使馆联络员），他们都宣称我过去不太可能是共产党分子。
给我们准备的“大餐”也不是那么容易消化的，因为，这些指控都是由联邦调查局提供的并没有说明来源的一段段文件片断构成，就如以下这些：
“（4）据称你曾经担任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顾问。”
我压根儿不知道有这样的组织，更不可能为他们提供建议，也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这种事情。
“（7）在1947年、1948年以及1950年，你曾经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一名活跃成员。”
确实如此，但这又能说明什么？
“（11）1949年1月3日的《工人日报》曾经刊载一篇文章，其中有一份致第81届国会成员要求废除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公开信，署名者中有你的名字。”
没什么问题，这封信最初是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
这些指控看来都很琐碎，主要的指控是：
“（1）据称你将会成为，或者已经成为一名持证的正式共产党员。”
我相信，这项指控使得其余的大部分指控都成为作伪证的可能依据。但是，没有迹象能支持这些指控，我为什么要“持证”？那不是一个党员最不可能做的事情吗？
这个听证会是一个可以当面对我进行彻底审查的机会。人都到齐后，一群体面的信奉新教的欧洲裔美国人端坐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里，想要从我和其他人一遍遍重复的证词里，获得一种证实，证实我是一名反共产主义者，而且，基本上不可能在日本弄出什么麻烦事来。
我在朝鲜战争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给我带来一点小小的麻烦，但是也被作为一种可行的立场被接受，毕竟我们过去也承认了莫斯科政府。
迪克·维特和委员会的律师一起，从不同的观点对我进行了充满技巧的询问，之后，就像对陪审团作陈述一样对案件作出总结，避免对哈佛大学造成损害是他的最后意见。
从会场出来后，我对委员会普遍的礼貌和诚意印象深刻，但是，我也很庆幸我的工作并不依赖于这些局外人的粗略审查，他们不会明白我在两种敌对文化间的复杂作用。
显然，在存有疑问的情况下，委员会必须首先保护国家而不是保护我。
关于我后续的10项指控，主要来自太平洋国际学会听证会，我再次以书面形式作了回应，但这次我请求不要再召集新的听证会。
我不能让这些指控成为我的负担，在不能提供更多复杂事件细节的情况下，其中很多指控完全是没有意义的。
总的来说，后续的指控更多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例如：
“（d）在1943年，罗辛格向霍兰德表示，他‘期待着费正清和希斯的意见’。”
（当然，在9年后的1952年，希斯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哈佛叛徒”的代名词。）
“（f）爱泼斯坦曾经说你‘从桂林来，并且给他带了件东西’。”
（这件“东西”其实是一份关于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的报告。）
“（i）在1943年，你的妻子曾经索要过一篇由钱端升所著文章的稿费，并且由她转给在中国的钱端升。”
（确实是这样，那100美元的稿费后来帮助了他们一家维持必要的生活。）
如果这些活动中关联到的人是有嫌疑的，那么，这些活动也就是有嫌疑的。一旦因关联而被认为有罪，坏名声就像色斑一样扩散，最后构成一个充斥着各种可能的阴谋的世界。
由于我在1951年至1952年间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究过去的社会关系上，我保留了大量的有关资料，这些资料，记录的真实情况不仅涉及我当时正在面临的指控，而且涉及其他尚未提出的潜在指控。
史沫特莱（右一）旧照
这就是一场用事实去对抗莫须有的怀疑的游戏，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关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
在1946年至1947年的冬天，史沫特莱到波士顿的雷希诊所作检查，她当时依然被在参加游击队时患上的胃病折磨着，她在我的家里待了一个星期。其间，我的学生曾经来看望过她。
为了应对他们可能会就此事做文章，我在1951年要求康拉德·勃兰特向我作一项陈述，回忆当时，史沫特莱并没有隐瞒自己的亲中共立场，也没有试图掩盖什么。
然而，这个陈述保留在我的文件中，没有使用的机会。
［艾格尼丝后来去了英国，并于1950年在那里去世，中国大使馆接管了她留下的记录中国红军创始人朱德将军自传的手稿。这一作品后来出版，名为《伟大的道路》，但是书中缺少了关于长征时期的一个章节，在那一时期，朱德与毛泽东分开过一段时间。］
1952年3月12日，在麦卡伦委员会进行的公开听证会只能被看作这场正在进行的政治游戏中的一个插曲。
上午10点半，我们在参议院办公大楼424房间会面，这是一个天花板很高的房间，有一张委员会成员使用的铺着绿桌布的长会议桌，还有一张大桌子是留给媒体的，此外，还有能容纳大约200人的公众坐席。
美国国会听证会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和迪克·维特并排坐欧文的听证会上坐在欧文后面一样。同时，还有我的母亲，她善于作秀的天性使她很自然地以出现在现场的方式来声援我。
我在一个相对有利的时候出场，因为他们已经从早到晚地对欧文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询问。公众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依靠持续不断的询问来折磨被指控者的方式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做法。欧文也用强有力的措辞描绘了他之前和正在受到的待遇。
3月12日，参议员们完全处于劣势，我只是无足轻重的人，不需要像欧文那样为了应对叛国的指控而辩护。所以，我和对方都相对比较平和。
迪克·维特发现，他和主持听证会的威利斯·史密斯参议员拉上了关系并有一些共同点，在会前和会后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威尔玛愤愤不平地对他说：
“你干吗跟那个家伙套近乎？”
迪克像一位优秀美国律师一样回答说：
“用蜂蜜比用醋能捉到更多的苍蝇（奉承和套近乎总是比对抗更管用）。”
埃尔默·戴维斯继续成为当天的沃尔特·克隆凯茨（只不过他是亲自制作所有的晚间新闻），来到会场，他用很大的声音隔着房间对我喊道：
“正清，你晚上能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吗？”
我知道，他来这里就是为了用这种方式来声援我。
当天早晨的《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头条抢在委员会之前，发表了一篇基于我在会上陈述内容的报道，这使我与委员会的对抗中还占到了一些上风。
在3月10日该委员会进行的秘密会议非常简短，而11日下午的会议则十分漫长，因此，委员会为了不使时间被全部占用，决定不让所有的证人都将长长的陈述念完，也不用记入听证会记录，如何处理我的陈述还没定下来。
11日那天，当我从禁止旁听的听证会出来的时候，一直在外面等待的默里·马德尔和菲尔·波特问我：
“你的陈述会被同意录入听证会记录吗？”
“还没有定下来。”我答道。
“既然他们还没有把陈述纳入记录，那你可以把陈述稿交给我们。”
于是，我将陈述稿的复印件交给了他们，之后便有了第二天的头条新闻。
他们在报道中，引述的一个主要观点正是迪克·维特建议加入我的发言中的——我希望我的专业知识能帮助美国，但是，如果我蒙受不白之冤的话，那这一愿望又如何能实现？
在听证会上，我们双方对定义和程序的争论使我感到吃惊。
我们并没有被证据的法律条框所约束，尽管参议员们都十分尊重法律。我们谈论的内容包括了言论自由、联络自由、被当作证据的传闻、孙夫人是否是共产党人、什么才算共产党人、追随者、间谍网、前线组织、潜伏、渗透、党的路线、发起人卡特，等等。
最后，我宣读了自己的17页陈述并被记入了听证会记录。
